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来的多篇（部）小说描写到一个叫机村的地方。机村是父权制社会，村里有个单亲母亲叫桑丹。桑丹是机村来历不明的女人，也是一个受迫害的精神病患者。她可能是“高贵的大家闺秀”，由于“癫狂”而存留了藏族传统文化中一些神性力量。桑丹是一个象征符号，象征自在的备受侵害的大自然，也象征机村传统文化中的神性因素。桑丹也是一个性别话语符号，她以“罗刹魔女”的本能欲望打败了机村男人们的伦理道德，以受侵害者的姿态提示了两性关系中理性的重要意义。桑丹也是一个女性主义命题，喻示机村对工业文明的期盼。
关键词：阿来小说；单亲母亲；文化符号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阿来的多篇（部）小说描写到一个叫机村的地方。“机村在大渡河上游，群山到草原的过渡带上。河谷开阔，山脉低缓”。[1]143机村曾经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有皑皑雪山映照，有广袤的森林，有美丽而神秘的色嫫措，有翻着雪白的浪花流淌自如的大河，有淹没在溪流中的温泉，有碧绿的草原，有肥沃的田野，有山林中取之不尽的各种野味……，总之，机村是个安详宁静的地方，人们长期以来过着逍遥自在、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在“寺院给革命的人拆毁”，喇嘛“要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了牧羊人”的时代，机村突然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羊圈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1]359这个女人的名字叫桑丹。桑丹语音“柔婉好听”，机村人初见她时，“虽然衣裳陈旧破败，却不给人褴褛肮脏的感觉”。还俗喇嘛认为她“不是凡俗的村姑，是高贵的大家闺秀”。桑丹在机村住下后，“人们更多的发现就是她唱歌的声音比说话还要好听。村里的轻薄男人也传说，她的身子赛过所有女人的身子。反正，这个有些痴呆，又有些优雅的女人，就这样在机村待下来了。人们常听她曼声歌唱，但很少听她成句说话。她不知跟谁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格拉，今年十二岁了。第二个是一个女儿，生下来不到两个月，就在吃奶睡觉时，被奶头捂死了。女儿刚死，她还常常到河边那小坟头上发呆，当夏天到来，茂盛的青草掩住了坟头，她好像就把这件事情忘了。常常把身子好看地倚在门口，对着村里的小广场。有人的时候，她看广场上的人，没人的时候，就不晓得她在看什么了。她的儿子格拉身上也多少带着她那种神秘的气质”。[1]360
桑丹是机村的一个单亲母亲。阿来在短篇小说《欢乐行程》、《格拉长大》和系列长篇小说《空山》中对桑丹都有描写。一个人物形象在不同的作品中被反复描写，从文化符号意义的层面看，她一定是承载了别有深意的使命。那么，桑丹究竟有什么寓意？把多篇作品中对她的描写整合起来，基本可以概括出以下一些阅读意义，也许，它们也是阿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意图。
一、机村是农耕与牧猎生产条件下的父权制社会，桑丹以不谙世俗文化的性自由方式挑战机村固有文化，不可避免地陷入凄惨的遭际
机村是一个荒远的地方，却有富饶的生态资源，村民们因此可以既耕且牧，还可以到山林里打猎。机村虽然是荒蛮之地，却也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比如，“格拉是个很野的孩子，村里人说是没有父亲调教的缘故”[1]143；“格拉就是狗的意思。格拉是小名。格拉没有大名，因为没有父亲”。[1]144可见，在机村，父亲十分重要，父亲是家庭的核心。机村是一个父权制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女人必须懂得一个道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男人娶了，正如有“纤弱狐媚的美丽”天资的勒尔金措那样，想办法赢得还俗喇嘛恩波母亲的好感，再“跑去一头扎进她儿子怀里，拧了，掐了，又哭了笑了：‘恩波啦，阿妈这么心疼我，快把我娶回家去吧！”[2]5恩波母亲在就要抱孙子的喜悦中答应了儿子的婚姻。于是，还俗喇嘛恩波和曾经有杨柳细腰而眼下已经像水桶一样粗壮的美丽女子勒尔金措结为夫妻，顺利融入机村社会。桑丹的不幸在于她是个有些痴傻的女人，虽然也拥有不亚于勒尔金措的天生丽质，但是，她作为机村的一个外来者，并不懂机村的父权制文化，而是凭着“罗刹魔女”的天性，成了一个“拴不紧腰带的女人”，[2]3以至于在十六岁就生下儿子格拉，却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据机村的“人们说，在桑丹床上来来去去的男人太多了，她又是呆呆傻傻的那么一个人，怎么弄得清楚哪个是哪个啊。更重要的是，那些男人去的时候，都是黑灯瞎火的，桑丹也不可能看清他们的脸”。[2]95桑丹基本上可以被判定为一个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的女人，没有自我保护能力，不懂得机村的父权制文化，而机村又偏偏有一些虚伪的、不负责任的男人，他们残酷地躲在暗处伤害一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精神病女人，桑丹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凄惨境地。
