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近代中国学术转折的标志，主要针对前此占据学术主流的章太炎门生。傅氏虽然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类的极端口号，但所主张的内容和路径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趋向一脉相承。其贡献在于，坐言之外迅速起行，以新机构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不过，只找材料不读书的偏激，脱离学术正轨。受此影响，学术主流难免走上窄而偏的狭境，导致学术界长期陷入派分的纠葛。
关键词：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国学东方学
世纪之交，关于近代中国学术如何转承的问题，引起不少学人的关注。他们从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和方面提出了新意纷呈的见解*。其中重要的线索，是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展变化。有学者认为：“傅斯年创立史语所，不论治学的态度、方法、目标和组织，都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典范，也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清代以来，中国学术由经入子入史，史学不仅成为学术发展的重心，而且起着中心的作用，所谓“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用傅斯年的话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说史学革命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动，并不为过。史语所能够取得骄人的成就，原因甚多。傅斯年手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简称《旨趣》）既是该所工作的纲领，也是对中外学术界发布的宣言。此文早已受到学术史研究者的高重视，
据以评论傅斯年及其所谓“史料学派”的成败得失。不过，仔细揣摩，其中仍有大量的重要信息尚未完全破解，而这些信息恰恰蕴藏有理解那一时期中国学术继承、转变与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 新史学与史学革命
诚如当代学者所说：“相对于清代以前的传统，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一种崭新的新史学，不论观念、方法或写作方式都达到革命性之改变的地步。”*“新史学”的概念，虽然梁启超早在１９０２年已经提出，但其立论的角度显然主要在于政治而非学术。王国维１９０５年就对中国思想界以学术为政治手段的时尚表示异议，批评“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他点名指责《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关于康德哲学的论述“其纰缪十且八九也”，宣称：“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没有１９２０年代的史学革命，新史学很难产生学术硕果。
在梁启超之后，“新史学”的口号不断被提起，作为与前人或同辈划界的标志，相同的概念之下，内涵却有极大分别。所谓“新”，大体是由“西”衍生出来，西学的不同流派，成为国人推陈出新的依据。所以，近代中国文化学术之新，并不依照欧美本来的时序，结果立异往往是创新的变种。１９２０年何炳松在朱希祖等人的鼓励下翻译鲁滨孙（Robinson）的《新史学》，主张“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历史家“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这的确是欧洲学术发展的崭新趋向。当时语言文献学派日益成熟，并长期占据主导位置，在大量既有史料被批判性鉴别和运用，以澄清和重建史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新的归纳以及开辟新的视野。而在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提出，甚至还在严格的学术研究尚未脱离清学的框架之前。其主要需求之一乃是大学历史课程讲义的编写和教学的实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社会科学化远非当时中国学术界所能承受。因此，当１９２０年代史学革命发生时，无论是中期顾颉刚的“疑古”，还是后来傅斯年的“重建”，所依据的外来学术思想资源都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路线。
不仅如此，后来的史学革命某种程度上还是针对前此的“新史学”而发。１９２０年８月，留学欧洲的傅斯年致函胡适，抱怨在北大６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此说看似仅仅批评旧学者，至少学人多持此解，其实更主要的是指责新风气。他告诫胡适：“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傅在北大，受胡适影响最多，“止于批评”的学风的形成，胡适难辞其咎。所以傅斯年犯颜直谏：“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请胡适勿为盛名所累，“期于白首……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傅斯年这封支支节节，不能达意的“私信”的含意，在两个月后致蔡元培的“公函”中讲得更清楚，他说：“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傅斯年的觉悟，应是到欧洲后受其学术文化熏陶的结果，因为“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进一步讲，“牛津环桥以守旧著名，其可恨处实在多。但此两校最富于吸收最新学术之结果之能力。”“而且那里是专讲学问的，伦敦是专求致用的。剑桥学生思想彻底者很多，伦敦何尝有此，极旧之下每有极新，独一切弥漫的商务气乃真无办法。伦敦訾两校以游惰，是固然，然伦敦之不游惰者，乃真机械，固社会上之好人，然学术决不能以此而发展。”*他虽然将北京与上海、北大与清华比附于剑桥与伦敦，实则在剑桥与北大之间，后者只能扮演“伦敦”的角色。而朱希祖在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虽然以学术为目的，结果很可能如胡适在哲学门的作用，仍是朝着议论的风气，供给社会舆论者居多。况且这种改革其实是延续１９０４年《奏定学堂章程》以来一脉相承的路线。
就史学革命本身而言，后起的重建派显然也有针对疑古派的意向。如果以顾颉刚和傅斯年为史学革命两大流派的领军人物，其学问的渊源和个人的关联其实相当密切。两人都是胡适的学生，其间胡适还时常将二人加以比较，不能不引发二人的争胜之心。傅斯年一旦决心踏足史学，欲别树一帜，首先就必须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立异*。不过，虽然这时傅斯年已因种种观念和办事风格的分歧与顾颉刚公开冲突，《旨趣》所针对的对象并不只是顾颉刚，甚至主要不是顾颉刚。尽管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间远在欧洲的傅斯年认为顾颉刚已在史学上称王，其他人只能臣服*，但这只是同辈人之间的排列。以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论，因《古史辨》而博得大名的顾氏，学术地位骤然飙升，厦门大学的聘书也由教授换成研究教授，可是在全国范围看，中国文史学界的主流仍然是章太炎门生的一统天下，连挟新文化运动余威的胡适也不得不退避三舍。顾颉刚本人即认为自己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与鲁迅的矛盾并非要“排挤鲁迅们来成全自己”，其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近来的对于静安先生。”*心高气傲决不在顾之下的傅斯年，心底当然会有与顾氏争胜之意，但如果悬此为的，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了。
