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教授主编的《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17）出版后，因为该书中文版尚未面世，故国内除一篇采访和几篇对王德威文学史观念（主要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即该书“导言”中的观点）的评论之外，对其具体得失的评估尚未出现。
笔者在通览英文版之后，深感这是一部植根于美国的东亚研究、中国研究传统之中并受到多种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著作，其得失均源于此。从总体上看，《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史”或“生成史”，也是汇聚了百年中国新文学诸种问题的克罗齐意义上的“当代史”，堪称“海外视野”（fromanoverseaperspective） （P.24）①中的百年中国文学全貌图，不过，作为现代学术机制的产物，作为注重身份、差异、认同等理论问题的“当代美国福柯式的学院左派”②思想的衍生，这种过分追求多元化结构的历史重塑行为也并非全部可取。鉴于该书中文版即将问世且在文学史观方面不会有变，笔者结合相关篇目加以论析，以为国内相关讨论之引子。
一、生成史与“当代史”的互融
《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谱系中是颇为独特的。国内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大体都是对既存的文学现象的线性叙述，所牵涉的问题多是所谓“历史问题”，即文学在其演进过程中提出的阶段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下大都已得到解决，当然亦有悬而未决者），而王氏文学史在“练事”和“断义”（章学诚语）这两方面明显不同。
王氏文学史的最大特色，是借助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即“世界总是在‘要成为’的不定状态中得以建构并从此存在的”（the world is constructed and existed eternally in aconstantly shifting state of becoming） （P.13），致力于在一个不断流变的语境中追索现代中国文学的“根源和衍生”（roots and ramification） （P.2）并由此呈现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其用意不是追究“现代中国文学”为什么走“这条路”，更不在追摩沿途的风景，而在于表明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认为该书呈现出来的“并非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学史，而仅仅是现代中国史”（no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its entirety but onl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12-13）。因此，整部文学史的主要意图，是力图阐明现代中国文学（以及其他艺术种类）是在和古今中外的文艺思潮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这一背景或条件，正如其中一位论者所言，“与其说若干不同的尝试是从若干‘中心’发源的，不如说它们之间是相互启迪和相互作用的”（P.314）。因此，现代中国文学不仅是西方的影响或传统的反动，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一个合理的推论是：正因为如此，其独特性也是不言自喻的？）。
职是之故，“现代”“中国”“文学”如何一一进入“文学史”就成为王氏文学史的核心内容。为便于理解，这里以哈金“建立在广泛研究基础上的虚构性叙述”（P.254）《周豫才以鲁迅的笔名写〈狂人日记〉》③一篇加以说明。从“现代”这一角度看，鲁迅，这个曾经的东洋留学生因为读过数百篇日语、德语的翻译作品，所以对短篇小说这种“形式”（form）有点感觉，因为对果戈理及其《死魂灵》的幽默、悲怆和野性颇感兴趣，在钱玄同索稿的压力之下，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模仿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从“文学”的角度看，鲁迅在写中国的《狂人日记》时，充满了“影响的焦虑”，以至于刻意把日记体本应有的日期改换为数字，使之看起来像中国传统的“笔记”体；而从“中国”的角度看，可能更有意思——哈金建构了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即时体验。鲁迅之所以采用白话文，是因为这种语言形式不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所采用，他在教育部的同事不会因此大惊小怪，自然也就不会危及到他清闲而报酬丰厚的工作；补上一段文言的小序，不仅把自己进一步摘了出来，而且留有余地，眼光敏銳的读者仍然懂得，这是两面讨好的办法；而且，使用一个笔名，狡兔之第三窟营造完毕，总算可以高枕无忧。借助于极为缜密的细节，哈金呈现的是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在一般文学史的宏大叙事中，《狂人日记》是一个不朽的开端，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它其实和作者许多非常实际的盘算相关。这种源于“中国”实际、植根于中西传统的“文学”经验怎样“现代”地予以表达，真正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
当然，鲁迅写《狂人日记》只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个案。从整体来说，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是西方的冲击、传统的惯性以及传统在因应时变基础上的再造这三者单独或者交相作用的结果，而所谓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对这每一个关键节点的一一追摩。例如，围绕1935年展开的若干篇专论，张乐平《三毛流浪记》的大受欢迎和阮玲玉之死引起的媒体轰动表明了现代都市和市民社会的日渐成型之后的某些特性，瞿秋白遗著《多余的话》反映了一个现代文人的精神困境，定县的户外先锋剧场实践呈现了中西结合的一种戏剧型态，就分别从这些不同方面参与营造了这一历史节点的文学场。《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做法包含的可能目的，或如宇文所安所言：“我们写文学史是为了理解这些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亦即伟大作家出现的社会条件和文学的语境”④。从这个角度看，这是王氏文学史对既存的“叙事型文学史”的一个极为有益的补正。
