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内，有关于文学创作的此类讲座，我已经讲过很多了。但愿我今天的讲座，还能为大家的创作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这个班，是以甘、阿、凉三州为主的民族作家。请注意，在这里我有意没有用“少数民族”这个概念。“少数”是对数量的描写。20世纪50年代，我们开始用这个词的时候，最初是基于一个人口统计的考量。一个人口数亿的汉族族群面对另外55个加起来不到一亿的族群，其他族群自然是 “少数”。在四川，彝族、藏族、羌族等民族都属于这个少数。而且，由于地域的不同，甚至早期血缘的不同，信仰的不同，还会构成某个少数族群中的“少数”。这又构成了四川地区民族存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化上是丰富的，在现实上却是复杂的。
长期以来，这些地方族群的文学书写一直受到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来自于对“少数”这个概念的不断重复与反复强调上。日积月累，它已经让我们意识上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少数”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问题。
与“少数”大致等同的，还有一个“地域”的概念。与少数族群所处地理位置与社会进程中的“偏远、落后”等概念几乎等同。
过去，在法国，所有文艺创作的新方法、新观念都首先产生在巴黎。当时，全球的文艺青年都想买一张船票，跑到巴黎，去尝试，去薰染。如今好多我们认为的世界级的作家，在那个年代，都要跑到巴黎去。比如美国作家斯坦倍克，比如海明威。海明威有本书，叫作《流动的盛宴》，就详细记录了他在巴黎的文艺生活，和同时代那些文人的交往。甚至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好几位作家也在巴黎生活过。魔幻现实主义源头之一——超现实主义，也是首创于巴黎。所以，当时人的观念中进入了巴黎就是了进入了世界文学中心。巴黎的作家就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是中心，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在法国，出了巴黎，就都是“乡下”“外省”了。因此，巴黎以外的作家就被称为“外省作家”了。
这种观念，投射到文学上，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规定性：作家是有分工的。巴黎的作家都是世界级的，考虑的都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所创造的文学方法和观念都是要影响全世界的（确实也影响了世界）。所以，思考全人类、全世界的问题、创作新观念、新方法的问题就交给我们巴黎作家。你们外省作家，就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了。外省作家干什么呢？那就写点乡土题材，写点远方，不一样的地理，奇风异俗、写点令巴黎人感到稀奇的东西吧。
在中国又何尝没有这种情况？现在很多文学批评，包括文学编辑也在有意无意中把这些“外省”的标签加给一些作家。他们被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心当成“外省作家”。而且，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在不自觉地乐于扮演这种“外省作家”的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少数希望被多数承认，边缘希望被中心认可，最容易的莫过于采用中心与多数的标准。
前几天，有位川东的作家写了本书，想让我给他题两句话。两句话他自己早已想好：“淳朴的民情、多彩的风俗在他笔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写这两句话的时候，我是深怀同情的。
边缘的人很轻易地向中心的人承应：乡土的事情让我们来干，朴实的东西让我们来写。更重要的事情由他们去做。我们就做些边边角角的事情。好比给女士们做一条裙子，我们只能做一些点缀裙边的工作。现实也是如此，大的庆祝国家重大节日的晚会上，主要节目进行的过程中间，少数民族穿上舞台化的服装，集体表演一个串烧的歌舞节目。毛泽东诗：“火树银花不夜天，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大致相当于今天关于少数族群和边缘地域书写的约定俗成的观念。
本来，最初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时候，少数本是一种客观描述。但在文化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进，已经形成了刚才我所说的意识与局面。所以，少数是偏远的，远离中心的地域，也是偏远的。当你写雅安、攀枝花的时候，它就有了这种边缘的意味了，更不用说写阿坝、甘孜、凉山了。当你写藏族、羌族、彝族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样的情形造成了一种不好的结果：形成了一种对乡土的地域的非文学的观念。我们很多的写作人也有意无意地去迎合这种观念。
有些作家就先天地或无意识地认为：我们比北京、上海落后些，我们的文学创作也是比他们差的，甚至认为我们的创作就应该比他们差一些。很多时候，这当然也是一种实际情形，但缩小这种差距，消弭这种差距的路径不对。
听听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歌吧，不是过去的真正的民歌，而是新写的那些民歌风的歌，流行的歌就知道。都在唱我们家乡很美丽，人民很热情，很朴实，还非常非常好客，欢迎大家来我家乡，老人美女都等着给客人劝进美酒。但你若去北京，去别的大城市，住酒店，一分不少，甚至有钱也不让你住。弄得你灰溜溜的。这里还在唱还欢迎你到我美丽的家乡来？这其实是一种很奇异的文化景观。
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应该引起反思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文化现实进行反思，进而行动，目的是使得这种现实有所改变。这是我们这些从事文学书写的人的责任。反抗这种文化现象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我们对本土文化负责任的书写，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目光远大的书写，了解世界文学现状与标准的胸襟宽广的书写来要求我们自己，表达我们自己。
