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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在11世纪左右的百年间高潮迭起，诞生了《福乐智慧》等三大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大力倡导知识理性，并把道德修养作为知识追求中极重要的部分，彰显了自觉的历史文化意识。这不期与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曙光”汇合并相得益彰。然而，铸就这种文明的动力，恰恰是尚武好勇的骑马民族发动的“战争“。由此才突破了疆域，把东西方思想启蒙连成了一片，从而大大提升了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
关键词：新疆三大文学作品；元蒙时代“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3－0078－11
本世纪初，英国著名历史和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其影响深远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首次指出：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欧亚内大陆草原地带，包括我国的新疆、蒙古一带地区，曾经是整个世界历史的枢纽区，那些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尚武好勇的骑马民族以其高度机动性的战争生活方式，实际上沟通了东西方的定居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这就产生了“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为此，麦金德要求西方学者把欧洲文明史看成是和亚洲相关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麦氏的见解可谓深刻，但本文无意阐述中间地带的对抗和冲突是如何作用于欧洲文明的，更无追涉及无限广阔的“文明”范畴，相反，择重的是文学之一隅——以《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真理入门》为例，拟窥探新疆地区的“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的文学特征和精神内涵，并揭示其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一
从我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来看，古代汉民族的文学以唐诗为代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空前绝后的高峰。与其同时，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其民间文学，仍处于奴隶制文学向封建制文学的转变中；即使是已出现的封建制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还比较稚嫩，篇章较少，内容单薄，体裁不全。就西域新疆地区而言，连当时发展势头较强的民间长诗，产生于唐代的也寥寥无几。其中虽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品，如大体与唐同时期出现的《真理的宝石》、《优越城市居民意见书》、《音乐大全》，但都为法拉比一人所作。至于当时甚至更远时期的民间口承文学，不外乎是些内容简单的幻想故事和生活故事，如《轻·吐米日英雄》(维吾尔族)、《智斗妖魔》(柯尔克孜族)、《狐狸与看磨坊的人》(塔吉克族)、《骑着浅栗色马的坎德拜》(哈萨克族)等；而作为民间口承文学经典的阿凡提故事，则是在唐以后的几百年里逐渐形成并流传开来的。可见，当时民间文学的创作群体和作品，及其题材、内容、类型，都极为有限。
民族文学的全面发展是在宋元明清，即宋元时代的400多年里，民族文学有了较快的发展，而至明清时期的400多年里，才达到高峰。但西域新疆地区的文学有所不同，它先于其他民族文学在11世纪中期就掀起高潮，其代表是《福乐智慧》(以下简称《福乐》)、《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两部巨著的诞生。成书于1069－1070年间的《福乐》，是一部古典叙事长诗。诗人塑造了4个象征性人物：国王“日出”，大臣“月圆”，大臣之子“贤明”、“大臣的兄弟”。他们分别代表“公正”、“幸运”、“智慧”和“知足”；在形式上采取诗剧形式，把诗与剧融为一体，段与段之间还采用“舞台指示”的方法转换。如“国王问月圆”、“月圆答国王”等，通过他们的对话，集中表达了诗人励精图治、兴国安邦的政治主张，阐述了国家、君王与臣民的关系。诗人认为，国家以臣民为主，国君应当爱护臣民，要广积善德，为民造福；国君对臣民要恩威并用，要公正，法度要严明；国君要重视知识，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用知识和智慧治理国家，使臣民康乐。只有臣民富裕，生活安定、幸福，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才能抵御外患；国富民强，才能睦邻，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同时，诗人还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和向往，提出了理想臣民的道德标准。如在第十六篇写道：
