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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视域下岩画研究方法的思考(之一)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6-12 03:10:11 点击:

    摘    要: 本文在阅读A Companion to Rock Art一书后,对以往岩画研究中的固有范式进行反思,探讨岩画研究与民族志、图像学之间的多维关系,从人类学视角下审视岩画的研究方法并提出新的观点。

    关键词: 岩画    研究方法    人类学

    A Companion to Rock Art[1]是人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探讨岩画研究的论著。辑录了21世纪以来全世界各地岩画专家对以往岩画研究的反思和最新的研究。本书的出发点在于对以往出色岩画研究成果進行展示,更重要的是在以往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从岩画本体,以及本体之外的所有可能与岩画产生关系的方向进行细致深入的讨论。书中所辑文章的作者来自世界各大洲,力求多学科多角度多地域地讨论。本书的两位编者乔·麦克唐纳(Jo McDonald)与皮特·万斯(Peter Veth)都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从事岩画研究都超过30年。乔·麦克唐纳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研究职位,同时任西澳大利亚大学岩画研究和管理的主任,研究方向为沙漠岩画、澳大利亚及北美地区的岩画。皮特·万斯同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西澳大利亚大学任教,从事岩画的土著文化研究及岩画断代研究。本文以书中涉及岩画的方法论与角度,结合国内研究概况从以下几方面讨论:

    一、民族志与岩画

    民族志既是田野研究方法又是理论成果。首先,作为人类学研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经历了从19世纪的早期实践到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系统的调查和文本,再到对以往民族志的反思、继承和重新建构的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确立了民族志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地位[2]。其次,民族志作为一种理论成果,是非常吸引人的人类学论著,相关学者会从中获得信息和资料。A Companion to Rock Art中多篇文章提到了民族志之于岩画的重要性。本文在探讨民族志与岩画问题时从这两方面探讨。

    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在运用民族志方法对岩画进行记录、研究时,如何发现和描述岩画与其所在地区人群之间的关系。建立岩画与当地人群的关系对于目前的国内研究岩画而言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有迹可循。青藏地区岩画多是与当地宗教信仰有关,如今他们的信仰依然在延续,作为信仰目的的类似行为依然在进行,如岩画旁都会有刻有六字真言的石头,或六字真言直接覆盖于岩画上面,形成叠压打破的关系。岩画在藏区就不是孤立的一种文物历史,而是一种现代依然延续的石刻文化的一部分。现代的藏族人群将岩画称之为“自显像”,认为它并不是由人制作的,而是自身神性的一种显现。此时,藏区岩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随着岩画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与历史文化关系的密切联系,越来越多拥有岩画这项宝贵资源的地区开始利用岩画建立文化品牌,他们会用各种方式对岩画进行和表述和建构,这时,人与岩画的另一种层面的关系得以展现。并不能概述所有岩画与人的关系,可当我们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岩画,试图找寻岩画与人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在以考古学为基本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思考在人类学视角下岩画与人的关系。

    其次,当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成果和参考文献时,民族志和岩画的关系得以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在国外岩画研究中,会将民族志作为岩画的发生、制作和意义的论证证据,并常常试图从中得到与岩画相关的文化行为。他们通常会运用演绎法【理论(文化行为体系理论)→模式(民族志、文献等)→资料、分析(岩画)】或归纳法【资料、分析→模式(民族志、文献等)→理论(文化的概念)】这两种逻辑方法对岩画进行合理的解读和阐释,这是我们以往研究的固有模式。这种模式在解读岩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民族志使用的范围和界限却始终不能给出明确的回应。A Companion to Rock Art中J.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J. David Lewis - Williams)在论述岩画与萨满的关系中指出,岩画是研究萨满的重要物质载体,萨满也是岩画研究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但二者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J.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首先讨论了什么是萨满这一问题,并就此问题从现象学和神经学的角度考虑,同时考虑岩画在萨满群体中的社会作用。在J.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的研究中,找到了明确的民族志资料可供研究。

