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学文艺学引进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所取得的初步实绩已经显示了冲破停滞、奔向理论创新的可喜势头，理论思维空间的空前拓宽，大量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发，一些学科的理论空白的填补、许多新思路、新标准的确立，使我们的理论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使美学文艺学领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因此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被人们投以非常热切的关注，这是很自然的。
应当指出，充分肯定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带来了美学文艺学多方面的重大变革，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借鉴、引用就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了。从近年来发表的这方面的文章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是空发议论，仅仅限于指出旧的理论范式的反常和危机，而不是致力于创建新的理论范式，不是切切实实地解决具体问题；有的并未真正理解自然科学方法的精髓，对一定的自然科学方法在美学文艺学领域内的适用限度并未深思熟虑，仅仅热衷于概念术语的简单罗列，外在形式的机械搬用和系统层次的精细编织，一旦抽去这些令人目眩的东西，则并无新意；有的文章仅仅是拼凑前人科研成果的大拼盘，无异于某个专题的资料汇编，尽管在总体上具有多样化的丰富性，但其中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证却都是似曾相识的；有的则并未解决好自然科学方法与传统美学文艺学方法的关系，新的东西没有真正掌握，反而邯郸学步，丧失了自己原有的特长。其中最带普遍性而又一直解决得不好的是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相互游离、彼此外在的毛病，二者是生硬的嵌合而不是有机的融合，一些文章致力谋求的美学文艺学规律与一定自然科学规律的对应和一致其实是有悖于客观辩证法的，带有明显的人为凑合的痕迹。这样的理论研究不仅很少实际价值，而且也有损于引进自然科学方法的声誉。当然这是任何事物发轫之初都必然会出现的幼稚和偏颇。在这些幼稚和偏颇面前，冷眼旁观、指手划脚是不可取的，丧失信心、悲观失望是缺乏根据的，发现不足的全部意义在于在热热闹闹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积极的态度把这股热潮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当然，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出现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本身的局限性也不无关系。我们觉得，自然科学方法论并不象有人所说的那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似乎只要有了它，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不花力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来衡量，自然科学方法论起码存在着这样一些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宽广的普适性。一定的自然科学方法在解决美学文艺学某个层次的具体问题时往往很有力，很有效，然而一旦越出了它的应用范围，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完全失效。有人用电子计算机能够写出二三流的小说、绘出二三流的图画来证明自然科学的某些技术手段是无所不能的，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包含着对自己的否定，因为它同时也道出了电子计算机毕竟创作不出第一流的文艺作品的事实。我们认为，这里问题在于自然科学方法是在具体学科领域内形成的研究方法，比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哲学方法终究要低一个层次，它提出的范畴、原则、观点、命题都必须经过哲学的概括和提升才能普遍生效，诚如列宁所说：“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注1)。例如系统论提出的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等范畴和若干基本原则经过哲学的总结就有可能上升为带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哲学规律，从而它们的适用性就较为广泛、较为深刻。其次，自然科学方法论缺乏深刻的历史感。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毕竟不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运动，而是一般自然史的过程，例如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最初就是从生物学角度寻求生命体整体系统的组织原理的方法，维纳提出控制论开始也只是在人与机器的某种类似性之中确立信息流程、定向控制和反馈调节等一般模式的方法，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对应物，其历史意识较为稀薄也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要求自然科学方法论本身具有怎样强烈的历史意识，倒不啻是一种苛求了。因此尽管自然科学方法能够提供某些客观自然规律的逻辑印证，但它无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容，很难得出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结论。黑格尔早就指出，艺术和美的真理“不是自然史（自然科学）所能穷其意蕴的，是只有在世界史里才能展现出来的。”(注2)就连贝塔朗菲和普利高津也不否认他们提出的方法论的这一不足，认为社会文化的进化是自然科学应予瞩目的重要方面，如果缺少了这方面的内容，自然科学的观念将会变得十分狭隘和残缺不全。(注3)因此，美学文艺学的社会内容和历史发展只有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究方法相互融汇时才能得到充分揭示，单单依凭自然科学方法不仅势必要蹈空，而且还潜伏着丧失历史意识甚至走向反历史主义的危险。第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至今没有也不可能突破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水平而达到更高的境界，它所提出的原则、范畴、规律没有也不可能在辩证逻辑方法之外生效。