而今天我们的文学书写所面临的情形是，当一种不正常的有偏见的文化格局、文学秩序得以确立的时候，我们的书写者很少对其中所包含的那些荒谬的东西进行反思。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顺应这种文学要求。你给我什么要求，我就给你写什么样的东西。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我会搜集一些那个地方的各种文学读物，看一看。不是看水平，而是看方向，看这些文字背后潜藏的是怎样一种文学观念。技术水平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方向。在这种阅读中，我不是没有发现特立独行的写作者，但更多的人，都不是基于自已在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中的生命体验，不是基于深厚的经验在书写，而是基于文化中心的标准，这种现象很普遍，而且这种现象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当然，这种情形，也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现实。这种情形也广泛地存在于全世界。在东西方文化间，西方文化占有着这样的优势。在东方国家内部，比如我们中国，那就是北京的作家，编辑，批评家占着优势。你在揣摩北京那些人喜欢什么的时候，北京的什么人又在揣摩西方人喜欢什么。中心地带很容易产生一种半真半假的文化优越感。在边缘地带则容易产生一种基于自卑的挫败感。
所以，所谓中心也是有层级的。
当年的巴黎作家自认为是一流的，重要的，引领世界的。外省作家便不是那么重要。实际上，巴黎除了极少数的一流作家外，更多的是二流三流，甚至是不入流的作家。当然，很多巴黎的作家艺术家今天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外国人有个优点，他们面对着隐含了种种问题的现实和文化秩序，虽然有很多人会继续陶醉于这种虚幻的存在感，但有少数人会清醒过来，开始思考，开始改变。比如这些年学术界讨论很多的一个巴黎人福柯，他就率先考虑这种不平等的话语权力是如何获得与产生的。
依照他的思路，在我理解，前述的“巴黎中心主义”再扩大一点就是“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欧洲是好的，欧洲之外的东西是糟糕的，阿拉伯不行、印度不行、中国不行、拉丁美洲也不行。这便构成一种更大的“文化中心主义”，它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在世界范围内也一样存在。
本来，边远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若以中国为中心，那么欧洲则远；若以欧洲为中心，那么中国则远。这是一个地理远近的问题。而它却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文学秩序。由地理上的远近造成的文学创作上的中心与边缘的书写，这种不平等的文学秩序是广泛存在的，而很多创作者，也是乐于如此书写。
当“文化中心主义”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学秩序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书写就面临很多问题。有人问过我：“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不是很容易？”我说：“写的差一点的时候比较容易，比如一些出版机构会因为写作者的少数民族的身份降低一点标准来发表他的作品。难的是，当这些人他们想写得更好，并为此努力，或者已经写得很好的时候，中心依据惯常的标准不能看到他的价值，不能理解他努力的意义。”
我并非是要当一个堂吉诃德，去挑战这种文学秩序，而是要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秩序里写作的。在意识到这其实会造成我们对于文学理解的偏差，损害我们的文学书写。从根本上说，是影响到我们对文学、文化、族群、地域这样一些对象的理解的偏差。而文学表达正是要对这些对象所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挖掘，进而对于由这样一些因素所共同造就的社会，生命，那些充满命运感的隐而难显的命运感以及强烈的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和体察。
然而，外国人会反思这些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又产生什么结果呢？
我在新疆阿尔泰山里听过一个笑话：一个哈萨克族家牧民家姑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牧民父亲就送她上了北京，回来，大家都来问：“你送姑娘去北京上学，那北京好不好啊？”他说：“好呀！房子多，票子多，车也多。唯一不好的就是太偏远了。”那里人确实是当笑话讲的，但这是一个笑话说的。心理基础就是，我们怎么能说北京偏远呢？但对一个依靠整个一片草场，一群羊生活的牧民来说，他的中心就是脚下的土地，那座毡房，这是哈萨克族牧民的“中心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通常以北京、巴黎、纽约的标准来定位文学。我们就是缺乏那种哈萨克族牧民以自己家乡为中心定位自己位置的自信与勇气。
中心看边缘，多数看少数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完全不合实际的想法和误读？有个叫赛义德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思维路径：“东方主义”。赛义德是一位对文化等级、文化偏差有警觉的思考者。中国为什么被称为“远东地区”，这是以欧洲为中心定义的。对于欧洲人来说，近东就是斯拉夫，巴尔干，中东是阿拉伯、中亚细亚一带，远东便是中国、朝鲜、日本了。况且，这种划分不仅是地理定义，背后还包含着一种认知：越远的文化，越荒蛮、越落后。
写一首诗，远方是美好的，而在欧洲文化对东方的定义上，却包含着鄙视和偏见。