桑丹作为一个单亲母亲，这个身份不是她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她的弱智，在不能自觉控制自我天性（所谓“罗刹魔女”的天性）的情况下，被不负责任的男人们侵害的结果。她的这种遭际使她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具有了批判父权制社会的意义。因为在机村这个父权制社会里，有些男人只是享受了对桑丹的性占有权利，却没有公开承担相应的义务。尽管桑丹和她的儿子格拉也时不时能够得到某个男人的暗中接济，但是，这种零星的义务与父权制文化所规范的父权义务显然是不对等的。桑丹母子因此所陷入的凄惨处境，恰恰成了对父权制社会伦理文化的一种挑战，它像一个脓疮，暴露了父权制社会的虚伪、不公正与不公平。男人们在占据了父权制社会的主导地位以后，并不能严格地控制住他们对“罗刹魔女”的欲望，因此造成了父权制社会的一道怪诞风景，即单亲母亲的艰难生存。桑丹的“罗刹魔女”般的本能的性自由不断被机村的一些男人们占有，并多次产生生育的结果，这个结果本身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接刺进了父权制社会的心脏，使机村那些享有尊严和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男人们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桑丹是一个尖锐的批判符号，它显示了女人的不幸，更揭示了男人的卑鄙和无耻。按照父权制的伦理文化，是不允许有桑丹这样的单亲母亲存在的，因为它以女性的性自由挑战了男人主导世界后支配女人的合理性契约，即女人要从属于一个男人的姓氏家族，从一而终地为某一个男人传宗接代。然而，机村这个父权制社会在面对桑丹这个“罗刹魔女”的时候，不少男人被欲望彻底打败了，他们不仅丢弃了礼义廉耻，也自毁长城地丢弃了父权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可见，机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世界。然而，寺庙荒芜了，新的文化又像山林外突然飘来的一阵云雨一样难以撼动机村根深蒂固的文化，甚至由于偏差性的探索产生了根本性的水土不服。机村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是刚刚翻过去的一页历史，它与今天的中国人近在咫尺。当我们震惊于中华大地上连首善之地都有了“天上人间”这样的灯红酒绿的世界时，甚至色都这样的所谓繁华之地在中华大地上四处存在时，乃至于二奶村、代孕产业已经十分惹眼时，甚至“情人反腐”已经成为男性官员倒台的杀手锏时，我们其实是看到了千千万万的桑丹正在被新的时代制造出来，她们走出了机村，像暗流一样，飘荡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对这些联想，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父权制社会的崩溃，还是父权制社会的扩张？这究竟是女人的堕落，还是男人的堕落？当女人像桑丹一样活着的时候，格拉的父亲应该受到谴责和审判！当千千万万的女人像桑丹一样活着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男人应当受到谴责和审判！
二、桑丹是一种神性的力量，象征自在的大自然，也象征传统文化中的神性因素，然而，变革中的机村已经不认得她的本真
桑丹是一个神秘的符号，她来历不明，机村的人们突然在一个雪后的早晨在生产队的羊圈里发现了她，她“在干草堆里，在温暖的羊膻味中香甜地睡着，天降神灵般安详”。[1]360从阿来的“天降神灵般安详”的叙述用语来看，桑丹一出场时就被赋予了神性的力量，只不过在短篇小说《格拉长大》中，她的神性力量并没有被充分展开，但具有神秘性已经是毫无疑问了。她的神秘性表现在一发声就让机村人觉得与众不同，她说话声音柔婉好听，而且，“她薄薄的嘴唇动起来，自言自语嘀咕着什么，但是，没有人听见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她自言自语的时候，就是薄薄的嘴皮快速翻动，而嘴里并不发出一点声音。所以，人们当然不知道她说些什么，或者想些什么”。[1]360她的这种反常表现，让机村人一方面觉得她有些痴傻，不仅随随便便跟男人生孩子，而且生了孩子也不会照料，以至于格拉换牙的时候，她“连要拔掉旧牙都不知道”，使“格拉的新牙长出，给没掉的旧牙顶在了嘴唇外边，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像小狗的一对牙齿”。因此，机村有人说：“看看他的牙齿就知道他像狗一样活着”。[1]361尽管机村许多人十分鄙视这对“晦气倒霉”的母子，但是，当桑丹无声地看着议论她的机村女人时，“正在嚼舌头的那个女人被她看得心慌，一下打翻了奶桶”。由此可见，她身上有一种让机村人无由来地害怕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空山（卷一）·随风飘散》和《空山（卷二）·天火》中有更多层面的描写。比如，她突然有一天“脸上的神情不仅是清醒明白，而是一派庄严”，以一个世俗母亲的身份严肃地教育儿子格拉如何“懂得规矩礼数”，[2]82从而印证了她神秘的不同凡响的出身。