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巴特喊出“作者死了”之后不久,福柯就提出了“作者-功能”理论,深入推进了对作者问题的研究。与巴特等人论述“作者死亡”不同的是,“作者-功能”说的理论基础是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它与福柯对主体进行的批判紧密相连,它是福柯主体批判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点说,它是后者的一个具体化、一个例证。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对当今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深刻启示。
关键词:话语;作者-功能;考古学;陈述;主体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3—0073—04
1968年,巴特喊出“作者死了”的口号,这立刻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激烈争论,《作者之死》发表后仅仅一年,福柯就在一次演讲中评论了“作者死亡”说,并提出了他的“作者-功能”理论。与巴特等人不同的是,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以考古学方法为方法论基础,并与他的主体批判紧密相连,是主体批判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主体批判的一个具体说明或例证。“作者-功能”理论对当今的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启示,例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分析文学作品的话语分析方法。
一、“作者-功能”理论
福柯认为,虽然作者已经消失或者说死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些意图替代作者特权地位的观念,这些观念实际上保留了这种特权,这些观念中最重要的两个就是“作品”和“写作”。首先是“作品”,现代批评不再去揭示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通过一个文本重构一种思想或经验,而是分析作品的结构、内在形式等。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是一部作品呢?经过考察,福柯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关于作品的理论。这说明,撇开作者而只研究作品是不妥的,因为,“如果有人为了方便而避开作者的个体性或他作为作者的身份而集中于一部作品,那么,他将不能正确地评价存在同样问题的‘作品’一词以及它所指定的那个整体”。[1]其次是“写作”,“写作”这个观念使经验性的作者变成了一种先验的匿名性,而使写作处于先验地位就隐晦地保留了作者的特权地位。
显然,仅仅重复“作者死了”这样的空洞口号是不够的,人们应该审视作者消失后留下了的空间,仔细观察它新的分界线。如此一来,我们就要弄清由于运用作者名字所引起的问题: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与专有名称不同的是,作者的名字并不从话语的内部转移到产生了它并处于外部的真实个人。作者的名字划分出文本的界限,区分不同的文本,显示出文本的存在方式,它指向某些话语组的存在,并指涉这组话语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可变物,它只伴随着某些文本,而排除其它文本。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功能是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存在、流传、起作用的特征”。[2]
既然我们认为作者是话语的一种功能,我们就需要考虑这种话语的特征,因为,正是这些特征支持着这种功能并决定了这种话语与其它话语的差别。如果把论述限制于那些有作者的书或者文本,我们可以概括出“作者-功能”的四个主要特点。(1)作者与决定、影响话语的司法等机构、系统有关。例如,书或者文本是被占有的对象,这种所有权形式是一种独特的类型,针对这种所有权形式的法律编纂已于很多年前完成;仅当作者需要得到惩罚,其话语被认为违法的时候,文本、著作、话语才开始拥有作者。(2)“作者-功能”并不以一种普遍的、连续的方式影响所有的话语。例如,曾经有段时间,今天被我们称为文学的那些文本被人们接受、评价时,它们的作者并不为人们所关心;而自然科学方面的文本则必须有作者才能为人们所认可、接受。到了17、18世纪时,这种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科学文本凭借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并且被置入关于真理和证实方法的匿名而清晰的概念系统,证实不再需要生产文本的个人;而文学则必须有作者才会被人们接受,如果一个文本是匿名的,人们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寻找它的作者。(3)“作者-功能”不是通过把某一话语归于某一个体而自发地形成的,它是一种复杂运作的结果,这一运作的目的在于构建我们称之为“作者”的理性存在。当我们谈到某一个体的创造性力量、意图时,这个构建就分得了一个“写实的”(realistic)维度。然而,这些我们称为作者的个体的这些方面,实际上是以下这些我们处理文本方式的投射:我们对文本进行比较,找出相关的特征,赋予连续性,排除一些东西。(4)就“作者-功能”产生多种自我和任何人都能占据的一系列主体的位置而言,“作者-功能”并不仅仅指实际的个人。例如,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无论是第一人称代词,还是因那种情况而确定位置的符号,指的既不是作者,也不是他写作的时刻。相反,它们代表着一个“第二自我”,这个“自我”与作者的相似性从不固定,他在同一本作品中的变化非常大。
这还仅仅是试图在一本书或者一系列文本的层次上去确定“作者-功能”,如果人们想要在更大的单位(例如,一组作品或者整个学科)内分析“作者-功能”的话,就需要考虑更多的决定性因素。
考虑到以往的历史变化,“作者-功能”的形式、复杂性甚至存在不会永远不变,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种文化,话语在其中散播时无需作者。
在福柯看来,“作者——或者我所说的‘作者-功能’——无疑只是种种关于主体的可能的具体说明中的一种”。[3]由此可以看出,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与他的主体批判紧密相连,是主体批判的一个具体说明或例证。因而,要想更好地把握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我们就要弄清它的理论基础——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及主体批判。实际上,福柯在《何谓作者?》的末尾已经提示人们去对“作者-功能”的分析作合理的延伸,重新考察主体的特权。福柯认为,在对作品进行内部和结构的分析时,在界定心理学和传记上的参照时,我们会对主体的绝对性和创造作用产生怀疑。然而,主体不应被完全抛弃,相反,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它,这并不是恢复它作为创始主体的地位,而是抓住它的功能,弄清它对话语的介入,它的从属系统。下面我们就来了解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和主体批判。
二、“作者-功能”说的理论基础——考古学和主体批判
(一)考古学方法