以《旨趣》撰写时的情势论，王国维刚刚故去，章太炎虽然在新文化派的眼中已经落伍（学术上是否如此，另当别论，至少其他派系的人并不这样看），其为数众多的弟子门生却各有所成，依然占据南北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且无论观念派属的新与旧，对章太炎均保持恭敬与尊崇。尤其在社会上，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国学运动盛极一时，而享誉大江南北的国学大师，仍以章太炎为泰山北斗。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中华新报》出版纪念增刊称：“太炎先生国学泰斗，一代宗匠，吉光片羽，海内争诵……顷者整理国故之说大倡，而率无门径。兹存先生特为本报纪念增刊撰文一首，示国人以治学之津梁。此文之出，足使全国学界获一贵重教训，固不仅本社之荣幸已也。”*整理国故虽由胡适等人倡导，治学津梁仍需章太炎来指示。整理国故如果没有章氏门生的响应乃至主持，不易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反响。如果说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太炎弟子还只是偏师，那么在整理国故这一领域，章门则至少分享领军作用，连胡适对他们也要礼让三分。
傅斯年要在文史学领域竖起革命的大旗，首先必须划分与整理国故的界限。所以，其史学革命的对象并非泛泛而谈的旧史学，他关于“宗旨负面”的三点，即反对“国故”，反对疏通，反对普及，虽然有与顾颉刚的冲突为背景，却是面向整个国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史学界而立论。他指责“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打击面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厦门大学国学院，还涉及傅斯年不敢轻视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亦称清华国学院）。而反对疏通，固然有针对顾颉刚将传说过分理性化的条理系统，亦指胡适用索引、结账、专史的系统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以及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甚至可能指朱希祖等人提倡的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解释历史的社会科学化主张。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全体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就批评清代三百年学术存在研究的范围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以及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等三层缺点，声称：“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为纠正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偏弊，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结果矫枉过正，三百年间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非但完全不能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发生影响，而且敌不过空疏的宋学。此外，《〈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还主张“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的普及，然后再去提高，为此，首先要索引式地整理国故，以“人人能用古书”为“提倡国学的第一步”*。比较《旨趣》，傅斯年几乎就是针对这些话而反对推论设想，反对发挥历史哲学和语言泛想，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以及反对普及的。
整理国故的主流包括章太炎门生和“疑古”派，相比之下，如果不论社会声势的大小，前者的势力和影响在学术界显然胜于后者。傅斯年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向顾颉刚的“古史辨”另立山头，而是划分与太炎学派的界限。胡适和顾颉刚等人与太炎门生早有分歧摩擦，只是鉴于双方在新文化的旗号下有不能不合作的时势，才没有公开翻脸。傅斯年尽管与胡适有分歧，与顾颉刚有矛盾，其史学革命还是以胡、顾两人为同道。他积极争取胡适南下，又坚持推顾颉刚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籍考订组主任之职*，除了过去的渊源，主要还是基于当前的共识。而共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公开与太炎学派断然决裂。
北京大学教职员中，素有所谓法日派与英美派的明争暗斗，具体到研究所国学门，便是留日出身、同籍同系的太炎弟子与异籍异系如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矛盾。在反对派声音尚高的情势下，冲突不能公开化，对于章太炎本人，胡、顾还保持相当的敬意，不过认为其学术已经过时或者“半僵”。顾颉刚将章太炎与胡适、梁启超同列为国学五派中第四派即学术史的代表*，却以其为十年前争胜的对象。胡适仍以章太炎为中国今日十二个大人物中学者组三人的为首者，但也认为“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同组的罗振玉、王国维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的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对于章门弟子，与反对新文化派的黄侃当然势不两立，和与时俱进的其他诸人如二沈三马、钱玄同、朱希祖，以及周氏兄弟，在许多方面还是同道，不能因为学术主张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太炎师徒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各异，在学术领域则互为应援，弟子离不开先生国学大师的大纛，先生也需要几大天王的拱卫。直到１９３２年章太炎北游，讲学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其弟子依然执礼甚恭，随侍左右，为之口译笔书。钱穆见“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知风气转移非朝夕之事*。正因为此，与太炎学派关系很深的胡适和顾颉刚，始终不敢与之公然作对。
趋新本是太炎学派的特色。杨树达记：太炎弟子吴承仕“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一日，一友为余言之。余云：‘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不过章门弟子的趋新之道，一则被所参合的旧学牵制，二则为所取舍的新学引导，与胡适等人并不完全同调。双方为了求同，只好存异，观念分歧便为组织协调作了牺牲。胡适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起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研究纲领，要代表全体说话，不得不暂时搁置“疑古的态度”，并且不再急于“评判是非”*。傅斯年树旗革命，必须斩断人脉联系，才能无所顾忌地划清界限，否则观念上难免代表全体的尴尬，人事也会受各种牵制，史学革命难以收效。因此，《旨趣》的锋芒所向，其一是指责“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指柯劭、屠寄和清史馆的那批老辈学者，其二便是痛斥“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旨趣》的矛头公然指向《〈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执笔的胡适却不以为忤，后来甚至认为与自己同年发表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异曲同工，则他很可能知道傅斯年的用意实在于反对太炎学派。
公开否定章太炎的学术成就，不仅有助于学术上与之脱钩，更重要的是组织上便于将太炎门生打入另册。北大出身的傅斯年与太炎学派关系相当深，“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朱家骅后来聘请既无学位又无任教资历的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文史科及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史学等系，还渊源于１９１７年沈尹默向他当面赞许傅的“才气非凡”*。毛子水说傅斯年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这在情理上有些牵强，除非傅氏决心不受老师辈学人的束缚干扰，史语所组建时就基本不接纳直系的章门弟子。不仅如此，１９３４年，蒋梦麟与胡适联手解决北京大学国文系浙人把持的积弊，解聘林损而保留马幼渔，并以一年干薪和名誉教授换取后者默认，傅斯年闻讯，“深为忧虑不释”，认为数年来国文系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以马为罪魁，希望一齐扫除，不留祸根，并自告奋勇，“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傅斯年担心“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则太炎学派在学术界的声势仍然令人生畏。不作根本颠覆，其史学革命如何改朝换代？
