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是迅速的，近十余年来，在方法论方面更是有着许多借鉴和创新。 在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鉴于对理论总结的必要性， 作者对国内学者，在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做了一些梳理与思考。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少数民族；音乐；比较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 4－2172（2008）01－07
我国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但将少数民族音乐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是近几 十年才逐渐增多的。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跨境的特点， 在地域分布上有着“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着多元化的交融，所以在 这一领域，进行跨文化比较是有诸多学术优势的。随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更多的音乐连带 因素被带入了民族音乐研究的视野，而且在理论上也极大丰富了原有的学术框架，为少数民 族音乐研究注入了活力。因此有必要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下，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跨文化 比较研究进行一些梳理与思考。
比较音乐学这个名称出现在20世纪初的德国，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开拓出了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比较的应用，早先偏重宏观方面，如对世界进行“文化圈”的设定，对异文化国家 历史的研究等等，逐渐比较的范围偏重在了微观层面，乐器、节奏、民歌等都成为了比较的 对象，并希望以此达到对某种文化异同进行推测的目的。随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音乐民族 志、双视角文化立场等方法受到了重视，这时的比较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被广泛使用。
首先把比较音乐介绍到东方来的是中国学者王光祈，做为霍恩波斯特尔的弟子，他的《东 西方律制之比较》已成为中国比较音乐的开山之作。可此后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 罕见跨文化音乐比较的成果出现，学者更多是埋头于传统音乐个案的研究。到了80年代，跨 文化的音乐比较开始在大陆学者中兴起，而且势头迅猛。王耀华先生曾在1993年的《中国音 乐学》发表过《中国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一文，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初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研究队伍进行了总结，并提及到一些对方法论的思考，总结归纳 了我国音乐跨文化比较的学术历程。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是迅速的，近十余年来，在方 法论方面更是有着许多借鉴和创新。在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 与方法，鉴于对理论总结的必要性，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内学者，在少数民族音乐跨文 化比较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做了一些梳理与思考。
一、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对象范畴
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相比，我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比较集中，研究对象多是 在国内，即便涉及到国外的民族音乐，也多是以一种比较的观念去进行音乐跨文化研究。目 前，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主要在以下4个领域。
（一）同语系或跨语系少数民族的比较