……
幸运不可信赖，变化莫测，
它会倏而飞遁，双脚轻盈。
国王问月圆
国王说：我明白了你的用心，
你表示认罪，才逃脱我的严惩。
你不羁的舌头说下了大话，
如今请你讲讲你有何品行。
月圆答国王
月圆说：我的美德甚多，
人们从我得到好处不少。
我性情温柔，年纪小小，
人们靠我走上福贵之道。
我容貌俊秀，性情和蔼，
有什么愿望，都能达到。
……
诗人还用极富诗意的语言，表达了探讨宇宙、人生的强烈求知欲望，如在第十二篇写道：
请看，智慧在倾诉，知识在讲述，
向你把无常世界的行为揭示。
这狡猾的世界如此无常，变化多端，
表面上老态龙钟，性格却犹如少女。
有时她像少女，性格温柔而恬静，
使你倾心于她，你却难把她抓住。
你若爱上她，她像羚羊，逃之夭夭，
你若逃避她，她却紧紧缠住你双足。
有时她梳妆打扮，紧随你身后，
有时她视而不见，置你于不顾。
有时她突然掉转脸去，
忸怩作态，不让你接触。
她使多少伯克衰老，而自己不老，
她使多少伯克离世，而自己不死。
……
可见，《福乐》以政治理想、人伦道德、知识追求构建起了多重“话语”，其中所探讨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哲学、艺术、道德以及社会上各行各业，不愧为当时思想、文化和文学的集大成之作。
成书于1071－1072年间的《词典》，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而是一部突厥语言学研究的专著。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为绪论，叙述编书目的、原因、方法；第二部分为全书的重点，是词汇和解释。但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尔突破了“语言学”研究的窠臼，大大扩展了研究的范畴——收录了用突厥语书写的200多首诗歌和200条谚语。这些诗歌和谚语虽然形式短小，甚至只言片语，但内容极为丰富。有关于社会历史的，如悼念在与伊朗冲突的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童阿；有关于畜牧生活的诗歌和谚语——占据了相当的部分，其中的诗歌类包括战歌、猎歌、挽歌、恋歌、酒歌、春歌、赞歌等等，内容不仅描绘人们的生活现状，而且展示了他们的内心情怀和精神信念。如：
百花盛开，
像织锦的地毯铺开，
像天堂的住所，
今后将不再有严寒。
(卷一，第119页)
鸟和野兽都苏醒，
雌雄群集，
它们结群又散开，
它们不再回到窟中。
(卷三，第6页)
谚语部分则在浓郁的生活情调中隐含了人世的真知灼见，如：
牲畜的花斑，人的花招在心里。
野马掉进井，蛤蟆也欺凌。
勿和姑娘摔跤，莫与骒马赛跑。
英雄靠骏马，飞鸟凭翅膀。
诸如此类，《词典》的文学性及其审美的丰富性显而易见。更不同寻常的是，它在词的分类、词性研究方面不仅分列清楚：名词与动词，单音节
与多音节，全部词条还悉以阿拉伯文拼写并释义；而且词汇收集详备，诸如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民俗、金石、草木、饮食、服饰，靡不俱全；还收录了许多有关畜牧业生产方面的词汇，特别注重知识传播。如有关马的词汇，除了介绍马的种类：公马、母马、骟马、两岁马等，还涉及到与马的形体、功能、毛色相关的词汇，共计数十种。可见《词典》的内容已超乎纯粹的语言研究，是当时乃至更早时期维吾尔文学的宝贵集成，亦被誉为“突厥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该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二
综上所述，《福乐》和《词典》两部巨著虽然类别不同，但并不影响它们在思想启蒙的本质方面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对知识理性的大力倡导，以及作者深厚的人文精神。《福乐》的作者优素甫·哈斯·哈杰甫直言，该书的旨意在于“带给人们幸福的知识”；撰写《词典》的马赫穆德·喀什尔则说：“我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周游了土尔克人、土库曼人、乌古思人、炽俟人、样磨人与柯尔克孜人的城市、乡村和牧场，收集了他们的词汇，研究了各种词汇的特点”，其目的在于促进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前者把追求知识作为幸福的基础，强调了知识具有的本体意义；后者则是把对语言的研究融入对人的研究之中——跨越不同空间和不同民族，通过对人们生活的研究来探讨语言。显然，它们是以探讨“人”的幸福与知识追求为核心的。
