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服务经济；服务业；述评
［摘 要］ 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经济产值占GDP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借鉴西方学者在服务经济研究方面的成果，对中国服务经济开展理论和应用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与评述，必将对深化中国服务经济研究有所助益。
［中图分类号］ F71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6.0074.07
人类社会经历了攫取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迈向后工业时代。对这个时代人们有多种理解，出现了信息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体验经济时代和休闲经济时代等多种观点。我们认为，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经济信息化、知识化、休闲化、体验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当代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普遍占60%以上；截止2005年底，中国经过调整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407%，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也从1978年的4 89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1 809万人。［1］
伴随着服务业的大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服务经济开展研究。服务经济是由美国学者较早提出的。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一书的出版，引发了西方学者对服务经济研究的热潮，至今依然方兴未艾。［2］中国的服务经济研究起步较晚，虽然武汉大学傅殷才教授在1981年就发表了《评现代资产阶级服务经济理论》一文，［3］富克斯的著作也在1987年被译介到中国，随后国内学者也出版了几部服务经济学的专著，如陶永宽的《服务经济学》，周长军的《中国服务经济》，高涤陈、白景明的《服务经济学》，白仲尧的《服务经济论》等，但中国学者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对服务经济研究给予较大重视的。本文尝试对中国学者关于服务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梳理，展示其主要观点和最新进展，分析其主要优点和不足，简要提出我们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WB]中国服务经济研究的基本进路和典型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基本理论进路和典型理论框架都构成其核心部分，它们相当于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讲的“硬核”部分，直接关涉学科基础的稳固性和整个学科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国服务经济学学者们就很注重这类研究，取得较多成果。
一方面，梳理国际上关于服务经济的主要理论观点，尝试廓清服务经济学的典型理论框架，以此作为探索构建中国服务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的借鉴。如社科院“服务经济发展与服务经济理论研究”课题组在“西方服务经济理论回溯”中介绍了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洛内和让•甘德瑞的研究思路，他们基本按照历史的顺序把西方服务经济理论划分为五种典型理论：（1）古典经济理论对服务的认识；（2）卡尔•马克思论服务；（3）“泛服务”理论；（4）第三部门和后工业社会理论；（5）服务产业化和新工业主义理论。［4］蔺雷、吴贵生在其合著的《服务创新》一书中分析介绍了比较有影响的几种服务经济理论：（1）三次产业发展阶段理论；（2）配第-克拉克定理；（3）“后工业社会”理论；（4）“新工业主义”理论；（5）“非工业化”理论；（6）“自我服务社会”理论；（7）“成本病”理论。［5］而黄少军在其专著《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中主要介绍了服务经济最具代表性的理论：（1）经济发展阶段理论；（2）三次产业发展规律；（3）“丰裕社会”或“后工业社会”；（4）新工业主义；（5）自我服务经济；（6）分工的扩展与“外部化”；（7）“成本病”理论；（8）“非工业化”理论。［6］另外，近年在国内兴起的演化经济学对服务经济也有较多研究，特别是演化经济学中继承熊彼特传统的新熊彼特学派经过对现代服务经济的深入研究，发展了服务创新的经济理论。刘书翰通过对新熊彼特经济学关于现代服务经济创新研究成果的分析认为，该学派目前已发展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或方法：技术主义的（technologist）、服务定向的（service.oriented）和综合的（integrative）思路和方法。而刘书瀚和刘小军在概括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服务经济理论主要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1)由费雪(Fisher)和克拉克(Clark)提出的三次产业发展阶段理论或演进理论;(2)“配第一克拉克定理”;(3)富克斯的服务经济研究;(4)后工业社会理论;(5)新工业主义(neo.industrialism)理论;(6)服务创新研究;(7)其他研究，包括服务业发展规律的研究，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等。［7］
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对服务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鲜明的基本进路：立足中国国情，摸清中国服务经济底数，着力借鉴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探索中国服务经济学学科体系，以推动中国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如郑吉昌教授的学术新著《服务经济论》，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系统研究服务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反映了国内服务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本专著分析了服务业与分工的演进、产业关联、产业整合、市场整合、竞争优势、价值增值与价值创新等问题的关系，初步尝试了构建中国特色服务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对推动服务经济学学科建设和提升中国服务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8］而黄维兵在《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中国服务业发展》一书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服务经济理论，以服务业整体为研究对象，主要立足中国经济发展背景，围绕服务业与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与经济结构变动、服务业与就业关系三个方面，展开对服务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是另一种颇具特色的尝试。［9］
总之，这些研究成果触及了服务经济学学科的核心问题，初步尝试奠定中国服务经济学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学科框架基础，对于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以及如何通过服务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中国服务经济研究的不成熟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距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服务经济理论框架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二、近年国内服务经济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观点
（一）对服务创新的研究