再比如，《空山（卷二）·天火》中她关于色嫫措的保护神金野鸭飞走的预言，使“安安静静存在了上千年的古老村庄”[3]157的人们陷入了恐慌，她因此在机村人眼里成了“疯子”和“巫婆”。而疯子和巫婆往往被看作拥有某种神秘力量，特别是巫婆，已经是介于人和神之间的一种存在。所谓神，是人对不可知的一种强大力量的命名，桑丹由于长期地野外四处流浪生活，锻炼出一种能够灵敏感知自然界细微变化的本领，当森林大火在机村的远方燃起来的时候，她最先感知到了，并用一种神奇的逻辑把这场大火危机转化成了机村文化中最为恐惧的训诫：“色嫫措里的那对金野鸭飞走了”。被看作机村保护神的金野鸭的飞走，预示了机村的灾难。而发出这个预言的人竟然是桑丹，一个被机村人看作痴傻、弱智、没心没肺、来历不明、不能正常劳作、依靠机村人接济生活的女人。可见，桑丹的不谙世俗生活的、懵懂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别有深意的象征。
有论者认为，痴傻、疯癫的桑丹原本是一位“女祭司”，[4]21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机村人已经认不得她的真面目。这自然也可以是用机村的传统文化解释桑丹身份的一种假设。但是，众所周知，祭司只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职业，在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民族、地域中被赋予的身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祭司是能够与神沟通的人（其实是智慧的具有超常认识能力的人，所谓与神沟通只是一种言说方式），基本上是在与神沟通的时候才会表现出“疯癫”、“灵魂附体”等超常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清醒的，与常人无异。桑丹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她是偶尔能够忽然短时间地清醒过来，大多数时候处在痴傻、弱智的状态。因此，她肯定不是一个消失的时代的女祭司。阿来在一系列描写桑丹的小说中对她的身份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她“是高贵的大家闺秀”，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受迫害而精神失常、流离失所。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看桑丹的不幸遭际，才能够深刻认识作品的批判生活的意义和反思社会生活的价值。如果认为桑丹是一个女祭司，并从“桑丹与多位男性发生性行为，符合原始宗教中女巫必须与多名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宗教仪轨”[4]21这个层面认识桑丹的不幸，由此进而认为“阿来在自己的小说中反复设置的‘不正常人’正喻示他对自己民族文化中传统消失的隐痛”，[4]21这会使阿来的创作陷入低俗和沉湎于一个旧时代而不能自拔的境地。事实上，阿来对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的批判指向是具体明确的，主要针对其脱离实际后产生的种种荒诞行为和人的意志极度膨胀后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性破坏。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桑丹的象征意义，才是植根于作品的探索。桑丹悲苦命运的最好解释是她代表了一个受侵害的群体。
桑丹的神性象征了自在的大自然。如果把机村看作一个男权社会，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世界，那么，桑丹以女性的身份作为男性的对立面，她神秘的来历，美丽的富有诱惑力的身体，痴傻的不设任何防范的本能欲望释放，预知灾变的能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最合理地解释就是她是一个象征符号，象征了自在的大自然。大自然对于耕作和放牧、狩猎的机村人来说，是神秘的，无法说清来历的，因此，机村人编造了一个美丽的传说：“机村过去曾干旱寒冷，四山光秃秃的一片荒凉。色嫫措里的水也是一冻到底的巨大冰块。后来，那对金野鸭出现了，把阳光引来，融化了冰，四山才慢慢温暖滋润，森林生长，鸟兽奔走，人群繁衍”。[3]157这个有关机村来历的美丽神话，就像桑丹“是高贵的大家闺秀”的传说一样，神秘而令人敬畏。可见，对于机村人来说，桑丹和神秘的大自然一样，是说不清来历的，有来历也只是个传说。也就是说，桑丹至少在来历的神秘性上和大自然具有同等的符号意义。桑丹是富有魅力的。她的身体的魅力对于机村的男人们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而对于机村的女人们来说，她别样的美丽和气度令她们自愧不如的同时，也生出羡慕、嫉妒、恨。桑丹作为一个女性，她不设任何防范的本能欲望释放正如任由人们索取的大自然，它本质上是善的，无害的，不论人们如何掠夺它（诸如毁灭性地砍伐森林、破坏性地开荒等），如何自以为是地对它施暴（诸如过度施肥以期一亩地生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粮食，炸毁色嫫措的堤坝等），它都无声地、默默地承受了。