无独有偶，这种创作思想在12世纪的艾合买提·尤格纳克(生卒年约为公元1110－1180年)那里得到发扬光大。他的《真理的入门》，又名《真理的礼品》(以下简称《入门》)，是继《词典》、《福乐》之后又一宝贵的文学遗产。其中的警世劝喻和对知识理性的倡导，同样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诗中序言部分歌颂真主、圣人、先知和君王；正文部分运用形象、精炼、优美的艺术语言，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理想、抱负、处世方法和哲学观点，劝导人们提高修养，追求纯真、谨言、慷慨、谦逊、宽容、忍耐等美好品质；特别是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在诗中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全诗14章，除序言和颂诗及最后两章哀叹世风日下以外，其他各章都是宣扬知识的益处，或是表达对知识的渴求。如第六章：
我以知识作为我书的基础，
啊，朋友，你要致力于掌握知识；
知识可以找到通往幸福之路，
你有知识就能找到幸福之路。
有知识的人是珍贵的金币，
愚昧无知则一文不值；
有知识的人和无知识的人怎能相比，
有知识的女人成为男人，无知识的男人成为女人。
知识对于人好比骨髓对骨头
人的美在于智慧，有如骨髓是骨头的精华，
无知空虚如无髓之骨，
无人愿成为无髓之骨。
与前两位相比较，艾合买提·尤格纳克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不仅与人的自我完善密切相关，注重知识的伦理价值，把道德修养作为知识追求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有相当自觉的历史文化意识——他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时说：“我是用精炼的突厥语写了这部劝诫格言诗，以便传给后世作为借鉴。”在这个意义上，这三者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西域启蒙思想的发展趋势：艾合买提强调知识的永恒性，既是以《福乐》偏重的知识的主体性、《词典》注重的知识的空间跨越性为基础，又是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整体性。由此历史文化与知识真理集合为一体，为西域文化拓展了极其广阔的历史空间。
而且，西域历史文化中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对知识的崇尚，还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回响：在半个多世纪后的欧洲文化中似曾相见——被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就是其卓越的代表。他新思想的“萌芽”在《论俗语》(1304年)中得到最初的、较为集中的体现。其起点却源于对语言的研究——他从研究意大利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中，提取了丰富的人文因素；继而在《飨宴》(1307年)中，他通过诠释自己的诗歌，广泛传播知识，为读者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飨宴”。其中对理性的强调意义重大，他认为，具有理性就意味着“富有智慧的人能够借助声音的力量使残酷的心变得温顺善良，使跟科学和艺术无缘的生灵服从他的意愿，而失去任何理性生活的人，则跟顽石相差无几”；而且理性能使人变得高贵，能使人接近上帝。在倾其一生完成的《神曲》中，但丁更以叛逆者的姿态，把身为“异教徒”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誉为“诗人们的荣誉和光明”、“智慧的海洋”，又作为理性的象征和人生的引路人，指引人们去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的奥秘，大胆追求、享受现世生活。
稍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对知识的崇尚和追求，与西域历史文化中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对知识的崇尚，同样如出一辙。薄迦丘以“人性”的解放来宣讲他的理性，在《十日谈》中借倚思梦达之口提出了对于“人”的新的评判标准：
我们都生来平等，首先使我们有所区别的是德才：那些具有并表现出较大德才的人被认为是高贵的，而其他人则不是。尽管这条原则后来受到最厉害的攻击，但无论人的本性还是良好习俗都未能取消或毁损它，它依然受到人们的尊重。(《第四天故事第一》)
正因如此，意大利近代文艺评论家桑提克斯才把《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认为“但丁结束了一个时代，薄迦丘开创了另一个时代”。
拉伯雷则以奇思妙想的“巨人”，表达了对知识的强烈欲求和不懈的执著追求。“巨人”身材出奇高大，有着过人的力量和不同寻常的智慧和学问。他们精通各种语言，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法律、教育、建筑、植物学多种学科。《巨人传》最后的结局寓意尤其深刻：庞大固埃和巴奴日、约翰修士等一行人历经千辛终于找到“神瓶”，里面不断发出“Thrinch，Thrinch”的嗡嗡声，他们却从中领悟到神圣的谕示：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实际上，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集体“话语”。因此，恩格斯把拉伯雷生活的文艺复兴时代称为“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