语言是与民间音乐密切结合的。将同语系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拉近了语言与 音乐的关系，同时也便于探询民族间的近缘关系。但以目前来看，民族音乐学对语言学的借 鉴主要是在方法论方面，以语系划分做为研究对象选择的文章还不是很多。这类研究主要有 ：樊祖荫的《壮侗语族与藏缅语族诸民族中的多声部之比较》，文章对25个有多声部民歌的 民族进行分类，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汉藏语系的壮侗和藏缅语族，在语言系属范围划定之后 ，作者又在多声结构型、和声音程等方面对音乐进行了比较。刘桂腾的《中国东北阿尔泰语 系诸族的萨满乐器及其文化特征》［3］，对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抓 鼓、铜铃、腰铃、腰铙、单鼓等，进行了形制和演奏方式的描述，并总结了这些民族乐器的 总体文化特征。傅彦滨、傅翠萍的《满•通古斯语族四民族萨满歌曲属性辨析》［4］ ，从民族信仰、民歌特点等角度入手，在分析了满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及鄂温克族萨满 歌曲的民族属性、类别属性、表现功能、表述功能之后，总结了4个民族萨满歌曲的共同特 征和个性特征。
（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较
少数民族和汉族一直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状态，汉族与少数民族联系密切，但 两者之间的音乐文化比较却很少，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有：陈烈的《纳西族<祭天古歌>和< 楚辞•九歌>》［5］，作者立足两个民族的两部作品，在作品的文化内涵、表演方式 、价值精神、内容方面进行了比较，并由此认为滇、楚地区存在着相同的文化因素。梁南基 的《瑶歌与汉歌、壮歌关系探微》［6］，是从音乐形态和唱词方面，论述了瑶、汉 、壮三族间的文化交融。蓝雪霏的《畲族民歌与客家民歌的比较研究》［7］，从畲 族与客家音乐的歌唱方式、歌唱场合、歌词形式（包括俗称、词句）、音乐形态四个方面， 探讨了两种音乐的异同。
（三）少数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比较
文化是族群得以形成的重要标识，族群的迁徙会改变地理位置的距离，但文化的相似性却 难以磨灭，所以许多学者在音乐文化的比较中会跨出国境的界限。在我国这样一个有众多民 族和邻国的国家，跨境间民族的比较研究，就更具有了必要性。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已有不少成果。杜亚雄的《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8］，是一 篇比较早的跨境少数民族音乐比较文章，作者运用多学科的思维，将裕固族西部民歌分别与 维吾尔族、突厥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以及匈牙利族做了比较，得出民歌相似性与血 缘成反比的结论，从而又进一步追溯出柯达伊和巴托克忽略了匈奴音乐对匈牙利音乐的影响 。伍国栋的《缅甸民族乐器与缅中民族乐器之联系和比较》［9］，全文以音乐民族 志的方法写作而成，首先详细介绍了缅甸的王室乐队及其乐器，和孟、克伦等民族的特殊乐 器，然后从体鸣、皮鸣、弦鸣、气鸣、乐队律制等方面比较了缅、中音乐之间的关系。强调 了从事西南少数民族或缅甸乐器的研究应当从多民族的角度考虑。韩育民的《匈牙利民歌与 哈萨克民歌比较研究》［10］，从匈牙利与哈萨克的民歌本体分析，以及两个民族的 民俗与人种层面，探讨了匈牙利民歌与中国五声音乐的形似性。周菁葆的《维吾尔与伊斯兰 诸国的古典音乐比较》［11］，是从乐种名称、套曲结构、音阶、乐器使用4个方面 ，比较了中国的木卡姆、印度斯坦的拉格、伊朗的达斯特加赫以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木卡姆的 异同。此类研究还有：李昕的《北美印第安民歌同我国阿尔泰语系若干民族民歌的共同音乐 特征》［12］，刘志群的《中国藏戏与印度梵剧比较研究》［13］，曲六乙的 《中国傩戏与日本能乐的比较——兼谈东方传统戏剧的特点》［14］，韩国的《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北音乐传承的比较》［15］，以及杨民康的《试论中 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的前景》（上、下）［16］、《云南与东南 亚掸傣系族群佛教节庆仪式声乐的比较研究》［17］、《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传 统器乐的社会阶层特性》［18］和《论佛教传播史晚期的音乐本土化傣族和日本佛教 音乐的比较》［19］4篇文章。
（四）少数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比较
这一方面的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多集中在我国西南和东北部地区，这些地区是多民族的 聚集地，期间多河流、山川交通不便，但却为民间音乐的原生性保护提供了很多便利。有关 这一方面的文章有：樊祖荫的《布依族、壮族多声部民歌之比较研究》［20］，作者 在两族音乐的词曲结构、调式、多声结构形态、和声音程4个方面进行了形态比较，从中得 出音乐上的近似性，然后以此追溯了布依族与壮族的同源关系。蒲亨强的《苗瑶畲三族民歌 音调之比较》［21］一文，是作者在自己“核腔”的理论之上写成的，首先在三族民 歌中提出Do Mi Sol和Sol Do Rel两组核腔结构，随后分别量化出在3个民族分布区某种核腔 的比重，以此查找三族民歌的共性特征，以达到“从较广的领域，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对一些 相关民族进行比较研究……根据这些共同特征可以将众多民族类聚为少量几个族群”的目的 。蓝雪霏的《畲族音乐与高山族音乐之初步比较研究》［22］一文，将两个民族的音 乐按照认知、行为、本体三个模式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了音乐在两个民族中功利性的不同， 以及音乐在族人中的地位，审美标准等差异。刘桂腾的《呼伦贝尔萨满鼓之类型——鄂温克 、鄂伦春、达斡尔等撒满乐器的地域文化特征》［23］，将4个民族撒满鼓的形制特 点，与各自的地域环境结合，总结出山林型、牧区草原型、混合型3种萨满鼓。此类的文章 还有：杨秀昭的《壮侗族群多声部民歌与高山族多声部民歌之比较》［24］，应由勤 的《论高山、彝、傈僳、景颇等民族口弦音乐的音组织特征》［25］等。
