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桂学研究一方面必须着手于文献研究与社会考察调研资源积累的实践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必须着眼于桂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建设。桂学理论资源发掘既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学科与跨学科基础理论及其方法论资源，灵活运用于桂学地方学研究中，又要发掘本土历代文献典籍及其研究成果中的理论与方法论资源，为桂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学术依据。在此基础上创新桂学理论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及其地方特色的桂学理论体系，推动桂学研究更好发展。
[关键词] 桂学研究；理论资源；构成系统；广西地方学
[作者简介] 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广西 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5）06-0015-0006
从构建桂学理论的必要性角度而言，主要有四个支撑点：一是基于桂学研究的理论支撑需要，一方面有必要在“桂学”概念阐释及其桂学作为地方学学科的合理性、合法性、学理性上作出厘清与辨析，另一方面有必要首先夯实桂学的理论基础，为桂学研究提供理论指导与理论研究；二是基于以百年前康有为《桂学答问》首提“桂学”概念为节点，上溯桂学源头及其渊源关系，不难发现历代广西文化学术中已经积淀积累丰富的理论资源及其拥有一定的理论学说、学问、学派，为桂学理论构建奠定基础，下启现当代以来马君武、梁漱溟、雷沛鸿、王力、黄现璠、冯振等国学及其地方学传统；三是基于近年来桂学研究在理论探索与学术讨论中积累的理论研究经验及其理论成果，水到渠成地应该进入桂学理论构建阶段，广西学界目前已经出版潘琦主编《桂学序论》一书，汇集近年来桂学理论研究论文，可谓桂学理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四是基于广西文化学术研究长期以来积累的理论成果，提供桂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与理论基础，有利于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与进一步探索。以此为据，立足于从桂学之“学”的角度阐发桂学理论构建的三个途径。
一、桂学方法论的理论构建
桂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方法论研究。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由此构成方法理论，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及其对外引进推动中国当代思潮风起云涌，其中方法论思潮独领风骚，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学界热衷于讨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拓朴学、模糊数学、耗散结构、价值论等新方法研究，引发观念变革、思维转换、学术转向、理论创新，对学界发生深刻重大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发展及其新兴学科建设。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振兴、传统文化回归、非物质文化保护及其“国学热”、“儒学热”、“新儒学热”等掀起高潮，推动学界在重视现代方法研究的同时也愈加注重传统方法研究，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价值，传承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学术研究的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桂学作为地方学兴起的新兴学科，需要夯实其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需要加强方法论的理论研究。
其一，发掘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论资源。中国古代自先秦“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始，就奠定中国历代学术根基，此后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宋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乾嘉学派朴学、桐城派古文学等学派、学说、学问、学术思潮构成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格局及其学术传统。其学术方法无论文献研究的考据、注疏、校勘、版本、目录等诸法，还是历史研究的考古、实证、史志、文献、考察等诸法；无论是儒家孔子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说，还是道家庄子所谓“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之论，均是一笔宝贵的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学术遗产。中国古代文论鸿篇巨著刘勰《文心雕龙》，之所以能够构建被誉为“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依据，就是他在《序志》篇中所论其研究方法及其研究路径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之论。“原始以表末”所指学术研究必须追根溯源，原道穷理，探究对象的本体、本源、本性、本质之本原，其《原道》、《徵圣》诸篇即是；“释名以章义”所指对象概念范畴的界定与阐释，以达到彰显其含义及其厘清辨析其内涵外延的目的，旨在遵循儒家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的“正名”之理，其《正纬》《辨骚》诸篇即是；“选文以定篇”所指精选作品材料，确定选本篇目，以形成效法模范之典型，亦可谓树立经典，确立标准，其《宗经》《明诗》诸篇即是；“敷理以举统”所指通过逐层递进的理论分析方法以达到宏观把握对象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的纲举目张的目的，其《神思》《体性》《风骨》《物色》诸篇即是，甚至可指《文心雕龙》所有篇章。刘勰的文学研究方法可作为学术研究之法，也可作为理论研究之法，即溯源、释义、选文、析理四法。