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凡一平经历了边缘文化身份、混合文化身份和重构文化身份三个阶段的嬗变。每个阶段的文化身份都对其文学创作有深刻的影响，在边缘文化身份时期，其创作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具有强烈抒情意味的农村风俗画，混合文化身份期间，他塑造了一批具有身份焦虑的灰色人物，重构文化身份阶段，其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消费主义符号，出现了审美庸俗化的嫌疑。
关键词：凡一平;文化身份;文学创作
随着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与传播，文化身份已经成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作者的文化身份往往会影响其文学创作，凡一平作为广西文坛“新桂军”的中坚力量，其文化身份经历了边缘文化身份、混合文化身份和重构文化身份三个阶段的演变，这种文化身份的演变，为其文学创作也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 凡一平文化身份的嬗变
“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最早是以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提出的。“它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社会主体对自己文化归属和文化本质特征的理解和确认，是某一文化主体在文学和文化创作中所体现出的该文化的本质特征。”①文化身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与后现代主体相适应的人的文化身份已经不再是单一、确定的身份，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凡一平是一位生长在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不同的文化冲突：诗意乡村都安与都市化的南宁的冲突，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居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的冲突，以及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因此，凡一平经验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扩大、异质的世界。
陶家俊在《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形成边缘文化嬗变的模式：边缘文化身份（预定）→混合文化身份→重构文化身份。在这里，相对于处在中心位置的汉民族文化、都市文化和现代文化而言，凡一平的边缘文化身份代表着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凡一平1964年生于广西马山县，1969年随父母迁回祖籍都安瑶族自治县，此后他的成长基本上一直都在这片古老淳朴的农村。他本身是壮族人，又成长、生活在一个相对闭塞、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民族背景和成长环境给予了他这种预定的边缘文化身份。
1992年，凡一平从他的故乡都安调入南宁，这次调动对凡一平来说影响巨大，并且他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这种感觉：“1992年10月，当我十分疲惫地将户口迁到南宁的时候，我竟然有一种失落了某种贵重东西的感觉，那贵重东西就失落在我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的故乡和故乡的县城。那是什么东西？我想我可以找到它但我却不能再捡起它，尽管我在心底将无限地怀念它，就像我无限还念的童年记忆里的那架翱翔着我理想的飞机。”（《城市与我》）凡一平从都安农村初来到都市化的南宁，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和文化强烈冲击着他，这些现代化的浮躁气息和他在都安乡村感受到的恬静、淳朴形成巨大反差，这时的他既无法抛弃自己身上的边缘文化势力，又无法全身心融入异质文化，两股文化势力在他身上斗争、融合。随之而来的便是其文化身份的变化，这一阶段在他身上主要表现出的是其混合文化身份。“在当代文化身份研究中，文化身份中异质成分的交织现象被称为混合文化身份。保罗·吉尔罗伊称其为‘克里奥尔化、异体合成、混合和时间上不纯的文化形态’。”②凡一平的混合文化身份动态地描摹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冲突，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分裂的主体中，文化冲突使文化身份处于异质文化之间的缝隙之处。
正是在这个异质文化冲突形成的缝隙之处，主体将迎来文化身份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摆脱现实生存境遇，形成反抗文化霸权的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将弥合主体的裂痕，建构新的文化自我。但凡一平在文化冲突之中试图重构自己文化身份的时候失败了，他没有使他最初所代表的边缘文化身份主体发出声音、言说自我，在20世纪后半叶的物欲泛滥和功利主义的大潮下彻底投入了异质文化的怀抱。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凡一平的文化身份发展的轨迹：在预定的边缘文化身份时期他主要代表的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从都安到南宁的生活地域的变化之后，其边缘文化身份面临着异质文化的挑战，在与代表着汉民族文化、都市文化和现代性文化的异质文化斗争、融合以后，两种文化在他身上交融，形成了他的混合文化身份，在重构文化身份时期，他被强大的异质文化征服，放弃了为少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言说，标志着他重构文化身份的失败。当然，绝对意义上的纯的文化身份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切文化的界限都在变化中，都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所以这里所说的任何文化身份都是相对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里的混合是已经是混合身份的混合。