二 新旧难辨
太炎学派代桐城派而兴，是民初中国学术界的革命性变化，作为历史的进步，两派之间学术观念的差别显而易见，因此人脉关系上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也容易理解。至于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学术思想究竟哪些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当年傅斯年极力强调，近来也有学者为之发扬，但争议仍然不少，事实并未厘清的关键问题。
学者已经注意到，《旨趣》只是傅斯年关于史语所的工作纲领，而不能视为其全部史学思想或观念的完整表述*，而且为了营造别开生面的效果，遣词造句故做惊人之语，从学理上看，偏激过头的话不在少数。他反对的三个方面，即国故、疏通、普及，固然和不少人存在分歧，但他所主张的三点，如直接研究材料和事实，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已经是包括太炎弟子和古史辨派在内的新文化派公认的规则。虽然傅斯年一味着力于划清界限，还是有学者指出其史学革命与以整理国故为标榜的国学运动之间的渊源继替关系*。关于这一问题，近来学术界不无争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存在直接渊源，顾潮依据其父的《颉刚日程》，指出原来董作宾从内容推测“必是孟真的手笔”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１期（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的《发刊词》，其实是顾颉刚的作品*。对此，杜正胜别有见解，认为发刊词的著作权属和执笔人虽然可以断定，“惟该发刊词所体现的学术方向：‘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不能说顾颉刚不可能有，但把语言历史学提出来当作该研究所的纲领，却非归属傅斯年专利不可。发刊词且认定这两门学问‘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治学态度上宣示‘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治学方法则要‘承受［了］现代所［研］究所［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这些绝对是‘傅斯年式’的，不是顾颉刚的踪影……主张普及和致用的顾颉刚这时写下上述的宣示，显然是替傅斯年说话，可能因为傅是所长，秉其意思作文。所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的著作权不能如实地按《颉刚日程》所记的认定。”*与杜正胜刻意“见异”有别，研究北京大学国学门及其影响的陈以爱更着重于“求同”的一面。她认为傅斯年的学术理念，固然可以透过顾颉刚执笔的《发刊词》表达，但其中也包含不少顾颉刚的学术见解在内。发刊词所陈述的工作方针，“无一不是国学门过去几年所提倡和发展的学术事业”，顾总结国学门的研究方向，提纲挈领地写进中大语史所周刊《发刊词》，而董作宾误认为傅斯年所撰，“不但说明傅、顾两人当时在推动学术机构发展的‘大方针上是一致的’，也反映出２０年代初期国学门所开创的各项学术事业，与２０年代末成立的史语所工作之方向非常接近。这无疑显示出史语所与国学门领导者，在学术理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傅斯年与顾颉刚、史语所与北大国学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确是认识傅斯年史学革命内涵的关键。就此发表过意见的学人虽然没有正面争论，各自的不同倾向还是表露无遗。然而异同究竟何在，仍须深入探讨。
杜正胜指称属于傅斯年专利的，除了将语言历史学提为纲领外，其余几项在顾颉刚以往的学术活动中不仅并非毫无踪影可寻，而且可以说顾颉刚已不同程度地表述过这些基本意思，甚至遣词造句也相当类似。如治学态度不求功利，不讲应用，研究史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以及承受现代治学方法等，恰是顾颉刚的一贯主张。早在１９２４年６月，顾颉刚就指出“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的大别，乃是一个是求知的态度，一个是实用的态度。”*１９２６年１月１日，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长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一脉相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者就是前者的凝缩。该文的主要目的，正是要辨明“求知”与“应用”是两条不同的大路，着眼于求知，学术则极深邃，着眼于应用，学术就很浅近。“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从前的学者不注重事实，单注重书本，其学问在时代、阶级应用等方面受限制，最容易上古人的当，是因为“态度不求真而单注重应用，所以造成了抑没理性的社会，二千余年来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这也就是中山大学语史所周刊《发刊词》所说：“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前人的权威之下”。
基于“科学的基础是建筑于事实上而不是建筑于应用上的”，顾颉刚反驳有人认为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的责难，认为“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幻如人心，污秽如屎尿，没有不可加以科学的研究。”而国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没有高下的分别，研究历史与研究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一样，没有新旧之分，“只要你能在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事实来，这便是科学上的成绩。”“若说科学家仅仅能研究自然，研究工艺，而不能研究社会，研究历史，那么，科学的领域未免太小了，科学的伎俩未免太低了，这人的眼光也未免太狭隘了。”历史科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相辅相成，当各种科学都发达，中国的各科材料都有人研究时，就可放弃模糊不清的“国学”，而纯粹研究中国历史或东方历史。换一角度，正是中山大学语史所周刊《发刊词》所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以及“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与傅斯年所宣称：“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精神上并无二致。
当时人提倡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影响史学，主要包括两类，其一，自然科学的各学科辅助史学的发展完善，一方面，自然科学家研究各相关专史，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可大幅度提高该领域的科学程度，另一方面，史学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如考古学便涉及地质、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其二，按照自然科学的态度、方法研究史学，使之达到相同或相近的科学程度。前者不仅北大国学门早已实行，计划中的东南大学国学院也表示认同*。至于后者，则虽然多数人同意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但认为文史之学与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仍然有所分别，主张以相同方法对待并且达到相同科学程度者并不多见。而在这方面，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旨趣至少是相通的。
