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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文艺理论与批评六十年回顾(上)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6-11 05:20:07 点击:

    文艺理论与批评是文艺事业的重要一翼。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广西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不断借鉴、改造、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并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历程,是不断汲取、融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的历程,更是伴随着民族命运的沉浮而艰难探索、曲折前进的历程。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理上具有沿江、沿海、沿边和多山的特点。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造就了广西独具特色的山水文化、北部湾海洋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五彩缤纷的文化生态,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也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广西文艺理论与批评深深植根于博厚、包容而多元的文化土壤之中,其根本指向旨在促进广西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六十年来,广西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始终以弘扬社会主义旋律为主轴,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变化,关注着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和发展趋势,研究与批评的领域也逐步涵盖了文学、戏剧、民间文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电影、电视等众多的艺术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广泛的影响。“刘三姐现象”、“文学桂军”、“漓江画派”、“八桂音乐”、“八桂书风”等广西文艺品牌的打造与形成,离不开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参与和推动;广西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凝聚了文艺理论与批评家们的心血与贡献!

    为了更好地整合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力量,促进文艺理论队伍建设,推动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的开展。1995年12月成立了隶属于自治区文联的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这是全国成立较早的省级文艺理论家协会之一,现有会员二百二十五人。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成立十多年来,参与策划、组织和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研讨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会员们积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广泛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并持续不断地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文联所属各文艺家协会也组织各自的力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广西文艺理论与批评队伍已成为推动广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力量。

    从1949年至2009年,广西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起步、初兴和遭遇挫折时期(1949-1976);第二时期为复苏与发展时期(1977-1999);第三时期为转型与创新时期(2000-2009)。

    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实践

    (1949-1976)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敞开心扉,纵情讴歌崭新的时代和沸腾的生活,真诚地抒发心中的感怀与憧憬,创作成就斐然,其中陆地、韦其麟、苗延秀、包玉堂等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曾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对于创作实践及所取得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基本上还处在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主要在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以及开展民族民间民艺调查、搜集和整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文艺界十分重视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指南。1952年5月,广西文联筹备委员会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十周年大会,文艺界共三百多人出席。全国著名作家艾青、田汉应邀在纪念大会上作报告;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周钢鸣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和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大力推动广西的文艺创作与发展。

    1954年5月,广西省第一次文代会隆重召开,省文联主席周钢鸣作了题为《为争取广西省的文学艺术繁荣而斗争》的工作报告。报告反复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扎实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文艺作品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同时要开展文艺批评,推动和促进文艺创作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活跃并有影响的批评家有林焕平、周钢鸣、胡树明、秦似等。他们早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就写过许多批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又以高度的热情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积极分析和探讨各种文艺现象。欧阳若修、刘泰隆等也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了研究和评论。

    林焕平是这一时期广西文艺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如《漫谈一年来文艺上的问题》、《革命诗人的先驱者——裴多菲》、《从<诗选>谈诗歌创作道路》、《试论典型》、《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等,1957年出版了《文学概论(初稿)》、《谈青年文艺创作问题》两本著作。林焕平的文艺研究活动和理论观点,对广西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8年,党中央号召组织和开展民间文艺采风活动。广西文艺界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和作家深入山寨、乡村、城镇,寻访民间艺人,查阅地方志书,搜集民间民艺资料。这次大规模调查采风活动,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调查成果。整理出了《瑶族文学资料》、《苗族文学资料》、《嘹歌资料》、《毛难族文学资料》、《侗族文学资料》、《南宁民间故事》、《广西民间谚语资料》、《广西民间文学》、《广西新歌台》、《刘三姐》等各民族文学资料集。1961年’月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完成《广西壮族文学》初稿的编纂,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壮族文学》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全书三十一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先后参加编写、修改、定稿工作的有苗廷秀、刘介、贺祥麟、梁光选、陈白曙、肖甘牛、依易天、黄立业、周作秋、曾德珪、吕日眸、覃建贞、杨焕典、杨士衡、刘泰隆、韦其麟、欧阳若修、秦似、蓝少成、何以刚、梁理森等人。在此基础上着手编写《壮族文学史》,标志着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正式开始。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成绩突出的是肖甘牛,他搜集整理的壮、瑶、苗、黎、侗、高山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和歌谣集在十种以上,并发表了《我怎样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文艺》、《发掘整理少数民族文艺刻不容缓》等论文。这一时期,对民间音乐资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冯明洋曾率广西采风队普查民间音乐,撰写了《民间音乐普查报告》,并较早地对壮族民歌进行研究。1954年5月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张悦记录整理的《广西文场音乐》一书,书中搜集了文场的几乎全部曲调和关于文场的源流、发展过程等资料。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广西文场的第一本著作。

