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跨族叙事擅长以拟血缘的方式模拟同胞手足之情、父母子女之爱来建构蒙汉族际之间跨族成长的故事，以隐喻中华多民族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文化亲缘关系，并着力突出多民族互动的地理与地域文化意义，暗示跨地域成长和生活实践可以实现民族的混血，达到民族文化的相互流通和异族生长。同时，很多作品在展开文化差异与碰撞的想象时会通过“人在他族”的创伤性体验强调语言障碍、文化隔膜和被排斥感，隐藏着一种融入他者、异文化的焦虑情绪。
[关键词] 蒙古族小说；跨族叙事；地理互动；文化融合；民族差异
[中图分类号] I207-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1-0008-05
[收稿日期] 2014-10-23
[作者简介] 丁琪，女，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学。（天津 300191）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文野之分，当然其核心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是强调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方面的差别。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1]（285）在这种思维模式中，少数民族往往被想象成文化落后且民风粗犷彪悍的族群，与中原汉族文化及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异。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跨族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瓦解历史偏见与文化误解的文本，它力图以和谐的民族交往、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文学想象形式展现本族的经济实力与文化魅力，在中华民族“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大民族观念下，重构华夏文明是多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这样一个话语叙述，同时也用文学方式对蒙汉民族间的社会发展差距和文化差异问题做出了回应，彰显了新时期蒙古族文学的社会参与和文化建构功能。
一、拟血缘的亲情讲述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跨族叙事最擅长以拟血缘的方式模拟同胞手足之情或父母子女之爱来建构蒙汉互动的情境与跨族成长故事，并以此隐喻中华多民族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文化亲缘关系。台湾学者王明珂曾说：“中国人互称同胞，在英语中brothers and sisters 也被用来称呼与自己有共同族源的人。这些称呼，即说明了族群情感在于模拟同胞手足之情。亲兄弟姊妹之情，能扩充为族群结合的基础，这可能是因为，无论是父系或母系社会，无论是从父居或是从母居，母亲与她的子女是构成一个社会的最基本单位。”[2]（23）通过模拟同胞手足之情来强化多民族之间的和睦状态和唇齿相依的关系，是长期以来中国多民族历史叙述中的主流价值观，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的倡导更是强化了这种“兄弟民族”的历史叙述，我国的少数民族族裔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种话语建构之中。
在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跨族叙事中最常见的比附就是以兄弟、姐弟关系隐喻蒙汉民族的亲密联系，作者还根据时代变迁设想了手足交往的经济援助、情感依靠和文化互动的交际方式，力图为传统的民族叙事内容增添时代内涵和现代文化气息。《麻山通婚考》写了汉族青年大贵、二贵到蒙古族聚居地麻山牧村后，有些牧民想用“放牲”的方式把他们驱逐出去，但聪明的赛毕力格想到了保护他们兄弟二人的好办法，就是让他们与自己的儿子结拜为兄弟，并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结拜仪式，这让那些武装起来准备采取行动的牧民们束手无策。聪明的赛毕力格正是巧妙地利用牧人们根深蒂固的“兄弟如手足”这种心理消除了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建立了蒙汉民族间的牢固联系。此后，大贵、二贵与吉亚泰果然如亲兄弟般互助互爱，而且在拟血缘基础上亲上加亲，最终发展为真正的血缘联系。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互助在蒙古族知青小说《美的诱惑》中被想象成姐弟之间的情谊。