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文论家、美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作者批判中，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通过话语分析揭示出，话语陈述主体就是权力主体，理性主义的作者概念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产物，作者的实质是话语传播特征的外部标志。这样，作者不是统辖文本话语的陈述主体，意味着书写就是作者在文本中的缺席或称“死亡”，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为不同的话语功能。因此，在米歇尔·福柯的文学视域，“作者死了”之后，文学书写就可以成为书写者心灵的自由游弋与自我呵护。
关键词：福柯；作者；书写；审美
文学是在人与世界的双向结构中向人而创生的一种审美价值形态。其存在形态既不缘于天神的掌控，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事实，而是人与物交互感应方式的显形。文学创生的力量是由人发出的，人就被视为文学活动的主体。对于人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的认可方式和程度的不同，就造成对于“作者”及其对应的文学书写所进行解释的不同观点。米歇尔·福柯，批判西方传统文论将主体与作者按同意语词来代替，以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构造了连续性的作者概念。他认为，作者只不过是在文本的外形线上，标志话语传播特征的功能；因此，书写可以成为一种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自我技术，即自我自由选择的诗意化生存方式。
一、从作者批判透视话语陈述中的主体与作者分离
以理性主义作者理论为批判的靶子，福柯揭示出，在理性主义的操控下，作者在特定时期突变为一种指代主体的概念，文本书写就就是以赎罪的技术规训主体的过程。进入十六世纪是基督教化深入地发展，随着基督教的深化，权力的审查程序在强化，突显出神甫权力将作者视为书写主体并对作者书写进行绝对控制。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正是如法炮制地，将作者主体化并置其于必须接受权力规范的检查机制，作者成了受审查的对象，文本便成了“一大批按人头和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进入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1]可见，在检查权力的操控下，作者的书写成为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监视下的话语描述。赋予自身以优先权的理性主体，将权力与话语结合起来，通过诸如正确与不正常、事实与虚妄、理性与疯癫等规则来对作者进行规定与控制，在构造连续性、整体性的作者概念背后，操纵和涂改着作者的存在方式，将文本解释成连续性的话语整体，把人类的意识变成原主体的理性书写。这使得作者就成了权力-知识机制的产物而被操控为知识的对象。然而，这种权力的书写与书写的本源现象相去甚远。为揭示书写的真相，福柯用知识考古学方法，通过话语分析，“考证”作者概念与话语陈述主体的非同一性。
如果说传统分类学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话语的规律、系统，在话语表层之下蓄积深层的意义整体；那么，福柯进行知识“考古”的原则，就是要中立、客观地、排除任何先验与经验参与，抛开对象的严肃性、神圣性，将对象的、真理和意义存而不论，同时将研究者置于历史和现实的旁观位置，从而避免使知识再度沦为先验权力的操控对象。正是立足于考古学的旁观视角，福柯的话语研究不是去发现事物是什么或具有什么样的本质，不是去判定事物与话语的关系真相，不是探究“谁在说话”[2]，而是要分析话语本身，要考察一种话语的出现及事物成为一个话题的方式。从话语出现的角度看，知识考古学就是去研究事物相应的话语的形成，揭示话语构成的规则整体。话语不是一种臆想结果，也不指代对象；话语在相关的科学领域里构建着对象。在具有整一性科学话语系统里，理性主体以话语的优先权，对不同种类的表述内容，如心灵、躯体、生活、个人历史、神经心理，进行联系、分类、组合，使之相互作用，形成为一个疾病（如疯癫）陈述的系统整体。陈述是话语的单位而指向话语构成，不同的话语，因其隶属于同一形成系统，而形成上一层的陈述整体。然而，如同法律通告的作者不是打字员，话语的陈述主体也不是文本作者；对于话语而言，作者并不存在。因此，福柯说：“我们不应该把陈述的主体设想为与表述的作者是统一的，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功能上他们都不相同。”[3]可见，福柯反对将陈述的生产主体理解为文本作者的企图。陈述主体是一个特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但是，这个位置不是一劳永逸地被确定、被贯穿和保留在某个文本、书籍和作品之中，相反，它在变化—或毋宁说它如此的具有可变性……”。[4]也就是说，陈述与陈述主体，是一种“位置”关系，没有既定的陈述主体。“主体”只有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才能成为特定的陈述主体。当陈述主体的位置遭受理性主义先验合法的控制之时，主体的位置就被预置为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理性主体，而文本作者却因不是话语的陈述主体，而成为一种可变而复杂的话语功能。