更为重要的是，在王德威拒斥文学体裁的“四分法”，并把“信札”（《如傅雷家书》）、“笔记”、“日记”（如《狂人日记》）、“宣言”、“公开演说”（如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演讲）、“连环画”（如“三毛”）、“教科书”（如《文心》）、“民间戏剧”（folk theaters）、“传统戏曲”（traditional operas） （如黄梅戏《天仙配》）、“少数民族歌谣”（如东干族）、“电影”（如费穆《孔夫子》）、“流行歌曲”（如邓丽君）甚至“选美比赛”（如《女作家》杂志的相关活动）、“动画”、“漫画”（如对日本漫画的“恶搞”）、“互联网粉丝圈”（如韩寒）等一一增补进文学史之后，他追求的不是建构某种文学性体裁的审美类型，更在于观照借此得以传达的“某一时期的情感构造”（the structure of the feelings of aperiod） （P.21）。如果说这种尝试仍是上述重建文学场的手段，那么在从十八世纪晚期到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长”现代化（P.1）背景中引入“文与媒介性之争”的主题后，它就成为持续叩问“什么使得中国文学现代”这一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问题的有效方法。
根据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传统“文”（wen）的观念，“文”不仅是“道”的自然“呈现”（manifestation），也具有强大的塑形能力（the transfiguring power）；而现代之“文”的“形”（shapes）、“声”（sounds）、“情”（affections）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介链中得到从实体的文字文本到数字化的视听材料的（全方位）展现（P.22），故作者、文本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得以（充分）自现。这一理念用我们熟悉的话语来讲，就是文学不单单是“道”或某种“情感构造”的反映，而且也具有反作用，“人的能动性”（humanagency）在其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此而言，崔健的摇滚乐是最好的例证。
《一无所有》自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首度“呈现”之后，其形、声、情即歌词、旋律和情绪引发了“从幻灭的前红卫兵到青年大学生，从中年工厂工人到自农村返城并努力开始新生活的‘知青’”（P.811）的广泛共鸣，不仅“呈现”了也参与“构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情感。因此，当《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在1996年被收入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崔健其实就已经成为中国诗学悠绵长传统中的“一位诗人和一支文化声音”（P.813）。然而，如上述，这样的论述并不是暗示摇滚歌词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准确地说，它是和其他类似的个案研究组织在一起，共同表明作为“时代精神”（Zeitgeist）及其表征的“文”，在不同阶段、借助于不同的媒介，产生各各不同的“呈现”。
宇文所安曾经就中国文学史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把一个文本定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时期看起来如此重要？”他的解释是，“历史主义需要一首诗保持它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被创作时的原始面貌”，而“历史主义者总是尽可能地确定所有现象和事件在一个大叙事中的发生时间和地点。”⑤构成王氏文学史的161篇文章，每篇均在篇首标明时间且大都在开篇第一句交待地点，一方面建构起历史主义的情境，另一方面，161个历史瞬间极为瞩目地“呈现”了人们在彼时彼刻的意志、心理、情感、情绪等交相作用下而做出的选择，这就从“人的能动性”角度相当有效地回答了“什么使得中国文学现代”的大问题。这可以说是王氏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极为关键的贡献。
总之，即时性文学场景的建构和历史主义问题的提炼作为王氏文学史框架的经纬，也是追问“什么使得中国文学现代”这一问题的具体手段，故看似芜杂凌乱的王氏文学史在形式、方法和内容三方面高度统一，可谓“形散神不散”。作为一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著，王氏文学史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以文学为中介了解、理解、认识现代中国颇有助益，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它受欧美学术机制的限制和学术风气的影响的一面也凸显出来，这是国内学人不得不悉心加以对待的问题。
二、在中国学和后现代理论的十字路口
从主流的文学史观念看，王氏文学史无论如何都是一部非典型文学史——事实上，王德威本人也的确不止一次地提示读者，该书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整文学史。命名为“文学史”但其实并非所谓文学史，一方面如第一部分所述，是因为编者对“文学史”这一观念的理解与主流不同，另一方面，也与该书的学术背景相关。
该书143位作者，除几位作家和少数在中国的两岸三地高校中文系任教的学人，绝大多数都来自欧美（主要是美国）大学的东亚系。鉴于汉学（Sinology）、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和东亚系（East Asian Studies）等学科理念、学科建制其源流已有较多介绍⑥，这里不细述，它们一般的学术风格是：“这些学者一般都不囿于某一段或某一课题，涉及较广，其理论观照的目光缤纷多样，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不拘一格。80年代以后，将中国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置于中国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心理、风俗等多角度切入，已成为一时的风尚。”⑦就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他们多从文化角度谈论文学，故专长在政治文化领域，且普遍采用跨学科方法，带有颇为明显的社会科学特征。这一特色可以从该书的诸多篇章中得到广泛印证。