简单地说，东方主义就是自以为在中心的那些人在文化上对于他们认为是少数的、遥远的地域、文化的看法。这些看法，当然与基于一些一般性的知识，但更多是出于想象。欧洲人对中国、阿拉伯等地方更多的是一种想象。而他们的话语权又很强大，他的想象会影响你，甚至控制你。
赛义德说东方主义有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妖魔化”。把你想象成落后的、糟糕的人或地方。他分析了阿拉伯的例子，说：过去欧洲人看阿拉伯就是女的戴面纱、跳裸体舞蹈，男的都很凶残。他写过一本书叫《报道伊斯兰》，对此有详尽的事例与分析。二、“浪漫化”。本来没有那么好，却把你说得天花乱坠。总之，不是以你文化、民族本来的样子来认识你，而是根据他们的想象来给你赋予他们希望你具有的意义。或妖魔化，或者浪漫化。妖魔化我们是有本能的警惕的。但浪漫化呢，又是我们乐于接受的，还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照此书写的方式来接受的。
互联网时代，我们不能再以地理上的远近来认识世界。互联网时代到来，一个去中心的时代正在到来。所谓世界是平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这只是从技术角度的认识，但是文化上的中心主义至今还没有改变。
文学解决的是人类对生命的最基本的追问。深入讨论这些问题，是哲学的、是文学的。这跟远近有什么关系？欧洲人把世界加以划分，近的、远的、中心的、边远的。中国内部有没有这种分别呢？也有，北上广是中心，陕甘宁、云贵川是边缘。北上广等大城市就是喜欢把西藏呀、云南呀神圣化、浪漫化。用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说法，叫作奇观化。
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当年，蒙古人西征，到了东欧，快杀到西欧了。可是却突然撤兵了，消失了。陷入恐慌的欧洲人不知道这是因为蒙古皇帝死了，而对这些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的消失感到莫名其妙。于是，罗马皇帝就派了两个传教士去查原因。他们还带了一封给蒙古皇帝的信。这两个传教士追寻了好长的路，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到了那时的蒙古首都和林，还劝说元朝皇帝信仰他们的宗教，说：“你们蒙古人只知道杀戮，是野蛮的，只有我们的宗教能拯救你们。”
传教士在打仗打得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还敢来中国传教。这种自信是很了不起的，其中一个传教士还记录沿路的地理与不同族群的风俗习性。他写的西藏充满怪诞色彩，说一户人家有人死了，家里的人一点也不会悲伤，还要把全亲戚朋友尽数召来，把死人尸体吃掉，打牙祭。这种风俗的书写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够令人诧异的。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到达西藏。但他却偏要写一笔西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没到过西藏的人也要想说一说西藏？而对西藏的言说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因为这种西藏书写，今天还在延续，那种远离真实的书写甚至规模更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不但外部世界的人这样写，内部的人也在进行远离真实的书写。只不过，柏朗嘉宾是妖魔化的，今天的很多书写是浪漫化的。但无论是什么化，都是东方主义的两面中的一面。
今天，为了迎合一些人的口味，为了商业的炒作，为了旅游开发，这种方式的书写正方兴未艾：藏人是淳朴的、善良的，与世无争的，听天由命的，虔信上师的，因此社会是没有矛盾的，家乡都是山清水秀等等。流行歌曲、文学创作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恨不得将整个藏区写成没有矛盾的天国，香格里拉，世外桃源。对家乡、民族的感情的抒发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应该真实地表现我们文化与民族生活的真实面貌，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
有意无意之间服从了某种不平等文化秩序的规定，或迎合消费社会奇异幻想的文学创作，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再举一个例子。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其实这本小说写得并不怎么好。几个英国人为了逃避暴乱，乘飞机迷失方向，坠落在中国藏区，来到喜马拉雅山中，一个叫香格里拉的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这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人们安居乐业，与世无争，各种宗教，儒教、道教、佛教、苯教等和谐相处。居民以藏人为主，还有汉人、满人。藏人生活在山下的谷地中，耕种，放牧。汉人管家，满族公主生活在半山腰上，从事这个世界的管理工作。这个世界非常安定和谐，听天由命地生活，人的寿命也很长。最高处的山顶是寺庙，寺院大活佛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整日在那里沉思默想，已经活了好几百年了，书里说的好像是已经八百年了。但这个人是个白种人。他在山顶的房间里有大量的欧洲文字的书籍。他预感到自己将要圆寂了，但他并没有打算从山下的藏人或者半山腰的非欧洲的其他族的人中选一个接班人，于是，他以神力制造了一个事件，让逃难的飞机迷航。将一个人没有任何佛教背景的人弄进山里来。因为这个人是来自欧洲的白种人。将要去世了，要选接班人，便选中了其中一个英国人。这个人来到后，他交代了后事就去世了。这本书，就是以那个接班人的回忆写成的。因为那个人不愿意待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不想在一个其实是死气沉沉的世界当一个领袖人物。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逃了出来。来到正常世界后，他回忆了经历的一切，并把那个神秘的地方称为“香格里拉”。这就是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今天有人读着这本书，更多的人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他们都在念叨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对此充满着美好和向往，我读着却觉得荒唐和谬误。稍微用点心的人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充满歧视、偏见的世界。作者在藏区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大活佛还是一个西方的白人。管家是一个汉人。我们竟也有人把这样一个充满民族歧视和偏见的小说当作一个伟大的作品，然后还互相争论，到底你的家乡还是我的家乡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