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以一种更为宽泛的方式影响着我国民族音乐研究， 注重音乐本体以外的其他音乐事项研究，以及对音乐文化的关注，已经成为了我国民族音乐 学者的研究趋势。伍国栋将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理念，称为“学科型民族音乐学理 论研究思想”［26］。这个思想的命题，映射出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正在逐渐走向成 熟、完善，同时也在摸索着有民族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从以上所述文章，也可以看出在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的研究中，都自觉与不自觉的与民族音乐学方法理论联系到了 一起。下面就其中运用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做一些分析。
（一）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视角的设定
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比较对象的选择是比较宽泛的，音乐的形式、乐器、历史、概 念、环境等等，都可以作为比较的平台。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比较对象 的设定，也是有诸多层面的，通过对上述文章的归纳，可以看出研究对象的选择，主要基于 以下5个方面：
1.以音乐传播为纽带的比较研究
音乐传播，是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方面。它着重考证不同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渊源关 系，也经常被作为考察民族迁徙轨迹的一个佐证。这一类的文章诸如：杜亚雄对我国裕固族 民歌与其他跨境民族民歌的比较，樊祖荫关于布依族和壮族多声民歌的比较，李昕对北美洲 印第安民歌同我国阿尔泰语系若干民族民歌的比较，蒲亨强对苗、瑶、畲三族民歌音调的比 较研究，以及韩育民等作者的文章。但从写作视角来看，这些方面的文章已经形成了一个套 路，那就是先进行音乐本体的比较，得出某些共性，然后以这些共性去发现不同民族的历史 渊源关系。
2.以地域联系为依托的比较研究
地理位置上相邻的民族，更容易出现音乐文化的交融，其间音乐文化的异同也更为明确。 伍国栋对于缅甸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比较研究，蓝雪霏鉴于闽台地区的地理关系，对 畲族、高山族音乐的研究，和她对同在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客家和畲族音乐的研究，以及 周菁葆对维吾尔与伊斯兰诸国古典音乐进行的比较。都属于以地域联系为依托进行比较研究 的文章。
3.以宗教背景为依托的比较研究
宗教对一个民族音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宗教的背景下，音乐的认知、表演，乐器使用等 各方面都表现出趋同性，这些趋同性在很长时间内都会保留着印记，而且是民族、国界所难 以隔离的。因此在宗教的背景下进行音乐比较，以此来探讨文化交流的文章也有很多。如： 杨民康对我国云南与东南亚诸国掸傣系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佛教传播史晚期的音乐 本土化傣族和日本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刘桂腾对东北地区萨满乐器的比较归纳，傅彦滨、 傅翠萍对满•通古斯语族中满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及鄂温克族萨满歌曲属性的探究，等。
4.以单项音乐个体为对象的比较研究
这一类型的文章，虽然也会涉及音乐文化的诸多比较，但研究对象是相同音乐形式的单项 个体，他们或者是同一体裁、或者是同一乐器，通过这种比较，来客观的看待不同民族音乐 某方面的共同性或差异性。如：陈烈对纳西族《祭天古歌》和《楚辞•九歌》的比较，刘志 群对中国藏戏与印度梵剧的比较分析，曲六乙对中国傩戏与日本能乐的比较研究， 以及应 由勤对高山、彝、傈僳、景颇等民族口弦音乐音组织的归纳研究，等。
5.对跨音乐文化比较理论本身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可以充分发掘跨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潜力，为不同民族之间音乐的 比较，在思路上和范围上提供指导。但在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领域，这类的文章还 比较少，主要有：林凌凤的《西南各民族音乐研究在东南亚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杨民 康的《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的前景》。