众所周知，从汉学发展到中国学反映了欧美学界对现实中国状况的日益关切，而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近现代以来出现中断，其中的文学研究尤其关注通俗文学、流行文化等“小传统”。问题是，如果说汉学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西方对中国作为主体的某种程度的承认（虽然早期不乏意识形态偏见），那么中国学则几乎完全将中国客体化，文学也庶几沦为认识中国的媒介。这种倾向在美国大学东亚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尤其明显，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到了影响对其独创性体认的程度。王氏文学史的预设读者，正如王德威在“导言”中明确提及的那样，是有兴趣通过文学、文化了解现代中国的人（P.1），这一定位，与其说是编者有心为之，不如说是这种学科特色的自然表露。
其实，该文学史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杜绝了东亚系那种“从青铜时代的古老颂诗，一直到已故毛主席的抒情诗词”的“东扯西拉选取文学样板的学风”⑧，其中，关于赛珍珠与沈从文和莫言、《废都》与《古都》、王朔与王小波、张承志与阿来等的对比研究均堪称精辟，不过，它们与宇文所安所做的龚自珍与波德莱尔的比较研究相比，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前者谈文学却归结到文化，后者即使谈文化也像是在谈文学。这就提醒我们，海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可能另有一种非常值得期待的写法，即以文学为本体的文学史。
美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本也有另外的渠道。比如，耶鲁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Councilon East Asian Studies）并不是一个系，而是一个学术支持机构，其东亚语言文学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是和英语语言文学一样的独立系科，虽然也难免东亚系的若干共通特征，但“按‘学科研究’（discipline）瓜分所谓‘汉学’”的“以‘学科’为主的倾向”毕竟不同于以区域研究为主的东亚系⑨。近年来，随着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文学讲座教席陆续在各大学增设，专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人不斷增加，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可能的（是否必需则是另一回事）。
客观说来，即使考虑到王德威文学史观的独特性，欧美大学东亚系或中国研究的学术风格也部分使得王氏文学史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本体重视不够，不过，与具体的学术风格相比，该书总体呈现的学术思想可能更能代表王氏文学史的非正统性。
有论者指出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美国本土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国内研究较少构成冲击，而以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为代表的美国华人学者（当然不限于他们）却对后者构成了真正的挑战⑩。如果说夏志清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没有摆脱政治偏见，李欧梵的相关研究还带有明显的西方标准k，那么在王德威这里，可以肯定并不存在前述问题。王德威个人的部分研究以及这部文学史的问题，在于将否定正统、反官方、非主流的反建制化学术思想和多元共存的相对主义文化立场贯彻得太彻底，过分地追求“复原”一种“众声喧哗”的文学图景。
下面就学术思想和文化立场两端略作阐发。
一、反建制化思想。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观点众所皆知（文学史中也收录了李奭学《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起点》等文章），而到了这部文学史中，差不多变成了“有了五四，那又如何”。贺麦晓（MichelHockx）在收入王氏文学史的文章《大错误：“五四文学”》中指出，虽然“五四运动”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传播了新观念，但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均早于此，且就文学论，鲁迅等人的活动似与此不甚相关，而通俗作家如包天笑等人却有以此为背景的创作。虽然以是否与“五四运动”直接相关来衡量“五四文学”这个宽泛的概念（其实现在很少有人这么用）显得过于拘泥，甚至不无偏颇，但如果以“五四”为象征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如是被一一掏空（其他的例子还包括郁达夫与南洋华文文学的关系），那么其合法性何在？其实，“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或“有了五四，那又如何”都是对正统的质疑和抵抗，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存在其他可能性，而后者则带有相当的解构冲动。
对主流文学传统的质疑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从后现代的若干学理出发可知，任何一种建制性的叙述都会对其他叙述构成压制。不过问题仍然存在，如果这个所谓的主流文学传统只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呢？如果它事实上也在重压下苦苦挣扎呢？这种由于“所处的文化语境的殊异”而产生不同的认知，就可能导致一种错位的观念对峙，一方认为王氏文学史过度政治正确，另一方则表示“是站在学理的客观立场上进行‘历史的考古’”l。这是国内学界和西方同行就中国问题进行对话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当此之际，国内学界的应对姑且不论，身处西方的同行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学理的位置、作用等问题？