在福柯那里,考古学指的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考古学这门学科,而主要是指考古学方法,这种方法明确地对立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将人类的意识视为历史变化和实践的创始主体,它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它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整体(total)历史。而考古学反对给予主体特权,正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一种我确实拒绝的方法……那么它就是……给予观察的主体以绝对优先权的方法,这种方法把一种构成的作用赋予一个行为,将自己的视角置于全部历史的起源处——简言之,它导致了一个先验的意识。”[4]考古学致力于揭示知识的“实证的(positive)无意识”,即一些形成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特定时期、文化中的各种话语,而话语的使用者却意识不到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也被福柯称为“认识型”(episteme)。与传统历史研究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不连续性、断裂等,考古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普通(general)历史”,普通历史展开的是一个散布的空间。
考古学还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①,它并不在话语下面寻找人们的想法,“而是把话语作为一个遵守某些形成、存在、并存的规则和起着作用的系统的实践,在其明显的存在中去把握它。”[5]话语之所以就是实践,就是事件,是因为“说话就意味着去做某种事情——这种事情不是去表达个人的思想,不是去说明个人知道的东西,不是摆弄语言结构。”[6]
(二)主体批判
明白了考古学的要点,我们就可以来考察福柯通过考古学方法对主体进行的批判了。在《知识考古学》中②,就主体问题来讲,福柯认为,“如果说我暂停了对说话主体的参照的话……我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差异是由什么构成的,人们如何能在相同的话语实践中谈论不同的对象,拥有对立的观点并且做出相反的选择;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指出,话语实践以何种方式相互区别。总之,我不想排斥主体的问题,而是去确定主体能够在话语的多样性中占据的位置和功能。”[7]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关于主体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话语和陈述两个层面,因而,要想了解福柯关于主体的态度,首先就要把握话语、陈述、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福柯所用术语的独特涵义。话语的完整定义是:“我们把一组陈述称为话语,只要这些陈述属于同一话语形成。”[8]陈述指的是一个自然的(或人工的)语言基础上产生的任何符号群所特有的存在形态(modality)。话语形成是陈述散布(dispersion)和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的原则。
熟悉了这些术语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陈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陈述是什么呢?怎样才能确定它呢?陈述不同于逻辑学家们使用的命题,因为标志一个命题的自律性或者完备性的标准不能用于描述一个陈述;陈述也不同于语言学家们的句子,因为不可能根据句子的语法特征确定陈述;陈述还不同于分析家(analyst)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因为言语行为与陈述的测定标准不同。陈述与命题、句子、言语行为并不具有相同的单位,因而提到陈述时,不能参照那些标准。“与其说陈述是众多元素中的一个、一个可被安置在某个分析层次上的区域,不如说它是一种纵向地与那些各式各样的单位并排着、并且发挥着作用的功能……”[9]
陈述功能有四个特点:(1)命题有一个指涉,专有名词称呼某个人,与它们不同的是,陈述对应的不是一个与之相互关联的事物。陈述关联的是一个“指涉属性”(referential),构成这一属性的并非“事物”、“事实”、“实在”(reality)或“存在”(being),而是在陈述中被命名、指定或者描述的对象的可能性的规律、存在的法则,被肯定或否定的诸关系的可能性的规律、存在的法则。(2)陈述通过它与主体的特殊关系使自己不同于任何语言成分的系列。这种主体不是说话的意识,不是表述的作者,而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的位置。(3)如果不存在一个相连接的领域,陈述就无法运作。此领域不是表达的实际语境,而是一个其它陈述共存于其中的领域。(4)一个语言成分的序列如果要被作为陈述来对待和分析,它就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存在。这种物质性不是一个可感知的、有质量的,呈现出色彩、声音或固态,并且作为感知的空间被时空的观察所划分的物质性,陈述所遵从的这种物质性的规则是制度的、秩序的规则,而非时空定位的规则,这种规则确定了再铭刻(reinscription)和誊写(transcription)的可能性,而非有局限的、可毁灭的个体性。
描述陈述。描述陈述所负载的表述功能,分析这种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涵盖这种功能所设定的各个不同领域,以及这些领域被连接的方式,就是试图去揭示那些所谓的话语形成。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话语形成是指统管一组文字表现的总体表述系统。话语形成揭示出陈述的特殊层次,把一般水平上的东西分置于陈述的特殊层次;对陈述和陈述层次构成方式的描述通向话语形成的个体化:这两种做法是同样正当的,也是可逆的。对陈述的分析与对话语形成的分析是相互关联的,话语形成的分析就是一种对陈述的描述。
有了以上这些准备,我们就可以谈福柯关于主体的看法了。陈述形态的描写是以主体相对于他所言及对象的领域所占据的位置为基础来进行的,而主体位置的确定是通过三个方面实现的,我们暂且以十九世纪医生的话语为例进行说明。第一,我们要问:谁在说话?谁是这种类型语言的拥有者?他从谁那里接受真理的保证?他的地位如何?医生的地位包含着能力和知识的标准、机制等,这些给了他实践和扩展知识的权力;包含着一个与其他个体或群体区分和关联的系统;包含着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确定了这个地位相对于社会的功能。第二,我们还应该描述医生使用他的话语的机构场所,描述这一话语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应用点的机构场所。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些地点就是医院、私人诊所、化验室、图书馆等地方。第三,主体的位置也是由他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者组群可能占据的处境确定的。例如从某种信息的程序来看,他是听的主体;从描述的类型来看,他是观察的主体。
由此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陈述形态并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功能,而是显示了主体的散布。当主体制作一个话语时,这些表述形态显示了他占据或被给予的不同身份、地点、位置,显示了他由之开始说话的层面的不连续性。话语不是对一个思考、认知、说话的主体的揭示,而是一个主体的扩散和不连续性在其中被确定的整体。