不仅如此，傅斯年亲撰的《旨趣》，精神与北京大学国学门也大抵相通。国学门的“国学”以文字为范围，是为了打破学科界限*，所以《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略例》规定：“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与以相当之地位。”*《国学季刊》很早就发表伯希和（PaulPelliot）、钢和泰（A．W．B．vonStaelHolstein）、高本汉（K．B．J．Karlgren）等人关于语言学与史学关系的著述，国学门也将日语和同在中国境内同属印支语系的西藏、苗人以及境外的暹罗、安南等语，列入调查研究或提倡的范围*。为此，王国维、陈垣、沈兼士等人积极推动派遣教授学生到欧美学习语言文史之学*。而顾颉刚求知不求致用的目的之一，便是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研究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现的真理也愈积愈多，可以不断扩大运用史料的范围。
顾颉刚后来补记他与傅斯年关于史语所规划的争议之一，是普及与专精的先后次序，然而比较当时的资料，顾颉刚固然不赞成只限于十几个书院的学究的规模，“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相互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但也“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的见解不同，而与傅斯年的主张一致。何况傅斯年也计划将集众的工作及附带的计划随时布白，“希望社会上欣赏这些问题，并同情这样工作的人多多加以助力！”《旨趣》虽由傅斯年执笔，个别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仍然代表三位筹备员的共识，学术观念的大端不能不保持一致。正因为这样，傅斯年才会坚持让顾颉刚加盟史语所。
从１９２９年２月顾颉刚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６集（实为周刊合订本）所撰《序》文看，他仍然认为“专门的学问是不必普及的”，但要争取“一般人的最小限度的谅解”。其与傅斯年的分歧，应是文章开头详细解释的目前“不是正式的研究工作，而是工作的预备和研究的运动”，要费十年力量“造成若干可以研究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少壮学者”，“使得若干年之后有若干的专门家向着这方面做正式的研究工作”。因此现在主要是搜集材料，提出问题，成果难免幼稚，不要求全责备。这显然是对傅斯年认为大学出书应是积年研究的结果，及其批评《民俗学会丛书》无聊浅薄的回应。除此之外，两人的宗旨在正负两面大同小异甚至基本一致。
诚然，傅斯年“史学革命”的效果仍是客观实在，毋庸置疑的，只是成功的原因不一定是理念的新颖或旗帜的特色。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傅斯年的学术贡献远不及他的事功*，史语所的突出成就恰是其史学革命胜利的象征，并且多多少少放大了傅斯年学术理念的作用。其实，《旨趣》的极端和片面，并未割断史语所与北大国学门到中大语史所积极的精神联系，却有助于避免近代中国学术界既有代与派的人事纠葛，以及相应存在的旧学惯性牵制的负面作用，从而堂而皇之地组织起“元和新脚”的整齐阵容，迅速而有序地落实以往长期坐而言却不能起而行的学术主张，不必如顾颉刚所说等待十年以后。１９３４年北京大学文学院欲引进梁实秋，傅斯年“疑其学行皆无所底，未能训练青年”，主张“此时办学校，似应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强调注重实学*。找新才重实学开新路，正是傅斯年成功组织史语所的秘诀之一。从北京大学国学门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再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学术主张的精神与史语所一脉相通，但具体落实起来却进展缓慢。如对古史研究至关重要的考古学，明知实地发掘较器物征集重要得多，却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语言学亦如此，方言调查没有深入原来区域，主要利用现有人员异地进行方音记录，或让各地会员收集有关资料；民俗研究同样离开田野调查，以征集各种风俗实物和资料的形式进行，距离人类学的研究相当遥远。直到史语所成立前夕，中山大学语史所才开始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结果理念上确已逃出传统恶习的范围之外，实际上还在既有学术的框缚之中。不要说与欧美学者比较，远远没有走上他们心目中现代学术的正轨，“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甚至不及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努力程度。在东方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陈寅恪、李济、赵元任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的行列。如果说政局动荡和官方压制是北大派面临困境的客观原因，那么主观因素就是缺少真正受过新学科专门训练的学者，不能恰当地运用有关方法处理问题，同时原有的学术训练还会对其弃旧图新起到牵制作用，使之难以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
傅斯年对史语所的人选坚决贯彻“找新才”和舍弃“浮华得名之士”的原则，他吸收了１８位北大国学门出身的学人加盟，占草创期研究人员的一半以上*，但成名的前辈多为特约或兼任研究人员，专任者主要是毕业研究生，只有个别人如刘复，属于志同道合者。而傅斯年真正倚重的还是清华研究院的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再加上陈垣，由他们担任各方面的负责人。长期掌管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的马衡，一直有心于实地发掘，主动要求加入史语所考古组，而为傅斯年断然婉拒*。由于观念一致，又没有人事矛盾的纠葛，加以傅斯年的过人办事精力和善于打通各方关系，争取到必须的支持和条件，准确选择主攻方向，而外部环境也渐趋稳定，使得史语所的计划落到实处，各种前人长期议而未行的新学术领域迅速开辟，并且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中国争取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的目标开始得到实现。从集团研究已成大势所趋的角度看，傅斯年的事功正是中国学术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连前此较有成就的李济也承认，若非傅斯年的提倡，其考古工作也许就会中断*。
三 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旨趣》的结尾处，傅斯年喊出了中国新进学术界的共同心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种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愿，不仅傅斯年有，胡适、陈垣、李济乃至陈寅恪，都不同程度地蕴藏胸中。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实际上就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傅斯年的主张，正是这一精神的发展或自然延伸。只是依照傅斯年的一贯做法，使之进一步极端或彻底。
傅斯年本来也疑古，因为要超越顾颉刚的史学王国，不肯真的向顾称臣，在归国前后的短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３９１页。顾颉刚：《发刊词》，《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１期，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
《傅斯年致蒋梦麟》，１９３４年５月８日，《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５３１页。