    民族志的证据说明了San(南非一处岩画点)地区的人制作岩画的原因。他们制作了图像作为“力量的贮存”(特别是大羚羊),还用猫科动物的形象表现萨满巫师。一些渴望向他人证明自己掌握雨的人(神)可能会创造可以掌握雨的氛围。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为了整个社群而冒险导致精神错乱的萨满巫师。对San地区来说,力量存在于许多“强大”的事物中,如某些动物(特别是羚羊)到昆虫(如蜜蜂),还有一些特殊的人(如萨满巫师或青春期的女孩)[3]。

    J.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有了民族志资料后,解释岩画的过程变得比较明朗。但他也提出了这些民族志使用的诸多条件和限制,他认为这些民族志是土著居民用思维方式和习语解释岩画图像。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解释并不“透明”,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习语需要被研究者二次解读。

    有明确的民族志记录的岩画其实并不多,没有相关的民族志记载的岩画占绝大多数,需要用多元的视角解决岩画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分析景观的位置构成、图像构成及一些特殊图像的意义内涵。J.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认为,一些特定的几何图形通常与萨满的产生有关,但不能完全将其归咎于与萨满。如果一处岩画只包含了一种几何形状,研究人员便可以将这些岩画与萨满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视觉现象进行比较。同时,他利用更多的案例,例如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岩画、非洲布须曼岩画和北美岩画等,说明岩画与萨满的关系。在A Companion to Rock Art的另一篇文章中,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Andrzej Rozwadowski)对西伯利亚岩画中探讨了岩画与土著萨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尽管目前岩画与萨满之间的研究已经被争论了很长久,并且始终在一种困境中无法走出,但对于西伯利亚(被称为萨满的故乡)的岩画来说,岩画可为萨满教的研究提供细致入微的理解。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认为“萨满和岩画研究是现象学与历史学的交锋”。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岩画的研究,不仅应该看到岩画本身,即对岩画本体进行更深入的年代学判定、图像、制作手法等方面的研究,更应该把岩画视为一种活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化遗产加以研究。对岩画进行田野民族志研究,可以使人类学对岩画研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岩画与民族志的更好结合使用对于二者的研究进程都有重要的进展,民族志为岩画研究注入了动态的血液。然而,不管岩画是否有民族志的记载,解释都应该是谨慎的。如果岩画与民族志有明确的关系,那么对于我们研究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我们需要对民族志中的解释和当地土著的解释进行二次解读和分析,其中必定有二次主观的危险性。如果岩画与民族志无法建立联系,那么我们首先要对岩画进行多元分析,判断它与特定视觉现象的关联程度再做分析。一味建立联系或一味分割孤立都是不对的,这与相关文化背景构成紧密相关。

    二、岩画图像研究

    A Companion to Rock Art书中有部分文章专门探讨了岩画研究中关于图像模式的探索。因为岩画存在方式的特殊性,导致它成为一种较为孤立神秘的文化遗存,年代、内容、文化内涵都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做岩画研究时,对岩画图像进行描述和解读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能依靠的证据只有岩画本身的图像。这就会涉及图像学的诸多问题。

    “图像”一词来源于西方艺术史译著,通常指image,icon,picture和它们的衍生词。Icon原意指希腊正教的圣像,所以作“图像”用的主体含义为图形程式,现在多译为“谱像”。Image有几种主要词意:①心像、印象,指图形在观看者心中构成形象认知的心理过程。②塑像、肖像、圣像,也包含图形程式的意义,与icon同。③映像或翻版、复制、相似的形象,表明图像的传播性能。④在心里对形象的描绘。Picture的名词原意为图画、照片、电影、映像等,指图像的具体物质性存在。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将图像学从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手段擢升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科。对于图像作品解释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前图像志描述,解释对象是自然的题材,受控于对风格史的正确了解。第二层次:图像志分析,对象为约定促成的题材,受到把握不同历史条件下运用对象和时间表现特定主体和还年的方法的因素的掌控。第三层次:深层次意义的图像志分析,受到对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通过特定主题和概念表现人类心灵基本倾向的方法的把握[4]。