二、王德威近年来一直坚守“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立场，这部文学史也不例外，而这是反建制思想的合理延伸。王德威曾如是展望过平等的多元文学主体之间“对话或博弈”的愿景：“莫言以他瑰丽幻化的乡土小说享誉，但由马来西亚到台湾的张贵兴笔下的婆罗洲雨林不更让人惊心动魄？王安忆白描上海声声色色，朱天文也写尽台北的世纪末华丽。贾平凹写《废都》，朱天心有《古都》……”m应该说，这一幅文学图景令人神往，王氏尊重差异的文化姿态也值得钦佩。问题是，所有作家或作品当然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然而在所谓“象征主义”（tokenism）层面，当他们或它们被抽去了个性化特征，各各成为“众声喧哗”的即时性结构中的组成元素时，实际是被无差别对待了。需要强调的是，王氏事实上也明确区分了“有重要意义的”（Significant）和“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的”（relatively lesser significance）“人物、作品、对话和运动”，但还是声明该文学史鼓励读者“观察”和“想象”一个万花筒式的即时文学图景（P.14）。不过，“观察”继之以“想象”，难道不正说明其非现实性吗？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建构性的想象，所有关于同一对象的历史之间都是互相发明（illumination）的关系，这也就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
欧美学界自语言学转向特别是经历了1968年的社会蜕变之后，学院左派兴起，他们企图在“一种悲剧的生命意义”和“对一个自由乌托邦的希望”的张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尼采主义倾向占上风的时候，结果就是，福科主义拒绝认真考虑实际的政治选择，企图回避与他们所谓的一个‘惩戒性社会’的牵连。而当平等主义倾向占上风的时候，结果就是企图使福科、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工作变得与妇女、黑人和同性恋者的被压抑和第三世界的贫困联系起来。”n从这个意义上看，王氏文学史建构的也是一个“华语语系文学”的“自由乌托邦”。
三、华语语系文学还是中国文学
毋庸讳言，王德威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具体展开，存在着“伸张弱势社会群体的权益和身份认同而轻整合新的社会共识”和“重解构性的智性分析而轻社会大众对理想主义的感情需要”的文化左派通病o；就具体论述看，也有长征常是夜间行军且将凯丰与邓发混为一人（P.390）、陈士骧生年1912年误作1921年（P.714）等小错误，有关“大跃进”起源问题的阐释未必准确（P.551），《农民革命文学的发生》这样的篇章可能存在较大争议等问题。然而，不管是在整体的文学史理念、框架方面，还是在具体的撰述方面，王氏文学史都有至关重要的突破。
如前述，王德威主编的这部文学史最大的贡献是创造性地化用中国传统的文论观念，较为有效地回应了中国现代文学因何“现代”的大问题。当然，这里不是说它已经全部解决了这一问题，而是说它为回答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与此相关，虽然宇文所安的影响清晰可见，但不同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史中有史”理念，王德威将“文”的观念设置为文学史的结构性要素，使得文学和历史互融，双方内在地各自包含对方，不仅“文”中有“史”，“史”中亦有“文”，真正做到了“文史互证”（the mutual illumination between wen〔literature〕and shi〔history〕）（P.8），在中國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无疑是一个创举。
不仅乎此，王德威的文学史构想还包括以华语语系文学替代现代中国文学前景的展望。“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诞生伊始，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强调的是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对抗关系，几乎特指境外华语文学（兼及内外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正统地位的挑战。鉴于全球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民族国家及其文学，这些“边缘”文学与居于“中心”的中国文学重又产生了某种互动，王德威认为应“跳脱简化的国族主义立场”，应该“先询问所谓‘中国’，是主权实体、是知识体系、是民族传承还是民族想象”，同时“不必将‘文学’化约为简单的西方文类表现”，而应注重“‘文’的思维与表征”，此外又借助法国汉学家余莲有关“势”的观念，建构一种“‘势’的诗学”，即“采取主客不断易位的批评策略”，“重写文学史‘隐’与‘显’的谱系”p。这一思路的产物就是《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所描绘的文学图景。作为囊括所有来自“大中国”（greater China）或“广义汉文化圈”（broader Sinosphere）创作的集合概念，华语语系文学在这部文学史中的确体现了中心与边缘不停对话、“隐”与“显”轮番换位的“势”以及由此呈现的动态。
结合王德威的其他相关论说，华语语系文学就是以汉语（包括其中的区域语言和各种方言）为最大公分母的，“种种自成一格的言说位置、发声方式、表述行为”q所组成的一个松散体系。问题在于，作为拒绝再度中心化的一个宽泛的集合概念，华语语系文学承载了太多巨大的差异、分歧甚至对立，论者固然可以从理念角度对这些元素予以整合，但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实际运转情势，这一概念的可解释性必将遭到质疑。例如，这一概念追摩的图景是不同背景的文化政治语境中的文学互动，除了王德威所谓海外华人华裔“移民”、“夷民”、“遗民”及“后遗民”的代际嬗变，设若决定构成华语语系文学各支文学力量的不同文化政治本身发生改变，比如最近几年欧美右派势力抬头及其可能造成的远景，处此语境之中的华文文学当如何自处？它们是从无“根”的华语语系文学中汲取支持力量现实呢，还是在与所在地的“主流”语言文学的直接互动中有所发展更为切实呢？《华文文学的真正代表：论蔡明亮的〈你那边几点〉》虽然得出“对马来华人最关键的，不是与文化中国及其权威文学传统和博物馆化的文学遗产之间的联系，而是华语流行文化经由全球化而产生的多种在地化形式”（P.867）这样的结论，但蔡明亮本人（另外一个例子是李永平）却奔赴台湾发展了——当在地化都无法承载而必须寻觅一个依托实体时，就更加说明这一概念缺乏实际根基。