我们还要注意区分陈述的主体和表述的作者,无论是从实质还是从功能上讲,陈述的主体与表述的作者都不同。陈述的主体是一个特殊的功能,这是一个空缺的功能,它可以由表述这一陈述的任何个体充实。在陈述的相同的序列中,同一个体可以依次占据不同的位置,充当不同主体的角色。如果一个命题、一个句子或者一个符合群被称为陈述,那并不是因为在某个时候,有人碰巧说出或是写出了它们,而是因为主体的位置可以被指定。因而,描述一个作为陈述的表述,并不在于分析作者和他所说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确定:成为此表述的主体能够和应该占据何种位置。
三、结语
布朗肖的“作者死亡”思想主要源于他对写作经验的思考,在布朗肖那里,写作意味着扯断了词语和写作者之间的纽带。巴特要作者死去是为了解放读者,使读者拥有绝对的自由,去享受阅读文本带来的快乐。福柯的“作者-功能”说则是为了破除传统的作者观念,把作者视为一种话语功能,从而达到他批判主体的目的。福柯的研究虽然主要在于哲学方面,但他的“作者-功能”理论及其基础——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仍能给我们的文学、文论研究提供不少启示。
首先,它彻底颠覆了关于作者的传统观念。我们习惯于认为:作者是一部作品的真正创造者,他在作品里安置了不可穷尽的意义,他超越于语言,意义随着他的开口而开始扩散。“作者-功能”说则揭示出:作者并非作品无穷意义的源泉,他也并不先于作品;在西方文化中,作者是人们借以限制、排除、选择的某种功能性原则,是人们借以阻止虚构的自由流传、自由操控、自由构造、等等的某种功能性原则。[10]
其次,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这种方法拒斥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即:作者在写作作品时具有某些意图,作品蕴含着某些寓义,读者的任务就是在阅读中找到作者的意图,弄明白作者的寓意是什么。这种方法被福柯称为评论(commentary),在福柯看来,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评论试图通过扩大可理解性视域来恢复不再为人所知的意义,增加更多的话语来寻找话语中更深层的意义。[11]福柯认为,如果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我们就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和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12]显然,这是一个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不去研究作者的天分、意图等,而是着重研究话语的存在条件、散布规律等,它将文本分析与话语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得以明白历史可能会说什么,弄清哪些是“过分的阐释”。因为,处于历史话语范围中的作者们只是通过文学作品将一定话语中的言论再生产出来,而这些话语是可以被找到和重新描述的。[13]
尽管福柯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启示,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首先,福柯对作者的界定是较为宽泛的,它不局限于文学作品的作者,而是还涵盖了其它著作、文本的作者。其次,这种研究并不能取代从美学、艺术等方面对作品的研究,而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作品的方法和视角。
注释:
①详见本文“二、2 主体批判”。
②在考古学时期,福柯对主体的批判集中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一直保持着对主体问题的关注,他对主体的态度也几经变化。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考虑考古学时期的主体批判。
参考文献:
[1][2][3]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A].//Edited by Donald F.Bouchard.Language,Counter-memory, Practice[C].Trans. Donald F.Bouchard and Sherry Som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119、12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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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ubert L.Dreyfus and Paul Rabinow.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M]. Brighton, Sussex:The Harvester Press,1982:14.
[12]Michel Foucault.The Birth of Clinic[M].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ⅹⅵ.
[13]哈特穆特·阿本德沙因. 作家的由来——作家是一个发明出来的词[A]. // 马文·克拉达,格尔德·登博夫斯基. 福柯的迷宫[C]. 朱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9、187.
Foucault’s Theory of Author-func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U X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Abstract: Foucault advanced the theory of author-function just after Barthes proclaime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Foucault’s study carried forward the research about the author greatly.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author-function is the method of archeology. This theory connected with Foucault’s critique about the subject closely, it is part of the latter, or more precisely, it is an embodiment or an example of the latter, it is different from Barthes and others’ theory. Foucault’s theory of author-function gives great help to our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of nowadays.
Key words: discourse, author-function, archeology, statement, subject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