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 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也引发了 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 份对史学的影响，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2002年5月17-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邀请史学界部 分学者参加，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开展性别史研究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在西方以及港台等地，性别和性别史已成为学者经常谈论的课题。相比起来，中国内地对这 方面的关注显得有些迟滞。在我的研究中，长期接触的是经济史和制度史方面的题目，偏向于从政治、经济角度对制度的发生、演变进行考察，着重于对物和物的价值的探讨，这与性别史的研究重点在于人，并且与人的情感、道德取向纠结在一起，有着根本的不同。
我对妇女史和性别史有所认识，是从着手写《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一书开始的，并由不自觉、不重视，逐渐感到需要认真对待。本来，婚姻关系中就包含了男人与女人，尽管在传统社会中无论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道德方面，男子都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女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或趋从于男子意志的，但男女既有差别，女子的依附与趋从在内容和形式上就会有所不同，也必然会有反叛者出现，这都是需要用社会性别的角度予以考量的。
我写的《伦理与生活》除绪论外，共有九章、八个大题目，其中四个题目即童养媳、妾、节妇烈女和贞女、寡妇再嫁是专谈女性的。诚然，性别史并不等于妇女史，至少它涉及的范围要比妇女史更广泛，但传统史观既然都以男性为主，即使在1949年以后妇女成为"半边天"，局势也未能根本扭转，所以现在谈性别史，常常着重于妇女史(是否可理解为从妇女的视角写性别史)，亦无可厚非。当然，我那些章节即使写的是女性，也不能算作妇女史，更不能归入性别史，但我觉得在这些章节中，是特别需要强调妇女的性别角色的。
先说童养媳，我将其称之为"无奈婚姻"，虽然男家在领养重养媳时未必就没有善意，成 婚后也有夫妻恩爱、家庭关系融洽的，但就总体而言，与正常婚姻相比，还是有太多的无奈 ；养媳在心理、身体上承受的压力亦远较正常婚姻更大。结果是有的养媳格外的逆来顺受，形成俗话说的"小媳妇"性格；有的则有严重的逆反之心，一遇机会就会铤而走险，产生报复行为。我在书中列举55宗童养媳婚姻的刑事案例，其中因夫妻感情不和导致犯罪的有29起，远远超过因婆媳或翁媳不和的。值得注意的是因此引出的22宗人命案，由养媳主谋或直接动手杀夫的竟多于丈夫杀妻者。尽管这个统计可能存在某种偶然性，但情况已够触目惊心。一般地说，在对抗性矛盾中，妇女总是处于被动受害的地位，她们竟敢直接参与这种谋害行为，从心理上说，强烈的不满情绪导致她们甚至采用极端的手段应是重要原 因。妾在旧时被归入奴的等级，在身份上低于主人(丈夫)，加上普遍存在的老夫少妾现象，许多妾不安于室，甚至闹出人命。与此相反的是，也有些妾则力图通过讨好丈夫、正妻或期望儿子出人头地以改变自身的低下地位。不同环境、不同地位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行为。上述种种事实在以往的研究中，或被认为是对礼教的背叛，或被归结为对男权的反抗以及为改变自身地位进行的抗争，但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是非的泛泛评判上，而从女性的视角做进一步发掘，也许还会有更深入的思考。
贞节烈妇人数之多，是明清以降特别是清代的突出现象，但与此同时，寡妇的大量再嫁也是社会中的不争事实。现在我们谈守节，普遍偏重于从伦理道德方面加以诠释，一讲再嫁，便会涉及对家庭和个人经济状况的分析。这在原则上没有错，因为这些因素确实时刻 影响和制约着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但若将这些行为统统归结为社会的外在动力，忽视对妇女内心主观意志和情感的探索，例如那些类似于殉道者的贞妇内心世界的挖掘，对这个问题至多只能算回答了一半。同样，在阐述寡妇再嫁的问题时，也不能忽视对寡妇自我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剖析。
史学研究强调时间、地点和条件，性别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我写《伦理与生活》时曾试图说明：就地区和条件来说，在政权建设健全、国家机器运转通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传统文化熏染较深、家族势力强大的中心地区，与经济文化相对滞后的边疆与新移民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就会有所不同。再如人们通婚地域的宽窄，女子初婚年龄的大小，守贞与再嫁人数的多少等，也往往与人们的生活活动圈有关，并与不同的阶级、阶层联系在一起。通过大量实例，我还看到在家庭和夫妻关系比较平稳正常的情况下，与一旦常态被打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时，妇女对于伦理道德和处理感情问题的态度，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如果能对这些问题有理论上的解释，对于提高性别史与妇女史的研究水平，也许会是有益的。
在我看来，深化妇女史及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既要加强理论方面的探讨，更要扎实地钻研史料，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以期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写出一批有分量的著述来。
在中国学术界，过去谈得最多的是阶级间的矛盾，至于民族差别，也过多地强调相互融合、 依存的一面；惟对于两性间差异的讨论，相对显得迟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与世界学 术发展大势有关，同时也牵涉到人们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程度。其实在西方，性别史的发展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特别与女权运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至于认识方面的问题，自1949年以后，两性的平等权利在政治上得到确认。在中国，人们便认为在生产、 生活以及思想意识上的性别歧视已大体消除，至多剩下一些残余。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多少 影响了学者对性别史的发掘和探讨。
任何历史都离不开对具体人和事的讨论，作为性别史，必要的理论阐发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应着重于对具体史实的研究，不管它是大历史或是小历史，只有通 过一个个生动扎实钻研而凝结的成果，才能最终使人信服，并获得学术界的认可。这在一种研究的起步阶段，尤其是如此。否则，任何的气愤和埋怨都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
性别史和妇女史当然是有区别的，但因以往谈历史、写历史，都是从男性角度出发的，所以现在谈性别史，更多地强调女性视角应无可非议。在有关什么叫"女性视角"的问题上，我在台湾做学术访问期间，先后向多位学者请教，她们几乎都举厕所问题为例。这是最先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现在几乎成为一种经典的说法，意思是在现代社会中，妇女的外出活动并不亚于男子，但在公厕的设计中，男位总要多于女位，以致造成女厕使用紧张，就是没有女性观点的一种表现。但我认为，这样的例子是有条件的，因为同样的问题，放在农村乃至小城镇，矛盾也许并不突出，更不要说古代中国了，尤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根本不可能在户外如厕。可见即便相同的例子，它的典型性也随着时间条件而转移。再譬如中国古代妇女的缠足，这在现代，不管是男是女一致持反对态度，谴责对女子的人性摧残。问题是回溯到那时，当社会的主流意志视妇女缠足为美时，多数女子也认为小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是值得的；这与现代社会中不少都市年轻女子甘冒风险也要去做诸如隆胸、瘦身等手术，其道理颇有相似之处(尽管现在的痛苦比过去要小得多)。我举这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旨在说明，作为一个正在肇建、兴起的学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钻研，包括像什么是社会性别视角这样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都需要下功夫剥开表层，做一些也许属于常识性的阐述。在此，客观、平静的心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妇女史或性别史的研究重点是人，无论是作为群体或单独的个人，都离不开对道德、感情的探索，这会涉及伦理和心态史学方面的内容，也与社会学、民俗学乃至医学等学科有关，需要我们扩大视野，借鉴各种研究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传统史学的基本功，离开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因为离开这些就不是史学了。但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各学科间的交叉重叠越来越多，加强相互对话、吸收各自有益的营养已成为学术界的潮流。比较起来，妇女史和性别史兴起的时间毕竟短暂，没有留下太多的旧包袱，而研究的对象往往会跨多个学科，有许多属于新的课题，或旧课题新诠释。所以，它应该更有条件轻松地面对未来，有理由做更多的事。
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高世瑜 妇女史在当今中国虽非显学，但与往昔的萧条局面相比，可以说是发展迅猛、成果不凡。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无意中一脚踏进这一领域，成为较早的参与者，经历十几年的学科发展过程，对妇女史的发展之路有一些了解与思考。概而言之，当前的妇女史研究是既有极大发展，又面临诸多困惑。