这四法既可作为历时性展开研究顺序的四个步骤，先作溯源，次作释义，复作选文，后作析理；又可作为共时性逻辑构成的平行并列、交叉交融四法。除此之外，刘勰对于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还可从其方法专论《总术》篇可见一斑。其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由此可见，“有术有门”是为了更好解决“理有恒存”问题。由此，刘勰《文心雕龙》的诸篇篇目上都明确标示研究方法之词，如《原道》之“原”、《徵圣》之“徵”、《宗经》之“宗”、《正纬》之“正”、《辨骚》之“辨”、《明诗》之“明”、《定势》之“定”、《指瑕》之“指”、《养气》之“养”、《总术》之“总”、《知音》之“知”等，这些动宾词组的动词都含有方法意义，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及其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奠定基础，同时也提供学术研究方法以借鉴和吸收。
其二，桂学研究方法论需要吸纳中国古代学术资源。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传承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学术传统方针、原则、精神来看，刘勰“四法”不仅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而且从古至今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不失其方法论意义。就“桂学”概念讨论及其理论研究而言，首先需要对桂学“原始以表末”。从百年前康有为《桂学答问》提出“桂学”一词向上溯源，追溯其所承载的广西历史文化之源头、源流与渊源，向下追溯这一概念在近代、现代、当代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厘清康有为在桂讲学之“桂学”与现今作为广西地方学之“桂学”的异同及其渊源关系。其次，桂学需要“释名以章义”，通过对“桂学”概念含义的阐释辨析其狭义与广义、内涵与外延、性质与特征，并通过对其相关、相近、相似概念的比较与辨析，理清彼此关系及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以便于名正言顺、正本清源，确立“桂学”概念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学理性。再次，桂学需要“选文以定篇”，从桂学资源角度而论，一方面需要发掘、整理、利用桂学文献典籍资源，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整理、开发桂学研究新的资源；从桂学研究对象范围而论，也需要在对象范围的确定中把握相对性与绝对性、限定性与开放性、地方性与跨地域性等辩证统一关系；从衡量尺度与评价标准而论，以经典为效法和模范的尺度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桂学研究着手于桂学文献典籍的选文定篇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最后，桂学需要“敷理以举统”，在桂学概念溯源、释义、选文基础上进而展开理论分析，进一步探讨桂学的功能、价值、作用、意义以及学理依据、理论基础，达到乘一总万、纲举目张的研究目的。除此之外，刘勰所言的其他方法，如“原”、“徵”、“宗”、“正”、“辨”、“明”、“定”、“指”、“养”、“总”、“知”诸法，亦对文学研究以及学术研究具有普适性，因此对于桂学研究也具有普遍意义。当然，刘勰“四法”及其他诸法并非仅仅可用于“桂学”概念的研究，而且对于桂学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尤其对于桂学理论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归而言之，这些方法对于理论研究而言，一是由方法延伸为方法论，由方法论延伸为理论，具有理论的宏观性、系统性与整体性优势和特点，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指导性、普遍性与普适性；二是构成方法与目的的辩证统一性，“原始以表末”以“原始”方法达到“表末”目的，“释名以章义”以“释名”方法达到“章义”目的，“选文以定篇”以“选文”方法达到“定篇”目的，“敷理以举统”以“敷理”达到“举统”目的，从而在理论上阐发了方法与目的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理论指导的普遍意义；三是隐含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理论研究并非闭门造车的空想或纯粹的形而上推理，而是需要言之成理、论之有据，必须坚持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实证性、准确性等原则与精神；四是方法为对象的合规律性与主体的合目的性统一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看，方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正确的方向。因此，方法含有一定的方向性、导向性、指导性作用，提供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学理支撑与学术保障。
其三，桂学研究的学科方法论基础。学科方法论一方面指建立在科学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基础上所形成的学科方法论，即各学科所共同遵循的方法论规律、原则、规则及其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普遍性与共同性，学科研究都必须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合理性与学理性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学术性与应用性统一等规律和规则，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准确完整、历史辩证等原则；另一方面指各学科研究方法论，针对每一学科性质、特征、功能及其研究对象、内容、目标的需求确立自身学科方法论。桂学作为地方学的性质特征表现为：既是由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各学科有其自身性质特征所规定的方法与方法论；又是跨学科构成的综合学科，具有学科总体性、整体性、系统性意义。因此，桂学研究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同性与差异性、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统一的特点。