尽管有凡一平的研究者认为在凡一平的作品中很难发现他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但别林斯基曾说过：“如果诗人的性格必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那么，他的民族性格难道能够不反映在里面吗？每一个诗人难道在他是一个人之前，不是俄国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吗？”③别林斯基的这段话表明了作家的个性和心灵感受是不可能不烙上本民族的印记的，作家身上一定是积淀着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凡一平的少数民族身份是生而有之的，我们无法避而不谈。所以，在讨论凡一平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以及其文化身份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绕开其少数民族身份的。
二、不同文化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边缘文化身份
凡一平的处女作《一个小学教师之死》是一首诗歌，发表于1982年，那时他还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的文化身份还是预定的边缘文化身份，代表着神秘、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和诗意的农村文化。“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故乡、家园，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而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被叙述的故乡’”，④这个道理同样在凡一平身上得到了印证。
凡一平的故乡都安是红水河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由岩溶作用而形成的喀斯特地貌蔚为奇观，这种美丽壮阔的自然景观有一种天然的诗意，与之相对应，这个阶段凡一平的文学创作体裁主要是诗歌，小说创作一般以农村题材为主，并且也充满了浓浓的诗意。在《女人河》中，作家这样描写河上妓女的生活：“男人把眷恋铸在银元里，留在温情的枕下。女人则把熟透的相思，撒满离去的风帆。”这些叙述体现了他这个时期农村小说的诗化倾向。除了叙事语言，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在写作手法上也显现出诗化的倾向，有一些短篇小说，语言凝炼，篇幅很短，常常用一两个词就勾勒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小说《冉婆》用了千字左右就讲述了一个寡妇的一生，《妇道》同样是用千字左右的容量，就容纳了两个故事。
凡一平出生在红水河畔，红水河对他心灵和思想的浸润深深地影响着他。他自己也说过红水河对自己的意义：“我故乡的标志就是我现在看见的这条生动、沉重、美丽的河流……我在它的怀抱中降生和成长。我的身上有它的性格，因为我是它的孩子。”⑤他这个时期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也大都以红水河畔的乡村为背景，描写他熟悉的乡村小镇的风土人情，刻画乡土人物形象，有的作品甚至就直接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是都安菁盛、都安高岭等，如《神鼓》、《还乡》、《圩日》等。
除了自然环境对凡一平的浸润深刻的表现在其作品中，保守、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人文环境也深深影响了其创作。与出生在城市的作家不同，凡一平出生于乡村、成长于乡村，对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对于下层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感同身受，因此在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多叙述普通人的命运与生存状态。由于生长在经济和观念都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和落后观念也在其作品中有所展示。如上文提到的《冉婆》，讲到青年守寡的冉婆在立有她的贞节牌坊的庙里常与儿时的伙伴芭茅私通。
在这个时期内，凡一平的文学创作和其边缘文化身份基本上是吻合的。在这个文化身份的影响下，他主要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被边缘化的古朴少数民族村庄和传统的农村文化，既写到了诗意的自然景观，也刻画了一些下层人物形象。
（二）混合文化身份
1992年，凡一平调离都安、定居南宁，随之改变的不仅是他的生活环境，而且改变了他的文化身份。以少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为代表的边缘文化在与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汉族文化、都市文化和现代文化碰撞之后，形成了凡一平的混合文化身份。混合文化身份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个时期的凡一平身上融合着两种异质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在他身上激烈斗争，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困惑。在城市里，他没有归属感，他曾描述过这种感觉：“现在，我站在中等城市口琴似的楼层上，我从居住的局促的窗孔探望城市的璀璨的灯火、蜂拥的车辆和斑斓的人流，我的心如鼓足气但矛盾着的皮球，我不知道我能否真正投入到城市生活里去。我持久而无言的站立着，通宵达旦。”（《城市与我》）城市的户口，是城市对它的居民的一种身份认同标志，但初入城市的凡一平没有户口，“我在忘我的工作中忘掉户口。我想以此证明我不是一名游民，淡漠户口的困扰……那时候我就像寄人篱下的弱者，唯唯诺诺的应付着。”（《户口》）现实中他的这种身份焦虑直接导致他在其小说创作中塑造出了一批具有“身份焦虑”的灰色人物形象。
“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⑥凡一平最早表现出这种身份焦虑意识的小说是《随风咏叹》。小说中的主人公童贯本来是电影院的一名职员，这个身份是很明确的，后来在一次书法事件中因为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导致了他的职业危机，他只能假借体验生活之名当了一名公厕收费员，从一名电影院职员到公厕收费员，这种尴尬的改变体现了童贯的身份焦虑。