一、是什么？--妇女史的定义。所谓"妇女史"究竟指什么，对此，目前国外与国内的研究者之间均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二是以女性(或女性主义)立场与视角观察和撰写的整个历史。或者可以简称为"妇女的历史"与"女性主义的通史"。前者与传统史学冲突似乎不大，只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所以有人将这种妇女史称为"添加史"或"补偿史"；后者则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意义，应该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观或史学方法，所以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史"。西方一些学者很注意将两者区别来看，认为两者不能划等号，女性主义史学家撰写的应该是女性主义史(鲍晓兰，1995)。目前，中国内地的妇女史研究者尽管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从已有成果看，还是以前一种研究居多。尽管有些人对于这些虽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但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史学窠臼、甚至充溢着男性主体意识的成果及其研究方法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或者认为不能算作妇女史；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有研究状况考虑，妇女史包括范围都应该宽泛一些，将两者以及相关成果均囊括在内，而不宜排斥一方，尤其是已有的大量相关成果。事实上，两者往往也并不能截然分开，当你以妇女为研究对象时，不能不注意女性的立场与观点；而当你以女性立场、视角观察历史时，也不能避免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不能不观照妇女群体的生存状况。著名妇女史学家Joan KellyGadol曾说过："妇女史有双重目的：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在笔者看来，正是精辟地肯定了两者同等重要的意义。
二、什么样？--妇女史的发展与特色。对妇女历史的关注本不自新时期始，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如关于缠足的起始，早在明清时期便有学者进行探讨；而具有现代意义的妇女史研究则兴起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促使它发生的既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后者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至1949年，有关中国妇女史的论述不下几十种至上百种。这些论述虽然以学术面貌出现，但是大多或明言或隐含反封建的意旨。其特点，一是因为处于开拓阶段，故多是对于历史上妇女面貌的描绘，研究性较为薄弱；二是出于反封建的目的，多强调妇女遭受压迫的一面。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学与整个社会一样进入了政治化、"无性化"状态，从而导致妇女史研究发生了几十年的断裂。
新时期复兴的妇女史研究，也有学术与非学术两种起因。由于更重要的起因是史学本身的发展与变革，因而与西方和女权运动相伴产生及中国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变革和反封建而起的妇女史研究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特色，那就是，它基本属于学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倾向；它并非女权运动的武器，政治与斗争色彩较淡，与社会现实、妇女运动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特色使得中国内地的妇女史似乎少了些锋芒和激烈，多了些理智与冷静。在笔者看来，这种特点既有其缺陷，也有其优长之处。缺陷在于：由于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它基本局限于史学界，未能赢得社会尤其是妇女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注，未能直接为现实中的妇女问题提供更多的借鉴参考，多少显得有些寂寞。而优长之处则在于：由于它保持了纯学术性质，所以对于历史的思考较为客观、冷静；起点较高，从一开始便超越了偏激的女性立场和与男性的对立，而试图站在更高的理性角度，即两性平等的角度观察历史。要之，无论其优劣，这种特色并非由某人或某种力量的主观选择所决定，而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基础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由之造成的学者的心态、思想等客观原因所决定的。
三、怎样做？--妇女史的研究与撰写。妇女史应该怎样做，其实不是问题，如同历史上妇女生活的多姿多彩一样，妇女史完全不必是一种样式，它的研究对象、角度、理论、方法都应该是多元的。笔者仅就有所感触的几点谈一些看法。
对传统史学的借鉴与超越。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可以说是脱胎于传统史学。妇女史自产生之日起，无论是选题、史料、论证方法，还是研究者本身，基本都出自传统史学领域 (此处所谓"传统"也包括盛行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属于另树一帜的异端另类。这也是妇女史在史学界虽然未获很高评价，但也始终未遭激烈拒斥的原因。因此，妇女史不可能割断脐带，必然要借鉴传统史学。虽然如此，如何借鉴，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探讨的问题。仅从肤浅层面看，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旧史学，不仅其丰富的史载不能摒弃，其实证主义的治学、论证方法，重史实、重证据、论从史出等观点，也是应该借鉴、继承的；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注重经济基础、注重阶级分析等等基本理论方法同样不可废弃。至于如何超越，是一个更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首先应该肯定，妇女史学科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以男性话语、男性权力体系构建的传统史学的超越。此外，传统史学的以政治史为历史，只关注公领域、忽视私领域及与之相关的王朝体系框架；近几十年的史学重阶级、轻性别的"性别盲点"，都是妇女史研究应该和必须超越之处。而如何鉴别几乎全部由男性撰写的传统史载，或者说男性制造的历史，发现历史的真实，同时避免性别偏见，则可以说是妇女史超越传统史学的最大难点，也是最重要之处。
精英史与大众史、小历史与大历史。以往的妇女史撰述，由于史料与思想方法的限制，较多注重少数上层妇女与精英人物，妇女史因此基本上是精英妇女史或上层妇女史。而当前港台妇女史学界已将注意力投入到普通平民妇女身上，特别注重普通妇女的生活经历与个人感受。她们撰写的《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阿母的故事》、《阿妈的故事》 等代表作都体现了这种研究倾向。这些口述史著作不仅真实再现了各阶层、民族、地域一些普通妇女的平常人生，而且以这些普通妇女的生活经历为窗口观察分析了时代与社会及其对于妇女生活、婚姻、生育等等的影响。以往的历史学注重的是关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历史"，而普通人的人生经历与感受无疑属于"小历史"，不为人重视，甚至难以进入史学的大雅之堂。然而，这些关于普通妇女人生的历史虽"小"，意义却不可低估，它不仅折射出了大历史的发展曲线，是大历史的具体生动补充；更引发人思考，什么是历史？历史本来就应该是人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并非只有改朝换代、惊天动地的军国大事才是历史，并非只有少数精英人物才可以进入历史学的殿堂；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喜怒悲欢、生命感受同样是历史，是历史学的内容，是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从历史应是人的历史这一角度说，历史本无所谓大小之分。妇女的这种"小历史"不仅可以补以往"大历史"之不足，扩展研究领域；而且对于建立新的史学观念与理论框架有所启迪，因而具有理论方法意义。
差异与共性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问题。妇女史建立的前提应该就是妇女这个社会性别群体"共同体"，有着共性、整体性。正是基于这一点，以往的妇女史研究对于"妇女"常常笼统论之。但是，妇女这一群体实在包罗太大，不仅横向包含各个种族、民族、阶级、等级等等，而且纵向包含各个历史时代的妇女，其中差异之大，绝不亚于其共性，因而绝不可以忽视；进一步看，妇女之间由于先天生理、后天遭际等的不同造成的个体差异也同样不容小视，曾有学者断言：个体差异其实比性别差异更大。正是这种差异的普遍存在造成了历史上妇女生存状态的多元化。我们在对妇女群体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必须时时注意差异与多元化问题。一方面要注重个案、个体研究，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不要以偏概全，轻易对妇女群体下笼统结论。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能走向只承认个性，不承认群体共性，尤其是某一民族、阶级、时空妇女的相对共性的另一极端，从而导致将妇女群体完全分解，以个体史代替妇女群体史，造成妇女史的"碎化"。妇女史研究应该将个体与群体研究结合起来，既关注妇女的共性、整体性，又揭示其个性与个体差异；妇女史也应该既是社会群体史，又包括个人史。
