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伦作律，为乐史研究中争讼未决的千古疑案，在音乐学与历史学的诸多领域中均有重要学术意义。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光祈先生始对此案进行析证以来，七十余年间，音乐史家多对此有过篇幅不等、深浅不一的论证。然迄今犹徘徊于“疑”与“信”之间，未成定谳。幸有刘正国先生撰文，再度对此案“以神话学、图像学、考古学及文献学等多重材料的释证”，“做一断案式的破析，为求能真实地复原和解绎已消逝了的、中国上古乐史中曾经存在过的这一重要音乐事象”。拜读之后，尤觉受益匪浅。平心而论，刘文第一部分即“疑案文本”，就“疑案从无”和“疑案从有”两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各家关于本案的释证及其得失予以系统剖析，颇见刘氏有力之劬。然而刘文第二部分即文章主体“析案取证”则未必尽然，不仅于文本文献的解读有所疏失，而且对考古学实物的利用亦未尽合理。虽有“多重材料的释证”，却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故其文第三部分“结案语”中所得出的“‘凤凰之鸣’所指并非真正的鸟鸣，而是对‘琴声’的一种拟神化的描述”之结论并不能使人信服。由于本案为上古乐史研究中不容回避之课题，不仅关乎对上古乐史的建构与评价，亦涉及诸多史学理论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学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故笔者不揣谫陋，撰文对刘文中之疑点略陈管见并聊申拙见，以求教于刘先生及诸方家。
一、疑案再鞫，疑点尚存
刘先生在对历代音乐史家关于“伶伦作律”这一疑案的析证进行了一番学术史的分析总结之后，明确表示“对‘伶伦作律’的疑案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无’!但说‘有’，也确实不易”。同时还认为，正是由于“凤凰之鸣”的出现，才给本案蒙上了一层神话的色彩，指出“要想真正地了断‘伶伦作律’这一疑案，其关键就在于如何令人信服地破解‘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这一近乎神话传说的‘谜”’。上述观点，不为无见。但是，刘先生在分析了神话与史实的“素地”，“运用各种的方法来体悟和探究，予以合乎事理的破解”之后，却得出“‘凤凰之鸣’其实就是对一种器乐声响的形象性描述，所比拟的正应是华夏文化中独有的古老‘琴’声”之高论。其勇于探索，力创新说的精神，为笔者所钦敬。然而学术创新，须有充足证据予以佐证，尤其是对于这类“消逝久远，不可再现”的上古乐事，其求证则更须小心谨慎，方能达到刘先生所追求的“依据传世文本来钩沉发覆，寻幽探微，以便最大限度地恢复上古乐史的本来面目”。然而综观刘先生的考证过程，不仅没有“恢复上古乐史的本来面目”，反而使其更为扑朔迷离，难圆其说。现略具其详。
(一)伏羲造琴，于史无据
由于凤凰之呜比拟的是琴声。琴便取代凤凰而成为本案中的主要当事人。刘先生指出“琴与凤凰的关联，是有着极其古老的文化渊源可溯的”，这确是不错。但刘先生为证明黄帝时代即已有琴的存在，依据《世本》、蔡邕《琴操》、《续史记·三皇本纪》等汉晋载籍的记述，就将琴的发明权让给了伏羲氏(庖牺、宓牺)而又不加任何考辨。此绝不足以成为黄帝时代即有弦乐器存在的明证。
首先，关于琴的起源，历代文献中记载并不一致，兹举其大端如下：
1，伏羲说
除刘先生所列三种文献外，尚有：
马融《长笛赋》：“昔庖羲作琴，神农造瑟。”
《尔雅·释乐》：“大琴谓之离。郭璞注：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详长短，当犹是伏羲遗制。”
《魏书·乐志》：“伏羲弦琴，农皇制瑟。”
《路史，外纪》：“伏羲 木为琴，绳丝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离徽。”
此外尚有伏羲造瑟的说法(由于琴瑟形制相近，常并称之。故考琴之起源，不可置瑟不论)：
《世本·作篇》：“庖羲作瑟。瑟，洁也，使人精洁于心，纯一于行也。庖羲氏作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具二均声。”(秦嘉谟辑本、茆泮林辑本)
《说文》：“瑟，庖羲所作，弦乐也。”
《风俗通义·声音》：“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弦。”(并见《世本》雷学淇辑本、茆泮林辑本)
《楚辞·大招》王逸注：“伏羲作瑟，造《驾辩》之曲。”
《绎史·太皥纪》引《拾遗记》：“礼义文物于兹始作……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
《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作瑟三十六弦。”
《路史·外纪》：“伏羲短桑为三十六弦之瑟，所以修身养性，返其天真。”
2，神农说
《世本·作篇》：“神农作琴。”(孙冯翼辑本)“神农作琴。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日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商。”(秦嘉谟辑本、雷学淇辑本、茆泮林辑本)
《世本·作篇》：“神农作瑟。”(王谟辑本、雷学淇辑本、茆泮林辑本)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说文》：“琴，禁也，神农所作，调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
扬雄《琴清英》：“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天真者也。”
桓谭《新论·琴道》：“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道，合天地之和焉。”
傅毅《雅琴赋》：“神农之初制，尽声变之奥妙。”
傅玄《琴赋》序：“神农氏之造琴，所以畅和天人之性，为至和之主。”
《帝王世纪》：“神农氏，……作五弦之琴。”
3，晏龙说
《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
4，尧说
《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丁集卷四文艺门《抚琴要略》引《礼仪纂》：“尧使毋句作琴，五弦。”
5，舜说
《乐记·乐施篇》：“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
嵇康《琴赋》李善注引《尸子》：“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此外，《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专门提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我为何要不厌其烦地罗列有关琴瑟起源的诸种异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即可从中看出“层累造成”的痕迹。不错，以上所引文献多为汉晋时人所作，而《路史》则更出宋人手笔，其共同特点便是将琴瑟的发明归于上古传说中的人物。音乐史家对此类说法无一予以采信，兹举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明确指出：“关于这一时期是否已有琴瑟等弦乐器，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明确说明的地步。这里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我们有着不少关于琴瑟等弦乐器起源的传说，可是还没有发现考古学的，甚至文字学或语言学的证明。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