三
一旦突破疆域的界限，你会发现，在中古历史文化大发展的三四百年间，欧洲大陆与西域新疆这两个看似没有什么文化关联的地区，人们对知识的强烈欲求和崇尚，以及在思维和道德操守上竟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又很难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们的相似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
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就从历史时空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偶然”。必须强调的是，他不仅首次具体地界定了“中间地带”的空间范畴——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欧亚内大陆草原地带，包括我国的新疆、蒙古一带地区；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以不同流俗的观点赋予了这个“中间地带”特殊的时间内涵：其一，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时间值——这个地区最活跃时期是在元蒙时代；其二，以历史辩证观肯定了游牧民对文明的推动——那些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尚武好勇的骑马民族以其高度机动性的战争生活方
式，沟通了东西方的定居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换言之，尚武好勇的骑马民族以战争的方式，创造了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在这里，战争暴力与文明达到了同一，看似荒谬，然而历史的发展又使它成为现实。有学者追溯了“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的历史缘由，揭示了战争与文学生成的密切关系：“文明间的对抗和冲突沿着绿色枢纽区的边缘不断展开，使中古的草原文化也成了世界著名史诗发生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即公元四五世纪以降，来自中西北与北部草原地带的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噘哒人等，由于不断的民族战争而先后西迁，他们挥戈跃马，驰骋在印欧语系民族的中间地带，并以武力把这个区域分割为彼此隔绝的两个地带：一是月氏人西驱塞种人，南下印度；一是匈奴人占领了东欧的桥头堡地区，威震欧洲。其战争催生的文明之果就是，与匈奴人的撞击，产生了日耳曼民族的《尼伯龙根之歌》史诗的胚胎。源于阿尔泰山麓与蒙古高原的突厥族扬鞭西征，以中亚、里海、黑海和土耳其斯坦为立足点，跨越地中海直逼南欧，并与阿拉伯人一起，向西班牙、法国进击。这一撞击，产生了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等英雄史诗。突厥族的势力北进东欧后，迫使罗斯公国王公伊戈尔出兵抵御，不料遭到惨败，但这一历史事件却使《伊戈尔远征记》这部英雄史诗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光辉的起点。而突厥民族自身也产生了史诗《乌古斯可汗》等。如此看来，欧洲中世纪的几大英雄史诗都直接或间接与“中间地带”剽悍的游牧民族的西征有关。
如果说，以上“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的主要驱动力，是频繁的民族大迁徙以及连绵不绝的战争，那么，它的文明成果——史诗，当然就是当时流动性的游牧生活和战争的直接反映。而百余年乃至几百年之后的13世纪，这个地带的文明冲突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征服者”的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约半个世纪的短短时间，就建立了历史上空前辽阔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但时过境迁，揭示这个“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及其带来的成果，已不是单一的“游牧文明”和“战争”就能概括得了的。这是因为：其一，随着欧洲工商业中心城市的崛起，城市文明正在形成并走向成熟，意大利就是其代表。于是才涌现了城市文明的启蒙者：但丁、彼特拉克、薄迦丘；才有了法国城市文学的空前繁荣以及后来的城市平民代表拉伯雷；其二，蒙古帝国已远远不只是游牧文明，或者说草原文明的代表，而是已经吸取了中原农业文明丰富的养料，带有了明显的农业文明特征。这在元蒙之前的宋代新疆民族文学——前述所论及的《福乐智慧》、《突厥大辞典》、《真理入门》等几大经典作品的思想内涵中，已有充分表现。