妇女史的撰写。香港学者所撰《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十分畅销。读者感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这样好读。除了普通妇女的人生历程引起读者兴趣之外，口述史的平易文风与可读性也是此书成功的重要原因。为了更真切反映历史和吸引普通读者，撰著者特意原汁原味地保持了口述者使用的粤语。这一现象引起笔者思考，它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应该怎样写和给谁看的问题。几十年来，历史著述由于其刻板、枯燥的文风，早已与普通读者绝缘，而学者似乎并不在意人们是否愿读、能读，甚至刻意以文字艰深显示学问。这种风气弥漫史学界，已成主流，也影响到妇女史著述。笔者以为，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妇女史应该可读，更应该面向普通读者。港台学者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四、怎么办？--妇女史的理论困惑。当中国内地的妇女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刚刚兴起时，国外以及港台地区的妇女史包括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却早已起步，并经过了较 长时间的发展。近些年来，中国内地的妇女史学者也开始了与外界的频繁交流。从某种角度不能不看到，中国内地的妇女史学科尚不成熟，不仅缺乏基础研究工作，而且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这就造成一种不对等的态势：以不成熟的学科与国外较为成熟的学科对话，缺乏基础研究与理论建设工作，却面临西方后现代等理论体系的挑战。笔者曾戏称：中国内地的妇女史是尚未建构就面临"解构"。这种态势极容易造成对于国外主要是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亦步亦趋，如此便导致了一个也许并非"杞忧"的忧虑，极而言之，就是理论的"殖民化"。比如一些研究者不重视传统史载，无视或轻视国内自20世纪30年代至当代的众多研究成果，而仅对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甚至是对中国历史不甚了了、隔靴搔痒的学说顶礼膜拜，视为科学与真理。对此，笔者认为，颠覆传统史学，必须建立在对于传统史学与成果的了解之上；完全摒弃中国传统史学与已有成果，以西方范式另起炉灶，未尝不可以作为一种尝试与途径；但是作为中国内地妇女史的主流，还是应该建基于中国本土，建基于中国几代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且说到底，无论中外，没有什么人或学派能够为妇女史提供一个科学、万能的理论体系，任何理论方法都不是绝对正确、永远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不应以之为终极真理而盲目崇奉。
虽然笔者对理论的"殖民化"倾向有一定忧虑，但是绝非主张闭目塞听、摒弃交流。笔者就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获得许多启迪，引发了许多思考。比如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与女性主体意识，当代价值判断和历史上妇女的主体经验，妇女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两性地位特质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造成论，性别与阶级以及其他社会等级的交叉，如何判断妇女"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者认真探究思考的问题。
面对迅疾发展又存在诸多困惑的妇女史研究，笔者主张：
（一）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在研究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无论认同哪一种理论，目前都应该脚踏实地地做好史料搜集等基础研究工作，从一个个课题做起，而不必急于建立理论框架。历史研究应该有坚实的史实作为根据，妇女史由于它的开拓性和史载的零散缺略就更应该做好基础工作。如果我们连基本史料都没有掌握与进行分析鉴别，对妇女的基本生存状况都不了解，就根本无法谈论妇女史研究，更谈不上理论建构。
(二)对话但不盲从：妇女史学者应该打开眼界，尽可能地增进与国外以及港台等同行的交流，以作为借鉴与启发。一方面尽可能地借鉴别人成熟的理论成果，反观思考自身研究的缺欠，免走弯路；另一方面则必须注意中西差别，对外来的理论方法进行认真检讨分析，有所鉴别取舍，从而促进我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的妇女史理论。
传统史学、新史学与社会性别史
关于社会性别史的提法，是最近才听说到的。就我本人的理解，这仍然是一个女性史的问题。不过既然提法不同，研究角度与方法可能也确实有所不同。但我感到其主要不同之处还是审视角度。一些学者也谈到，传统的女性史研究，主要出于男性的视角，不能够将女性看作是一个社会角色，社会性别史则明确将女性作为社会角色看待。这多少有一些现代社会学观念的味道。从传统社会来看，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被排斥于社会舞台之外。那时候的社会主体是男性，女性的活动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她们在历史上也就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倘若一定要对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做社会性别研究，我感到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所处的社会空间究竟有多大？这种空间究竟发生过变化没有？
早期的编年体史书，所记无非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大事，那里面个人生平活动不曾是历史描述的主体。到司马迁的《史记》首创纪传体述史方法，个人的活动成为历史记述的主体，但是从《史记》到班固的《汉书》都未曾给予皇室以外的女性一个位置。直到范晔修《后汉书》始立《列女传》，这虽然不能算是纪传体史书中《列女传》的创始，但是《后汉书》位列正史，对后世形成较大的影响。有的史家因此得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地位有所提高的结论。
范氏在《后汉书·列女传序》中说："《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 ，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成其事，述为《列女篇》。"其后诸修史者，虽未必有"哲妇"、"高士 "、"贞女"的见解，却因循而作《列女传》于其中。女性终于在正史中得到了一点位置。 但即使如范氏的见解，所列诸传中除了像曹娥这样未婚女性外，凡已婚者一律冠之以某某妻 。即使以蔡文姬之名声，亦不得不冠以陈留董祀妻，仍然是一个男性主体的历史面貌。而且随着社会理教观念的变化，到元明以后，列女传则更颇有烈女传之味道了。其实列女传的缘起，即不在作史，而在警世作则。刘向述其作《列女传》之旨要称："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汉书》卷36《刘向传》)其后再由戒天子转而为戒女子，于是《列女传》也渐成为《女戒》。
这种情况到明清时代也未曾有所变化，所不同者，女性开始成为正史之外的野史笔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翻开一看，这里面所有关于女性的记述中，除去相关的异闻奇事之外，名妓占了相当的比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算是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从晚明到晚清，在社会纵欲思潮的推动之下，由文人将名妓推向了社会舞台。沈周曾作《盒子会辞》，其序所记颇为生动："南京旧院，有色艺俱优者，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灯节，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赛，名‘盒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挟金助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赋此以识京城乐事也。"(《板桥杂记》附录)从嘉靖时代起，东南平倭的过程中，便出现了名妓王翠翘，到晚明时代，无论李香(香君)、顾横波(媚)、柳如是、董小宛都卷入到那天崩地彻的社会变动之中。不过晚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情况比较特殊。但这终究不是女权主义者所写的妇女史。这种情况到晚清似乎又得以重演，而且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式教育推动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权运动出现后，女性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的观念，还只能停留在传统之中。清末朴学家俞曲园不仅考证历代女性人物，且通过对于女性诗文著作的推介，表现其对于女性的尊重态度，不过这仍然是出于男性的欣赏角度，并不能算是真正关于女性的历史研究。真正的对于女性史的研究，还是在20世纪初期新史学产生之后。
关于新史学的界定，大致说来有两种不同定义。一种是广义的理解，即一切相对于旧的史学方法的新方法，都称之为新史学；一种是狭义的理解，即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应而产生的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属于人文学科范畴，或者就专指某些新兴的历史学研究法。究竟如何定义新史学，于此姑且不论，仅就女性问题研究而言，则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产生后，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近代明清史研究的奠基人孟森先生，也是近代女性史研究的开创者。孟森先生自1914年发表《心史史料》第1册，其后于明清两代事案人物多有专论，其中尤引人注意者恰为女性，如董小宛、顾媚(横波夫人)、孔四贞、香妃、顾太清(丁香花)五人。"五个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拿笔之作……五个有涉历史的 女性的考证，考实释疑，还其本真，也是快事。"(商鸿逵：《述孟森先生》，载《明 清史论著合集》附录)谢国桢先生对于孟森先生此方面研究之作，亦有赞誉之辞，他在《一士类 稿序》中评论到杨秋室的《南疆逸史跋》时说："虽然引证博辩，仍不免犯了琐碎的毛病， 倒不如近人孟心史先生所撰《心史丛刊》，他所撰《顺治丁酉科场案》、《董小宛》、《丁香花》诸篇，这样的娓娓动听"(《瓜蒂庵小品》)。所列三篇文章中，两篇是关于女 性的研究。以考史而证史的实证史学是当时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今天的学者看 来，已属传统史学的范畴。不过在当时，正是这些既受到西方留学教育又有坚实汉学基础的 学者开创了当时中国的新史学。