短一两年间苦心孤诣，另辟蹊径。他虽然在德国留学，学过一点语言学课程，却无成绩*，又少读兰克（LeopoldvonRanke）著作，所得到的思想资源，还不如当时国际汉学之都的法国巴黎学派影响更大。所以顾颉刚后来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傅斯年将语言学与历史学并举，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其实傅斯年的想法或许来自德国，其心目中的典范还在法国。此时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正是语文学派占据主导，中国学者的目光所集也在于此。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时，就刊登了王国维１９１９年翻译的伯希和１９１１年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亚语史学讲座时的讲演词《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王国维称此文“实举近年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伯氏明确指出由于古物学和古语学的复兴，改变了原来考中亚史事仅据典籍的状况，因而取得长足进展*。胡适称赞“此文甚好”，并为之加上标点。前此胡适因为钢和泰的关系，已经建议北京大学注意东方语学，以便与国际东方学界加强联系*。傅斯年反对“国学”、“汉学”的概念而主张“东方学”，自然会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相并举。此后傅斯年很少提到兰克的名字，对伯希和以及另一位巴黎学派大家、瑞典的高本汉则推崇备至*。要使中国成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傅斯年不仅反对“中国学”和“国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希望改变中国固有的治学之道。他认为：“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因此，要“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并且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沿着找寻新材料，发掘新问题，援引新工具的路线，史语所很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１９３２年，伯希和因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发掘古物的报告，特提议将该年度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的儒莲奖授予史语所*，并且认为“李济、顾颉刚等皆为中国第一流学者”*。２０世纪的史语所，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名满天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就显著的史语所之所以“谤亦随之”，要因之一，也就在于不读书而专找材料的宗旨，有使中国学术脱离精通的大道，走向窄而偏的狭径歧途的危险。此一倾向，晚清光宣以后的学术复兴已经呈现，由于“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１９２０年代整理国故兴起后，在科学方法条理系统固有材料的引导下，偏窄的倾向愈演愈烈瑏瑠。悬问题以觅材料，本来是欧美汉学家易犯的毛病，他们很难看完浩如烟海的典籍以发现问题，欲成一家之言，先是从类书中寻找题目，继而由新材料带动新问题，再借鉴其他学科或文化的问题意识，套用现成的解释框架，结果难免走上偏锋险道。王国维曾经批评胡适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想把国学开出一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因此他最所注意的是读书，教学生仔仔细细地把书读好，读了书再做文章。”*他主张“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萧公权针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提出“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附和新文化者也有所觉悟，１９２１年梁启超初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时，顺着科学主义的路线，鼓吹史料的收集与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走”。后来他觉得一味补残钩沉，则史学永无发展，故此作补编时，即突出“广”，强调“大规模的做史”，“想挽救已弊的风气”*。整理国故还以包括典籍在内的所有文献为主，而不读书专找材料，等于鼓励学人放弃基本书籍一味追求罕见材料，并以此为治学的惟一正途。这无疑导致学风进一步偏离正轨。到１９３０年代初，北平的学术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风气的偏蔽引起愈来愈多学人的强烈不满。所批评的主要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忽略基本书籍的阅读，专找新奇材料；其二，忽略大节的沟通把握，专注于琐碎问题的考据。前辈学者的意见最多，学术虽已“半僵”仍被视为“海内宗匠”的章太炎指责当时学人根柢太浅，治诸子不先明群经史传，研究小说不先遍治群书及明于近代掌故，言经学不明家法，究习吉金甲骨不根于载籍，而又扯正史，论史则不求诸史乘，而乞灵于古器，因而“学说之奇袤，至今日而极”*，希望向坊表后进者示以正轨。被排挤在主流以外的学人也议论纷纷，批评“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关于此节，太炎首徒黄侃有高度概括。１９３０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发见与发明的区别，从治学的方向言，大体如王国维所说找材料与读书，从治学的办法言，则是如何运用新旧材料。对此陈寅恪有过系统的阐述，他于１９３５年讲授“晋至唐史”时，一开始就针对学风的时弊阐明新旧材料的关系：“历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
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在１９４２年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作序中，陈寅恪再度表述了这一意思：“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陈寅恪的思想，确有很强的辩证色彩，所指出新旧材料的相互关系，便不能机械看待。治学应重视发现和运用新材料，一味用旧材料加以新解释，难免牵强附会之弊。因为就古史而言，旧材料已经前人检阅，未解的部分往往证据不足，没有新的史料最好阙疑，不要强做解人。但新史料固然重要，毕竟只是“少数脱离之片断”，不掌握“多数汇集”的旧史料，便无法考释和恰当运用新材料。陈寅恪的这段话仅就新史料的运用立论，其实旧史料的重要绝不限于有助于理解新史料，更重要的在于奠定学术的基础，掌握历史的大节要项，以及准确把握新史料带来的新问题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不至于一味追求新材料以发现新问题，走入新奇偏窄的歧途。因此陈在讲新材料之前，首先以旧材料为必读书，又分为三层，其一为最低限度必读书，如《资治通鉴》、《通典》。其二为进一步学习参考书，如《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其三为广泛的研究参考书，除上述外，再加《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以及诗文集、笔记，如《全唐诗》、《全唐文》等。他还针对时人运用西洋科学方法的误解，指出《通鉴纪事本末》和《文献通考》远不及《通鉴》和《通典》，直接读《通鉴》，可不受《纪事本末》的作者个人心中问题意识的限制，并能够了解和把握史事本来相互的复杂联系。此一思想，实为重视基本材料价值的极为重要的观念。以后来的问题意识和外在的解释框架支配研究，正是近代中国学术流弊滋生的症结所在。
仔细检查史实，发表的言论倾向迥异的学人，其实际运用的方法乃至态度却大体相通。严厉批评当时学人滥用甲骨和出土器物乃至于全面抨击新学术，被傅斯年斥为“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的章太炎，曾说：“余解经与高邮同其旨趣，间或过之。并非古人读书不多，智慧不够，盖当时坊间所能供应之材料只有此数。余藉地下出土之力始考证如许。若能继续出土，继续研究，或有全部讲通之一日。”*这与傅斯年的主张差不多一致。章太炎晚年虽然弃精奥而讲大体，仍然承认学问的“大体”要在琐碎的考据渐渐精密之后才能显现*。而傅斯年的找材料，开始确有寻宝之意，但不久就同意材料的价值全在本身的可靠性*，认为“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胡适称“此意最重要”，浅学者尚不能承受。傅斯年所以善于此技，除了“绝顶聪明”以外，主要是“记诵古书很熟，故能触类旁通，能从纷乱中理出头绪来。”*本来“国学家第一本领即是书塾，此皆幼年刻苦用功死读强记，至老不忘一字，故能左右逢源，一隅三反，非今之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项背也”*，如今却成了傅斯年的长技。他总结道：“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如果说章太炎反对使用出土文字器物以证史是对滥用的反动，傅斯年的不读书只找史料恰是对一味死读书成为两脚书橱的国学家的矫枉过正，“动手动脚”的前提还是熟读古书。