如果说福柯的话语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否认了作者与陈述主体的同一性，揭示出作者在话语陈述之外，那么，对于文本而言，这就意味着作者的缺席。
二、从作者缺席到作者功能的转化释放出书写的审美之维
如同作者在具有整一性的陈述话语中的缺席，写作活动中，作品也没有整一的作者主体。福柯指出，写作指向语言本身,然而又不局限于语言内在性的限制，必须依靠作者从外部展开对这种内在性的认识。而这个外部展开就是在理性支配下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由能指本身的性质来导向,而不是由表示的内容来生成。因此，当写作成为理性的奴婢时，写作就成了一种外部展开的认识活动，变成了理性的逻辑符号之间的演绎。这使得“这种写作的本质基础不是与写作行为相关的崇高情感，也不是将某个主体嵌入语言。实际上，它主要关心的是创造一个开局。在开局之后，写作的主体便不断消失。”[5]可见，写作不是对主观感受的“表达”，也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再现”，而是语言自身符号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与其说是其所指的内容所致，不如说是根据其能指的弥散而发生，也就是作者在某种话语的传播和运作中功能性的弥散。写作就像一种书写的游戏，书写者不断地超越自己，被语言游戏的规则抛在后面，从理性知识体系的演绎中缺失。因此，写作之于文本的内部，就是写作者的“死亡”或称缺席。
然而，在理性的操控下，当人们不得不关注写作之于文本的外部意义时，作者就在“文本的外形线”上，成了一种话语功能，而不是一个具有连续性、同一性的作者概念。作者的功能就是界定话语运作和话语传播的功能。因此，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由文本中抽取出、创造出一个作者，去确定“作者是谁”，已经是徒劳而无关紧要的事了。文本研究应当摆脱基础论的困扰，不必阐释作者是“谁”，“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区别”[6]。因为，在理性主义的操控下，书写话语的演绎就是权力以语言的形式运作的过程，作者只是话语的一种功能，写作行为的情感态度在文本之内不断消亡、缺席，或称“死亡”。
这样对于文本书写而言，作者就成了在文本之外专门指涉文本的概念，把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从事写作的个体肉身从话语的内部引向外部，在作者概念与作品实体的比照中，划定和判断作品的界限，显示作品的存在方式及其特征，发挥话语传播的功能。就像“疯癫”、 “监禁”、“性”、“疾病”等话语一样，在当代，“作者”也作为一种话语，在发挥着话语功能的作用。
作者功能化表明作者与书写主体的分离，造成了话语陈述主体位置的空缺。作为福柯研究专家的詹姆斯·米勒指出,德勒兹是“福柯哲学上的知己、一位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理解他的思想家”[7]。德勒兹认为：“福柯的哲学毕竟还很难说就是关于主体的哲学。至多可以说，当福柯发现作为第三维的主体性时，他的哲学‘或许是关于主体的哲学’。”[8]德勒兹此话的意思是，福柯哲学不是主体哲学，不是在理性批判中来建构一种新的理性主体来填补作者缺席的空位，而是关照个体生命诗意化生存的可能，因而是一种生存美学。正如福柯通过对古希腊、罗马伦理的研究，指出，“希腊伦理学的要点是个人选择问题，是生存美学问题”[9]；从真理与主体关系的角度来看，个体可以以古希腊罗马的适度伦理为借鉴，以自我塑造的技术来创造自我、创新自我。正基于此，福柯认为“作者缺席”的写作可以成为自我生命体验的层面上获得审美自由的过程，可以是自我以写作修炼的方式追求自我呵护的生存风格，而文本可以成为生命体验的场域，不一定是认识主体通达真理的大道。
三、自我生存艺术的多样性中绽放出文学书写的心灵呵护
这种将写作视为个体自由选择的自我塑造（自我技术）方式，本源于古希腊将写作作为个人技术的生存方式。福柯认为，正如柏拉图在《自身之烦恼》中对写作与自我关系的探讨中所指出，写作不是为了构成帮助记忆的物质材料，文本是关于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无关紧要，它只是一种习字帖或练习本、笔记本。古希腊人通过写作的自愿实践和反思,确定各种行为规则,改变和构成自我独特的存在，而使写作成为一种生存的艺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关心你自己”[9]的启示，通过主动选择让每个个体的生活都以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样写作的“目的在于保护自身，在达到某些确定的目标，如退隐、独居、自我理解、自我满足、自我得意、自我愉悦。笔记本（写作文本-本文作者注）的目的就是这样:把传授、倾听和阅读所传达的逻格斯片断重新汇编，并以此为手段，来建立尽可能适合，尽可能完美的自身与自身的关系[10]。因此，写作将书写个体生命的生命特征显现出来，犹如“各师成心，其异如面”[11]，生成一种自我实践的创造性的“风格”[12]来，并且在书写的反观中获得审美的快感。