当时在史学观上一部更新的论述女性生活的专著，即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这部书带有明显的女性解放的思想，作者受到胡适与陈独秀的影响，因此不仅是当时的史学，也是当时政治的反映。如作者所说：其著书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希望，希望趋向新生活的妇女，得着她的勇进方针。第二个希望，希望社会上守旧的男男女女--自信旧道德极深的人们，能明白所谓旧道德是怎样一种假面孔啊。"(自序)虽有极明确的政治目的 ，然而与其他论著不同之处在于这部书并非因涉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政治史的意义，而是专门的女性史，因此可以算作是女性史的开创之作。另一本关于女性的专著是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不过其内容重于文学，而不尽属历史之范围。
当时可以提及的关于女性人物的著作，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先生与商鸿逵先生一同访问赛金花写成的《赛金花本事》。在今天看来，这应该属于口述史的范畴。虽然只是赛金花本人的自传，其中颇涉晚清的政事，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口述史学今天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有的学者认为"口述史对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持有激进的含义"(保罗·汤普逊：《口述史与历史的社会目的》)。赛金花本传的成书，与当时社会学的兴起不 无关系，田野考察和人物专访成为当时社会学与史学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大约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政治的变化，专门的女性史研究因为不涉及阶级斗争而渐被冷落。除去一些特殊的女性人物，如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或者农民革命领袖，一般的女性，尤其是妓女，则不在研究之列。口述史也随着社会史的式微而终于不见了踪影。
中国关于女性史研究的重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早在1978年《学术研究》即发表了陈寅恪先生遗稿《〈柳如是别传〉缘起》，也即其后出版之名著《柳如是别传》第一章，但是正式出版则是在80年代以后。陈寅恪先生采用的仍然是十分传统的研究方法，所不同者，是他将柳如是树立成为晚明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其实这也正是晚明与晚清的时代的一个特点。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又一次的新史学高潮，这一次虽然与20世纪初同样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不过这一次西方新史学较前更多地向运用多学科方法发展，因此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我对于女性史研究所知甚少，随便读到的几种关于女性史的论著，有杜芳琴《发现妇女 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 、郑永福、吕美颐著《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罗苏文《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定宜庄《最 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等，另外 还有一些关于婚姻史的著作，也涉及了女性的历史。还读到过一些国外社会性别研究的著作 ，如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择》、戴思蒙·莫里斯《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 (蒋超等译)、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等。这些著作最突出之处是大多 采用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给人以内容充实且耳目一新的感觉。最近 读到阿风博士的论文《徽州文书所见明清妇女的地位与权利》，文中利用了大量徽州文书。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女性因尊长地位可以充当卖地文书中的"主盟人"，但是却从未见到女性作为买地文书中"主盟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单亲女性在幼子未成年时，可以支配家庭财产，而她能够拥有的财产，实际只能是妆奁。利用文书档案研究女性史，显然比一般文献资料更有优势。但是文书档案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进行女性史研究时，材料比较集中在明清以后，对于缺乏文书档案，亦无从找寻口述人，或通过田野考察完成的古代女性历史研究，目前尚未见到新史学方法的成果。而且我感到，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始终还是停留在女性历史(不是女性主义历史)研究之上，还未曾看到真正的社会性别史的成果。
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琼·斯科特教授在她主编的《女性主义与历史》一书序的最后说道： "当女性主义史学家把社会分化看做是特定历史的、有条件的、可变的产物(正如本文集作者所展示的)，她们的研究便替换了把差别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稳定的、永恒范畴的历史研究。由此，她们不仅为重新解释妇女史、而且为以新的角度认识女性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女性主义不是一个能清楚界定的实体，而是一个各种差别相互冲突而又携手并进的场所，在这里共同利益得以表达和争论；在这里，身份认同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也正是在这里，形成了政治和历史。"(《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 376页)她在这里指出 的历史，尽管出自女性主义者，但似乎已是社会性别历史。记得读过台湾近史所熊秉真教授和吕妙芬教授主编的一本论文集《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的后／现代性》。这里面讲到的前近代大约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与情欲相关的历史。其中有一篇王鸿泰博士的论文《青楼名妓与情艺生活--明清间的妓女与文人》，写法上仍沿史证之例，论述之角度却独具特色。文章中说："第一部分先以名妓为主体，考察其融入文人圈，以致‘文人化‘的过程；第二部分则以士人为主，讨论其如何与名妓互动，而由此营造‘情艺生活‘，并考察此种情艺生活的经营如何扩展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原文序)这种研究方法较之以往的女性史应该是更为超前了一步，大概可以算作是真正的性别史范畴了。看来将女性史研究转变而成为社会性别史研究，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当然，晚明的妓女是融入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对于其他的女性大众化群体能否也进行如此的研究尝试呢？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更多成果。
历史人类学：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是否有了可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
当代历史学一直面临着两大困境，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一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前者是对科学主义的历史观进行的挑战，即人们究竟能否获得完全客观的历史，能否从历史的表述中排除解释、历史学的惟一基础--史料应该在什么意义上被信赖？这个话题因克罗齐、科林伍德的著作以及卡尔的《历史是什么》而一直众说纷纭，不仅被不断地讨论，而且在后现代历史学的挑战下变得更加尖锐。后者则事涉历史记忆，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的记忆，历史文献，无论它包括了多么丰富的内容，都只是记述者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记忆而已。但我们以往借以重构历史的资料主要是史家和官方的历史记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记忆却因社会的原因，很难通过文献保存下来。与前者相关的是，人们筛选、保存和删除历史记忆的过程和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我们面对的史料或者历史就是经过筛选被保存下来的那部分历史记忆，而我们是很难判断记述者保存的这残缺不全的部分是否"重要"到使我们认为这就是历史；即便我们认定这的确重要而且客观，通过文字保存并流传历史记忆的文化霸权，使得(身份上的或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很难通过文字保存并流传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如此，从总体来说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是否可能？