在追求“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方面，傅斯年的实际做法与公开宣言之间也存在明显反差。《旨趣》中傅斯年讲到研究四裔问题的西洋汉学其实是“虏学”，而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打破国界，至于不国不故，脱离纯中国材料的范围。并且强调以“东方学”代替“国学”，“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这番意思在胡适访欧时傅斯年显然与其交换过意见，所以胡适因时局动荡滞留日本期间在京都“支那学会”讲演，就以“虏学”为题。也许是听众范围的作用，他并不主张只研究“虏学”，而强调研究中国本部*。不过，胡适的讲法或许正是傅斯年的本意，１９３４年傅斯年在承认西洋人治中外关系史等“半汉”的问题有“大重要性”的同时，觉得“全汉”的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批评“西洋人作中国考古学，犹之乎他们作中国史学之一般，总是多注重在外缘的关系，每忽略于内层的纲领”*。而在此之前，１９２９年他甚至提议陈寅恪领军研究“比较纯粹中国学问”的“新宋史”，以免“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陈寅恪是当时中国学人中最有条件和能力依照欧洲东方学之正统治“虏学”之人。照此看来，傅斯年在以宣言的形式断绝那些并不了解“东方学正统”的国学家趋时的念头并将他们统统打入另册后，其与欧洲东方学角胜的路径，并非“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一旦成功地完成了对国学家的“标新”，他对欧洲东方学也要“立异”了。而立异的本钱，仍然是“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所以，“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所谓“正统”，方法上或许中外一律，界域上还是华洋有别，而不仅仅是将中心从欧洲夺回中国，即在中国建立纯粹欧式的东方学中心而已。
四 专精与博通
太炎学派失势后，跃居主流的胡适、傅斯年一派与非主流派的矛盾仍然延续着，与钱穆的分歧尤具代表性。钱穆于１９３０年代即不满于专尚考据的学风，有意调和汉宋，主张“非碎无以立通”和“义理自故实出”*。抗战期间，钱穆等人试图扭转“考据风尚的畸形发展”，１９４１年４月，钱穆应邀在江苏同乡会演讲“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批评“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他邀请蒙思明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并要其将讲稿写出，改题“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交由《责善》半月刊发表。蒙文批评近数十年来学术界以考据为“史学的正宗”和“惟一的内容”，分析了考据风尚压倒一切的原因，指出清代朴学和近代欧洲考据之盛的背景得失，强调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而且考据必须有历史哲学的领导、有博大鸿阔的学识以及有实用价值。总之，“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与钱穆志同道合者还有张荫麟、张其昀、陈梦家等人。尤其是张荫麟，早在１９３０年代即与钱穆相识于北平，“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张荫麟逝世后，钱穆等人借悼念之机，再度提出“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的问题，他们显然认为史语所式的道路并不能成就新史学，能够完成新史学的新史学家，必须具备：（一）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二）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泥于世事现实；（三）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晓了；（四）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张荫麟“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推崇张荫麟决非仅仅为故人说好话，用意在于标明自己的为学之道，破主流派对新史学的主导，并且另立新史学的范畴。
１９３０年代初，傅斯年对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及史学界之疑古派表示赞同，继此以往，则与钱穆意见多不合*。这与陈寅恪推崇《先秦诸子系年》、赞扬《国史大纲》的态度明显有别。所以陈寅恪虽然加入史语所，其与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实有一定限度，相异的一面，要从他与各种非主流派的关系及相互品评中才能看得清楚。１９３３年１１月，陈寅恪致函傅斯年，郑重推荐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即将归国的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或北京大学史学系，函谓：“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具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张君颇年少，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陈寅恪写过不少推荐信，但如此推重者则绝无仅有，相信张荫麟确系其心目中的学术传人。而傅斯年在用人方面一般相当注重陈的意见，这一次却意外地不予采纳，借口“此事现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推给北大的胡适和陈受颐。后来张荫麟连北大也没有进，还是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依照当时情形，除非张本人不情愿或傅斯年不赞同，否则无论是北大还是史语所，均非难事。傅斯年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张荫麟的治学路线有所保留，而这也是他与陈寅恪分歧的关键。
傅斯年极希望拢入所内的陈垣，也主张专门学问，早期著作多为寻空蹈隙，提出重要问题，与傅斯年的旨趣相当接近。他始终不肯为史语所专职，人事因素外，对傅斯年的极端主张有所保留恐怕也是顾虑的要因。傅氏的专精断代，有不顾前后之嫌，陈垣的“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则并不反对“博”。他本人的著述，也不限于某朝某类。其后来著作，仍以“竭泽而渔”之法搜集大量罕见史料，但与陈寅恪一样，极其重视正史和《资治通鉴》，精于考证而不以考证为目的，认为治史以明义为终极目的，而且作考证时也不可不明义*。二陈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钱穆等人的支持，而与史语所的离异。
尽管钱穆对主流派的不满以及别树一帜的意图相当明显，置身学术圈内，顾及人事纠葛，仍然有所隐讳。直到１９５０年代在香港创办新亚研究所，相对独立于派系纷争之外，其言论才由曲笔而直白。在《〈新亚学报〉发刊词》中，钱穆公开对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派分直截了当地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批评，锋芒所向，直指史语所的宗旨方针。此文为“昭示来学者之方向与准绳”，“差免门户之见，或有途辙可遵”，可谓其早年调和汉宋之远大抱负的集大成。他开章明义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不断发生由汉宋之争变相而来的争议，“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对于两派的分歧，钱穆一方面批评当时学术界的大病，“在于虚而不实”，“一般新进，多鄙薄学问知识，而高谈思想理论。不悟其思想理论之仅为一人一时之意见，乃不由博深之知识来。其所讲知识，皆浅尝速化，道听途说，左右采获，不由诚笃之学问来。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始可谓之真学问。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得有真思想与真理论。”反对将思想与理论视为脱缰之马，任意驰骋，不受控制。而主要矛头，则指向重考据专门的主流派。他承认成学立说须重明据确证，而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否则，空言义理，争是非，势必成为意见与意气。