    对桂剧、壮剧、彩调等广西地方戏剧的研究全面展开。满谦子是这一时期戏剧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

    广西戏剧艺术理论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196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朱锡华、程秀梅编著的《桂剧音乐》,这是他们历年来深入各地剧团,访问著名老艺人,搜集、整理、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年,发表论文《谈文场曲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广西文场艺术的历史沿革、演变、特色、队伍、曲本、唱词、唱腔、伴奏、演唱形式等,同时对传统唱本中存在的糟粕、音乐表现力方面的缺陷以及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论文《桂林渔鼓唱词写作的探讨》、《中国语系发音特点在声乐发声中的运用》等,对广西地方戏剧和音乐作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戏剧的还有李寅的《“推陈出新”与正确对待戏曲遗产》、《怎样估价与对待戏曲传统剧目》、《克服思想障碍,革新戏曲传统剧目》等论文。研究彩调的有丘振声、潘其旭、麦兆芳的论文《彩调沿革初探》,文中对流行在广西各地的彩调的起源、发展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论述;纪松龄的《桂北彩调初探》对桂北的彩调的历史情况及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壮剧的有丘振声、潘其旭的《壮剧的历史及其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探讨》;韦苇的《试谈壮剧唱腔的源流和演变》。研究师公戏的有莎红的《壮族古老的戏曲——师公戏》等。

    在美术研究方面,著名画家阳太阳在1962年提出了“漓江画派”的学术主张,认为广西的美术创作应立足本土,以广西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为依据,以画家对家乡的情感进行创作,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面貌。这一学术主张数十年后已成为现实,由大批画家及其画作形成的“漓江画派”的影响已从岭南扩展到全国及海外。这一时期,广西美术界十分重视对民间美术的挖掘与整理,组织美术采风队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民间美术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开展了对花山崖壁画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介绍发现花山崖壁画的情况,叙述壁画的规模、特点以及有关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1956年10月7曰《广西日报》刊载的《宁明县发现珍贵的壮族古代崖壁画》和陈汉流发表的《广西宁明花山崖壁上的壮族史迹》,是1956年8月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左江支流明江两岸的崖壁画进行第一次调查之后发表的最早的两篇文章。1962年,自治区民委组织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再次对左江崖壁画进行调查,共发现四十三处崖壁画,编写成《花山崖壁画资料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在这前后数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介绍性的文章。其中有黄增庆的《广西明江左江两岸的古代崖壁画》、刘介的《西瓯族的发展与宁明、崇左、龙津等处的壁画》、魏如的《初识花山》、周宗贤和李干芬的《壮族的古代画——花山壁画》、石钟健的《左江崖壁画的时代问题》等等,这些文章侧重介绍了崖壁画的整体特征。

    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指引下,文艺争鸣活动有了良好的开端。《广西文艺》1961年一、二期合刊发表了蓝少成的《同时并行——谈批判与继承》一文,引起了长达半年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正确理解列宁对托尔斯泰评语中的“同时并行”;二是作家的世界观是否也是进步与落后“同时发生”、“同时并行”。1961年9月《广西文艺》发表丘行的万字长文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认为这场关于文艺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关系的争论,对广西文艺界今后进一步批判地继承文艺传统,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963年3月29日,《广西日报》副刊发表了刘益之的短文《雅与俗——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周年美展点评之一》。5月14日,陈烟桥在《广西日报》副刊发表了《从“雅与俗”想起的》,针对刘益之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此引起了广西美术界关于“雅与俗”的讨论。这场争鸣历时一年多,前后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影响波及整个广西文艺界,极大地活跃了文艺批评的开展。《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美术》杂志全文转载了《广西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使这场发生在广西的争论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1949-1965年广西文艺理论与批评继承了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文艺传统,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曲折发展。这一时期,广西文艺理论界主要是传播和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开展了一些有影响的争鸣活动。但是由于文艺理论批评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较为明显和直接,一些文艺理论批评家失去言说的权利。同时,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很不均衡,有的艺术领域的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研究和普及有了新进展,批评家们能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运用于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的研究与批评之中;民间文艺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戏剧、音乐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一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家们的活动,为广西文艺事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转变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为广西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十年,广西文艺界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文艺事业受到严重摧残。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广西的文艺创作与批评活动随之全部停顿。广西文联及各级文艺组织被破坏,文艺刊物一度停办,作家、艺术家遭受迫害或下放劳动锻炼。1966年第‘期《广西文艺》几乎全部是批判文章,第一篇就是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而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等文章,以明确的态度和语言号召广西文艺界人士投入“文化大革命”中。“文革”十年,移植、搬演“革命样板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各地创作人员的创作,各类大批判文章充斥所有报纸杂志等媒体。