但是，福柯指出，这种意义上的生存美学不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古”。他认为，古希腊人的自我实践具有一种道德的矛盾，即“他们一方面执著地追求一种生存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极力使它成为大家共同的风格”[13]，恢复到希腊时期那种倡导单一的、共同的风格实际上就是强调风格的统一性，有确立具有同一性的认识主体之特性的危险。的确，对福柯而言，以审美呵护作为即时性、当下性的自我构造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这个过程显然是自我意识结构提供的可能性中的一种”[14]，也就是说主体化、风格化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自我关系的风格化、与他人关系的风格化、行为的风格化、也包括书写的风格化。因此，“在自我形成中，自我和自我写作的问题并不是中心，但始终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一点是肯定的”。[15]这表明，书写就是自我构造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自由地、自主的书写活动，张扬每个个体的感性生命，实现个性化、诗意化的生存，以抵御科技理性对人的异化。
如果说福柯所谓“作者之死”，对于文学的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文学的开放性，文学不再受到作者主体的专横，而成了一种作为自我技术的书写活动，成了自我生存可以多维地选择实现诗意栖居的方式之一；那么，文学书写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去说明作者，把作者用语言表现出来，也不是去再现作者的陈述或挖掘作者在作品中蕴含了什么意义。福柯所说的个体的审美化生存，表现在文学书写中，就是通过审美化的文学写作拭去人的感性之外的浮尘，揭去遮蔽在个体生命之上的冷冰冰的金属外壳，深切体察到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就是把自我的生命从启蒙主义的“人”之中解放出来，生成自由的生命个体的过程；也就是束缚着生命的作者的死亡，使“作者”将创作过程视为个体生命自我呵护的审美过程。在文学写作中，个体焕发出生命自由的生机；生命能够得以生而又生，生生不息，进而又进，进进不已。它在生生不息中感受自己的热和力，在进进不已中创造新人生境界。在这种自由写作的文学活动中，“人”就会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副面孔一样被抹掉，因为生命并非是已经完成的预设，而是有待不断完形的生存选择。文学写作，对福柯而言，就是要让个体从繁杂的人生中投身于这种自我呵护的技术，成为我写作并我快乐着的诗意化的生存方式，而不是要成为一个作家。
诚如福柯所言，在文学书写中，上帝死了，“人”死了，主体消亡了，作者缺席了，个体获得了欢欣,自由自在地，在文学写作的审美之维，创新自我、呵护自我。这样书写就成了正面的生存目标，而不是从逻辑推理中得出的外物标识。书写就成了诗意化的生存过程，生命真正实现着审美化的不断生成。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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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4，103，207．
[5][6] [法]福柯．作者是什么[A]．见,朱立元，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85，185，189．
[7][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
[8][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6．
[9] [10][法]福柯．从古典自我到现代主体[C]，见[美]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编后记[C]．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72， 320．
[11]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M]．陆侃如，牟世金译，注．齐鲁书社，1995：368.
[12][13][14][15][法]福柯．道德的复归[A]．见杜小镇，主编，福柯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517，516，525，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