中篇小说《扑克》讲述的是由一张扑克牌引发的身世故事。韦三虎五岁那年跟着父亲去卖猪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在这中间韦三虎先是被卖到了田旺村的陈家，被唤作陈昌斌，两年后逃走，被浙江一位富翁王华高收养，摇身变成了今日的富二代王新云。从韦三虎到王新云，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身份。当王新云到达自己认亲的终点——自己真正的家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开裂的墙壁，母亲像个女魔，家里唯一的粮食就是小半筐红薯。这时，他压抑住了认亲的冲动，又重新徘徊在韦三虎和王新云两个身份之间。这种身份上的焦虑使王新云无法逃避，只能沉溺于酒精和性。
“……他1992年以后的小说大都涉及身份焦虑的命题，更重要的是其小说中人物的身份焦虑已经呈现极端表现，开始从社会身份的焦虑走向性别身份的焦虑，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保守自己的身份，而是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对自己来一场身份革命。”⑦凡一平的长篇小说《变性人手记》讲述的就是主人公夏妆（童汉）由性别引发的身份焦虑。夏妆本是一位歌唱演员，在男权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风波之后，她产生了变为男性的愿望。后来，她通过手术成功的变成了一名男性，改名童汉，而且成为了亿万富翁，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里，作者已经把人物的身份焦虑表现到极致。
混合文化身份下的凡一平已基本抛弃叙述诗意的古朴农村，也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而是着重在小说中刻画处在城市中的形形色色有着身份焦虑的灰色人物，这也是他混合文化身份的真实体现。
（三）重构文化身份
在异质文化冲突形成的缝隙之处，在文学产业化的时代，凡一平迎来了文化身份嬗变的第三个阶段——重构文化身份。1992年的中国文学与商品市场的整体性接轨正在进行，读者对小说可读性的要求非常强烈，在文学日渐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凡一平的小说创作也像其文化身份一样做了及时调整，他的创作表现出了对消费的热切亲近。
首先表现在其“故事主义”的叙事。凡一平是一个依靠故事取胜的作家，傅元峰在《“山鲁佐德”的文学启示——论凡一平小说兼及当代小说叙事倾向》中指出：“凡一平是专注于讲故事的作家，笃信故事主义”。⑧他的小说情节相当朴素，他追求故事发展的完整性，故事曲折、紧张动人，他不遗余力的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清楚通晓、引人入胜。故事节奏推进很快，在关键情节处不吝笔墨，描写夺人眼球。这样就使他的作品缺少了细节上的打磨，也失去了诗意和艺术上的灵性，但就是这种通俗化的文本更适应当今社会消费式的阅读。故事性强，情节跌宕起伏，也是他的作品被屡屡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原因，由此凡一平被称作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在《寻枪记》中，悬念一个接着一个，马山的手枪究竟被谁偷走了？盗枪者为何要偷走马山的枪？李小萌的死亡又和这丢失的枪有没有关系？完全依靠情节发展的跌宕来夺人眼球，这样高潮接着高潮的故事情节让人不忍释卷，读者能从中获得强烈的读故事的乐趣，但作者却很少给人物一个缓冲期，对人物的内心进行深刻挖掘，没有写出一部可以升华到全人类高度的寓意小说。
其次是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城市小说中出现的欲望化景观，出现了审美庸俗化的嫌疑。文明自身带来的高度物质化的现实，不断地引诱着人类内在欲望的自觉攀升，大量关于权欲、财欲、情欲等人性欲望的显像在其小说中出现。《顺口溜》中，为了掌握更高的权利，彰文联和李论都对副市长一职不遗余力地争取。凡一平的小说中到处充斥着浮躁的“金钱”意向：燕窝羹、乌猿酒、路易十四、人头马······关于情欲的符号更是比比皆是，还有各种狂欢式的性描写：“我们像森林，而我们的情欲或性欲像森林之火。大兴安岭的大火两个多月才扑灭，而我们就像十个、二十个大兴安岭，更何况我们不是灭火，而是把火煽得更旺。”（《变性人手记》）
再次，其小说中亲情、爱情、友情的缺失。《顺口溜》中的李论过家门不入，对鳏居的父亲置之不理，在他眼里，亲情如纸。《随风咏叹》中的歌星黑米和模特耐安是一对情侣，可是当耐安的怀孕可能威胁到黑米的收入颇丰的事业的时候，他不择手段的想让耐安打掉孩子。爱情，在凡一平笔下的权力与欲望的追逐中，是可以首先被舍弃的。《跪下》中的记者韦佐和诗人彦小追是同窗好友，彦小追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隐瞒过韦佐，但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左右逢源的韦佐却并没有对其施以援手，只有当他想利用彦小追当枪手的时候才貌似关心的请他写书赚钱。在凡一平的笔下，朋友的存在就只是为了可以利用。
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下，凡一平身上的边缘文化彻底被异质文化的霸权打败，他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边缘文化身份，一头扎进消费主义的市场中，以世俗化取悦读者。小说中出现大量现代都市浮躁的意象，代表着凡一平在城市中重构自己文化身份的时候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站到了本是对立面的异质文化的队伍中。
参考文献：
① 罗四鸰.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建构与小说创作[D]. 上海：复旦大学，2011.
② 陶家俊. 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7.
③ [俄]别林斯基. 满涛译.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83.
④ 刘毅. 奈保尔的文化身份与叙事语言[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
⑤ 凡一平. 乡音[J]. 民族文学，2013（1）：55-56.
⑥ 魏红珊. 炫耀消费与身份焦虑[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1）：84-90.
⑦ 黄伟林. “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07（1）：66-72.
⑧ 傅元峰. “山鲁佐德”的文学启示——论凡一平小说兼及当代小说叙事倾向[J]. 当代作家评论，2011（3）：123-130.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