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着手要做这期杂志的名家现场时，我在脑海里不断搜索着一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作家、诗人，很多人一闪而过，但是当傅查新昌这个名字跳入我视线，我选择了他。
这不单是因为结识并采访小说家傅查新昌是我由来已久的心愿。采访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这期择取采访对象时，特别愿意倾向于西部，着眼于少数民族作家。我虽出生于并长期生活于关中平原，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我想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西部，以文学对话的方式，走进少数民族作家丰富而充盈的精神世界，于是，我认定了傅查新昌，作为这期名家现场的采访对象。
抱着诚恳的态度，和对傅查新昌的敬仰之情，我和他很快取得了联系，不曾想他慨然应允。他说，他如今已移居北京，那几天他正好有点空闲时间，一定配合我完成这次采访任务。这对于和他初次交往的我来说，从陌生到熟悉，单凭一份来自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来自于文学结下的缘，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喧嚣尚未完全消散的夜晚，我们有了一次深入心灵的谈话，一次因为文学而碰撞的思想火花。
寻求精神的归宿
王琪：你好，傅查新昌老师！很高兴有机会能与你谈论有关文学的话题。作为一名享誉全国的实力派小说作家，能否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和创作成就？
傅查：我出生在只有三户人家的牧场，早在尴尬的青春期里，我沉浸于灵魂的自我拯救时，就从马尔兹的《你的潜能》里，找到了自我意象。或者确切地说，找到了“我属于哪种人”的自我观念，这种观念建立在自我信念之上。就文学创作而言，我的个人经历非常坎坷，但我还要保持精神愉快的思维方法。我过去关注于民族的苦难，高扬爱国意志，寻求一种写作良途。由于时代的急骤变迁，我对现实人事的思考与感悟，历史和价值在心灵中被分裂，打破了内心与外界的和谐，理智上疏远了地域文化传统。但在从宏大叙述向关注现代人性的转型中，间隔着一场人生的大困顿。困顿所带来的往往是迷惘和幻灭，在这样的时刻，人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求一种精神归宿。
在这个意义上，我经常对文艺青年说，读中国的古书，常常使人能安静下来，陶冶情趣，也可获得知识、见解、文采和消遣。但这不过是儒融合于人际世俗，庄融合于自然山水而已。迷恋了这美的意境后，它势必会消浊你身上的狂气，吮吸你仅有的感性生命，不知不觉地使你变成一个中庸的、圆滑的、彬彬有礼的、富有传统美德的伪君子。那些大骂成功者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为贫贱所难，嫉妒成疾，他们眼看着别人成功了，有花不完的钱，买了别墅和名车，娶了漂亮的小老婆，这让一些人嫉恶如仇，甚至以举一反三的仇富心态，树天下名人为敌，骂起人来口无遮拦，无所顾忌，不留情面，这种心灵积习，是从新文化启蒙运动以来就养成的，中国文人们把文学置于理想化和崇高化，忽视了文学的大众性、文化性和娱乐性，也忽视了人类固有的消费欲望。
王琪：你曾经是新疆青年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在西部文学的背景下，你视野里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状、发展态势及未来趋向是怎样的？
傅查：请你不要介意，我不想从更深沉的意义上，去阐释少数民族文学的话题。在中国，人们习惯以好恶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的民族叙述，局限于民本思想，吃喝玩乐，以及乐感人生追求之中。我认为民族叙述不是一个孤立而封闭的壁垒，如果作家不去反映复杂的民族问题，它不会自呈自现，也不会自行解决问题，这需要存在论的支持。特定的环境和写作领域，还使作家进入一个责任系统。具有道德理想的写作态度，或许是最具有普遍效力的。从道德情怀和社会良知来看，那些有足够责任感的作家，无疑是成果最佳的。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历代边疆人承担了太多的不幸，他们的苦难，最适合大写，而且最能阻止作家的不良幻觉，恶劣的心灵积习。我是通过宏观思考，经常能回到上帝的戒律所规定的秩序中，使我的自由服从道德，现实的法规。在写作状态中，我的想象力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否定，谁都不能阻挡我的一切运思活动。显然，研究什么样的作品是永恒的，什么题材最符合我的叙述智慧，就能最有效地浓缩写作的无节制，并使我去发现自己的各种责任。一些作家为版税而写作的现象，为我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科目，可以用来调整处于麻木状态的心态。在写作过程中，民族叙述不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我所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小历史，以小历史呈现大历史，不仅要排除一种强加的政治控制，如果限制我的创作自由，使我服从政治游戏，承担责任，那么我唯一的创作目的，就会陷于过度谨慎，丧失自由的想象力。其实，现实仅仅能在表面上限制我的自由写作。
