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人类学领域已成为显学的女性人类学，传入我国已有20多年，并经历了学科理论的介绍到本土研究的历程。本文试图对近20多年间中国女性人类学学术研究的状况做一个粗略的文献综述，并对其理论构架做一个大致梳理，以明了我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和不足，以便于后者有识之士在此领域的拓展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中国；女性人类学；学科理论；本土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058-08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Feminism Anthropology in China
JIN Shao-ping SHEN Peng
(Research Center of Southwes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of China，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650091，China)
Abstract: Feminism Anthropology，has become a famous subject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a since 1980s. In the past 20 years, initially, some basic theories of this anthropology branch were introduced, thereafter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heir own researche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make a concise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Feminism Anthropology over those past two decades and sort ou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at subject. The purpose is to make bo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inadequacy of Chinese Feminism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clearly understood so that further in-depth study in this field can be continued on.
Key words: China; Feminism Anthropology; subject theory; local study
女性人类学是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女性主义在西方的兴起，继而在人类学中拓展的一个新分支学科。其以特有的视角对人类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同时也为女性主义的发展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如今女性人类学作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学 术理论思潮，在社会公共话语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如同其他由西方泊来的学科一样，都必然经历一个从外来理论的介绍再到本土化研究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介绍西方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和相关理论，如今历时20多年。国内在此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学者，他们除了对国外的女性人类学做了详细的介绍以外，有些学者依照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开展了本土化研究的尝试。本文试从两个大的层面来展开介绍和评述，一是国外女性人类学的研究；二是国内本土的研究。由于我国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各种著作和期刊发表的论文虽不乏专题性的介绍，其中概述式的介绍亦不为少数，但为了更好的梳理相关文献，并给读者一个条理清晰的线索，试分如下几个部分加以介绍和评述。
一、对国外女性人类学发展阶段划分的研究
就一门学科的发展而言，其研究成果固然是重要内容，但关注这一学科的发展阶段，对于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将有很大益处。国内众多学者在介绍国外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的时候，也很注重对女性人类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其划分的方法，或以时间划分，或以研究内容划分，有的则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划分。
彭耘编译的《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一文中，大略将其发展过程分成两个大的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把女性带回研究视野”。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第二个阶段，此阶段注重建构新的理论以重新分析社会文化，同时“女性”作为一个经验范畴被解构，性别关系被视为研究的对象。[1]（P28）周泓在《女性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建构及其后现代研究》一文中则以80年代中期为限，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中以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以文化建构和社会性别研究为开端和核心。80年代始至中期为第二个阶段，以历史建构和妇女社会地位与权利研究为中心。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为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和妇女自主观作为研究主题。[2]王新凤在《管窥女性主义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一文中认为，就整个学科发展而言，在60、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与发展时期）与80年代中期以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的两个阶段之前，还存在一个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人类学最初对女性的相关研究，玛格丽特·米德和露丝·本尼迪克特是此阶段的代表人物。[3]白志红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一文中则是将80年代以前的阶段分作1850～1920（把妇女补充到民族志研究中）和1920～1980（把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离）两个时期。其后第三个时期自80年代以后至今，研究的主题在于反对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同时关注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4]任海在《社会性别与再表现的文化政治：女性主义人类学》一文中对其发展的历程做了更为详尽的划分。