十七岁的汉族姑娘王惠芳怀着青春的激情来到地广人稀的乌珠穆沁草原支援边疆建设，从而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姐弟情谊。草原上的蒙古族家庭待她如自己的亲人，尤其是七岁的小弟弟巴达拉活泼可爱，给予她无限的生活乐趣和终生难忘的救命之恩。即使回到城里工作之后，她也总牵挂着他，因为那个可爱的小弟弟是先天性唇腭裂，这也一直是那个草原家庭的心病。“每当看见唇裂患者，就想起她的第二故乡——乌珠穆沁草原上的小弟弟巴达拉。她常想：小巴达拉这会儿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大概还没娶上媳妇吧？当时他奶奶的心病，现在已成了王惠芳心里的疙瘩。”[3]（17）于是，回到大城市的王惠芳利用城市的先进条件学习了整容手术，她要为弟弟巴达拉治好他的缺陷，帮他完成建立幸福家庭的心愿。在她的一再催促下，巴达拉来到了北京接受治疗，弟弟还是那个淳朴可爱的弟弟，只是有了对美的追求，这让她倍感欣慰。这个文本非常富有深意，表面看它表达的是一个民族互助的传统题旨，但是在更深层次上，它触及了民族文学中的身体政治话题，身体特征在民族层面上被赋予了美与丑、先进与落后、疾病与救治、付出与回报等等的丰富内涵，并借助它表现了两个民族之间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纠缠关系，这也是跨族叙事艰难行走在传统文学套路里制造的一点小惊喜。
这种拟血缘的民族关系一种是模拟兄弟手足之情；还有一种是模拟父母——子女的代际传承，比喻两个民族底层民众间发生的抚育——报恩的族际交往。佳峻的作品《驼铃》讲述了一个汉族姑娘和她的蒙古族家庭的感人故事。汉族小姑娘张心慧在幼年失去母亲，被父亲送到草原上抚养，蒙古族夫妇扎木苏和敖登高娃给予年幼的张心慧以亲生父母般的疼爱。他们没有任何私心地抚育她成长，当他们之间已经产生难以割舍的感情时，父亲过来把她接走了。而当十八岁的她在知青下乡年代又来到这里时，“我的蒙古爹娘的脸庞上皱褶重叠。两位老人依然是在那孤零零的已经发黑了的蒙古包前迎接我，第一眼，依然是我梦中常出现的豁朗而粲然的笑。”[4]（13）这一次来，她已经长大，他们要做的就是为她的前途奔波、求人、送礼，为了让她能在知青返城时获得一个名额，他们拿出了给自己儿子娶媳妇准备的钱，这是很多亲生父母都难以做到的。所以，在最后的时刻，张心慧的灵魂被震动了，“草原，我的母亲！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这么多！”“我要跪下来，跪在我那蒙古父母面前！跪在我的蒙古乡亲面前！跪在草原母亲的宽阔胸脯上！你们的乳汁哺育了我，给了我一颗让你们放心的灵魂！”[4]（23）所以这位受过草原父母恩惠、被草原感动的汉族姑娘决定留下来，要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回馈和反哺父母和草原大地。这里，作者借助抒情非常巧妙地建立了亲情、民族、地域之间的联系，从而使父母——子女、蒙古族——汉族、草原——城市都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和连结关系。
二、族际文化交融的地理互动
蒙古族小说的跨族叙事无疑突出了多民族互动的地理与地域文化意义，民族差别更多的是虚拟的自我身份认同，而地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才是形成差别的根源。就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后见的民族理论归纳中，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为割裂了地理与族裔的关系，而片面强调族裔的差别，其实这些差别最初都来自地域。”[5]（228）可以肯定的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往往是地貌气候、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意味着一种文化类型在特定空间的生成与弥漫，而某个民族由于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生产方式等沿袭也会选择聚居在特定的空间而不愿离散，因而人群在地理空间的位移会造成族群文化认同的变化。因此，跨地域成长和生活可以实现民族的混血，达到民族文化的相互流通和异族生长，蒙古族小说恰恰给我们暗示了这一历史事实。佳峻的《驼铃》表现了民族文化通过跨地域成长达到互动的主题，文本采用的是一种空间地理叙述思维。“我”幼年丧母，父亲只好把我托付给草原上的蒙古族父母，我想象中的蒙古族生活在“天堂草原”，“要多美有多美：野甸子里有采不完的鲜花，逮不完的蝴蝶，还有总唱歌的小鸟。骑上马，闭上眼睛，可以一口气跑到天边去！”[4]（5）很快，这个汉族小姑娘就发现了现实远远不像所想象的那样，草原上的蒙古族生活条件简陋，环境艰苦，饮食习惯也不适应。蒙古族父母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端上来充满扑鼻膻味的食物，这完全颠覆了之前“天堂草原”的想象。但是随着在草原上的长期生活，我逐渐发现他们广阔的心理空间和高贵的灵魂，蒙古族妈妈敖登高娃那动听的歌喉、善良的天性、母亲一样温暖博大的胸怀，扎木苏爸爸高超的牧驼技术，对我真挚深沉的护犊之情，都让我终生难忘。我还发现那里普通的草原牧民不计得失、淡泊名利的可贵品质：我的“驼背商店”给老奶奶送去了一点眼药水，老奶奶却给了我几代传下来的翡翠耳坠；我不过是给老大爷带去了雨衣，但他却要送给我一副象牙手镯。这些牧民所遵循的简单报恩思想和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决定留下来扎根在这里。由于生活环境和地理空间的置换，使得文化认同发生了改变，族群界限变得模糊，从而实现了族群文化交融的“去民族性”，这个作品对地理空间的民族诠释达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深度。
