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就是作决定。领导决策是指领导者根据信息、环境、条件，对可供选择的、优化的、实现目标的方案所做出的决定。领导决策失误是指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而导致领导者错误决策，从而造成重大损失的现象。导致领导决策失误的原因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对领导决策失误的问责成为一件难事。而领导决策失误比贪污受贿更可怕。因此，健全领导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它对强化领导责任，提高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推进科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依法、民主的决策观念逐步被各级决策者所接受，决策的成功率逐步提高，成功范例不少。但决策失误特别是重大决策失误也是常见的事。决策一旦失误，造成的影响却是全局性的，损失和浪费是非常严重的。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讲，从国际的视角看，我们国家的决策失误率有30%，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决策失误的案例屡见不鲜，触目惊心：
川东天然气氯碱国家工程是三峡工程配套的最大移民开发项目，工程概算近30亿元，于1994年开工，1997年因资金缺乏停建，1998年工程下马，但已耗资13.2亿元，清债需4.5亿元。更让人痛心的是，难以解决离开了土地的3000多三峡移民的生计问题。
被珠海市列为一号“政绩工程”、曾经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最新潮”的珠海机场仅基建拖欠就达到17亿元，该机场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万人次，只相当于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量。机场原设计客流量是1年1200万人次，2000年只有57万人次，利用率不过1/24。
2011年6月21日，安徽池州，耗资300多万建设的平天湖玉带桥在即将竣工之际遭拆除。据当地相关部门称，该桥本身因尺度过大，与周边环境不甚协调，破坏了平天湖水面整体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平天湖水循环，故决定拆除该桥梁。此举一时间引发市民热议，不少市民认为拆除实在可惜，浪费了资源。这是一个尴尬的事件，可对公众来说，似乎并不陌生，耗资400亿元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即将开园之际，部分已建成的各式建筑竟遭拆除；河南南阳在建数千万元经适房被拆除让位农运会……
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按照全社会投资成功率70%计，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1200亿元。据媒体报道，2004年在对10家央企原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有两个对比数字耐人寻味：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决策失误造成损失145亿元。对比之下，决策性失误损失巨大，却由国家来买单，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可见，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浪费、影响等问题，其危害性远大于贪污腐败。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必然会造成社会成本增加，错失许多发展机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造成政府信任危机，甚至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由此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二、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
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客观的、制度层面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1. 决策者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有的领导者决策水平不高、方法不当；有的碍于人情，照顾关系；有的意气用事，随意拍板；有的私欲作祟，图谋私利；有的随心所欲，滥用权力，等等。最关键的原因是有的领导权力膨胀，在作决策过程中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搞“家长制”、“一言堂”，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所说的这些现象至今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极不正常的非理性行为，至今还影响着党和政府的领导决策。
2. 决策机制不健全。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基本前题，决策科学，不仅在于决策者的理性、智慧和能力，更取决于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程序化决策。程序化决策实际上是一个班子或一群人的协同决策。在程序的每道关口都有人或从技术上或从经济上或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决策分析，到最后决策，实际上是几种方案的选优。在这种决策机制下，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决策方法、决策制度，对每一个决策者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从现在大多错误决策来看，主要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权责分离、决策程序不规范。我国的领导决策虽然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在一些地方缺乏咨询论证程序，公共权力过大而缺乏监督，民主程序形同虚设，基本上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最终形成了一把手独断专行，“拍脑袋”决策的畸形决策机制，忽视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增大了决策失误的概率，使决策失误看起来更像是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现象。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决策机制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决策评价监督机制的乏力、决策民意吸取机制的错位、决策公开机制的残缺、决策权责机制的缺失等。
3. 问责制度的严重缺位。人们往往认为，领导不是万能的，要决策就会有风险，就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只要不贪不占，出现决策失误不过是交了一次“学费”，买了一次教训，或者冠以“新事物”、“改革”和“下不为例”等，一推了之，无人负责。在现实领导活动中，一个贪污受贿几万元的干部要去坐牢，一个因决策失误造成国家几亿元、几十亿元损失的领导者却可以易地做官。事实上，一项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绝非一般贪污腐败行为所能比，按理领导者应对决策失误承担责任。领导者不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客观上助长了决策的随意性和轻率性。在决策工作中存在的这种决策有人做，后果无人负，决策成功人人有功，决策错误人人无责的问题是十分有害的。虽然各地也出台了一些问责制度，但问责从形式到内容各不相同，对责任人的问责不清，监督又不力，从而容易导致决策者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等，他们往往只承担由正确决策所带来的收益，而不必承担由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及责任，使得决策者常常无所顾忌。