（二）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田野工作
在我国民族音乐研究中，田野工作可以说有着漫长的历史，其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乐府 。然而经过当今学术理念的变更之后，早期为创作服务的田野采风已经具有了更多新的内容 ，扩大了描述的范围。而且在中外民族音乐研究中，田野工作本身还经常被做为方法论加以 讨论。如Marcia 和Norma的《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手册：导言》［27］提出了“谁（ who）为什么（why）怎样（how）什么（what）时间 （when） 在哪里（where）”的田野问 题清单；Helen Myers也曾细致的论述了田野考察的定义，以及田野考察中的计划安排、观 察方式、田野记录，健康等问题［28］。伍国栋将田野作业分为了“抽调式调查法” 和“融入式调查法”，等等。有关田野工作的这些理论探讨，系统化了田野调查的操作，也 为研究者的实地考察提供了好的建议。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田野工作也 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1.田野工作中的主位客位、局内人局外人双视角研究方法
在我国，不论是少数民族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还是汉族、少数民族与跨境民族之间 的比较，都充分地借鉴了主位-客位、局内人-局外人的双视角研究方法。在田野工作中，研 究者总要反复变化自己的观察角度，以期既接近事物真相，又可以发挥局外人的客观优势。 如：蓝雪霏在《畲族音乐与高山族音乐之初步比较研究》一文的写作中，作者是畲族人，对 畲族音乐来说是局内人，但就高山族音乐来说又是局外人，作者便要在田野工作中尽量以局 内人的身份靠近高山族的音乐生活，以主位的视角去体验高山族音乐，同时作者还要再从主 观视角走出来，以客位的观察来客观回顾这种异文化音乐。作者就是通过可靠的实地调查与 双重视角的变化，从认知模式、行为模式、本体模式对两个民族的音乐进行了深入比较。她 的另一篇文章《畲族民歌与客家民歌的比较研究》，同样也是在大量田野调查之后，以双视 角立场从歌唱方式、音乐形态等多方面进行的比较。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凡是涉及到微 观的民族音乐文化比较时，研究者多会使用双视角立场来进行研究。例如：刘桂腾的《中国 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及其文化特征》、《呼伦贝尔萨满鼓之类型——鄂温克、鄂 伦春、达斡尔等撒满乐器的地域文化特征》罗艺峰、钟瑜的专著《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华 南与马来民族音乐考察及比较研究》等。
2.田野工作中的音乐民族志描述
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关注音乐表演的“在场”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Seeger在《音 乐民族志》［29］中写道：“音乐民族志是记写人们创造音乐的方式……而不仅仅是 对声音的描述。”目前我国学者对音乐的记述已经开始脱离单纯声音的描述，将与音乐有关 的多元记录，作为了音乐分析、总结的必然经过。在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领域，音 乐民族志的描述，体现出微观和宏观描写两个方向。
微观描写是指把音乐放在现有的场合，充分结合当时当地有关的音乐事项进行描述。如： 刘桂腾的《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及其文化特征》和《呼伦贝尔萨满鼓之类型 ——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撒满乐器的地域文化特征》两篇文章，就将各件乐器放在了 所属的民族和生态环境中进行描述，各件乐器的形制都用图表和图像的形式加以详细记录。 杨秀昭的《壮侗族群多声部民歌与高山族多声部民歌之比较》，在音乐形态分析之后，引申 到民歌所在的族源、语言、生态、习俗等因素的描述。宏观的描写是指采用泛文化、社会、 宗教、历史等远距离的观察对音乐进行的描述，这也往往会在描述后加以总结，但并不评论 。在文章中使用这一类观察视角的有：杨匡民、周耘的《巴音、吴乐、楚声——长江流域的 传统音乐文化》，从泛文化和历史的层面描述了巴、吴、楚三地的音乐，虽然文章没有体现 出具体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但属于以文化特征来看待音乐的宏观视角。曲六乙的《中国傩戏 与日本能乐的比较——兼谈东方传统戏剧的特点》，比较了傩戏和能乐的音乐内涵、历史形 成以及宗教信仰，从而总结了东方戏剧中保持仪式性和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特征。使用此类 视角进行描述观察的还有：陈烈的《纳西族<祭天古歌>和<楚辞•九歌>》，刘志群的《中国 藏戏与印度梵剧比较研究》，等。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音乐民族志的宏观与微观观察往往 是相互结合来使用的，很难说一篇文章只用了一种描述的手法，只是更多的偏向某一种视角 而已。