    从1966年到1967年,广西文艺界掀起第一次“革命大批判”高潮。以陆地、苗延秀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相继被批斗,他们的作品如《故人》、《美丽的南方》、《大苗山交响曲》、《元宵夜曲》等受到公开批判。1966年6月15曰《广西日报》发表了批判陆地小说《故人》的文章《(故人)是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揭开了广西文艺界大批判的序幕。自此,对陆地作品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揭穿(故人>的反动本质》、《彻底铲除(故人)这株大毒草——我区广大革命群众满腔怒火口诛笔伐陆地的反动作品》、《(故人)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陆地的(国庆节)是一张反革命传单》、《请看,陆地的文艺思想多么反动》、《坚决拔掉{故人)这一反动黑旗》、《陆地的(国庆节)是一道煽动反革命复辟的动员令》、《剥开{故人)的画皮》、《陆地射向土改运动的大毒箭——批判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等,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陆地及其作品,也指向整个广西文艺界。《广西日报》1966年6月21日发表的万字长文《撕开画皮看陆地》对陆地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作家秦兆阳、歌舞剧《刘三姐》等也成为重点批判对象。1972年,出现了第二次批判文艺作品高潮,再次开展了对陆地、苗延秀等作家

    的批判。《只能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批判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不许抹煞阶级斗争——批判反动长诗(元宵夜曲)》等文章,对陆地、苗延秀等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全面的歪曲、丑化和恶毒的攻击。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让广西文艺界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广西已初步形成了一支热爱民间文艺工作的队伍,“文革”中这支队伍也受到严重摧残。许多民间文艺作品被无辜定罪受到批判。人民陸和艺术性都极鲜明的音乐、舞蹈、戏剧作品,如彩调剧《刘三姐》、壮族长歌《嘹歌》等均受到冲击和批判,被打成毒草。自治区民研会原已分类归档以及编印的各民族民间文艺资料集,被破坏得残缺不堪,很多珍贵的原始记录甚至被付之一炬。戏曲团体演出“革命样板戏”形成高潮。各级文化部门相继举办各种类型的“革命样板戏学习班”,大演“革命样板戏”,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需要使文艺沦为纯粹的政治宣传工具。大批老艺术家受到冲击和迫害,不少文艺作品被毁。艺术创作规律被政治运动残酷践踏。美术、书法的创作陷入低谷,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一些画家、书法家及书画爱好者不得不参与到绘制政治宣传画和抄录大字报的活动中。杂技、曲艺艺术也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被冠以“四旧”的帽子而加以批判。一场空前的浩劫,使刚刚发展起来的广西文艺事业呈现出了一片凋敝、荒芜的景象。

    “文革”期间,也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尽量避开政治的干扰,在艰难的环境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学术研究。林焕平潜心攻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编选出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等书,由广西师范学院印成内部教材,成为“文革”后期在全国都不多见的重要的文艺理论成果。秦似在学术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于1975年完成了辞书《现代诗韵》,当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黄绍清写的《<潘虎>的人物形象》《“将”得妙一叫卖短篇小说{将军)的构思》等论文,虽然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但完全不同于大批判文章,还具有一些学术探讨的思维与观念。在文学艺术处于停滞的时期,这些学术性论文也充分显示出了批评家对于理论批评工作的坚守。

    “文革”后期还有一项重要学术活动是组织力量参与修订大型工具书《辞源》。1976年;月,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广西召开了修订《辞源》工作会议,会议由广西修订组负责人秦似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修订《辞源》的指示。秦似、林焕乎、冯振、李耿、梁其彦、李赞绪、颐绍柏等人参加修订工作,从1976年‘月至1979年s月,广西的专家学者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承担的修订任务,受到国务院的肯定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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