共分为四个阶段：早期注重妇女与女性研究，使之回归民族志，但并没有揭示出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别的文化条件。第二个时期从80年代初期到中期，女性主义人类学渗透到人类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同时普遍接受了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的观点。第三阶段为80年代中期，主要介绍了人类学教学的发展。第四阶段中期以后，主要特征是女性人类学整个学科深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5]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划分方法，李霞在《国外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一文中以学科的主导思潮为基准，将其划分为解构女性人类学和后结构女性人类学。[6]此划分方法其实与周泓的两个时期的划分方法不谋而合，都是以现代与后现代两种社会思潮对女性人类学的影响作为划分的标志，只是此文的关注点更集中于其中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在60、70年代伴随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开始关注女性研究并将女性带回民族志中。其二随后又开始关注社会性别研究，注重对男女性别的不平等做出文化的解释。其三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进入第三个阶段。此前人类学对女性虽然也有很多研究，但不宜将之看作女性人类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白志红在《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女性的在场与缺席》一文中明确指出“人类学对人的研究原来是对‘男人’的研究”。[7]（P85）因此可以说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是60、70年代以后，人类学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才出现的趋向。虽然米德和本尼迪克特所作的关于性别角色受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对以后女性人类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但在其时，并未以女性（或社会性别）作为领域而形成一个人类学的独特分支学科。而对于以后现代思潮的出现而作为标志的二分划分方法，则微显过于概略，不足以表现女性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特点。而李霞在《国外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一文中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人类学影响深远的两大理论作为将其发展历程一分为二的方法，也许作为学科发展阶段的划分来说并不可取。[6]作者之所以如此划分，大概是为了更清晰的论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人类学的影响，事实上此文确实很注重于此，文章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人类学影响的相关图示做得相当精彩。
二、对国外女性人类学成果介绍的研究
在对国外女性人类学的介绍中，相关理论和研究的内容是各位学者关注的重点。女性人类学是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社会性别作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追求男女性别社会地位的平等也就成了学科必然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性别与地位的研究自然也成为研究的主题。此外，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人类学传统领域中亲属制度的相关研究也是女性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后现代理论对人类学的冲击，女性主义的视角也为田野调查方法带来了一些独特的新变化，女性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也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研究内容。
1.女性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介绍
女性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社会性别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来展开的。任海在《社会性别与再表现的文化政治：女性主义人类学》中，对人类学的四个传统研究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中的社会性别和社会地位的研究分别作了介绍。此文中多关注的是研究的内容，以及女性视角对各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关于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的女性研究是其它学者较少涉及的。[5]在上文中所提及的各位学者，彭耘、周泓、王新凤、白志红等也都各自在以上所提及的文章中对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妇女的工作问题、女性与国家、女性生活的变迁等内容。金少萍在《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三题》一文中介绍了日本的女性人类学的现状及其研究的相关论题。[8]乐梅在《美国女性人类学述论》一文中以“社会性别：文化”为题对社会性别的研究作了详细的介绍。[9]周泓的《妇女人类学的社会性别研究》一文对社会性别的研究做了专题论述，其中涵盖了社会性别研究的详细发展历程，以及妇女社会地位的现状以及妇女权力与自主等论题。[10]关于女性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方面，白志红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中将其主要分为四种：其一源于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行为皆是实践”的实践观点理论；其二对文化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做出回应的位置理论；其三重视话语作用的表演理论；其四最新的更强调人与人之间多种差异的酷儿理论。[4]彭耘编译的《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中也介绍了四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是将性别视为符号性建构理论；二是将性别视为社会角色理论；三是符号学与社会学结合的理论；四是将性别视为个人的理论。[1]徐雅芬，董建辉合著的《女性主义与权力——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述》一文对两种研究途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是受格尔茨文化象征和列维-施特劳斯解构主义影响而将性别视作文化系统符号的研究途径；二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集中考察社会性别分化的历史的研究途径。同时以政治人类学的视野审视了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以及后现代主义与妇女权利，介绍了女性主义中的唯本论和唯体论两大重要理论。