创新是近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引起了服务经济学研究的重视。蔺雷和吴贵生编著的《服务创新》在大量研读国内外服务创新研究领域重要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服务创新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管理实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5］在此基础上，他们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对服务创新研究方法和服务创新的四维度模型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分析。［10］［11］陈劲和陈钰芬在其编著的《赢在服务创新》一书中，从技术创新的理论和方法出发，系统阐述了服务创新的分类、特征、模式等多方面内容，还对一些服务行业创新典型进行了案例分析。［12］金周英和任林两位教授系统地总结了服务经济的发展历史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并且第一次把服务作为一种过程技术——重要的软技术来阐述，提出了以软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服务创新系统和创新途径。［13］常修泽在“中法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的发言中，论述了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创新问题，为他的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研究增添了新成果。［1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对服务创新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对创新问题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5］新熊彼特学派对创新问题的研究最初集中在工业创新上，对服务创新的研究要落后得多，但最近十年来，服务创新已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而导致了新熊彼特服务创新理论的发展。新熊彼特服务创新研究是服务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刘书翰等人还以“研究与开发中介服务业（KIBS）”为典型案例对服务创新做了个案分析，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一种新型服务经济活动，它致力于知识的创造、积累和传播，是目前服务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部分。［16］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高“知识性”特质，使得KIBS对创新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其影响途径、机制和效果的分析将成为创新领域研究的热点。魏江在与马克•博登（Mark Boden）合著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创新》中则探索了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创新的基本理论问题，［17］而他与沈璞合作完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范式初探”一文，分析了知识密集型服务创新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范式与制造业的创新范式作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概括提出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范式的若干基本特征。［18］这些成果构成国内学者服务创新研究的新领域，并将伴随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二）对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现代服务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传统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本身是一个结构转换的过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上升。江小涓和李辉考察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内部结构的变化，并将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从多个角度用不同的数据样本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探究经济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城市化等因素变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他们预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比重会在我国人均GDP上了一个新台阶后明显提高。［19］李勇坚博士对国民经济发展与服务业相关性问题进行了更务实的梳理，尤其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尽管随着GDP的快速增长，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人均收入差异阻碍着这种上升的速度。［20］由于缺乏国际比较研究，目前还难以断言这个结论的普遍意义，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观点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虽然近年来中国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为44 627亿元，到200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了73 395亿元，但从增长速度来看，“十五”期间的大多数年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都低于GDP增长速度，甚至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200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17%，而到2005年该比重下降为402%。他们据此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并没有像预计或期盼的那样进入高速度或跨越式发展时期，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将会继续存在，中国从“工业经济型”社会向“服务经济型”社会转变还任重而道远。［21］
那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郑吉昌和夏晴指出，服务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不断加强的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服务业构成工业生产中间投入的重要部分，制造业企业活动外置带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新形势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现了耦合现象，它们既相互支撑，又相互交织，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22］白仲尧和依绍华也强调服务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关系的复杂性，认为在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具有经济增长力、生产推动力、产业协调力、劳动吸纳力、社会凝聚力、形象感召力、设施承载力、安全保障力等多重作用，因而能极大地提高综合国力。［23］更有学者注意到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文腊梅撰文提出，服务业在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服务业的发展会对自然和人文环境带来一定的危害。［24］还有一些学者，如白长虹、武永红、曲如晓等，开始关注服务业的绿化问题，重视服务业的环境影响研究。
传统经济理论长期将服务业看作“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先天具有脆弱性。这种认识正在改变。程大中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已经挺进经济活动的核心地带，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黏合剂”，是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经济变革与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切实培育与发挥服务业的经济牵引力、产业整合力与国际竞争力，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以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增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25］华而诚也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攸关未来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结构调整有赖于投入更多、更有效率的与“知识经济”内涵相吻合的各类服务。同时，服务业本身的大发展也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欧新黔认为，经济的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必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27］
（三）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