作者在这种地理互动中并非平均用力，而是特别强调汉人在草原上的跨族成长，比如《驼铃》、《美的诱惑》、《麻山通婚考》、《你也是蒙古人》、《有声的戈壁》、《重逢》等作品，都采用了这样的叙述模式。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上山下乡”的特定历史造成的文学产物，是知青文学的民族化表达；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在表达民族文化融合思想中对地域文化、民族特性有限度的强化，同时还是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瓦解后民族意识觉醒在跨族小说中的呈现。在结构故事时，作者不仅秉承了传统的民族融合的主流话语，还通过对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刻画、地方性的想象，强调了蒙古族在族际交流中的主动姿态和开放气派，以彰显民族文化魅力。作者就是在去民族性与凸显民族性的紧张关系中结构故事情节，以遵从文学性的波澜起伏以及民族文学恪守的意识形态正确的双重规约。例如，在《驼铃》中，作者把民族文化互动作为一个最突出的主题来叙述，写到蒙汉两个家庭的跨地域交往，张心慧的父亲张金锁把没有母亲照料的孩子送到了草原，草原上的扎木苏也时常进城住到张家，“张家口的张金锁家通往苏尼特草原扎木苏家的路，成为一条情意绵绵的路。在‘叮咚叮咚’的驼铃声中，张金锁为扎木苏送去了镶金刀套的蒙古刀，又不断捎去小磨香油、花生、大枣、木耳、虾仁、砖茶、红糖……扎木苏夫妻为张金锁送来切成大方块的冻牛肉、整羊、奶油、奶酪、野鸡……”[4]（10）这种互通有无的礼物传达的是两个家庭、两个民族间的友好情感，同时也是草原游牧经济与周边汉族农业经济文化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但作者更突出的是张心慧在草原上的成长经历以及对蒙古族文化认识的变化，她的跨地域成长经历所导致的文化认识变化成为文本叙述的主体，也成为逐步展现蒙古族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精神气质、性格命运的过程。同样在《美的诱惑》中，作者也是通过跨族成长彰显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给予是两个民族共同成长推动力的主题。但是主人公王惠芳的草原生活回忆占去了故事叙述的大部分，而这部分是在凸显草原上的蒙古族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天性以及大地母亲般的宽厚情怀，它足以感动每一个生灵，让他们把它作为故乡、父母永远的怀念和歌咏。
在这些跨族书写中，蒙古族往往被想象成是养育者、施恩者、影响者的角色，而汉族是成长者、回报者、受影响者，借助这种关系来展观蒙古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海纳百川的气派。尤其是“草原——母亲”的隐喻不断被重复和强化，几乎是所有这类作品共同的意象和书写特征。满都麦的《瑞兆之源》讲述的是一位朴实善良的蒙古族额吉收留了一个在地质工程中受伤的汉族小伙子，主动把他拉回家里护理，“好吃好喝，煎汤熬药，端屎倒尿，很是过意不去，非要认做额吉。就这样，我有了个北京儿子。”[6]（6）阿云嘎《有声的戈壁》中写了汉族的流浪汉在灾荒之年逃到达古图戈壁，在他和老婆孩子一家三口饿得奄奄一息之时，是戈壁女人嘎比拉用驼奶救了他们，并收留了他们的孩子。十八年后，流浪汉回来寻找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被嘎比拉养大成人，现在叫阿米坦，戈壁上的生活已经把他锤炼成一个真正的蒙古族小伙子，但是他的蒙古族妈妈已经老了。小说将儿子的健壮与母亲的衰老进行了强烈的对比，突出了母亲的牺牲、无私付出、给予恩惠的美德。除此之外，佳峻的《驼铃》也是采用了“草原——母亲”的隐喻，敖登高娃妈妈收留了“我”这个汉族小姑娘，像母亲一样抚育我，给我温暖和快乐的童年，后来我才知道家里的姐姐也同样是她收养的孩子。作者还由敖登高娃妈妈进一步延伸到整个草原和蒙古人，他们都有这样的品质，草原丰富的物产像乳汁一样养育我，草原上的骆驼像这里的人们一样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这种文化隐喻决定了作品对草原上植物、动物的描写特点，形成一个人与自然相互隐喻的整体修辞系统，这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地理文化的民族化表现。
三、“人在他族”的想象