[11]此外，在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最为引起关注和争议的是关于男女社会性别及地位的二元分析模式，即女＝自然、男＝文化；女＝家户领域（私人领域）、男＝公共领域，以及对此分析模式的批判，也是各位学者关注的重点。乐梅在《美国女性人类学述论》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这一理论在国外产生的过程以及随后对其批判的主要著作以及论据观点。李霞的《国外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一文，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人类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主题，介绍了此理论及其批判背后深刻的理论渊源：这一二元分析模式是如何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以及后来的学者是如何运用后结构主义以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而批判二元对立的观点。[6]白志红《女性主义对二元论的挑战——跨文化妇女地位研究》一文在介绍此二元论及其前人的相关批判之后，还从研究的理论假设和方法论角度运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案例对其做了自己的批判，最后重新界定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认为“任何地位的意义和社会性别行为方式都必须放在特定的情景中才能成为可能”。[12]
2.对女性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的介绍
从女性的视角对人类学传统的亲属制度的研究可以说是为亲属制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任海《社会性别与再表现的文化政治：女性主义人类学》一文介绍了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亲属制度研究的这一转变过程。在对传统人类学研究的质疑下，亲属制度这一概念几乎被否定，而女性人类学运用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以亲属关系“了解女性与各种由于生育和婚姻而发生关系的亲属的关系”，使之“有助于了解妇女作为一种性别与其他性别的关系”，[5]（P152 ）从而使亲属制度研究焕发了新的活力。白志红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视野下的亲属关系研究》则从追溯人类学学科中亲属制度的研究起源开始，对女性人类学中亲属制度的研究作了历时性介绍，并对研究的内容作了详细述评，包括重新审视“交换女人”和分析亲属关系的连续性和历史变迁两大部分。[13]此外，李霞的三篇文章对亲属制度的研究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研究》、[14]《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妇女——海外人类学之汉族妇女研究评述》、[15]《依附者还是建构者？——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前两篇论文对国外女性人类学者对我国汉族亲属制度的研究作了详尽的介绍，包括研究的历程、主要著作和成果、相关的核心概念等。展现了女性主义视角下完全不同于传统亲属制度研究的内容和侧重点。最后一篇论文则是新视角下本土民族志的个案分析，这将在下文中再做详细介绍。
3.对女性民族志写作的介绍
在60、70年代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出现了危机。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曾以将妇女带回民族志作为研究主题。在随后的发展历程中，女性人类学的学者们受“反思性民族志”的影响，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如何更少涉入主观见解，更尽量客观、真实反映女性生活以及社会性别关系的田野调查和女性民族志写作的新理论和方法。乐梅在《美国女性人类学述论》一文中以“描写：女性眼里的世界”为题详细介绍了早期女性民族志的发展过程，以及其后转变的学科内在要求。[9]潘杰在《女性人类学概说》(《民族研究》1999年4期)中则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涉及到了“女性身份”认同以及女性主体性等女性民族志的核心问题。[16]任海在《社会性别与再表现的文化政治：女性主义人类学》中详细介绍了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关于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的缺陷。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唤醒读者，“使之更有效的理解再表现中的文化政治”。她认为“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就是一种失败”，并“使用‘出卖’或‘背叛’等概念来解剖她自己所理解的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变化，对人类学中后现代主义有关争议的反应，以及女性主义民族志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是如何与‘第三世界’联系起来的”。[5]（P160 ）对女性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写作做了最为系统阐述的是本土人类学者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反思》。此文也将在后文中详细介绍。
以上是国内学者对国外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研究内容以及主要理论的介绍，此外，还涉及女性人类学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主要是在后现代理论冲击下，关于女性主体地位的认识问题。同时对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以及研究方法也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国外女性人类学研究的相关介绍是比较全面而中肯的。
三、国内女性人类学相关成果的研究
任何一门外来学科理论，均有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我国女性人类学发展的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外来理论进行本土化研究，在批判性继承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而构建本土理论，进而以经典的研究个案为世界女性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以下将对国内学者关于女性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作详细的介绍，展现本土化研究的现状，以明晰当代女性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和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1.国内学者的研究概述