然而，它有它的自在性，有超越人的意志的神性的力量，这本来应该是人需要畏惧的、谨慎对待的、审慎去认知的，然而，在“人定胜天”的文化背景下，机村的人们像着魔一样，抛弃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与大自然亲和相处的传统，走上了毁灭自然、进而自我毁灭的道路。当天火的劫难来临的时候，机村人“虽然心里都有着怪怪的感觉”，但是，由于他们在文化变革和世事变迁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他们的天性中那种与自然亲近相知的力量已经消失，因此，无人能够知晓天灾。唯有桑丹预知了灾难，并以“色嫫措里的那对金野鸭飞了”的预言，显示了她与大自然相通、相知的非凡本领。她的这种神性力量，表明她就是自在的大自然的象征。可惜，变化了的机村人们在“人定胜天”理念的挟迫下，已经识不得她的本真。
桑丹有预知灾变的能力，但是，她与巫师、巫婆、祭司等毫无瓜葛，她只是一个“高贵的大家闺秀”，不谙世事变迁，沉湎在传统文化中，因而保留了一些敏锐地感知大自然变化的天性。也可以说，她依然有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神性，因此，她可以把灾难来临时机村人心里都有的“怪怪的感觉”升华为明确的认识，并发出“金野鸭飞了”的预言。桑丹本是机村的外来者，却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自然天成地用机村的文化预言灾难，这表明她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她一个人总是坐在那里絮絮叨叨。但没有人听得出她到底在说些什么”，[2]82不过，有一个老者额席江奶奶“破译”过她的话。[2]97这种叙述的逻辑背后说明，桑丹与传统文化（以老者额席江奶奶为代表）息息相通。
桑丹作为自在的大自然的象征和机村传统神秘文化的象征，以神秘的不可抗拒的美的力量征服了机村（父权制社会），机村在用友善的一面包容她的同时，机村的一些男人也用非礼的欲望占有了她，进而使她成为父权制文化的受害者。桑丹本来具有神性的一面，但外来的文化使她高贵的身份被放逐，超凡的心灵世界被打乱，因此成了俗世人眼中痴傻、疯癫的人。这正如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们一方面利用自然，一方面也会对自然造成伤害。这也正如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传统继承的矛盾，往往伤害与破坏是不可避免的。阿来用小说把握到的这两对矛盾，显然是我们所在的时代的重大话题。
三、桑丹以“罗刹魔女”的本能欲望打败了机村男人们的伦理道德，以受侵害者的姿态提示了两性关系中理性的重要意义
桑丹作为一个单亲母亲，也是一个性别话题符号。她以不设防的性自由姿态长期受到男性的侵害，尽管这个过程中有女性的所谓“罗刹魔女”性本能的释放，但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已经进行了专有化控制，单亲母亲必然受到歧视，进而陷入生活困境。因此，桑丹的处境在批判男性人性堕落的同时，也提示了两性关系中理性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在父权制时代，对于女性来说，假如她们不能用已有的父权制文化理性控制性本能，像勒尔金措那样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嫁出去，其命运就会像可怜的桑丹一样，成为一个倍受凌辱的、被侵害的单亲母亲。
桑丹的处境也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女性的解放和独立问题，她作为打破传统的婚姻模式的符号，以单亲母亲的身份在农耕与牧猎时代艰难生存，实际上是以破坏父权制文化理性的姿态，显示了女性的魅力与价值，提出了两姓关系中的一个新命题：女性如何以不依附男性的方式生活，并能够使人类繁衍。如果说农耕与牧猎时代的桑丹作为单亲母亲难免受到父权制文化的侵害，那么，工业文明社会显然将彻底改变桑丹的处境，使女性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独立和权益保护。可见，阿来对机村的叙述，隐藏着对现代文明的渴望。
参考文献：
[1]阿来.尘埃飞扬[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
[2]阿来.空山（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阿来.空山（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秦世琼.阿来小说的人类学分析[D].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作者简介：徐美恒，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文学博士，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天津市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代藏族作家文学的性别想象研究”（项目编号：TJZW13-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