这是今天藏区的某种文化现实，我们不能全面拒绝东方主义。如果只有妖魔化的东西，说我们不好，我们就拒绝，也能够拒绝。但如果是浪漫化的，不管是不是事实，我们都可能全盘接受。不但接受，我们甚至完全可能按照这种路径去书写。过去是服从于一种意识形态，现在随着消费主义兴起，这又变成一种对大众口味，旅游故事的迎合性书写。既然别人这样写，我也这样写。既然大家欢迎这样的书写，那我也就参加这样的书写。而在这样的书写中忘记现实，忘记真实的生命体验，放弃反思，质疑，放弃对文学本体的美学建设与追求。
其实，当下有好多文化问题，社会问题，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但在当下的有关少数族群的书写中，我们把很多重大的问题都回避了，自动过滤了。仅有三州来说，藏区的种种问题，彝区扶贫的问题，贩吸毒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等等，我们把这些问题都逃避了，只写一些表面上的莺歌燕舞，有什么意义？不直面这些问题，不反思这些问题，不探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又怎样走向进步之道。
不要以为直面现实就是暴露，就是批判。只要我们的出发点是善的，我们写这些问题，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解决。那么，用文学的方式表达社会关切，唤醒人们来共同关切，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有人说：写了这些问题会使得问题更加激化。但是不写这些，这些问题会解决吗？
如果我们写一点东西，先就考虑领导不高兴，群众也会不高兴，那写作本身的意义就被取消了。知识分子不是歌星、影星，一出来就只能接受别人献花，鼓掌，那作家这个职业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全世界的作家都是要领风气之先的，都是要与社会不正确的观念针锋相对的，而不是在某些在流行的文化中随波逐流的。
文学家需要勇气，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见人之所未见，说人之所未说。当然这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吸引眼球。我们是关切人，人类，关切社会。
那么，如何克服今天所谓少数民族面临的发展问题；以及在发展的同时，走向现代性的同时保持一些确实值得保持的文化特性的问题；如何是一个有确切民族与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世界公民意识的人的问题等等，就都摆在了我们面前。
这些问题，我们处在后发展社会，后发展国家，我们遇到的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在那些前发展的社会与国家，都曾经出现过。比如，我在年轻时，就特别关注美国文学中那些少数族裔作家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比如美国的犹太作家，美国的黑人作家，他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是可以有启示，有借鉴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有现成的经验在那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学不学习，或者我们怎样学习？美国黑人的文学写作成就很高。最优秀的那些美国黑人作家不输于任何一个白人作家。比如托妮·莫里森这位女作家，她写的《所罗门之歌》《苏拉》《娇女》等小说。都值得我们找来读一读，想一想，用来与我们所写的东西作一个对照。不只是技术性的比照，而是思想方法，文化立场，进入方式等等。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够强大，而被文化中心主义所钳制、歧视。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成了他们想让我们成为的“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政治上，成为北京人，很好。经济上，成为上海人，也很好。但文学、文化上不可以，文化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文学一定要找对自己的方法。我们不仅要积累生活经验，还要像世界上那些在这方面有经验，有成就的作家学习。我们对很多作家的研究是不够的，读的书都是大路货；最近流行什么，就读什么。还发个微信，点赞。这是不行的。
在这方面，世界是有两个作家应该特别受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
一个是奈保尔，一个是帕慕克。
奈保尔是印度裔，但他出生在中美洲，留学英国，毕业后，定居英国。他写过印度移民在世界上的生活。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长篇小说《大河湾》。后来，他从事非虚构写作。在20年的时间里，他回到印度三次。回到母国访问，考察。不是简单地写乡愁，写如何热爱印度。而是基于真正希望这个国家变好的愿望，揭示这个国家面临重大困难或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爱国爱人民的作家。他写下的《印度三部曲》涉及了印度社会的三个大问题：土地问题，宗教问题，种姓制度问题。