历史人类学也许是一条可以尝试来解决问题的路径。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勒高夫曾在他所编的《新史学》中指出，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他认为应使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并用"历史人类学"这个名称来概括它。比尔吉埃尔则更为全面地讨论了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历史人类学也许主要是与史学研究的某一时期相一致，而不是与它的一个领域相适应。"(这个表述与我在《 历史研究》及《社会学研究》所发表论文中关于社会史概念的表述极为相似)他认为法国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研究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家庭史等领域，本质上是要通过研究各种习惯来了解各种权力关系。正如比尔吉埃尔所说："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卓有成效的研究"。
如果说历史学家倡导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借用人类学的关注视角和方法来改造历史学， 来发现史学的一些新问题，那么人类学家则主要是希冀以此作为探讨过去的手段。人类学家 提出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其起点是批判用共时性和结构性概念统治人类学的做法，其中代 表性的人物便是伊万斯·普利查德(Evans Pritchard)，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著作可以作为历史人类学的先驱。直至此后的70-80年代，"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风行一时，以 致它们无疑已经建立了民族志报告的一种方式"(Marilyn Silverman and P. H. Guillive r，ed.,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 s中语)。按照这些人类学家的看法，历史人类学中有两大类别，一是历史民族志，即利 用档 案资料和当地的口述史资料，研究过去如何导致现在，或进行对过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 ；二是所谓对历史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history)，即集中注意特定族群"藉 以拟想、创造和再造他的过去，以至把过去和他们身处的现在连接在一起的各种方法和文化 理路"，其中既研究过去的建构如何用来解释现在，也研究过去是如何在现在被创造出来的 。他们在上述著作中评述道："这样的人类学几乎没有制造‘客观‘历史的企图，相反地， 它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些什么，如何记得，又为什么要记得，以及人们如何解 释过去并和现在联接在一起"。
正如Dorothy Ko在她的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 teenthCentury China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五四时期的历史观、特别是对女性受压迫的绝对强调，不仅歪曲了妇女史，也歪曲了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因为这种观念必然导致一种期待，即妇女一旦可能便非逃即反。她希望用一个动态的三部曲模式来取代五四的二元对立模式，那也是变动中的现实的三个层面：理论或理想规范、实践、自我感知。我也曾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女性的宗教活动和闲暇生活，来说明这一点。但是Ko选择的只是17世纪，那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很强、思想很活跃的时代，而且即便如此，她用来表现女性自我感知的只是少数知识女性的闺阁诗文，我们大概可以通过类似材料来了解女性对历史的一部分记忆，但肯定是很少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在这里，通过传统的史学思路，似乎只有伫足不前。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来了解普通民众、包括普通女性的历史记忆呢？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开始就对文献进行质疑，他认为解释、辨伪文献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按我的理解，他是说历史学以往对于文献是被动的，而现在则是主动的，即去组织和构成文献。因此他说："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即：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 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三联书店中译本，第6-7页)历史学要使物质性的文献(书籍、文本、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开口说话，因此与考古学相似。人类学家斐桑和史迈斯的对话也给我们以启示："如果现在不能直接和过去连接起来……还有故事、歌留下来。"(见Silverman和Gulliver所编前引书)
美国人类学家萧凤霞(Helen Siu)的一项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她在《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一文中，对珠江三角洲的"不落家"习俗进行了新的辨析。以往研究者从经济因素出发，认为19世纪以来当地缫丝业的发展使女性获得一定地位，导致她们用"不落家"的习俗来抵制传统婚姻，因此这是一种反抗男权压迫的表现。但萧凤霞却发现，从清朝中期到民国时期，这一习俗得到当地的较大认同，甚至在社会精英中也比较流行。她不仅分析了传统文献如地方志中的《列女传》，还更多地利用了民间文献和田野资料，发现这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史有密切关系。那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来自中原的人们实际上本是当地土著，他们在获得经济地位之后，往往利用一切文化资源，包括风俗，来强调与国家的认同，同时与存在竞争关系的族群抗衡。这样，她就为区域性的妇女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而在方慧容关于"无事件境"的研究中，从女性对土改时期村落历史的回忆中，也发现了女性历史记忆的一些特点。这样，通过人类学问题意识的设定和借助田野工作方法，不仅可以发现关于女性历史的记忆，也可以发现女性自身对历史的记忆，这有可能为妇女史研究或历史与性别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路径。
文字自从被发明以后，基本上就成为强势群体表达其思想、当然也成为记录和传播其历史记忆的工具。于是，除了从文献当中去发现零星的女性思想，除了对文本进行颠覆性的解读，我们还可以做的--当然往往不是历史学的，而是民族志的事--就是从非文字的遗存里去发掘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传说、故事、歌谣、实物、技术、行为……田野里的收获将会拿来与地方文献或政府档案做比较，会使历史时期的女性、也可能还有其他弱势群体的历史记忆浮出水面，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
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定宜庄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妇女史是在社会史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如今中国社会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理论虽然仍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并无疑义，那就是相对于传统史学，它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各个群体，尤其是以往被忽略的底层民众和他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统治者的权力斗争和围绕他们发生的政治事件以及为他们的统治服务的各项制度。妇女作为历史上的弱势群体，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学术进步的表现。
近些年来，社会史的研究越来越热门，出版社对社会史的选题也越来越感兴趣，但很多人以为凡将研究对象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其他人群上就是社会史，同样地也以为凡是写历史上的女英雄、女才子或者皇妃、妓女就是妇女史，这是一个误区。事实上，妇女史研究绝非只是研究对象的一种改变，而是将"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引入到学术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全新视角，在这个新视角的背后，是对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的一系列挑战。在这方面，西方妇女史学界曾有过多年探索、批判、反思的经历，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都是有益的。
我涉足妇女史研究的时间较晚，对它的很多理论与研究方法还不知深浅，这里只能就妇女史研究的史料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粗浅意见。
