[摘要]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國”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关键词]费孝通；“定义”性；“注释”性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6-0023-07
20世纪90年代在讨论建立“中国化的”人类学时，论者或着力于分析与西方人类学不同的研究对象，如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有现象[1]，或强调要在理论观念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2]（P.36），但此特性谓何则甚为含混。本文将从费孝通与利奇的论争出发，对成长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所具有的不同思维模式加以尝试性分析。相异的文化思维模式不仅影响了人类学学者的研究立场、态度和方法，从而影响了人类学的实践模式，并涉及到“中国化”的人类学这一论题。
一、“异文化”与“本文化”：费孝通与利奇的论辩
（一）“成见”或“偏见”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7）一文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对自己人类学实践的回顾与反思。该文围绕《江村经济》一书就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1982）一书中针对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四个中国人类学家及其著作提出的尖锐批评①而引出的问题：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②
对利奇提出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费先生是这样理解的：“Leach公开认为中国人类学者不宜从本国的农村入手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他说‘在亲自具有第一手经验的文化情境里做田野作业，比一个完全陌生的外客用天真朴素的观点去接近要观察的事物困难多得多。当人类学者研究他自己社会的一鳞一爪时，他们的视野似乎已被从公众的甚于私人的经验得来的成见所扭曲了。’他的意见简单地说是自知之难，知己难于知人。这一点可以说和我国常说的‘贵有自知之明’颇有相同之处。”[3]（P.84）
利奇的看法首先涉及到人类学的基本立场。西方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源于欧洲人对不同于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与描述，即对“他人”及“异文化”的研究，其中包含着博物学家及科学家式的对人类身体、语言、社会制度等“知识”的兴趣和爱好。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如何去理解这些辛苦搜集的资料、按照怎样的观念及理论构想去进行分析并探测其中可能的意义，比搜集纯粹的孤立事实更重要，也更吸引人。这些不同的观念和理论构想则逐渐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在这其中，如何处理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学科内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许观念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或成见，接触陌生文化时应尽量不戴自身文化的有色眼镜，而是用“别人的眼睛”去看他们的世界，“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丰富和深化我们的世界观，了解我们的本性……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生来便接受的风俗、信仰和偏见的束缚，我们便不可能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种认识自己的智慧。”[4]（P.447）该学科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加固了这一信念，即通过对人类不同文化及其类型的详尽研究，去发现自己乃至当今社会的不足之处而加以警醒，进而有可能为设想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提供建议。
通过田野工作“进入”别人的意识，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从而更深地了解自己、丰富和深化自己的世界观的观念是建立在“自己”和“别人”的差异的基础上的，同时针对并包括着自己和别人——他必须尽可能地做到像别人那样去理解陌生的世界，同时又保持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头脑，这成为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一本优秀的民族志、发现某种新的理论构想乃至发现一种与已知迥异的新的世界观念的根基。也就是说，为了尽可能地深化对异文化的认识亦据此反省乃至批判本文化，这个人类学者必须同时站在“自己”和“他人”双方的立场上，在其间保持必要的平衡，进而在二者的张力中进行研究。这一双重性立场的获得也正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奠定的人类学田野工作风格的旨趣乃至根基，当这样的前在立场和田野工作风格被普遍接受时，亦成为了这门学科的基本构想和基本立场。
虽然之后的西方人类学不断发展出更多更复杂的理论体系，尤其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萨义德式的后殖民话语分析以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与批判的影响下，学科内部形成了多种反思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却从未脱离当初就有的基本构想，即通过别人的文化作为镜子来反观自己、反观现代社会，从而对如何建设一个可能更好的社会提供建议，亦从未放弃在“本文化”和“异文化”的二元性张力中去获取力量的学科性研究立场。③从这样的学科构想出发，人类学家研究己文化时将难以获得在研究异文化时所具有的“自己-他人”的双重立场及其张力，对全新世界的探索力度就可能变得微弱。所以不难理解，到了80年代，利奇仍然认为人类学者在自己的文化情境里做田野作业“比一个完全陌生的外客用天真朴素的观点去接近要观察的事物困难多得多”。其观点并非某种带偏颇的个人观点。
我们需要加以详考的则是费先生回答这一问题时的思路。
当费先生将“中国人类学者不宜从本国农村入手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这个尖锐意见归结为“简单地说是自知之难，知己难于知人”时，西方人类学那一在“自己”和“别人”之间具有张力的双重性立场已变成两个单独的立场，而“他人”—“自己”之双重性关系亦转换为“知人”与“知己”的难易程度关系。当费先生将如何“知己”与“知人”与中国的另一句老话“贵有自知之明”联系起来时，他就已经在“两个”立场当中选择了其中一个。接下来费先生用自己的三次田野实践来说明在“知己”及“自我内省”中所发现的文化异同关系，“我和我研究的对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特点，各族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似乎不能简单地以‘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来定位。”[3]（P.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