同时这一点已被世界认同。在比较文学的经典案例中，《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流传演变就是突出一例。钱林森认为，18世纪的伏尔泰把改编的《赵氏孤儿》——《中国孤儿》搬上法国舞台，与其说是一种艺术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选择，即对儒家理性文化与道德文化的选择；他进而阐述了伏尔泰在改编时对主题的重新开掘：把表现春秋诸侯国内部“文武不和”的故事改编为元初鞑靼族与汉族之间的“文野之争”，揭示出“野蛮”必然被“文明”同化和驯服；同时还分析了伏氏“英雄剧”模式中插入的爱情故事的实质——汉人藏惕之妻伊达梅与成吉思汗的爱情纠葛，实质上是归顺与反归顺的冲突。因此，剧中的伊达梅是文明与道德的象征，她身上既有中国古代烈女的影子，又有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的特征。可以说，她是儒家文化与法国启蒙思想结合的化身，而成吉思汗最后的同化则成为伏氏崇尚孔子美德、追寻中国精神的幻化。可见，在伏尔泰眼中，成吉思汗代表的是具有浓郁儒家精神的中国农业文明；而且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何以惟有伏尔泰独具慧眼看到了这点，并不惜移花接木搬到法国的舞台上?这大概与法国作为城市文明的早期代表不无关系吧。而它拥有的丰厚的城市文明资源，又必然促使它在几百年间不断与农业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或许可以说，《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流传演变的经典案例，实际上就是这种碰撞而导致的融合，当然也是东方的农业文明对欧洲城市文明的强力渗透。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伏尔泰生活的时代与蒙古帝国毕竟已相距几百年时间，况且，剧本的改编还只是他通过文学虚构而表现的某种“精神的幻化”。但无论如何，成吉思汗“西征”在客观上加强了草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互动，尽管这种“互动”是诉诸于武力来推进的，其结果却大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就蒙古帝国来说，在四边急剧发展起来的农耕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影响刺激下，它与欧亚内大陆其他原始游牧民一样，“对物资的欲望意识，就这样苏醒了。他们知道，在城市文明区域人们为了得到物资而进行贸易，在运送地方特产的过程中，可以取得贸易中的好处。但是，他们是贫苦的牧人，除了兽畜以外，他们没有任何能做交换材料的东西。他们觉悟到，除了诉诸武力，掠夺自己欲求的东西以外，没有其他道路。……这样，首先是城市文明刺激了他们的物欲；掠夺战争又使他们懂得了兵刃，他们已经变成了在对培养了城市文明的农业区的侵寇作战中赌死拼命的勇敢战士。”不过，城市文明在刺激他们物欲的同时，也把他们推向了知识文明；在与农业文明的“较量”之中，又使其“尚武”融入了儒家文化的礼义与“仁”。正是如此，《中国孤儿》的重要意义才在于“请中国人”给“法国人上道德课”——有学者如是强调了18世纪伏尔泰剧本改编的重要的伦理、道德价值，认为他是以此针砭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精神匮乏和道德沦丧。或许这才是伏氏改编《中国孤儿》的真正本意。然而，他却在不经意中触及到了游牧文明在迈向农业文明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因此，从12、13世纪开始，这个“中间地带文明效应”的主要驱动力，应该是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矛盾与统一的“合力”作用，由此才产生了丰硕而种类繁多的文明成果，并在历史大动荡的几百年间，引导人们自觉地、更多地发掘“心”、“智”，追求信仰和理念。这就使西域新疆和欧洲大陆在前后不等的几百年时间里，有了“偶然”中的“同一”——出现了对知识的强烈欲求和崇尚，以及在自我完善和道德操守上的某种一致性；有了维吾尔族的《福乐》、《词典》、《入门》与但丁、薄迦丘、拉伯雷等文学作品人文内涵上的“不期而遇”，呈现了更广范围的、突破疆域界限的文化“整体性”。因而，不管承认与否，在客观上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有着本质上的一致，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更为宝贵和值得自豪的是，《入门》、《词典》、《福乐》的出现，远远早于含有人文主义思想萌芽的《神曲》200来年!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人文主义启蒙与东方世界的理想求索难道毫无关系?遗憾的是，东西方文化早已存在的“整体性”被我们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