从事妇女史研究，面临的困难首先就是史料的局限。因为传统史学依据的主要是官方文献，虽然如今的史家已越来越重视对大量地方的和私人的记载诸如方志、笔记、年谱、家乘等等材料的利用，这些材料的写作者，主要也仍然都是男性。这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 是这些材料的作者对一切与妇女相关问题的漠视和忽略，举例说，我曾对清朝的"一代国策"即清皇室与蒙古贵族的联姻备感兴趣，却费尽气力也找不到与远嫁蒙古的公主们的生活有关的任何官方记录，即使在卷帙浩繁的满蒙文档案中也同样如此。显然这些公主的命运并不在这些男性统治者关心的范围之内。其二是即使他们注意到了某些与妇女有关的问题，也是从男性的角度和立场，以男性的话语来表现的，这在大量由男性写作的颂扬节妇烈女的碑记以及与名妓唱和的诗词中有充分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学者便一再强调要寻找妇女自己的声音，并因此而重视妇女写作的诗词与其他作品，这的确别具一格，也是我们国内学者平日注意不够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知识的女性毕竟只是少数，她们的诗词充其量只代表了某个阶层妇女的生活与感情，能够反映的社会层面极其有限。再说即使是妇女自己的作品，用的也常常是官方话语，未必就真的是自己的声音，例如被誉为清代满族女诗人翘楚的佟佳氏，其咏烈妇的诗作中就有"纲常多少事，巾帼一肩任"的豪言壮语，这很可能就是她当时的真实想法，但背后隐藏的事实却要复杂得多。
再如，近年来研究清代妇女史的学者尤其是台湾学者特别重视对档案的开发，尤其是对其中的刑科题本中婚姻家庭部分的利用，这不仅因为其中包括了大量与妇女的生活、家庭以及与男子关系方面的案例，还尤其是因它记载了很多妇女的自述，这是比诗词更直接、更真实的"自己的声音"。当然也有人提出，这些案件都是些很极端的例子，妇女的供词中也不乏为自己辩解的谎言。
举这两个例子要说明的是，任何史料都是有局限的，对于像妇女史这样新兴的学科尤其是如此，所以在研究中，尽量开拓史料收集的范围是必要的，而以各种不同史料来互相参照，并对史料进行重新审视与解读，就比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中更形重要。诗词与档案中的供状都是极有价值的研究妇女史的材料，但如果离开了对历史背景的全面把握，就很容易 误入歧途。
这便涉及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不能置传统史学的文献与优良传统于不顾。因为无论研究哪个时期和地域的妇女，都必须将其置于当时当地特定的大背景下，因此就要把握一个时代的主要脉络。而其中主要的典章制度和重要事件，则是理解这个时代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前提。我在写作《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一书中对此有着深切体会，诸如现今人们备感兴趣的与满族妇女有关的习俗，如选秀女、收继婚、寡妇钱粮乃至满族格格的性格，无不与清朝最重要的八旗制度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了解八旗制度的特点及其对于清朝统治的特殊作用，就不可能对这些习俗有正确的理解和深入的分析，而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描述上而流于平庸琐碎，这样的描述当然是算不上学术研究的。
要把握一个时代的大脉络，传统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官方文献的爬梳考订就不可或缺。首先，它能够提供对有关制度和事件的全面概貌，帮助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变化过程，是研究的入手处和基础，对整个项目的开展起着导航的作用。其次，将官方文献与所谓的"妇女自己的声音"相参照，可以互相补充纠偏，有助于探知话语背后隐藏的真实内容。再者，当我们用性别分析的视角重新审阅和解读这些传统的有些已经被人用滥了的文献时，往往会看出很多新的、有趣的内容，甚至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
清华大学李伯重
妇女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20世纪末期，受国际学坛风气的激荡，此项研究也在中国内地初露头角，成为中国史坛上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不过，这项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成果尚不丰，水准也有待提高，因此还未得到学界的广泛承认。为了改进这项研究，使之真正为主流学术所接纳，当务之急是对其现状进行检讨，找出存在的问题，努力加以改进。那么，目前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哪些呢？
首先，不少妇女史研究者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将其变成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地。熊彼特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熊彼特，1991年)。事实上，不仅经济史，其他任何"专门史"都如此，妇女史也不例外。现在一些妇女史研究者似乎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往往把妇女史研究和通史研究对立起来(据说这是因为以往的通史乃是男性支配社会的历史，完全忽略了妇女的地位)。然而，作为全人类的一半(或者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半边天")，如果脱离了另外一半，那就无法研究了，因为仅只由妇女组成的社会，除了在《西游记》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外，并不存在。众所周知，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确实存在过的事物(或者确实发生过的现象)。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或者并未发生过的现象)，那么肯定就不属于史学研究的范围。
其次，一些妇女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种两性对抗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对抗论却是违背事实和逻辑的。妇女既然是人类的一半，那么她们与另一半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相互依存仍然是两性关系的主流，因为如果仅只是对抗，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延续和发展。如果坚持对抗论，那么妇女史研究就与西方女权运动中的激进主张无异了。一种社会运动中的诉求(特别是其中极端性的诉求)，通常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就是科学的结论(例如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即是一例)。如果妇女史研究以西方女权运动中的某些激进主张为指导，那么肯定不能说是科学的研究。
第三，现在的妇女史研究，其理论基础主要是19世纪西方的社会理论(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同时又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然而，正如王国斌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在我们修正社会理论时，如何解释历史与文化，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挑战(《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88年)。余英时则指出：近年来西方学界涌现了各种新理论，不过这些理论是否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尚远有待于事实的证明(《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年鉴学派旗手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中国妇女史研究要发展，就必须从理论上努力进行探索，而非跟在某些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否则就很难说是一种有深度的研究。
第四，目前的不少妇女史研究，实际上是力图从某些外来的理念出发去重新构建历史 ，而未能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妇女的过去。希克斯说得好：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 ；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 ory，1991)。因此对于妇女史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认真地发掘和分析史料，从中发 现历史上中国妇女的真正特点。
由于存在以上问题，因此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甚至连一些根本理念也不例外。例如，自五四以来，知识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妇女地位极为低下，因为她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婚姻等方面乃至在家庭生活中，都处于一种无权(或者依附)的地位。这种看法也成为今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一个毋庸讨论的默定共识，并以此为预设前提去研究历史上的情况。然而，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呢？我们认为，要判断一种观点是否正确(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必须仔细分析这种观点所赖以建立的事实依据是否如实，是否充分。下面，我们就通过事实来看一看，明清妇女在上述各方面是否真的处于无权(或者依附)的地位。
按照普遍的看法，明清妇女政治地位的低下，主要表现在她们被剥夺了做官的权利。大致而言，这确实是实情(尽管在清代最后近半个世纪的长时期里，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女性而非男性)。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实际上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绝非只是女性。在明清两代，科举是进入官僚机构的正常渠道。按照曼素珊的估计，19世纪初期，中国拥有功名的人数(包括通过捐纳获得功名者)约有120万人，大约相当于全国男性人口总数 的千分之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4页，Susan M. Jones执笔)。换言之，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男性居民来说，做官的权利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强调妇女在此方面地 位低下，并没有太大意义。