印度土地私有化，富人掌握很多土地，穷人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土地问题不解决，社会公平就无法解决，现代化问题也不能解决。有时候就连铁路、工厂都无法建设。
宗教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很少反思的问题，而在印度，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等教派纷争严重，冲突不断。宗教导致的冲突比任何别的冲突更惨烈。因为宗教战争往往是全民参加的。
印度种姓制度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大问题。现在印度的大城市才开始渐渐打破种姓制度。
在印度，不论谈论这三个问题的哪一个问题都会引起很大的纷争和辩论。但是奈保尔没有回避，他以为印度记录了这些问题的现状，以及种种或好或坏的变化来完成了他的文学使命。
帕慕克也是这样，他在一个伊斯兰社会中做出不同于宗教团体对于宗教的表达，也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不比印度少，也不比印度轻松，尤其是偏远的多民族的地区，问题更多。既有整个文化秩序不公平的问题，也有这个民族内部自身的问题。我们文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直面呢？很多人反对书写这些面临现代性挑战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往往还假借着爱民族的崇高名义。
是的，我们今天的确面对两种困难。国际上，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文学秩序对我们的规定性。同样，国内的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规定性。
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呢？最终的使命就是向人类预言未来社会的发展，就像天气预报一样。预言一些好的消息或坏的消息。
我们这个社会，除了技术进步外，在别的方面我们听到好的消息并不太多。在当今时代，文学能不能向这个世界传递这些消息？如果回避了这些问题，我们与那些吟风弄月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不能忘记文学的使命，尤其是中心越来越强大，对边缘无形的规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对一种文学的自由有更自觉的追求，并充满自信。
文化自信首先是每一个人的文化自信。文化不能只是由中心向边缘辐射。我们在接纳世界的同时，也要让世界接纳我们的文学方式。
过去我们讲的都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在我看不止这些，它就是这个社会存在的一级又一级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落差，中国边缘地带和少数族群往往是这个级差序列中的最后一级。
我们是要服从别人的文化的规定性？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方式把现实写出来？有人见了藏族人吃生牛肉，就说落后，愚昧，但当他看到日本人吃生鱼片时，就觉得好先进哦！还要为生吃鱼片找科学的证据：营养丰富呀，利于消化吸收呀。技术有先进、落后，制度有先进落后，一种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也时时处处充满这样的分别吗？这不是妖魔化和浪漫化心理的体现吗？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是很小的事情，但放在文化的视角看，情形就会发生变化。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按照报社记者找报道题材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书写的。
因此，我们不仅要对当地的、当下的现实要有自己的理解，还要对当地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全方位多方面的研究。我们还要借鉴世界上那些有着少数族群身份，从偏远地区出发，造成世界性影响的作家的方法，看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化，以及这个文化中人们的命运，尤其是普通人的命运。比如，这些年在中国流行的阿富汗裔的胡塞因的《追风筝的人》和《群山回唱》。
我们的写作是立足于本民族，与世界对话。今天我们要相信我们少数民族现在正在经历的，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民族已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这就是特别殊性中的普遍性。这就是通向普遍的对社会进行人性追问与考量的真实路径。
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对“欧洲中心主义”有了警惕。在中国内部的“文化中心主义”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也没有彻底地摆脱。这些都影响了我们文学的进步以及作家思考的深度与力度。
本来，作这次讲座是想有一个充分的准备，但实在是找不到时间。写作，工作，考察，同时，还被人访问。午饭的时候，我还想，好，我要躺下来一个小时，想一想今天该跟大家交换些什么样的想法。不想，又来了两个谈事情的人，一直谈到开讲十分钟前。在门口抽了一支烟，调整一下情绪就进来了，说了以上那一大篇话。不周备的地方一定很多。更可能，我的这些观点，全部或者部分，是大家不喜欢不同意的，这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占用了互动时间，所以，也没有当面反驳的机会了，那就在微博上，微信上骂一骂，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家愿意认真想一想，认真想过一阵，这个人讲得有道理或者没有道理，同意，或者不同意，我就很高兴了。
其实，我也想回头来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所以才叫助理弄支录音笔来，摆在面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