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搜集研究材料,细心地排除时间的影响,考证作品的作者、真伪和创作日期。很多学者费了大量的心力和功夫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如此,文学研究者却必须认识到这些努力仅是最后的研究工作的起步。这些起步工作的重要性常常是特别重大的,因为缺少这些工作,就无法解决在对作品做批评性分析和历时性了解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古代文学研究,尤其需要重视史料问题,无论是新史料的发现,还是史料操作方法上,都有严格的学术要求。以屈原和《楚辞》为研究中心的楚辞研究,在史料问题上,由于诸多原因,呈现出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一面。
时代越向上回溯,承载其文明信息的载体——“文献”就越稀缺。往往随着历史的延伸,这些文献或长埋地下,或灰飞烟灭,“幸存”下来的传世文献数量是极少的。由于传世文献主要指各种形态的书籍在流传过程不可避免存在或多或少的失真现象,往往也会给后人研究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读古书自考文始”,“欲先读书必先校书”或许太过偏激,但确是指出了治古代学问的“钥匙”所在。
以屈原和楚辞为研究中心的楚辞学、楚史、楚文化,大背景处于战国时期,年代久远。自楚辞诞生之日起,研究屈原和楚辞的学者就代有其人。观点时有更新转变,研究方法也多有不同,但关于屈原和楚辞比较可信、较原始的文献材料却很少有扩充。今天如果仅局限于汉宋之学、乾嘉之学,或仅仅采用“舶来”理论来阐释、研究这有限的原始传世文献资料,无疑会影响楚辞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实际上,长时间受限于史源不足,加之研究者研究方法、研究观念的陈旧、缺乏创新,楚辞研究的论文总体上看“中低水平的重复太多”。
在楚辞研究领域,由于中原始传世文献较少,利用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献、出土文物来补充、证实甚或推翻传世文献遂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有效手段。“‘出土文献’一词,可以由广义或狭义去理解。广义的‘出土文献’,覆盖面很广,连甲骨文、金文等都包括在内;狭义的‘出土文献’主要指地下发现的古代书籍,具体讲即简帛佚书之类。”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相较于金文、甲骨文较早被发现,在文史研究中较早地被利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迎来了与楚辞研究密切相关的简牍帛书的第二次大发现高潮。李学勤先生指出,在已出土的简帛中,战国的都属于楚国,具有强烈的楚文化特征。这一特殊情况,无疑会对“与楚文化、古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比较密切的屈原与楚辞研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以甲骨文、西域汉简、敦煌文书、清宫内阁档案这四大发现为例证,于《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的研究结论虽不尽完备,但作为文史研究中成功运用“二重证据法”解决学术个案的典型,有方法论和学术史的重大价值。
20世纪70年代初简牍帛书的第二次大发现具有强烈的楚文化特征,其涉及研究范围之广、出土数量之多,给楚辞学界带来了至今仍然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如果说王国维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今天学术研究仍有深远影响的话,那么“疑古学派”也在当时甚至其后相当长时期内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思路。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及对这些珍贵的原始史料认识进一步细致深入,导致了学界对史料处理、研究方法、研究观念等方面进行不断地“连锁反思”,并最终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的响亮口号,楚辞学界也不例外。
据有关学者统计,与《楚辞》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有:长沙子弹库帛书帛画、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唐勒》赋残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为吏之道》所附八首韵文、东周时期的楚国青铜器铭文等。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老子》、《庄子》、《山海经》、《列子》、《鹖冠子》、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西晋汲郡所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穆天子传》等。而与屈原、宋玉等作家生活大致同时的出土简帛就有: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九店楚简、慈利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购藏楚简等。
20世纪末,文学研究界兴起了对本世纪文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展望的研讨热潮。其中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于1999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一些先行运用出土文献解决楚辞研究难题的楚辞学者的学术成果、研究方法被隆重推介。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楚辞学者开始注意出土文献信息,开始注意运用出土文献解决学术难题。楚辞学界进而开始普遍、集中探索楚辞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的构建与创新。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云:“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术,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以出土文献研究屈原与楚辞,越来越受学者的青睐。
当然,“深入研究出土文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求研究者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厚实的小学根柢,广博的文献知识,对传世古籍十分熟悉,严谨细致的读书态度,发现问题和做严密科学分析的能力”。一些基本功扎实、具有挑战精神的楚辞研究者,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新观点,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