然而，如果只将书籍当做一堆材料，而不视为学问之对象，就会一味找前人之罅缝、破绽与间隙，“最好是书有不可信，否则觅人间未见书，此所谓未经发现之新材料。因谓必有新材料，始有新学问。此乃以考据代学问”。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到窄而深的研究，其初衷虽然广大，但不识学问大体，“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互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欲为中国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须将两种趋势，会通博综，冶于一炉，考据义理并重，中学西学兼容，通学在前，专精继后，先识大体，对治学问的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进而为窄而深的研讨*。调和汉宋，为晚清学术的普遍趋向，此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以一人之力会通博综；其二，同一时代两派兼容。前者可遇不可求，阮元、陈澧等人的努力并不为各派所认可，以为有牵强附会之嫌。钱穆后来治学也偏于义理，所提论点，虽实有理据，仍往往如天马行空，与称为史学一大中心的史语所不相合拍，因此长期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直到１９６８年才当选为中研院院士。此事严耕望称为“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其实也只是默许而已，并未达到兼容沟通的境界。不过，钱穆虽然认为学问的提高“并不重在材料搜辑，及方面之推广，更重者，乃在其根源处加高加深，俟此方面培养深厚，则材料方面，自可迎刃而解。须知同一材料，须视运用者之学力识力而判决其成绩。今之学者，所患正在不于本源处登高入深，而只忙于方面之开扩，材料之累积，则尽日穷年，终无成就而已”，明显针对主流派的“途辙”，但他自认有“考据癖”，要人治学于天分以外，必须济以功力，４０岁以后当力求专精，治理学须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对自己的等身著作也以《先秦诸子系年》为贡献最大，可与古人相拟，与主流派的见解并无根本分歧*。钱穆的弟子而被傅斯年选入史语所的严耕望也主张既要专精，又要相当博通；断代研究，但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而且明确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这些如果不是异端，至少是在修正傅斯年所提倡的史语所旨趣及其影响下的时代学术风尚了。只是以个人之力而会通博综，极难达到，不易把握，近代学术史上，惟陈寅恪的“讲宋学，做汉学”庶几近之。
晚清以来，学术的代际兴替好走极端，民国尤甚。太炎门生取代桐城文派，史学革命又推翻浙学一统，都是否认继承（对再上一代倒可以认同），而夸大差异。待到升上主流地位，立论才能不断修正，渐趋公允，但就难免被后浪赶超。而且发迹时的故意偏激在平和以后仍有巨大惯性，始作俑者或许心知肚明，顺其势者则不免每下愈况。所以，由偏激以至众从的主流派虽然人多势盛，学术路径却往往不循正轨，把握近代中国学术转承的脉络，反而不能以此为线。学术本来要在沟通，强分彼此，其实是等而下之。而分的依据，近代以来主要来自西学一面，除了学术背景确有差异外，分歧的原因在于对笼统的西学各取所需。钱穆批评胡适“一生不讲西方精微处，专意呵斥本国粗浅处”*，实则胡适所讲正是他所知西学的精微。早在１９１１年王国维就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近代学术史上真正建树大见识高而又大体得到新旧各方公认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不必因缘主流的兴替，而达到超越主流的学术高峰。循着太炎学派到科学主义的主流脉络，虽能求得近代中国学术量的扩张情形，却难以把握质的提高因由，近时势而远轨则。钱穆曾告诫弟子：“学绝道丧，青黄不接，今之来者势须自学自导自寻蹊径，此虽艰巨，然将来果有成就，必与依墙附壁者不同。就以往学术史言，一时代之大师均于学绝道丧之环境中奋然崛起，若风气已成，转少杰出。即如晚明诸老之与乾嘉盛世，岂不如是。是乃天启大缘，然亦待奇才大志乃克应运而起耳。”*这对于理解近代学术转承的脉络得失，不无启迪。
〔作者桑兵，１９５６年生，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 ５１０２７５〕（责任编辑：马忠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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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各种近现代史学史、学术史外，另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１９９８年；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当代》（台北）１１６期，１９９５年；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１９９９年；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见钱伯城、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６２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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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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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傅斯年君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７１５号，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10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２９期，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９日。顾颉刚与殷履安信，１９２４年７月５日，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９７页。
11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６３页。
1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１卷１号，１９２３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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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２６页。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３章１节。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１页。
15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１８２页。
16顾颉刚与殷履安信，１９２４年７月５日，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９７页。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３８６页。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１２-１３页。
17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１４４-１４５页。另参顾潮《顾颉刚先生与史语所》，《新学术之路》，８７-８８页。吴相湘便将《旨趣》和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并列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傅斯年学行并茂》，《傅斯年印象》，１７４页）。
18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１９９５年，１２８-１３０页。
19《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日刊》１４２０号，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５日。