人类思维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古代是把世界作为混沌的总体进行直观把握的素朴的辩证思维，近代是把世界分解为碎片和细节进行静态把握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思维，现代则是在对世界进行充分的分析解剖基础上达到更高水平统一的自觉的辩证思维，后者为黑格尔所始创并在马克思手中得到科学的改造，标志着现代人类思维的最高水平，这可以《资本论》的辩证逻辑为光辉范例。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并未形成高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思维方式，如系统论所提出的整体性原则、联系性原则、动态原则和自组织原则等等本来都是辩证逻辑方法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已运用得十分娴熟。最有代表性的是《资本论》第一章，马克思抓住商品这个孕育着资本主义经济所有矛盾的胚芽并能自行推演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细胞”，随着这一“细胞”内在矛盾的逐步展开，揭示了商品的价值表现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上升为“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再上升为“一般价值形式”，甚至“货币形式”的必然性，整个推导过程始终贯穿着辩证逻辑的相互联系观点、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自组织观点，同时也就包含着上述系统论基本原则的精神。因此有人说：“可以把马克思称为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注4)，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尽管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所提出的观点、原则、规律与辩证逻辑方法论具有很多一致之处，但由于它缺乏宽广的普适性和深刻的历史感，所以辩证逻辑的“抽象上升为具体”、“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这两个最基本的方法的科学性在总体上仍然是自然科学方法论所无法企及的。就美学文艺学的研究而言，逻辑起点的确立、上升过程的选择、逻辑终点的规定，以及与整个历史过程的对应和统一，仍然须臾不能离开辩证逻辑的哲学思考。如果缺乏对于辩证逻辑方法的深刻研究，仅凭自然科学方法论来建立真正科学的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那将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它在美学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就没有自己恰当的位置。我们认为，美学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在宏观上应该有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提出的“E—B—A”即“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方法是普遍性层次，在哲学高度上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美学文艺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则是个别性层次，专门研究美学文艺学的具体规律，以前我们的理论常常是这两个层次方法的直接结合，在实际运用中两者的推演和过渡缺乏中介环节，普遍性层次对于个别性层次的指导规范以及个别性层次对于普遍性层次的丰富充实常常显得不很自然，总让人感到当中有一个缺口，两者之间的结合部是生硬的、松懈的，因此往往不是哲学方法取代了美学文艺学的方法，导致理论的一般化、简单化和对哲学观念的图解，就是美学文艺学方法游离于哲学方法之外，造成理论的直观性、多元论和经验主义。如今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特殊性层次则弥合了这一缺口，它一方面为下一个层次的美学文艺学方法提供新的角度、新的视点和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又把上一个层次辩证逻辑尚未充分展开、尚未臻于完善的思想发挥得更深入、更具体、也更带体系性了，这就沟通了上下两个层次的有机联系，使美学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成为具有紧凑、平滑、连续性的层次构造的完整系统。
这就附带引起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是否要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加以改造以及怎样改造的问题。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旦某个要素进入新的系统，那么必然要扬弃它的原生质而获得新的系统质，这一原则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进同样也是适用的。一定的自然科学方法一旦脱离原有的方法论系统而被整合到美学文艺学的方法论系统中来，势必要产生质的变化而不同于它的本来面貌了，可见生搬硬套“三论”的做法本身就是对“三论”的精神实质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物质、运动、时间、空间等基本范畴以及“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形式”、“世界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等基本观点的时候，也都已对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所提供的结论作了革命性的改造和提炼，使之与原来意义上的观点、范畴、规律迥然有别了。相反地，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学规律直接引进社会历史领域，把社会历史规律归结为生存斗争、自然选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规律，结果堕落为替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进行无耻辩护的反动哲学思潮。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对自然科学方法论进行彻底的合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熔铸，使之成为一种适用于美学文艺学的新的理论规范。