老一辈学者如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陈直、姜亮夫、陈子展、于省吾、朱季海、汤炳正、孙作云、何剑熏等,多有识见,尤长于小学,具备多学科的知识。他们对提升楚辞研究界学术层次、学术影响功勋卓著。由于大量的简帛文献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且整理出版滞后,多数前辈学者尚未及研究,但他们在研究中早就注意使用当时所能见的出土文献,使用“二重证据法”做出了有益的学术探索,有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不刊之论,其研究思路今天看来也不无借鉴价值。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大量引用楚、徐、吴、越等地的青铜器铭文,说明“南方的江淮流域,在春秋以前,已经有高度的文化”。陈直先生提出“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的”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是适合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状况的。他在《楚辞拾遗•自序》写道:“自1940年长沙战国墓葬陆续被盗,后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之正式发掘,所出铜、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纹、绘画、雕刻,无不精致绝伦。加以前此寿春所出各铜器,去年信阳所出漆器、竹简等,楚国文物,灿然大备。知楚国由于经济之发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与屈原之作品,有相互联带不可分割之关系。”今天楚地出土文献和文物已证实了他们的论断。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孕育屈原和楚辞的楚文化是高度文明的,而非蛮荒落后的。
于省吾先生在《泽螺居楚辞新证•序言》中指出:“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为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相印证。”其《泽螺居楚辞新证》,为了解释《楚辞》中若干字句上的义训问题,“多半取证于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
汤炳正先生善于运用出土文献与《楚辞》文献相印证。他利用临潼出土利簋铭文“岁鼎克”、银雀山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推算屈原的出生时间,与之前诸家说法都不相同,拓宽了研究思路,很有启发;他利用阜阳汉代《离骚》、《涉江》残简批驳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屈原否定论”,最为有力、有理、有据;他利用包山楚简探讨《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有参照系地重新审视了“奇文郁起”的《离骚》诗歌特色;他据曾侯乙墓竹简考证“左徒”与“登徒”的异同。汤先生研究视野之开阔,方法之多样自如,学术见解之新颖,令人惊叹不已。
中年学者“继前修之踵武”,亦注重运用出土文献。其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有萧兵、赵逵夫、汤漳平、黄灵庚、刘信芳等。赵逵夫不仅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而且对出土文献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著有《〈孙膑兵法〉校补》、唐勒《〈论义御〉校补》、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等等。尤其是他在考释湖北随县涢阳出土的铜簠铭文时,以为‘赤角’即屈御寇之子子朱的名,这一结论为考古学界所接受,在楚辞学界还是绝无仅有的。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对屈氏世系有专题研究,分为《屈氏世系研究回顾》、《西周与春秋的屈氏世系》、《列国时屈氏之徙于他国者》、《战国时代的屈氏》四个部分,论之尤详。其中利用包山楚简、长沙铜量铭文等出土文字资料,对屈氏世系深入考析、排列,多出不少鲜为人知的人物。汤漳平先生有楚墓竹简与《九歌》研究系列,利用江陵望山一号墓、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和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楚简,研究屈原和楚辞。通过楚简所见被祭祀诸神与《九歌》等传世文献参照比较研究,他认为《九歌》作品是屈原在怀王宫廷任职期间改造宫廷祭祀乐舞而形成的。汤先生还进行了《唐勒赋》残简与宋玉真伪研究,证明在宋玉时代是完全可以写出像《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这一类赋作的。可见,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屈原以下的楚辞作家尤其是宋玉、唐勒还可以做出一些文章。
我先后撰有论文如《楚辞与楚辞学》、《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关系与出路》、《关于“楚辞”的传播与“楚辞学”的分类——撰写〈楚辞学史〉的思考与探索》。这些论著从宏观上论证运用考古学的知识、利用出土文献的相互关系,通过楚辞和楚文化互证,推进楚文化研究的可行性和必然性,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反响。关于屈原生平、仕履研究,我也做了一些探索,著有《屈原考古新证》,发表论文《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三闾”渊源考》、《屈原仕履考》、《屈原“流放江南”考》。通过诸如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四时》、《小克鼎》、《大克鼎》、《邾公鉈铭》、周原甲骨卜辞、《诅楚文》以及大量楚系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的互证,解决了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比如:其一,理清了楚人、楚国国君、楚王族的渊源、发展线索;其二,揭示了战国三大姓昭、屈、景与“楚之同姓”的来源,否定了屈原与楚王比较疏远的观点;屈氏在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均为楚国大姓,否定了战国时代“屈氏”衰微的观点,指出即使在楚怀王时期,屈氏家族还是人丁兴旺,身居要职,势力较大的;其三,揭示了屈氏家族鲜明而强烈的传统与家风。通过考古实证研究,澄清了一些历史争端。如,通过对屈原仕履、放逐、沉江的考证,不仅强调了屈原的真实存在,而且否定了屈原是一个“大巫”、“文学弄臣”等无稽之谈。尤其是第一次使用了“左徒戈”铭文,使结论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对风靡文学界的裘锡圭、汤炳正二先生提出的“左徒”即“登徒”说予以质疑、否定,再次强调方法论的严肃性。
正如前面所说,利用好出土文献、考古成果来研究楚辞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我们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客观上看,出土文献的整理相当滞后。有的简帛资料出土之后,整理出版长达20多年,大部分研究者对出土文献进行针对性研究就更在其后。主观上讲,能够综合运用各门学科,尤其是具有深厚的小学根底、掌握现代考古学理论知识、致力于楚辞研究的研究者为数毕竟不多。一些学者在研究出土文献过程中不追求论证的严密性,随意比附,产生了不良的学术影响。对这些不良倾向,研究者应给以高度的警惕。
作者简介:周建忠,男,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