蒙古族小说的跨族书写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人在他族”，这是作者对民族接触的一个想象，其中包括“汉人在蒙古族”以及“蒙古族人在汉族”两种情况。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种情况在作品中都有大量的描写，但感受却完全不同。作者往往强调汉人在蒙古族受到的礼遇和亲人般的温暖，无论是那些长期住下来的知青，还是一个做生意的路人，都能感受到异族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如《美的诱惑》中的知青王惠芳、《驼铃》中的知青张心慧，还有《重逢》中的王晓梅母女等，他们都能在长期与牧民的相处中感受到草原的温情；即使那些偶尔到草原做生意的人也被牧民的友好态度所感动。比如，《驼铃》中的张金锁对牧民扎木苏救命之恩终生不忘，这些都是从汉人视角表现一个异族人在蒙古族中的感受。但当写到蒙古族人到汉族中间或者到城市时则是充满了创伤性体验，作者会强调语言障碍、文化隔膜和被排斥感，展开文化差异与碰撞的想象，隐藏着一种融入他者、异文化的焦虑情绪。
在这些文化差异中，作者特别强调语言不通所造成的交流障碍，作者不仅把语言视作一种交流的工具，还把语言看成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来书写。民族学研究者也认为语言具有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的双重性，“前者注重族群以往的演变历史和文化价值，后者注重族群成员在目前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未来的发展机会。”[7]（358）不过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很难区分开来，总是把现实的创伤性体验和边缘族群文化交流中的自卑感交织在一起。如《驼铃》中，扎木苏大叔第一次出远门到张家口，在遭到一个私营老板娘的侮辱、诬陷后，这个七尺男儿也忍不住委屈和自卑，竟然捂着脸哭起来。作者对扎木苏这段人生经历的描写充满了夸张，排除小老板夫妇人情世故的成分，产生如此大矛盾冲突的原因就是语言不通，他想借一口水喝都说不清，在遭到老板娘的诬陷后，面对围观的群众又解释不清，这造成了他的沮丧和委屈，而这种情感体验源自历史上民族文化等级意识传导的少数族群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同样的还有《美的诱惑》，作品中有大量篇幅是在描写草原弟弟巴达拉在北京找汉族姐姐王惠芳的艰难波折以及在医院所遭受的冷遇。作品一开篇，就是写巴达拉在整形医院用难懂的汉话一个字一个字地问路，但是没有人愿意理他，“那个人理都没理，匆匆走过去了。好几个穿白大褂的人都没理他。有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有的好像懒得理他。”[3]（15）在作品结尾，达拉再次在北京城找医院以及王惠芳的经历，其中充满了意外、挫折和负气，最后他实行了非常无奈的“蛮横坐守”方式才获得一个老人的注意，得到指点并找到姐姐。同时，作者还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写出了 “人在他族”而无法沟通的心酸故事，戏谑手法是作者力图要把这些差异处理成日常的误会、轻喜剧，以淡化不同民族间文化上的误解和排斥。
跨族叙事还力图强调这种民族文化的隔膜是地理环境差异所致，是城市文化与草原边地文化的差别，从而把民族文化差异引申到民族现代化的复杂思考中。地处北疆的蒙古族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上与汉族还有很大差距，蒙古族作家往往在涉及跨族交往中会突出蒙古族对现代化、城市化的不适和疏离。城市的地大人多、拥挤嘈杂、分工细化、人情冷漠都让来自大草原的牧民难以接受，所以文本同时也暗示巴达拉接受的只是对童年姐姐的美好回忆和现在的技术援助，但是距离真正的民族文化的融合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一方面在强调民族文化的融合；但另一方面也在书写文化差异，并且还以非常积极的心态和文学化手法在化解这种差异，比如利用“城市——草原”的地域空间思维来淡化这种民族发展差距和文化差异，从而更顺利地过渡到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宏大主题上。从某种角度讲，蒙古族作家的这种尝试具有一定的文化探索意义和文学艺术示范性。
参考文献：
[1] 张磊、孔庆榕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敖德斯尔：《美的诱惑》，《民族文学》，1987年第5期。
[4] 佳峻：《驼铃》，《民族文学》，1982年第9期。
[5]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6] 满都麦：《满都麦小说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
[7]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