（三）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中的语言学运用
语言学的学科理论方法可以说一直走在民族学的前面，民族学对语言学有着多方面的借鉴 ，在民族音乐学里这种影响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我国，杨荫浏先生在《国乐前途及其研 究》一文中就提到了语言学与音乐学结合的问题。到了今天，语言学与音乐学不论在学科方 法，还是学科内容上都有着广泛的结合。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领域，这种 影响直观的体现在对历史语言学和音位学的借用。在罗艺峰、钟瑜的《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 -华南与马来民族音乐考察及比较研究》一书，第三章“口弦及其源流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中，作者先将口弦名称的同源词列出，然后在不同的语系或语族间寻找读音相同、基本相同 ，或音节有些相同的词，从其中的语言转换关系，和古今读音的对应关系中，推出了无声调 读音的口弦名称，要早于带声调的口弦名称这一结论。在该书的“从跨语系（族）语言比较 推测口弦的起源”一节，作者又运用了音位学的理论，从不同语言的声母、韵母、音节中看 待“口弦”这个词发音的异同，推测出这件乐器可能有多种起源结论。
（四）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与比较民族学研究目的的趋同
比较民族学隶属民族学，它非常侧重跨文化的比较，通过利用民族志和民族史中的一些结 论，来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在少数民族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 通常都会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给予关注，只是比较的目的多是来发现其中的文化相似性。 在上述以音乐传播为纽带进行跨文化比较的文章中，大都表现出了和比较民族学相近的研究 目的，即对音乐背后文化、社会、历史的关注，只不过前者所依据的主要为形态比较的结论 。
此类的文章比较普遍。如:樊祖荫的《布依族、壮族多声部民歌之比较研究》、蒲亨强的 《苗瑶畲三族民歌音调之比较》、李昕的《北美印第安民歌同我国阿尔泰语系若干民族民歌 的共同音乐特征》。此类的文章还有杨秀昭的《壮侗族群多声部民歌与高山族多声部民歌之 比较》，梁南基的《瑶歌与汉歌、壮歌关系探微》，韩育民的《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比 较研究》，周菁葆的《维吾尔与伊斯兰诸国的古典音乐比较》， 以及傅彦滨、傅翠萍的《 满•通古斯语族四民族萨满歌曲属性辨析》等。
（五）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其他理论
受跨学科研究的影响，音乐学领域中也有了许多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如：音乐学和考古学 结合的音乐考古学，受物理学影响的音乐声学，以及音乐治疗学，音乐社会学等等。在我国的民族音乐研究中，同样出现了一些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理论研究，如：音乐地理学、音乐生态学、音乐传播学、音乐民俗学等等，这些不同学理间的交叉，开阔了民族音乐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便于开创新的理论视角。在少数民族的跨文化音乐比较研究中，自然也对这些新的理论有所涉及。如：上述刘桂腾的两篇文章，就分析了不同乐器与它所在的生态环境的关系，并结合生态环境对乐器的文化生态属性进行归类，体现出文化生态学的学术视角。再如杨民康的《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的前景》，立足民族音乐学的视野，看待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日本的音乐关系，提出了 “单向性的音乐文化溯源”和“双向性的音乐文化比较”两个思路，上述杨民康的其他几篇文章，以及蓝雪霏、李昕等作者的文章，在借助不同音乐样式谈论跨文化比较的同时，都通过描述和比较引申出了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显示了文化传播学的学科目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研究视角，如应有勤在《论高山、彝、傈僳、景颇等民族口弦音乐的音组织特征》一文中，采用测音的方法，通过谐音的使用序次、对应的实际音高和唱名，推论出了不同口弦的音阶音律特征等等，可以说这些多元化的理论研究，已经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提供了发展动力。
三、对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思考