在经济方面，妇女也并非都是男子的依附者。我曾计算过清代江南一个农家妇女从事纺织的收入，在许多情况下，大约相当于一个男子从事农业的收入。就此而言，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已经取得"半边天"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男子依靠妇女生活的现象。清代上海地方志说当地"民间男子多好游闲，不事生业，其女子独勤苦织NFEB3，篝灯火 ，至达旦不休，终岁生资，率仰于织作"；"俗多游手，藉妇工苟活"(详见李伯重《"男 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1997年)。此 外，从《红楼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清代上层社会的大家庭里，妇女往往是家庭财产的 实际管理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种大家庭中，不论男女，都没有完全的和独立的财 产权。至于实际支配的财产(即私房)，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多(例如王熙凤之于贾琏)。因 此说妇女的经济地位一定比男子低下，未必都能成立。
明清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主要表现是所受束缚较多(特别是在与异性交往方面和在公共场所)。这虽然是事实，但在许多地方情况往往并不如此。明末清初江浙小说《照世杯》说："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门立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酌元亭主人编《照世杯》"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在此，实在看不出这些妇女受到多少礼教束缚。至于最为后人诟病的缠足一事，主要限于汉人上中层社会，在广大劳动 妇女中非常有限；而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包括汉军旗人)中，即使上层社会妇女也不缠 足。因此对于大多数中国妇女来说，此项迫害并不存在。
明清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确实比男子少，但是在上层社会(例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府)里，妇女受教育依然相当普遍。相反，在下层社会里，即使是男子也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是男女都同样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虽然两性在受教育方面确实存在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可能不像一般想像中的那么大。
在明清的家庭(特别是上中层社会的家庭)生活中，决定各个家庭成员地位的因素很多，除了性别差异外，还有嫡庶差异、辈分差异、与当权者关系的亲疏等。在许多情况下，后面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更大。例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府里，地位最高的是贾母，而非任何一个男性成员。而在贾琏-王熙凤的小家庭中，显然也是阴盛阳衰。此外，在婚外性关系方面，贾府中的男性主子固然可以三妻四妾，而女性主子也可以私养情人，以致焦大说贾府主子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只有门前的石狮子是干净的。由此而言，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也并非全都是受压迫者。
明清妇女不能自由择偶，通常被认为是妇女受压迫的重要表现。但是在近代以前，不能自由择偶是普遍现象，并非只是针对妇女而然。明清妇女确实没有择偶的权利，但是男子同样也如此。与此相关的是明清妇女的被迫守节问题。但是即使这是个问题，也值得重新研究，从郭松义的研究来看，即使在节妇贞女最多的清朝，在其两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中，旌表的贞节烈女总数可能达到100万人，未获旌表的人数大略与此相当(《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2000年)，两者合计达到200万人。这个数字虽然不小，但是与全国妇女总数相比，所占比例其实并不大。事实上，正是当时绝大多数丧偶妇女不愿守节，因此朝廷也才会如此积极地旌表节烈。此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些贞节烈女被剥夺了再婚的权利，是一种对于人权的严重侵犯。但是在没有择偶自主权的时代，结婚并不一定意 味着幸福。清初著名文人李渔在小说中，说阎罗王给罪人的最可怕的惩罚，不是让他(或她)来生变牛变马，而是让他(或她)变为女人，与一个不如意的丈夫"白头偕老，一世受别人几世的磨难，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连城璧》)。另一清代小说家西湖渔隐主人也说：女人如果嫁了不满意的丈夫，"真真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倒是没他的快活"(《贪欢报》第四回)。由此意义上来说，守节倒为许多不愿再受包办婚姻之苦的妇女提供了一种逃避的方式。
如果我们把能否结婚成家作为幸福的一个指标，那么男子在婚姻方面似乎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根据李中清、王丰对清代明清北京、安徽、辽宁人口的研究来看，适龄妇女基本上都结了婚，而有大量的适龄男子却终身不能结婚(《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2000年。在辽宁农村，这个比例高达20％)。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0岁和10岁时，妇女的预期寿命低于男子，但是在20岁时，妇女的预期寿命却高于男子。前者与灾荒时溺女婴的恶习有关，而后者则表明成年妇女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至少与男子没有多少差别。事实上，较之在宗教束缚下的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欧洲许多地方的妇女，明清中国不少地方的妇女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可能要更高(至少并不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命运，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命 运，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引起众多上海男士愤怒的龙应台关于"上海小男人"的说法 ，不论是否妥当，却是道出了今日中国城市妇女地位甚至高于若干发达国家的事实。而如果 没有妇女在过去的实际地位较高为基础，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这里要申明：我绝非想要否定学界关于妇女在明清社会中地位较低的定论，我指出以上事实，仅只是要强调，这一重大结论赖以立论的事实基础，有些并未经过深入的探讨，从而不一定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建立在经不起事实检验基础上的任何结论，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史学所能依据的事实就是史料，因此史学研究只能以史料为依据。
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的上述缺陷是如何造成的呢？
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目前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对于其研究所赖以建立于其上的若干共识，尚未能予以辨明。例如过去认为明清中国妇女深受程朱理学(或者"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但是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以礼教对当时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为前提的，亦即整个社会(特别是妇女)的生活都在其严格控制下进行。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无疑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例如，官方和道学家鼓吹"男女大防"和妇女贞节最积极的时代，往往也是人欲横流、色情泛滥的时代。在明清的出版物中，与四书五经并行而成为社会销路最大的，恰恰就是道学人士痛恨的艳情小说(明中叶到清初是世情小说出版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而清中期则是第二个高潮时期。世情小说的两大流派--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都大量出现。参阅向楷《世情小说史》)。其种类之多，格调之低，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仅见，其"杀伤力"在今天也足以令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人士感到恐惧。然而，这类读物在当时却能风靡全社会，其读者远较四书五经的读者为多。托名江南著名文人李渔著的著名淫书《肉蒲团》居然说："这部小说惹看极矣。吾之书成之后，普天之下无一人不买，无一人不读，所不买不读者惟道学先生耳。然而真道学先生未有不买不读者，独有一种假道学，要以方正欺人，不敢买去读耳。抑又有说：彼虽不敢自买，未必不请人代买读之。虽不敢明读，未必不背人私读耳"。顺治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及五十三年、乾隆元年、嘉庆七年、十五年与十八年，朝廷都曾颁布法令，对"坊肆小说淫词"加以"严查禁绝"、"通行严禁"(俞正燮：《癸巳存稿》 卷9"演义小说"条)，但却越禁越多。到了道光十四年二月，连皇帝也不得不在上谕中承认："近来传奇、演义等书，踵事翻新，词多俚鄙，其始不过市井之徒乐于观览，甚至儿童妇女莫不饫闻而习见之，以荡佚为风流，以强梁为雄杰，以佻薄为能事，以秽亵为常谈"(《清宣宗实录》卷249)。在此情况下，我们如果依然认为这些"以佻薄为能事，以秽亵为常谈"的下层社会妇女真的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显然是不符事实的。事实上，夫唱妇随、三从四德、贞节自守这些礼教中的妇女行为准则，就是在像贾府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也并非都行得通。因此，在对礼教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尚未进行深入验证之前，把礼教中限制和歧视妇女的说法作为社会普遍现象并以此作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出发点，显然是有问题的。
