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物/物质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之一。物研究提供了一种认识他者与洞悉社会文化世界的路径。中国人类学的物研究从民物收集整理开始，到当前以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为主流，大致经历了4段时期。每段时期中的研究内容、目的与理论方法亦有相应特点及变化。对之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与呈现有助于认识自身的长处与不足，展望未来的发展及对学科的贡献。
关键词：物质文化;人类学;物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6-0041-10
人类学对物/物质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托雷斯海峡关注的艺术品，到马林诺夫斯基（B. K.Malinowski）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关注的项链臂镯，再到当代米勒（Daniel Miller）关注的手机[1]，物（质）是一个涵盖面较广的概念，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它指“存在”（较为抽象与泛化），从日常生活层面来理解，它指与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实体存在，如居所、饮食、服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等。对人类学而言，物（质）通常指具象实体层面上的物。“物（质）”之后的“文化”一词表达及透露出人类学看待与研究“物”的一种具有历史渊源且延续至今的视角——这些“物”都是被人类文化所引导的行为所制——制作及使用这些“物”表达或者说展演出人之观念与行为，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物进行研究“必然是对他者性（文化）的一种研究”[2]。对物的研究是理解人类自身社会文化的一种路径，因为正如人类学家米勒所言：“物质文化正是我们所研究的人群赖以创建他们自身真实世界的具体方式。”[3]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认识逐渐往深度发展着，而同时，物质文化研究也拓展着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从受猎奇心理驱使热衷于古物异物收集，将物作为文化阶段排序的标志，到将物视为意义的载体，再到关注物的能动性，物质文化在人类学各理论流派中扮演着不同的功能角色，也以此反观着人类学研究内容、目的及理论变化[4]。
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后，随着该学科的生根、发芽、成长，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亦被国内学者依据自身的情况，吸纳、借鉴、进行着。20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是在人类学、博物馆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学科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跨学科领域，身处其中的不同学者依据各自的学术背景贡献各自的力量。西方物质文化研究（含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之来龙去脉与现状，已由西方学者做了详细呈现与论述，其研究理论与方法趋于系统性。①①此类研究可参见Arjun Appadurai，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niel Miller，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ied， 1987; Daniel Miller， eds.， Why Some Things Matter， London： UCL Press， 1998; Han Woodward， 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Dan Hicks and Mary C. Beaudr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niel Miller， Stuff，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受西方物質文化研究热的影响，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度增强，发表与出版了一些论文与会议论文集，但偏重引介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概念、内容及部分方法论，尚未成自己的体系。②②可参见韩启群：《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尹庆红：《英国物质文化研究》，《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美]托马斯·施莱雷恩：《美国的物质文化研究》，宋向光译，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4》，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垚：《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兰州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白文硕：《“物的传记”研究》，兰州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徐敏，汪明安主编：《物质文化与当代日常生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引介固然重要，但探究本国的学术传统也尤为重要。中国人类学应对物质文化研究做出贡献，前提是认识到自身研究的特长与不足。目前，尚无人对中国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含内容、目的、方法论做历史性地梳理与总结。本文欲做这方面的尝试。限于能力与知识储备量，只能试图对历史及当前中国（大陆）人类学的物研究进行宏观层面的梳理、呈现与分析，并进行相关思考与展望，期翼能引起学界对此一研究的关注与重视。
一、20世纪前半期的物质文化研究
人类学是20世纪初从西方渐进引介入中国的。书籍的翻译、学术机构的陆续成立与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学科之诞生[5]， 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较为正式地界定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6]。与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异地的，如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土著们不同，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开始就是内部的“他者”。他们是由被称为蛮、夷、狄、戎等演变而来构成中华民族的各少数民族，以及生活于农村的农民。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东部学校及研究机构的西迁，人类学以处于西南、西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及他们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其重要的主旨之一是通过对族源、族性的考察研究，论证中华民族的形成，维护疆域与国家之统一。作为民族文化之一的物质文化亦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展开了一些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常分散于边疆民族调查、民物（民族文物、民俗文物）的搜集、人类学博物馆筹建等工作中。如颜复礼、商承祖、杨成志、江应樑等人类学前辈从1928年7月始，先后对广西与广东两地的瑶族进行调查研究，其中一部分调研涉及到瑶族的住处、衣饰、房屋材料、屋内陈设、日用器具、工具、道路桥梁等物质（物质生活）[7]。师承美国人类学家拜耶的人类学前辈林惠祥先生于1929年-1935年到台湾，对高山族进行调查研究，顺带收集民物标本，其中涉及高山族之生活器物、劳作工具、住所、衣服、食物、工艺品等物质文化，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文中有详细的记录描述[8]。林先生认为，所谓物质文化泛指人类基于发明创造能力制造的一切物品及制造技能，如取火使用的工具、食物的种类及如何烹饪与保存、衣服、住所、狩猎工具及方法、畜牧，驯化的牲畜品种、种植业、种植的作物、石器及制作方式、金属物、陶器、武器、交通工具及使用方法等[9]。杨成志先生（1902-1991）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为‘生存需求’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需要而言，包含（1）生活上的需求，如衣、食、住、行及器具;（2）工作方法或生存方法，如渔、猎、牧、农、工、商各业;（3）获得财富如工资、赢利、田地、房屋、财产及其他”[10]。依照这些界定与归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前辈们已将民族物质文化/生活，诸如住处、设备、饮食、衣饰、日用器具、工具、手工业、技术等文化事项设计成问题格的形式，并运用实践于相关调查中[11]。但是，此期物质文化研究之目的多还仅是对民族物质文化事项的收集、记录、罗列与描述，以突出其特殊性，将其作为标本与材料，“以做文野的比较”[12]，并未与整体文化相联系，几乎无理论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