那么，应如何对自然科学方法论进行改造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扬弃那些不适用于美学文艺学的纯自然科学专业性的技术、手段、工具和程序。例如引进“耗散结构”理论就很难采用它关于温度指数的热力学规定来说明美学文艺学现象，对我们有意义的只是它关于系统的封闭性对应着无序性，开放性对应着有序性的假说，以及对整个世界是从无序走向有序并从低一级有序向高一级有序不断上升的总规律的揭示。在探讨形式感的定形规律时，关于场、张力的物理学测定方法和统计手段也无法原封不动地照搬进来，格式塔心理学关于“心理场”、“心理张力”的理论其实就已对此作了富于新意的处理。另外，在对美学文艺学现象进行定量分析时，不加选择地直接搬用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工具也是不切实际、令人难堪的。数学工具在美学文艺学领域内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大，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但显而易见，如果把那些连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读者都难以理解、感到头痛的数学概念、符号、公式以及数学指导过程作为主要的表达手段，原封不动的抄过来，那不啻是美学文艺学理论的畸变和毁灭。难怪现在读者都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读到文章中的这些部分时就跳过去接着往下看，以免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试问这种做法有何实际意义呢？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研究方法是研究对象的类似物，特定的对象要求特定的方法，方法应随对象的确定而确定。美学文艺学的历史内涵和价值内在地规定着它的研究方法应具有不同于其他研究方法的特殊性质，这就要求我们在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的统摄之下，融汇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赋予它适用于美学文艺学的新质。只有在这时，自然科学方法对于我们才不复是外在的东西，才既是美学文艺学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又是美学文艺学的内容本身。具体地说，这种新质在内容上表现为主体性和社会性。所谓主体性，就是自然科学方法的援用应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意识，我们要研究实践主体、认识主体和审美主体这三大主体历史生成、长期发展的过程，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之中去界定一切美学文艺学现象的本质，并沿着多样化的研究方法途径逐渐逼近这一目标。所谓社会性，就是把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融为一体以揭示美学文艺学的社会内容和历史发展，使研究方法的历史意识得到提升。这里传统的文化历史学方法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能融汇其他研究方法而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光采，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不但不会导致历史观点的丧失，而且能使以往未曾认识到的美学文艺学的巨大历史内容得到充分的揭示，正如上面所提及，“耗散结构”理论的启迪，使我们对美和艺术的历史总进程的认识，显然就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有所深化了。
另一方面，这种新质在形式上表现为哲理性和可读性。美学文艺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主要运用社会科学的语言工具，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语言工具，决定了它必须通过概念、范畴以及概念范畴的运动推演出整个理论体系，而不是把理论变成一大堆数据、公式、图表、符号的堆积。在这里概念、范畴的推导过程也就是贯彻运用方法论的过程，方法论本身是富于哲理意味的，它的表述方式也应是闪耀着哲理光辉的。另外，研究美学文艺学的理论文章本身也总要有一点艺术性，给人一定的美感，总要来一点形象思维，见出激情、气势、文采和诗意，在这里任何方法论的文字表述都应该是理趣盎然、真美共俱的。
当然，对自然科学方法论进行改造也不是主观任意的，其根据存在于美学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性质以及不同方法相互渗透融合的内在规律之中。同时这种改造也是复杂的、艰巨的，而不是靠开几次会、一两个“方法年”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这里还有许多文章可做，是否要建立一门“自然科学方法论应用学”？无论从必要性还是从可能性看，我们都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现在许多同志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方法论的更新在于文艺观念的更新，这种意见不囿于方法论本身，而力求到更高的观念意识中去探波讨源，是非常可取的，但似乎还不够，还应进一步上升到思维方式更新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坦率地讲，至今我们对于标志着现代最高思维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把握仍然是很不自觉、很不得力的，我们的理论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素朴的直观思维和形而上学的分析思维的水平上，这就很难避免研究方法的陈旧、偏狭和失误，这是亟待改观、更新，向更高的境界跃进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有两个方面的明显趋向，一是趋向更精细的分析，一是趋向更高的综合，而且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这就在思维水平上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分析思维而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它的引进，将在推动理论思维方式的更新，使之臻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更高境界，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中，发挥不容低估的巨大的杠杆作用。
(注1)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10页。
(注2)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335页。
(注3)见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二期；普利高津：《耗散结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年第一期。
(注4)希通卡：《马克思和现代系统论》，《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