20严耕望即认为傅斯年和顾颉刚“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序言第２页）。
21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２卷１３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６日。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３３６页；《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书》，《北京大学日刊》７２０号，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22《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北京大学日刊》１４２１号，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７日；沈兼士：《整理国故的几个题目》，《北京大学日刊》１４２１号，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８日。
23《国学季刊》１卷１号，１９２３年１月。
24《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４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１５６页。
25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大公报》（香港）１９７７年２月９日。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２８卷１期，１９７６年１月。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３３-３４页。
26瑏瑠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１章４节，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
2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４页。
28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５册，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１９６页。
29《复伯希和函》，１９３２年３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６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１７９页。参见王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念的冲突》，《新史学》（台北）８卷２号，１９９７年；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７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０年；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印象》，１１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２２８-２２９、３１８-３１９页。
31《国学季刊》１卷１号，１９２３年１月。钱穆：《师友杂忆》，１６８页。
32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１５２页。刘桂生：《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１１页。
33《吉川君来书》，《制言》５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６日。钱穆：《至李埏书》，《钱宾四先生全集》５３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３７９页。孙至诚：《谒余杭章先生纪语》，《制言》２５期，１９３６年９月。
34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４卷１１期，１９３４年６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１册，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１６７-１６８页。
35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０页。
36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６５页。
37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幼狮文艺》（台北）４７卷６期，１９７８年６月。
38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斯年印象》，１０７页。
3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６１７页。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４４７页。
4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３３２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６-９７页。
41傅斯年致陈寅恪，１９２９年９月９日，引自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
42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选集》，２９３-２９４页。吉川幸次郎：《胡适》，《吉川幸次郎全集》１６卷，东京筑摩书房，１９７４年，４３１-４３３页。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２１６-２１７页。
43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追忆章太炎》，４４６页。《胡适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８日、１９３５年６月６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王国维言及考古也说：“于古代材料，细大均不可放过。忽其细处，则大处每不得通。此同一材料，而有所发明，有所食古不化者。”（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追忆王国维》，１６５页）
44程巢父：《仁者之怀》，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３８１页。钱穆：《师友杂忆》，１６８页。
45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月刊１８期，１９４３年１月１日。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责善》２卷１８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日。
46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４８页。
47钱穆：《序言》，罗根泽主编《古史辨》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48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３１页。《新亚学报》１期，１９５５年８月。此文蒙陈以爱女士寄赠，谨此致谢。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７０页。
49陈垣致蔡尚思，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４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３５５页。
50钱穆：《致余英时书》，《钱宾四先生全集》５３册，４０７页。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３册，２０２页。钱穆：《致徐复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５３册，３２２页。钱穆：《致缪子书》、《致徐复观书》、《致余英时书》，《钱宾四先生全集》５３册，２０１、３３１、４１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