这里无意展开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只是意图表明一个事实，从学理角度建构起一个汉语文学共同体（非建制性质）几乎可以肯定是后天失调的。其实，撇开政治因素不论，“中国”无论作为王德威所谓主权实体、知识体系、民族传承或想象，都是一种实在，而“中国文学”作为这一实在体的精神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当然存在。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直接采用“中国文学”指称呢？使用“中国文学”，完全可以包容在内的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也包含汉语文学和其下的方言文学）的对流，在外的中国文学或整体或部分地与其他国家、地区文学（包含这些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的互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没有为现实政治作辩护的任何意思，不过，可以预期，这样的构想肯定会招致包括华文文学论者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以为这是要维护现存秩序，甚至是复原所谓中华帝国的荣光。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理查德·罗蒂指出，“当代学院左派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你的批判就越激进”r，但事实是“哲学对于政治并不是这么重要。文学也一样”s。因此王德威也坦然承认，这部文学史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尝试，所产生的问题胜过它所能解决的（P.26），而正因为如此，王德威和《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更加值得尊重——它们为我们揭秘了历史的多种可能，又如同堂吉诃德那样在未知的文学丛林里披荆斩棘，这种努力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①引文凡直接注明页码者，均出自王德威主编文学史。另，非关键用语或表述，不附英文原文。
②[美]理查德·罗蒂：《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铸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3页。
③参见哈金：《1918年4月2日：周豫才著“狂人”的那一晚》，《南方周末》2017年9月28日。按：该文系本篇的全译，题目略有改动。
④http：//book.ifeng.com/shuhua/detail_2014_04/03/154209_0.shtml
⑤[美]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下）：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
⑥关于学科理念，可参阎纯德：《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史哲》2004年第5期；关于学科建制，可参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书屋》2007年第12期。参见阎纯德：《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史哲》2004年第5期。
⑦程章灿：《岁月匆匆六十年：由〈哈佛亚洲学报〉看美国汉学的成长（下）》，《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1期。
⑧[美]薛爱华：《汉学：历史与现状》，周发祥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
⑨参见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书屋》2007年第12期。
⑩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按：李怡将他们对“五四”“正统”的质疑归结为“对‘红色’中国的恐惧”，笔者对此有疑义。
k李继凯：《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l丁帆：《“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读札》，《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m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文学——话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n[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o张旭东：《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美]理查德·罗蒂：《铸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5页。
p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文学——话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q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文学——话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r[美]理查德·罗蒂：《文化左派》，《铸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8页。
s[美]理查德·羅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