但是，影响今天妇女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是不少研究者具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他们为了强调妇女史研究的特殊性，于是力求把这项研究封闭起来，成为一种仅限于"圈内"事业，或者说少数人的专有领地。但是在今天，任何一种研究要自我封闭，都是没有前途的。自我封闭意味着自我放逐，自我隔绝于主流学术之外。事实上，中国妇女史上述缺陷，在史学其他领域里也不是没有，但是不同的是在大多数史学领域，学者们正在努力破除原有的学科藩篱，积极探索更好的理论和方法，大力发掘更多的史料，以求在新世纪中有更大的发展。巴勒克拉夫说："历史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更加肩荷过去的重负，从而蒙受着苦难"。中国妇女史研究起步较晚，比起史学内部原有的学科来说，没有太多的"过去的重负"，因此倘若能够破除自我封闭的心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主流学术，主动地把妇女史研究融入主流学术之中，当然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克服自身的缺陷，使妇女史研究发扬光大，从而在主流学术中占一席之地。由此而言，中国妇女史研究可谓前途无限。
两种资源双重困境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李小江
为什么谈"历史、史学与性别"这个话题？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座的两位女性学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殖民化"问题，实际上是"后殖民"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是我们办这个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目前在整个国际社会中，从学界看，有这么一支异军突起，即女性主义研究；在政治浪潮中也有这么一股力量，就是女权主义运动，两者合一，很大势头，比较其他的学派和政治势力，影响持久而广泛，确实是全球化了，没有国界、不分民族地搞起来了。"性别"是人类范畴中一个共同的话题，而女性这样一个"类"，针对曾经的男性中心社会而言，确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有它自成体系的政治话语和政治目标。即使是妇女研究(包括女性主义史学)，说到底，它最早的和最终的目标主要不是学术的，而是政治的，是要在学术领地(包括历史)找回女性的一席之地，发出女性的声音。女性主义研究或女性主义史学在学术上确实卓有成就，但它的政治性和政治倾向性十分鲜明，与学界通行的学术标准(它被质疑为"男性中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女权主义(feminism)源自西方，它的"西方中心价值"附着在它的政治性上，而它的政治性更为它原本具有的"西方中心意识"推波助澜，在全球化的同时，成为"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也在我们这里)迅速蔓延。因为它曾经的"弱势"定位，在"政治上正确"(PC)的诠释下反倒成为强势，一时可能将其他的声音和话语全部覆盖了，于我们的妇女／性别研究而言，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男性中心话语"之外的另一种"话语霸权"。
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男人和女人都已经这样生活过来了--不管妇女过去 有没有地位--有它自在的一套生存方式。按理讲，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两性存在状态做出自 己的解释，用它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话语去诠释它的历史存在。可是麻烦的是这种解释在我们 开始得太晚了，当我们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浸染在西方理论和价 值 体系之下，能说出来和能被倾听的，基本上就是一种声音。比如，当女权主义占着主导地位 的时候，就是政治倾向性十分鲜明的女权主义批评；紧接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gend er(性别)成为主导话语--海外留学者把它译成"社会性别"，是很不准确的一种译法， 存在着严重的学术隐患，这里暂且不论--从1995年世妇会前后，当gender作为一种西方主 流话语进入这块土地的时候，出现了一边倒的倾向，这不仅仅反映在史学领域中，其他领域 都有反映。但我以为，问题出现在史学领域便分外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块土地上所有人们曾经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历史是一个不断被解释的过程。怎么样来解释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的两性的存在方式？我以为，这不是女性主义史学家也不是女性一方面的事，而是中国所有史学家的使命。所有事物，不管它真实的存在状态如何，最终是经由阐释才被人认知的。就从性别这个角度看，我们总说，没有妇女史是一种悲哀，这种说法已经被炒作得十分畅销；但在我看，我们最大的悲哀是作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正在被人随意阐释。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们的历史是在人家的框架 中被界定的，你这个民族的来龙去脉就值得怀疑，你存在的根基也会因此动摇。当你还在你 的传统史学中徘徊不前的时候，人家已经从另一个方向上篡改了你的历史的内容。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座的两位女性史学家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焦灼，因为她们是深有学养的历史研究者，不是单一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她们因此兼有双重使命：身为女性，她不能不对妇女史研究以及其间存在的问题无动于衷；而作为史学家，她也必须遵循最起码的史学规范，为史学发展尽力。面对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尚不受重视、也不够理想的现实，她们不得不向外寻找更多的理论支持；而身为中国史学家，正是她们最直接最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个领域中"后殖民"的威胁和危害。她们身处两难困境中：一方面，我们的妇女史研究队伍确实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是西方强势话语的进入，而我们的传统史学界对此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几乎还处在无动于衷状态--这种困境也正是当下妇女史研究的困境。
我们有两种资源，一种是自五四以来的妇女史研究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成绩斐然；另一是西方女性主义史学研究，包括欧美及台港地区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硕果累累--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从事妇女／性别史研究的主要基石。但同时，也共同构成了它的双重困境：本土研究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男性中心"学术规范，未经清理的传统观念直接影响到史学评价，加上1949年以后"妇女解放"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史学理念与现实中的妇女问题纠缠在一起，无形中都成为国内史家从事妇女／性别史研究的障碍。另一重困境就是"后殖民"问题。如今，当我们就这个问题开始发言的时候，人家已经有了一整套东西摆在那里，无论你说你的什么，他永远会在他的"阶段论"和他的理论范式中做出他的解释，让你觉得你"存在的多余"和"解释的徒劳"--这就是"后殖民"话语中我们的处境。当人家的声音成为公认的标准，当我们不假思索地用这种标准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生存状态，便在不经意间很便当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他者"--"后殖民"过程通常就是这样完成的。外来话语和批评标准在 被你借鉴引用的时候，很可能偷梁换柱地抽空了你原本的历史内涵--而"历史"其实恰恰是最不能被殖民的，无论今后"全球一体化"到何等程度，历史的解释都不能不是本土的，因为它不仅是我们与外界交流的资本，更是我们存在的依据。
综上所述，两种资源带来的双重困境造成了两难局面。怎样把这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兼 顾到传统史学和性别研究两种优势且避免它们各自的局限？这是我们今后应该认真对待的问 题。
(责任编辑：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