从桂学作为地方学的总体性、综合性学科研究角度出发，关键在于构建桂学方法论体系，从方法论构成的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技术方法论等层次结构及其构成系统的研究视角，高屋建瓴而又机动灵活地将宏观与中观以及微观、“顶天”与“立地”、顶层设计与基础落地结合，构成道—法—技的方法论体系，旨在夯实桂学方法论基础及其协同各学科方法之间关系，形成桂学方法论的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从桂学各学科方法论研究角度出发，关键在于协调其方法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一方面夯实本学科方法论基础，突出学科研究优势与特色；另一方面在跨学科研究中资源整合、优化结构、优势互补、互动双赢，建立学科协同创新平台及其合作机制。长期以来，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经验与丰硕成果，各学科方法论研究及其学科方法的实践运用已经初见成效，形成广西地方研究的一些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如广西地方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民族学研究、民俗学研究、方言学研究、审美人类学研究、生态美学研究、东南亚各国语言研究等，以及壮学研究、瑶学研究、苗学研究、侗学研究、骆越研究、西瓯研究、铜鼓研究、刘三姐研究、歌圩研究等，构成广西人文社科研究的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格局，形成地方性学科研究传统与优势特色，也彰显出其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优势特色。桂学研究建立在广西地方性研究各学科基础上，就必须既保持发扬学科研究传统，包括学科方法及其方法论传统，又能够发挥桂学作为地方学总体性和综合性学科研究优势，有效整合各学科资源形成学科群及其跨学科研究特色，构建桂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推动桂学理论研究发展。
二、桂学理论资源的发掘与利用
桂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桂学理论资源的发掘与利用。桂学理论资源一方面指桂学理论研究资源，也就是作为桂学理论研究基础、依据、指导思想等古今中外理论均可包括在内，使之有利于桂学理论建设；另一方面指桂学理论资源，也就是说可以成为桂学理论构成的广西地方学理论资源。这方面理论资源就现代以来的地方性研究及其学科研究而论，应该有所积累，并自觉加以理论概括、总结与升华，形成一定的理论基础。关键在于如何从广西地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文献典籍中发掘桂学理论资源及其理论研究资源，使之形成桂学理论研究传统及其理论基础。针对广西历代文献典籍中可供桂学理论研究发掘与利用的资源，以石涛《画语录》为例略见一斑。
石涛原名朱若极，桂林人，是明末最后一代靖江王朱亨嘉的儿子。《清史稿》载：“释道济，字石涛，明楚藩裔，自号清湘陈人。题画自署或曰大涤子，或曰苦瓜和尚，或曰瞎尊着。无定称。国变后为僧，画笔纵姿，脱尽窠臼，而实与古人相合。晚游江淮，人争重之。著论画一卷，词义玄妙。与髡残齐名，号‘二石’。” 石涛不仅为清代著名画家，被称为“画圣”，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画语录》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举足轻重的重要著作。《画语录》共分18章：一画章第一，了法章第二，变化章第三，尊受章第四，笔墨章第五，运腕章第六，絪蕴章第七，山川章第八，皴法章第九，境界章第十，蹊径章第十一，林木章第十二，海涛章第十三，四时章第十四，运尘章第十五，脱俗章第十六，兼字章第十七，资任章第十八等，对绘画理论作出完整、全面、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体系性著作，亦为桂学理论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画语录》对于桂学理论资源开发及其理论研究頗具启发和借鉴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画语录》在理论研究上的方法论价值意义。《画语录》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其成就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意义，尤其在理论研究方法论上至今还能够为我们提供启发与借鉴。首先，《画语录》具有理论体系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从理论体系构成视角对绘画理论进行完整、全面、系统的研究，构建包括本体论、源流论、传承论、主体论、材质论、创作论、鉴赏论、作品论、结构论、方法论等画学理论体系及其知识结构。《画语录》不仅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体系性著作，而且也对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与刘勰《文心雕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画章第一》《了法章第二》《变化章第三》诸章中均含有方法论意义，如《一画》曰“法于何立？立于一画”即是。其次，具有辩证思维及其艺术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阐发了有与无、法与化、道与技、知与行、学与用、变与通、心与物、理与情、意与境、形与神等辩证关系，构成艺术辩证法理论内核与精神，提供理论研究在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微观、无限与有限、时间与空间、形而上思辨与形而下操作、感悟与分析等思维、观念、方法创新的启发与借鉴，《变化》曰“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即是。再次，阐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理论研究方法论原则，以其绘画创作实践支撑其理论创新，以其绘画理论指导提升创作实践探索，构成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及其螺旋形上升效应，使其绘画创作与绘画理论珠联璧合，以其着手于创作实践探索的“立地”与着眼于艺术理论创新的“顶天”，形成“顶天立地”的绘画成就，其绘画创作与理论均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画圣”，《变化》曰“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这无疑不仅提供桂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进一步思考，而且也应该成为桂学如何以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与脚踏实地的实践探索共同支撑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