在国内学者所做的女性人类学本土化研究中，也有的学者做了回顾性的研究概述，总结了本土化研究的过程及大致情况。丁宏在《中国妇女人类学研究管窥》一文中介绍了从上世纪初开始直到现在的我国妇女研究历程。其中囊括了几乎一个世纪中妇女研究的重大事件，重要的研究者及其重要的著作（包括译著）的出版，以及重要的妇女研究的刊物和学术研讨会。[17]戴成萍在《女性人类学与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现状分析》中概述了中外女性人类学发展现状，并对国外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作了介绍。文中首先详细介绍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对1988年出版的禹燕《女性人类学》一书作了详细介绍①。其次介绍了人类学者在华南地区所做的婚姻和女性地位的相关研究。最后简述了我国女性人类学著作的出版概况。[18]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女性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有了丰硕的论文和成果，但其长足的发展，还需要在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不断凝集和提升。
此外，方素梅、杜娜、杜宇合著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妇女研究》重点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机构的发展概况、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特点和问题。[19]魏开琼《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一文是关于女性主义理论在我国发展历程的介绍，包括女性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各个领域女性研究的成果。[20]畅引婷的《西方女性主义学术思想的传播及其本土实践》介绍了女性主义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大体概况，包括了传播现状，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包括了学术与政治，提高与普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21]以上三篇论文虽然着重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但对了解我国的女性人类学研究现状及妇女研究的整个大环境息息相关，因此特作此梳理。
2.国内学者本土研究的尝试
国内的许多学者都相继进行了女性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其中云南的摩梭人因为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一时成为当代中国女性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热点。翁乃群的《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一文，作者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纳日人（摩梭人）的创世纪神话、祭祀、房屋结构、祖源地及方向和生肖的象征分析，试图说明纳日人的文化结构体系可以概括为：“女源男流”。并认为这一文化特性与其祖先的迁徙以及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22]翁乃群的另一篇关于摩梭社会的论文《公共领域家户化：纳日社会的公众领域和家户领域及其社会性别问题》,主要论述了家户制度在传统摩梭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摩梭社会中家户制度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形成一种不分男女的家户导向和以家户为中心的社会化取向，非常强调家户的社会声誉。而在藏传佛教（黄教派）传入摩梭社会的时候，戒律严明的宗教在家户制度下发生了一定的妥协，以适应当地的社会。黄教派喇嘛僧人的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也表现出了一种家户化的取向。[23]刘永青《家户领域与公众领域：旅游业发展对摩梭人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关注的则是在旅游业的背景下摩梭人的家户领域和公众领域所发生的新变化。文章通过对宁蒗落水村摩梭社会在现代旅游业影响下传统社会文化中家户领域的缩小和公众领域的扩张来说明摩梭人社会性别观念的变化。文中既有男女观念的对比又有个案的分析。作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传统社会中一个相对庞大的公众领域的出现，摩梭人的文化机制在此过程中进行了重构。[24]
李霞《依附者还是建构者——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一文是运用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汉人亲属制度进行个案研究的精彩之作。首先，作者指出以往亲属制度研究中的不足：不管是传统文化规范还是宗族制度，都被看作一个既定的体制，妇女在其依附和受压迫的地位上是被动的和沉默的。8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的关注对象开始由系统、结构转向实践和行动者，同时性别视角被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取向引入人类学的研究。对亲属制度的研究开始重视女性对亲属关系的利用，更强调人们对亲属关系的利用以及女性在亲属关系中的能动性对父系亲属集团的影响等方面。作者通过田野调查资料进行个案分析后得出结论：首先，妇女有着与男性不同的家庭观，其归属是与丈夫、孩子构成的小家庭，而非丈夫所在的家族集团。其次，实践行为不是文化观念或结构位置的必然产物，它既受后者制约，又重新塑造后者。由此作者认为，任何共同体内部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文化和象征体系。[25]
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是本土学者对女性人类学田野调查理论的系统阐述。作者首先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理论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并详细介绍了女性主义对其提出的独特的三个方面的批判。随后，作者根据自己在摩梭社会的田野调查经历，对一个女性人类学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应该注意的事项进行了反思，总结了田野调查研究的八个原则，涉及研究者自身的问题，如何才能准确的得到更加深入的材料，以及对报告人提供的信息真伪的辨别，以及在研究结果的写作中应如何尽量避免作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以及尊重研究对象等几个方面。[26]可以说非常系统的阐述了女性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中应注重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此外，严汝娴主编的《妇女研究：传统与发展》，书中收录了11篇论文，主要是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的相关研究。除概述性的研究外，也有许多是具体某一民族的田野个案研究。涵盖了婚姻家庭、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等少数民族妇女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尤以变迁的研究为主。[27]瞿明安《变迁中的大理白族妇女生活方式》一文在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论述了白族妇女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生活方式的变迁，涉及到劳动、消费方式、家庭、交往等几个方面。