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虽然在研究对象上涉及了众多民族、地区和语系，在研究理论上涉及了民族音乐学的许多框架和方法。但作为对有着55个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极为丰富的泱泱大国来说，对民族音乐学已传入20多年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来说，目前的研究现状还不容乐观。
（一）学术成果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
作者查阅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20余年来有关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的文章，不过20余篇，拿这个数量与其他音乐类的研究成果相比，应该说这是一个冷清的学术领域。翻阅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所研究的对象也比较集中，多为西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相比西方的民族音乐学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宽阔，还有更多的少数民族需要被关注。
（二）有关音乐传播研究的局限性
在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领域，有许多文章是以研究音乐的传播为目的的比较，普遍的来看，这种比较的视角是不够宽广的，大都还是以音乐的本体分析为主。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念下，有关音乐传播的研究是有许多方面可以参照的，诸如概念认知、观演方式、歌词形式等等。而且民族音乐学研究非常重视近代史中音乐变迁的现象，如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等等，与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范围相比，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显然还有待于整体拓宽比较层面。
（三）田野工作中理论方法的局限性
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由人类学发展而来，在具体操作中与我国以往为创作而进行的采风有很大不同，而且学科交叉的理论比较多，所以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在田野工作的理论操作上出现一些被忽视的层面。比如1.田野工作中的记谱，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有许多民族并没有音乐记谱法，这时对于记谱就要谨慎一些。但就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来看，普遍还是传统的记谱方法。在西方，有学者在记谱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和模式，在记谱的目的上，就出现了由Bruno Nettl主张的，文化的记谱和分析的记谱［30］,以及Jairazbhoy Nazir主张的，主观的记谱和客观的记谱等方法［31］，这些记谱方法，增强了记谱的合理有效性。2.音乐民族志在描述中强调参与性。做为一个音乐学者对音乐的理解，和做为表演者对音乐的理解是不同的，参与性的观察，维系了音乐记录的多元性，这对于音乐民族志方式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从目前我国音乐跨文化比较的文章中，还多数体现不出有参与性的调查。比如许多不同跨文化的乐器比较，就看不到作者是否参与到了异文化的乐器演奏中去体验。3.田野调查注重变化，这是音乐民族志的一个重要方面，历时和共时的层面交叉，构成了音乐民族志的完整性。Antoney Seeger在《音乐民族志》中说：“…演奏总是存在着下一次，因此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传统’；下一次演出与上一次之间必定存在着不同之处，我们就称之为变化…”。音乐民族志要求对音乐的发生、表演、形态、传承方式等方面的记录是忠实的，每次田野工作中音乐事项的变化就尤为重要，而对这种变化的分析同样是民族音乐学所关注的，从上面的文章来看，普遍忽视了音乐中变化的因素。
Lauwence在《谁的民族音乐学？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亚洲音乐研究》［32］中提到，许多汉族和少数民族学者，像西方民族音乐学者那样面临许多任务和问题，他们也必须克服陌生的环境、学习语言、养成听觉习惯（哪怕不太熟练），做为异文化者去有正确的感知研究的客体。从这点来说，我们和西方民族音乐学者遇到的困难是相同的。但我们做为一个中国音乐的局内人，或者做为汉文化圈的局内人，是有很多优势的。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挥这种优势，去积极的投入到被忽视的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比较研究当中。
责任编辑：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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