三、决策失误问责机制的构建
如何避免决策失误的频发高发，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有效性？唯有建立领导决策失误问责机制，它有利于建立责任政府，加强官员的责任感，遏制决策的随意性，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1. 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制度。我们常常发现，一些外国官员因决策失误——甚至在我们看来很小的决策失误经常会导致引咎辞职现象。这与西方严厉的问责制度有关，决策者一旦决策失误，那么他面临的不仅是公众的抨击、议会的质询乃至罢免，甚至还可能遭到司法的审判。也正是基于这种巨大压力，西方国家的决策者，更注重决策的科学和民主程序，他们常常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对决策项目进行全方位的评估，甚至就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可以看到，决策失误问责如此严厉，决策过程如此高度透明，因而决策失误就不容易发生。然而，在我国，很多时候一些造成严重失误的决策者，大多以“交学费”为说辞，希望像处理呆帐坏财一样一笔核销。对这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坚决有效遏制。重大事项的决定，从可行性、科学性、合法性论证，方案的筛选，直到方案的选定，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者，这就要建立相应的论证责任制、评估责任制、领导责任制。明确决策失误与失误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从制度上界定清楚决策失误与失误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决策失误能够及时找到责任人。重要干部的选任，从推荐、考察到讨论决定，也要建立相应的推荐责任制、考察责任制和任用责任制，一旦用人失察，责任一目了然。谁决策，谁负责。当多大官，担多大责。当官失责，必遭问责。在问责问题上，要特别注意掌握关键权力的“一把手”，也要注意只问省长责不问书记责，要终身负责。哪怕是“集体研究”，也要对决策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严格分清责任，板子打到具体人身上。决策失误后，属于工作水平问题，要进行行政处理；属于违法程序的，要依法处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有以权谋私的，要从严处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引咎辞职机制是一种可行的问责机制，要制定一套严格的细则。发生了决策失误，首先是引咎辞职，同时启动其它问责，追究其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等，防止一些官员“拍屁股走人”，什么都不了了之。要推行决策失误终身负责制，只有如此，才能使各项决策真正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良性循环轨道，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失误。
2. 切实加强决策责任监督机制。责任和监督是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是监督的前提，责任的实现必须通过监督。追究决策失误责任是很重要的、必须的，但它对保证决策科学化整个层面来说，只是一种补救措施，往往是在决策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才启动的。相比而言，加强决策前和决策中的监督，建立强有力的决策责任监督机制就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我国的决策失误远远超出西方国家，主要在于公权太过强大，在于权力缺乏制衡，在于监督滞后、监督缺位和监督缺威。政府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唯一主体，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权、监督权远大于公民对政府的控制权和监督权，因而对政府手中的权力缺少外在制约，容易形成政府对公权的垄断，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失控，如政策多变、信息垄断、决策随意等，而这些表面看是法治理念不强、缺乏道德约束，而实质是监督制度机制的缺陷。一要建设有限权力的政府。属公民的权力、市场的权力和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力，应分别还权于他们，形成一个多元化权力制衡与协调社会的治理结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要加强监督机构的监督。要保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以免迫于压力而监督不力。人大要真正担负起异体问责主体的角色。要对人大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对人大代表产生方式、人大的问责权限、人大的辩论质询制度、人大对干部的罢免制度等进行改革和完善，真正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领导干部责任的追究作用。改革纪律检查和监察部门的领导体制，在目前情况下，由现在同级党委和行政机关领导，改变为双重领导以上级机关领导为主的体制，加强对同级党委和行政的监督。三要强化舆论对决策责任的监督，特别是对由于各种不正当因素的介入造成决策失误或不当的现象。发挥媒体包括互联网等新媒体监督的公开性、及时性、广泛性的优势，扩大其自由报道权限和覆盖面，促进其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对决策失误问责过程、结果公开报道也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四要强化专业监督，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智能系统，充实研究咨询机构，为决策及其评估提供公平和公正的服务。总之，加强决策责任监督机制就是要对决策过程和决策失误问责过程实行全程监督，包括对责任的认定、问责的依据、处理结果等。如果没有监督，可能会出现问责机制流于形式。
3. 努力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决策的主体素质与决断力是决策成败的关键。领导者是组织者，是核心，是灵魂，为决策提供价值标准、目标导向。决策中对信息的掌握，对目标的权衡，对约束的分析，对方案的选择，无不考量着领导者的智慧，无不显示着领导者的素质。从上述仅举的数例错误决策案例看，那些决策者或因水平能力低下难以决断，或因经验不足主次不分，或因民主程序不畅以偏概全，或因盲目追求政绩只看眼前不顾长远，或因思维定势形成错觉和偏见，或因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或因心怀鬼胎以权谋私，这些都与决策者素质密不可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的领导没有责任心，不想不愿也不需承担责任，导致了决策失误的普遍性。正如美国学者罗森布鲁姆斯所说：“当不愿意承担责任成为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时，没有什么决策理论或方法可以让组织免于不良决策甚至更加恶劣的后果。” 当下最紧要的是提高领导的责任意识，同时要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掌控信息的能力、明白约束的能力、选择决断的能力，遵循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
总之，对决策失误实施问责其意义不在于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减少决策失误。问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是督促领导干部牢记宗旨，强化责任，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自觉地创新决策理念，遵循民主决策程序，提升科学决策水平，为社会发展，为人民谋福祉多作贡献。
责任编辑 徐建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