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基础理论成果之一。重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学理认识涉及到的历史方法学术关联。参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创新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学术命名的，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关键词]武陵民族区命名；价值取向；历史方法；巴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2-0062-09
“武陵民族区”是我国当代国际知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在新世纪初提出的区域民族学概念的核心学术命名之一。《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下文简称《文选》）由成都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末期。马曜先生撰写的《序》前扉页，附有谭继和研究员与冉光荣教授1995年12月，同意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资助出版的推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为李绍明先生历年来在该学科中辛勤耕耘的成果，反映他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省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水平，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乐意看到该文集早日问世。”[1]结合新世纪初李先生的民族学论述及其相关的学术活动，可以认为《文选》的正式出版，是李绍明先生区域人类学/民族学核心思想形成前的一个重要学术总结，而且集中体现在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的自觉应用方面。这可以从《文选》的“作者简介”，与其《后记》的表述文字得到进一步了解：
“李绍明，土家族，1933年12月生，四川省秀山县人，50年代初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和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从事民族研究多年，先后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四川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及西南民族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及四川省人大常委等职。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著有《民族学》、《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川东酉水人家》等。”[1]
《文选》言简意赅不足千言的《后记》，是李先生自己撰写的，共三段文字，前两段尤其重要，不妨同样照录：
1.“这本论文选收录了笔者58篇论文。这些文章是笔者从1963年至1994年这段时间中撰写的150余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代表作。从论文内容来看，包括了民族学理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彝族历史、羌族社会与历史、藏族社会与历史、土家族历史与文化、古代民族的族属与葬式以及民族识别等等几个方面。它大体反映出笔者从50年代起研究这些问题的心得，现将其集为一册，以期进一步求教于同行的专家学者。”
2.“由于这些文章是在三十多年时间内相继发表的，因而笔者原先的某些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后来又有所发展与修正。此次在编辑论文选时，一般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原文个别词句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以存其真。”[1]
这两段文字“尤其重要”在于，它清楚表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选录的学术论文，“客观记录下”先生民族学思想前期三十余年发展的基本轨迹，特别是历史方法研究民族问题的个性特征。一、《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的学术价值笔者看来，《文选》能够成为先生前期民族学学术思想总结的主要载体之一，至少包含了以下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些文章是作者“从1963年至1994年”三十余年时间陆续撰写的，总计150余篇论文中，按照个人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方法“以存其真”的原则，仔细“选择”出来的，能够印证自己学术思想发展阶段特点的“代表作”。一方面，涉及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研究，包括西南（区域）民族学研究这三十年相关的“民族学理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彝族历史、羌族社会与历史、藏族社会与历史、土家族历史与文化、古代民族的族属与葬式以及民族识别等等几个方面”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文章，“大体反映出”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研究这些问题的心得（这里特指学术思想为主的民族学研究收获——引者）”；而为了“以存其真”，“此次在编辑论文选时，一般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原文个别词句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历史方法应用的个性特征如实留存。
李先生民族学思想的形成，明显呈现出《文选》出版为界的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的过程特点。前期是先生区域民族学思想的形成期，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学习、个人认知引导下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实践为表征，侧重于民族学权威理论方法的学习应用；后期则以“武陵民族区”学术概念命名为标志，侧重于民族学/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以主持“藏彝走廊”的国际区域民族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界所公认。但是，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文选》展示的先生民族学思想形成前期轨迹表明，他不是从民族学知识学习的“零”起点开始的，而是有一个理论、实践开始互动的较高起点，即尝试应用理论解决问题的理论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具有实践-理论又理论-实践，相互推进的理论应用特点，细究先生自己动手辑录的，《文选》58篇论文所分8个专辑文章的组合思路，均能得到证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文选》8个专辑的顺序结构总体上为从理论探讨到应用实践，即第一辑民族学理论学习，第二辑到第八辑民族学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应用；
2.第二辑到第八辑选录的论文，每一辑均以理论探讨与理论应用，构成解决具体民族问题的系列论文组合单元。
例如《文选》第六辑土家族历史、文化问题研究选录的7篇论文：（1）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1990），（2）川东南土家族与巴国南境问题（1985），（3）冉駹与冉家人的族属问题（1987），（4）从川黔边杨氏来源看侗族与土家族的历史关系（1990），（5）清人图录中的土家族形象（1992），（6）论土家族《摆手歌》的社会功能（1989），（7）土家族艺术明珠——土戏（1994）。前4篇集中解析土家族族源的历史文化问题，学术对话的学理思考色彩很浓；后3篇分别就土家族服饰特征、民间音乐、民间戏剧发掘其武陵地域文化的应用价值。这7篇论文，无疑第一篇“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的土家族族源问题的理论方法应用，在这一辑系列论文中处于具体民族问题研究学术价值导向的位置。10年后的2001年，先生在《21世纪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依据自己宏博、厚实的学术积累旗帜鲜明地提出：新世纪伊始，我国的民族学，依旧要以“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方针，坚持提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学风”，并“重视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关系的研究”[2]，突出民族问题研究方法论的价值取向仍是其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