其二，《画语录》理论观点的创新价值意义。《画语录》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理论创新观点，如《一画章》“一画”说，《了法章》“画从心”说，《变化章》提出“借古以开今”说，《尊受章》“藉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说，《笔墨章》“画其灵而足其神”说，《絪蕴章》“自成一家”说，《山川章》“搜尽奇峰打草稿”说，等等，不仅为中国古代文论美学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而且也为当今提供理论创新的启发与借鉴。撮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一画"说的本体论思想。《一画章》曰：“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 显然这是源自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之说。所谓“一”具有道家之“道”的哲学本体论意义，是宇宙时空运行之规律，是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的根本和源头，是人文行为活动的洪规大法。正如刘勰讨论文学首先必须“原道”一样，石涛讨论绘画首先也是“原道”，所“原”为“一画”，其目的是为了追根溯源探寻文艺本体、本源、本质问题，提供文艺存在、生存、发展更为广阔的时间空间。二是“无法而法”说的方法论观念。《一画章》曰：“法于何立？立于一画”说，旨在说明其“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无法”；“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贯之’”的观点，同时也进一步在其《变化章》阐发"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说，旨在反对泥法，提倡“有法必有化”；反对“泥古不化”，提倡“借古以开今”。三是“画心”说的主体性理论。《一画章》曰：“一画之法，乃自我立”说，集中体现出强调作者主体性、创作个性、艺术独创性精神，与其《了法章》“画从心”、《变化章》“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笔墨章》“山川万物之荐灵于人”、《絪蕴章》“自成一家”、“自有我在”、《山川》“山川与余神遇而迹化”等论说构成其主体性与独创性理论。总体观之，石涛思想及其理论确实受到儒道释思想传统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鲜明独特、独立不羁的思想个性及其主体性精神所致，才使其理论具有独创性与创新性价值意义。这种精神和传统，正是桂学精神、传统、文脉所在，也是桂学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桂学理论研究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
其三，石涛思想及其创作成就拓展其《画语录》的影响。石涛及其《画语录》对于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深刻的，此后从清至今的画家及其创作和理论，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也影响到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的发展。仅就清人为其立传的评价可见影响之一斑。康熙年间陈鼎《留溪外传》卷十八《瞎尊外传》：“性耿介，不肯俯仰人。时而缪缪然，磊磊落落，高视一切；时而岸岸然，踽踽凉凉，不屑不洁，拒人千里外，若将浼之者。”李驎《虬峰文集》卷十六《大涤子传》：“嗟乎，古之所谓诗若文者创自我也，今之所谓诗若文者剽贼而已！其于书画亦然。不能出己意，动辄规模前不能者，此庸碌人所为耳，而奇士必不然也。然奇士不一见也。予素奇大涤子，而大涤子亦知予欲以其生平托予传。”乾隆年间员燉题石涛画跋：“清湘石公，天机清妙，落笔超脱，自是画家逸品。”张庚《国朝画征续录·石涛传》：“画兼善山水兰竹，笔意纵姿，脱尽窠臼。晚游江淮间，人争重之，一时来学者甚众。”汪研山《扬州画苑录》卷四《石涛》：“工山水、花卉，任意挥洒，云气迸出。兼工垒石，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垒石胜，余氏万石园出道济手，至今称胜迹焉。” 从这些清人为石涛所作小传可见其人其作的个性风格特点及其贡献与影响，这对于印证和丰富《画语录》理论价值意义具有重要作用，也为石涛及其《画语录》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源，对于桂学理论研究不失启发与借鉴意义。
桂学理论研究必须继承与传承《画语录》这笔珍贵的理论遗产，更需要弘扬其理论创新传统，充分发掘、利用、开发其理论精神的现代意义，为桂学理论研究提供理论资源与理论研究传统。
三、桂学理论研究的双向拓展途径
桂学理论研究除其元理论研究、学科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理论传统资源发掘利用研究的途径外，还必须加强应对现实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应用理论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双向拓展的基本格局与研究途径。
其一，桂学应用理论研究。任何学科的理论研究除其基础理论研究之外，也都有其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及面对现实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因此，桂学理论研究应该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更为关注面对现实、实践、应用所产生的理论问题研究，立足于问题研究是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理论问题研究也完善和丰富学科理论与基础理论研究，构成理论体系与知识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桂学理论问题研究主要基于桂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及其研究特殊性以及现实需要而确立基本理论问题与重大理论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三类：
