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重庆三峡学院有坚持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的学术传统，先后出动师生160余人次，连续3年开展三峡库区民族乡经济文化大调查，最终成果凝聚为《重庆民族乡概况丛书》14部民族志，公开出版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民族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导，评价该书“以客观、公正的立场，真实、详尽的图文，通俗、流畅的文笔，认真、负责的态度，全面展示民族乡独领风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深度挖掘具有鲜明特色的资源环境、经济生活、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科教卫生、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通过实事求是的调研，对民族乡的科学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该课题孕育了一系列国家级、省部级研究项目，催生了一批较高质量的教研科研论文，带动了年轻博士们的茁壮成长。本期刊发的2篇论文，仍是课题研究的进一步延伸，从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以整体观、参与观察、主位与客位、“深描”等范式，为该领域注入新鲜的活力。
摘 要：民族志方法作为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手段和科学学术范式，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民族志方法具有整体观、参与观察、主位与客位、“深描”等视角优势，可以弥补当前三峡文化研究“重文献研究，轻实地调查”的不足，充分挖掘和呈现三峡文化的丰富内容，并洞察其中的深层结构和意义。当然，三峡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还应遵循综合与专题结合、宏观和微观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个人与团队结合等原则，以充分发挥民族志方法的优势。
关键词：民族志方法;三峡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1-0001-08
长江三峡因具有雄奇险峻的高山峡谷、奔腾峻急的峡江流水、奇妙变幻的四季景观而受到古代文人学者的关注，成为诸多诗文、游记、史书争相描绘的对象。长江三峡作为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之一，在千百年间积淀的丰厚历史和孕育的多层次文化几乎足以独立展示人类社会进化各个阶段的轨迹，受到近代学术界的关注。当然，真正将长江三峡文化推向研究热潮的是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在这一背景下，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从本学科视角开展三峡文化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以长江三峡文化研究为主要支撑，综合多学科研究的优势，构建“三峡学”的主张，为三峡研究提供新的平台。其中，杨铭撰写的《关于“三峡学”与“三峡文化”的构想》一文最早提出建立“三峡学”的概念和设想[1]。郝明工《三峡文化与三峡学试论》一文对三峡文化和三峡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详细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2]。2000年6月，在重庆三峡学院主持召开的“‘三峡学’学术研讨会”上，20余名学者从不同视角讨论“三峡学”的渊源、概念、内涵、外延、特點、定位、意义等[3]。其中，王晓初、邹登顺、任桂园、邓晓、程地宇、管维良、徐素环等人的观点被《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刊载。然而，“三峡学”提出至今已20余载，其影响力仍非常有限，相关研究依然处于条块分割、缺乏体系的状态。现有三峡文化研究以考古学、文献学、旅游学和经济学为主角，主要开展三峡库区文物的发掘和整理、三峡地区方志文献的收集和点校、三峡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和移民问题等研究，呈现出“重文献研究，轻实地调查”的趋势。同时，从人类学视角对三峡库区社会文化开展民族志研究并不多见，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内知名人类学者庄孔韶教授主导的团队实施的三峡库区田野调查工作。1995年，该调查团队从湖北宜昌沿江而上，对长阳、兴山、秭归、巴东、奉节、巫山和巫溪等县开展田野调查，集中拍摄一批珍贵的影像资料，并撰写《三峡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初步收获》《三峡淹没区人类学工作的意义、方法及认识》《青滩民居的人类学观察》《青滩郑氏宗祠的初步观察》等系列调研报告[4]。可见，面对三峡库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遗产和复杂的社会发展现状，学界开展的深入调查及由此撰写的民族志作品非常有限。为此，本文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对于进一步拓展三峡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和独特意义。
一、民族志方法的产生与发展
民族志，通常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及作为研究活动的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民族志，又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在人类学产生前，主要指对特定民族、种族或文化群体的描述;在人类学产生后，指运用民族志方法开展民族志研究的成果形式，包括著作或论文。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即民族志方法，指对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总称，主要以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开创的人类学“参与观察”为核心内容。作为研究活动的民族志，即民族志研究，主要指通过民族志方法获取第一手研究素材，并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和归纳分析的研究。换言之，并非所有人类学研究都是民族志研究，必须通过田野调查（尤其是参与观察）获取第一手资料而开展工作才能称为民族志研究[5]。本文侧重于探讨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同时兼顾由此产生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因为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和民族志成果的形成关系非常密切。
民族志的产生与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它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早期人类学者在开展研究时，主要依赖于航海家、旅行者、探险家、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留下的书信、日记和笔记资料，作为主要的依据。这时期，因为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是静坐在书斋的安乐椅上，借鉴已有的文字资料，构拟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和文化传播的方式，而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尽管这一时期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y Morgan）曾对美国土著印第安人易洛魁部开展实地调查，并撰写出一系列经典的民族志作品，但仍然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类学家毫无分析地使用他人未经实地调研而记录的资料的事实。因此，这一阶段的民族志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而被称为业余民族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