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生产率的研究是技术经济学科领域的前沿，而服务业生产率则是生产率理论的研究前沿。
瞿佚峰、段万春和陈朝良等学者研究了服务型企业的生产率问题。他们通过服务业生产率与制造业生产率的比较研究认为，要想提高服务型企业的生产率，不能完全照搬制造业的模式；他们还通过分析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几个因素，给出服务业生产率的模型。［28］杨向阳和徐翔通过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01年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与规模报酬状况，并计算了决定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两种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替代弹性与边际生产率，分析了这一估计结果对今后发展中国服务业的政策含义。［29］徐宏毅和欧阳明德基于超越对数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并应用Frontier41程序对中国服务业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年中，服务业多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25%，并认定这一贡献主要来自技术进步。［30］顾乃华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1992－2002年间我国服务业的增长效率特征，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31］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及其多种影响因素提供了富有参考价值的分析模型。徐宏毅还评述了国外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进展，介绍了服务业生产的概念及测度方法，指出了国外理论界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方向，进一步拓宽了我们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视野。
那么，学者们对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发展水平到底作何评价呢？由于服务业分类的多样化，以及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等原因，对服务产出的计量和服务业生产率的测度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必然导致国内学者对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水平的分析和评估存在很大的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服务业生产率相对较低，远远小于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也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事情并非如此。双方各执一端，暂时尚难达成共识。
三、中国服务经济研究发展趋势分析
服务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影响因素莫过于经济社会的知识化、信息化、休闲化、体验化和全球化走向，这些也必将成为规范引导服务经济研究及其发展趋势的内在力量。
在新世纪里，以知识为主导的服务业的发展将以锐不可挡的乘数发展态势迅速占据GDP主要份额。一方面，知识经济正势如破竹地改造传统经济，包括传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将从方式到结构上发生变化，形成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服务业；另一方面，推动新的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知识经济时代无疑是服务业大发展并成为经济主导的时代。因此，国内服务经济学学者必将适应这一时代主题要求，广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即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探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等一系列问题。
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正朝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大步迈进。中国政府紧紧追赶这一世界发展潮流，非常重视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希望据此推动服务经济的发展。如何利用信息资源的驱动及网络技术平台的支撑，使服务经济越来越知识化、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使服务业越来越向个性化方向转变，也是学者们今后关注的重点。另外，社会信息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内生驱动力，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其负面影响，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将越来越被重视。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工时制度的变革和劳动立法的完善，人们的休闲时间日益增多，休闲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和居民生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显著特征。休闲化既催生居民新的消费需要，又拓展消费者的消费时空，还提升人们的消费品位。这些变化促使生产与消费将不再以物质产品为主，而是以服务为主，尤其是休闲服务将成为服务业中的一枝新秀，人们将更加注重通过接受人性化休闲服务获得个性满足和深层次享受。这一时代变化和发展趋势，早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了专家和学者们越来越大的兴趣。
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外化的必然结果。美国学者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在20世纪90年代较早提出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的论断，并且认为体验经济是服务经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和提升，甚至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体验经济的日益繁荣，如何将消费者的体验追求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和客户服务中，就像丹麦学者罗尔夫•詹森所倡导的“为产品赋予情感价值”，在服务产品中浓缩和增值消费者的“体验”，探索基于顾客参与的大规模定制等模式的新营销策略，转变服务经济理念，乃是当今世界服务产业厂商和服务经济学者日益面临的突出问题。
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内经济的服务产业化和产业空洞化。这些问题对于日益崛起并立志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很富于借鉴意义，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尤其是聚焦在服务产业化与产业空洞化的关系问题上。但从研究水平看，基本上以引介和分析国外的相关成果和结论为主，较少深入探讨国际学术界争论中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对服务产业化，可能由于我国服务业不发达的现状，基本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认为，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新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必将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此外，我国服务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动向和新趋势，也将衍生出一些新问题。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探讨与研究，也是今后服务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比如，雷小清探讨了服务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几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经济伦理问题，角度可谓新颖。［33］还有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二元结构的背景，分析如何发展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亦将是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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