张晓所著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一书是近年来我国为数不多的关于妇女研究的专题著作。作者以口述史的方式对黔东南西江苗族妇女过去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生活文化的变迁做了详细研究。本书以长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妇女群体与当地苗族文化体系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涉及苗族村寨的历史、文化传统、婚姻、经济、文化传承、文化变迁等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28]书中关于人生旋律、幸福标准、性的羞耻感的主题章节可谓是全书的经典内容。
白志红《“花儿”与“篱笆桩”——从婚姻、祭山、休闲看当代红土墙彝族性别关系》通过对云南曲靖茨营乡红土墙彝族村的婚姻状况、祭祀过程、休闲活动的详细描述，为我们展现了当地彝族以“篱笆桩”隐喻男性，以“花儿”隐喻女性的社会性别观念。在红土墙彝族中，男性就如“篱笆桩”一样是家庭的支柱，在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女性如“花儿”一般，“漫山遍野开放”，“不需要特别的呵护”。通过对当地婚姻状况、祭祀过程、休闲活动这三个领域的考察，作者认为：“无论是传统的习俗，还是当今实际的结果，女子在资源、威望的获得和享有上均处于劣势和被排斥的状况，这种排斥又被红土墙男女共同认可、共同维护着”。[29]（P217 ）
此外，赵振洲《女性主义方法论及对教育研究的应用》、[30]王新凤《管窥女性主义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的启示》两篇文章都站在女性主义和女性人类学的学科角度，通过对女性主义和女性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梳理，来透视在教育领域因为性别以及其它因素引起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前文认为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不仅适用于女性领域，同样可以用来关注社会其它弱势群体的利益。后者则更加注重以女性人类学的视角审视教育领域的一些不平等的现象。
四、余论
通过以上对我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现状的介绍和评述，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如下大致的特点、趋向及不足。
其一，我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多局限于对外来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和评述，立足于本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有关中国女性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此况制约着研究的整体水平和成果的深度及广度。
其二，对国外女性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已经有了系统的介绍。涉及国外女性人类学发展的历程、研究内容以及理论等各个方面。但是大都属于概述性的介绍，研究性或是专题性的介绍则为数不多。这需要进一步把握西方女性人类学动态发展的历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和理论观点；相关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研究范围也经历了从西方到东方、从本土到全球的扩展；研究视角则由女性视角而延伸到男女两性视角的探讨。进而对西方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对发展的主要脉络及不同时期主要的学术观点、代表人物和著作进行系统介绍和深入研究。既充分肯定西方女性人类学的学术贡献，打破文化研究中的性别隔离，构建出男女两性交错共视的新视角，使人类学在女性研究方面取得大的突破。同时也要认识其时代背景和局限性，如女权主义是其重要基石，将男女二元对立绝对化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等。
今后对国外女性人类学相关理论的引入和介绍仍将持续，但研究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和论点将会更加集中和具体，大致的主要趋向是：注重于对女性人类学某一个研究领域，或者某一个焦点问题，以致于对某一本重点著作进行详细介绍和评述。
其三，我国女性人类学的本土研究，已经涌现出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有了不少科研机构的参与和支持，也有不少成果问世。目前其研究成果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人类学传统领域中的相关研究，如50年代中国的民族大调查，不少民族志中都有反映少数民族女性生活和习俗的相关资料。但相关研究中女性只是一种非主流群体的存在，仅是一种参数和变量，而不是作为研究的主体。1995年北京世妇会前后推进了相关研究，文化人类学领域开拓了以女性作为主题或主体的研究，成果丰硕。二是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并在社会性别分析的框架下，进一步运用西方女性人类学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田野个案研究。但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仅有不多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是急需拓展的一个重要领域。这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在客观评述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思考和探讨女性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问题。本土化需要进入西方的学术园地汲取精华，闭门造车不可能实现本土化。其汲取不是全盘继承，而是批判性继承。本土化需要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情况为背景和前提。本土化是一个历程，具体包括理论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多学科结合等方面。其二是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个案为基础的，只有经过田野才能够验证西方女性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进而推动中国女性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理论建构。只有经过田野，才可能找到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问题研究的切入点，进而捕捉其共性与差异性。只有经过田野才能深刻认识女性人类学研究中多重差异性的问题，如中国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性；汉族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多元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差异性等。总之，重视田野调查，强调理论与田野实证研究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输入西方的学术思想，才可能使中国本土的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才可能出现真正能够为世界女性人类学界提供研究素材的经典研究个案。
因此，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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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