一类是带有全局性、普遍性与宏观性的桂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一方面，地方并非所指狭义、封闭、孤立的地方性及其地方主义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国行政区域定位的地方，以及具有区域与跨区域联系的地方，无论其实践问题还是理论问题都因之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与网络化语境下，多元信息跨时空生产与传播，也会导致个别问题社会化、局部问题全局化、特殊性转化为普遍性，区域问题也会因之具有普遍性意义。这些带有全局性、普遍性与宏观性的桂学理论基本问题设置，既要考虑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结合，又应该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诸如，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挑战与机遇，桂学如何在现代性与传统性、多元化与一体化、民族性与世界性、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等错综复杂与矛盾冲突关系中提出与解决社会现实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继承借鉴古今中外遗产、扩大开放交流视野基础上，如何发掘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并使之古为今用，如何传承发展中华学术传统并使之当代化，如何合理利用国外理论资源并使之中国化；如何应用现代文化理论于广西本土实际，借鉴吸收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如东方主义、文化权力与文化身份、中心与边缘、文化唯物主义、场域与视域、话语与语境、文化交流与对话、文化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理论资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等理论资源；如何建构“后发”理论、“边缘”理论、“地缘”理论、“蛙跳”理论等理论命题与理论模式，推动桂学理论创新发展。
二类是面对区域发展现实需要的桂学应用理论问题研究。针对过去区域研究的两种倾向，一是重基础理论研究而轻应用理论研究倾向；二是重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倾向，桂学应该将理论研究重点放在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并急需解决的应用理论问题设置上。诸如，如何在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中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建立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后发”理论模式；如何充分发掘、利用与开发本土资源优势，构建生态、环境、文化、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及其理论模式；如何应对文化经济时代与信息时代的挑战与机遇，推动文化发展方式转变及其文化产业崛起，促进“文化强国”落实于“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实施上的理论问题；如何发掘、开发、整合区域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与综合实力，扩大区域影响力与竞争力的理论问题；如何发掘利用民族文化优势与特色，推动民族文化保护、利用与发展的理论问题，等等，将桂学理论研究重心放在广西赶超跨越发展实际与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目标的应用理论问题研究上。
三类是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广西沿边沿海沿江与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区位优势与特点，不仅形成桂学理论研究的优势与特色，而且也会形成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与生长点。广西发展正面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西部大开发战略、北部湾大西南出海通道建设、北部湾经济大开发、国家海洋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珠江—西江经济带以及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泛北部湾地区经济合作等大好机遇。广西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推动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研究因之具有国家战略、国际战略意义。因此，桂学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重大战略的理论问题研究责任与义务，桂学理论研究也因之获得突破性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最佳机遇。诸如，针对南海主权争端及其沿海岛屿主权争端以及边界划分遗留问题，其实也会反映出深层次的各方面问题，除涉及到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国际法等各学科研究外，身处前沿地带的桂学也应该理所当然进行研究，以提供问题讨论与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合法性依据。也就是说，桂学研究必须从国家安全与国家海洋战略的高度，以强化海洋地理、生态、环境、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交通、法律、国际关系等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综合研究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桂学理论研究应以此为契机，建立起地缘政治学及其地缘文化、地缘经济、地缘历史、地缘关系等研究视域与视角，建构与创新地缘文化理论，拓展地缘文化研究领域，并以之进入国家战略研究层面。