    由于具有年代、意涵、文化属性等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岩画并不如其他图像类型的图像学研究深入。但岩画中图像模式的探索可以基于岩画中图像出现的形式、频率、特征等,在综合岩画本体之外一些因素的判断,我们试图寻找岩画中是否存在一种可以探索其意义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找寻方法是多样的。意大利卡莫诺史前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埃马努埃尔·阿纳蒂(Emmanuel Anati)致力于对岩画图像的研究,他根据岩画图像的表现方式将岩画分为三种类型: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心理文字。不仅表现在岩画上,而且在其他装饰艺术中出现。同样,三种类型的概念表达还存在于艺术创作的其他领域,例如音乐和舞蹈。阿纳蒂认为,三种图像类型的关联与组合方式反映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基本模式, 象形文字(和神话文字):是一种我们可以识别的真实或虚构的物体,拟人或类似动物的形象。“它们通常是句子的主语,而表意文字则是动词和形容词”。表意文字:是重复和组合的符号,有时被称为兽形和拟人形图解,木棍,树形,阴茎和女阴符号,圆盘形,点和线的组合。重复性与关联性存在于许多表意文字的常规概念之中。心理文字:是不可识别的标识,似乎既不代表物体又不代表符号。它们是暴风中输出的能量,表达了某种感觉或者更微妙的感知,它们在句法中通常代表感叹号。这三种类型在不同年代中出现的频率和组合样式是不同的。阿纳蒂提出的这三种类型有助于我们对岩画图像模式的探索,并且可以进一步判断岩画表达的内容。阿纳蒂对于岩画图像的解读,是建立在全球岩画的普遍性的基础上。他将岩画作为一种世界语言系统分析,认为岩画是人类最初的图像语言,交流所用的原初的表述思想的图像[5]。

    A Companion to Rock Art中爱丽丝·汀特布斯(Alice Tratebas)利用岩画图像的变量统计某一区域岩画模式建立社会与岩画之间的关系。她解释了北美地区岩画和西伯利亚地区岩画在早期的关联,探索了怀俄明州早期狩猎岩画凸显的风格的相似性,利用岩画中的文化因素解释区域和区域间的文体同质性(Homogeneity)。通过对比来自怀俄明州的最早的岩石艺术,以及西伯利亚的中伊泽河地区的岩画,她对亚洲最古老的岩画风格图像模式的探索,在亚洲的几个可能的起源地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事实上,她认为这些起源的多样性可能解释了北美岩画传统的多样性。爱丽丝·汀特布斯利用动物岩画的风格、数量、变量对图像的模式进行分析,这种方式使岩画图像模式以数据和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展示出的问题和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岩画的图像模式探索,一方面需要国内岩画专家更加深入地认识图像学理论,另一方面根据本地区岩画及所在环境的特征,可以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例如爱丽丝·汀特布斯将变量统计用于岩画图像模式研究。

    图像模式是我们可以接近岩画制作者思维模式的通道,需要我们回归到图像本身。岩画对于当时的人群来说是一种强大而有力的媒介,是一种由视觉理解而完成的符号系统,符号背后又是一个思想的复合体和复杂的社会。所以,对于图像模式的探索是我们认识岩画制作者的直接方式。

    参考文献:

    [1][3]Jo McDonald and Peter Veth. A Companion to Rock Art[M]. Wiley-Blackwell,2012.

    [2][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紹明,译.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德]潘诺夫斯基,著.戚印平,范景中,译.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5][意]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著.张晓霞,张博文,译.世界岩画——原始语言[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

    项目基金: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北方岩画文化遗产资料集成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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