其二，桂学基础理论研究。桂学基础理论研究旨在构建桂学研究体系及其知识结构系统。理论体系及其知识结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积淀、积累而又不断丰富、完善的结果，也是生成与建构的结果。正在建设与发展中的桂学理论也并非已经形成体系及其知识结构系统，但应该尽早设置这一努力奋斗目标，并逐步推动其生成建构进程。因此，策划与设计桂学理论体系框架及其知识架构还是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对于夯实桂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形成桂学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构建桂学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达到纲举目张与一以贯之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桂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大体为：一是桂学本体论，针对“桂学”概念的厘清与辨析探讨其本体论意义，一方面旨在夯实桂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及其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旨在通过阐释“桂学”含义及其内涵与外延，阐发“桂”与“学”及其两者构成的学术肌理及其学理性，明晰其作为地方学范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存在论的本体论意义。二是桂学源流论，从历时性研究及其学术史研究角度探溯桂学历史渊源与源流，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广西历史文化发展史，从史前新旧石器时期到文明时期的发展历程、阶段、过程、脉络、文脉、传统等文化史内容；另一条线索是桂学研究的学术史，以康有为首提“桂学”概念为节点，向上溯源与向下推衍，包括桂学起源、缘起、发生、生成、过程、阶段、脉络、流变、文脉、传统等学术史内容。三是桂学研究现状论，包括桂学研究背景与语境、动机与目的、价值与意义；研究现状、成效、问题、原因、对策、指向；理论与实践研究类型、形态、态势、趋势等研究内容。四是桂学学科建设论，从学术共同体、学科基础研究角度探讨桂学作为地方学学科性质与定位、学科体系与学科知识结构、学科形态及其要素构成、学科群及其学科间关系、学科建设与发展、桂学与其他地方学关系及其学科交流等内容。五是桂学构成论，从桂学内部与外部构成关系，包括桂学构成的要素与系统、资源与对象、肌理与结构、形态与内容、主体与客体关系等内部构成；桂学研究背景与环境、地域与区域、范围与界限、桂学与广西历史文化研究、桂学与壮学等广西民族学研究关系等外部构成，及其两者的有机构成研究。桂学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等关系构成；地域、地缘与跨域、跨境关系构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关系构成等内容。六是桂学文献资源论，主要分为历代文献典籍资源与社会调研采集资源，包括历代文献典籍、文书、碑刻、族谱、文物、书画、装饰、服饰、建筑等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生活文化等文化资源；资源发掘、整理、保护、利用研究；资源配置、优化、整合、转化研究等内容。七是桂学理论建构论，旨在建构桂学理论体系，夯实桂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核心范畴、基本命题、学术规则、评价体系等研究内容；面对现实需要的重大理论问题、实践探索产生新的理论问题、理论创新与理论建构等研究内容。八是桂学研究方法论，包括学科方法论与跨学科方法论；地方学的各学科研究方法类型；方法论构成的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操作方法的层次结构；研究方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工具性与目的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等研究内容。九是桂学特色论，从桂学学术精神与广西精神的关系角度探讨桂学特色的培育，包括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学人修养与学术精神、学术品格与学派风格等；桂学学术自觉与广西文化自觉及其广西精神关系；桂学在中华学术中的地位及其特色等研究内容。十是桂学价值论，探讨桂学研究学以致用的旨归与目标，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探讨桂学研究的功能作用与价值意义，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及其影响力、传播力、辐射力；探讨桂学发展趋势与前景，拓展其研究空间与发展途径等研究内容。
桂学基础理论研究既要求体系构成的相对整体性与系统性，又要求知识结构的逻辑性与完整性。因此，桂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推动其理论体系不断补充、完善和丰富，更需要在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中逐步深化和升华。桂学理论研究兴起是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理论自觉也是桂学研究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的重要标志，建立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的桂学理论研究无疑将会进一步支撑和推动桂学研究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先秦.论语·卫灵公.
[2]先秦.庄子·养生主.
[3]齐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先秦.论语·子路.
[5]齐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一，释道.
[7]清.石涛.画语录，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上卷），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所引石涛.画语录.引文出处皆见于此.
[8]先秦.老子·四十二章.
[9]清人所作石涛小传引文均见李万才石涛.一书附录清人撰石涛小传选录，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