王琪：我注意到你在2009年9月至2010年7月期间，曾在清华大学进行过历时一年的《中国当代写实主义油画》课题研究，你是以一位作家的身份去研究油画的，这段特殊的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会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你觉得它们之间的关联密切吗？
傅查：其实，我一直关注着文艺这个大概念。我没画油画，已有二十多年了。记得少年的时候，我给父亲画了一幅肖像，父亲说我画得很好。这是父亲极高的鼓励，给我以人格力量。从此，我产生了当画家的愿望，参加了学校美术组。美术老师经常斥责我笨。其实我并不笨，在“批林批孔”美术小组，我画林彪和孔子画得最好，但美术老师对一个女生刮目相看，经常给她提供笔和纸。后来这个女生堕落了，她在我眼里成为枝繁叶茂的植物。在美术老师沙漠黄昏般的眼皮底下，她长出未婚先孕的恶果。我对美术老师绝望了，画家的愿望烧毁了，心中却有难以忘记故乡的坟墓和寂寞。许多年以后，我以汉字的魅力，完成了浮游在心中的灵魂叙述，特别是我的长篇小说《秦尼巴克》，好像从沙漠边缘的河流苏醒过来，在中国文坛确立了我的文化身份。从此以后，我把文字里最洁白的道路，留给身后的年轻人，后人的成长有声有色，像古道边的绿色植物，在我眼前闪着金光，祖先衰老的脸，掩埋在我的热泪之下。新一代在生根发芽，而我开始像枯黄的落叶。他们开花结果，而我不再结果了。在被文字挤出的血色的热泪下，故乡的土壤掩藏了我的一半血脉。我为血缘幻想付出了血泪的代价。从此，我的故乡消失了。我希望像法国的福柯一样，改变一下面孔背后的内心，靠着边疆人渴望潮湿的倾听，用彩色语言，表证我对新疆植物的特殊情感。我不是河流，一个女孩子伤口的经验，以及她心愿的灰烬，与我的存在不再一样。
到清华大学做课题研究，可以说是我的重要转折点，为移居北京做独立策展人的前期准备。除小说外，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文艺批评，我不走单的路，而走多向度的路；单就偏了，多向度随时得以调和平衡，并用知识和理性引导情感。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他从来不直接任一个直觉，喜欢一往一返的两个直觉；此一返为回省时附于理智的直觉，又如好恶皆为一个直觉，若直接任这一直觉而走下去，很容易偏，有时且非常危险，所以最好自己有一个回省，回省时仍不外诉的直觉，这样便有一个救济。在清华大学做课题研究期间，我秉持理性主义态度，面对现实人事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以自己的坚韧与沉稳，丰富的思想资源，冷静地求解了一批当代重要艺术家们的创作活动与现实图景，因而以独立策展的身份，活跃在当代文艺批评的前沿。对于我来说，名誉和荣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加冕，是文学艺术心悦诚服的嘉许。
人性细节需要反复展示
王琪：《秦尼巴克》是你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发表以后，获得了文坛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它的先锋性是少见的，可以说是描写新疆近代史的一部大书，当初你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有什么样的写作背景和创作动机呢？
傅查：写这部小说时，我采用了很轻的叙述策略，这种叙述方式比“重述”更加深入，但不会减轻它的趣味性广延性和深刻性。考虑到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这部小说由后现代性的戏拟、反讽、隐喻、篡改等外在手段来支撑，用于边疆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用于我的写作领域和文化背景，已经悄悄地有别于一些作家的理性叙述，并独立于理性范式，寻找难以识别的边疆移民的沧桑迹象。一般读者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对这种表达做出公正的审美反应，因为他们纯粹是被我观察与体悟的写作对象，我好像是理性世界的一个新来者，或者是一个迟到者。我用这种观察为思索中心，虚构了一整套人性故事。
王琪：民族意识、家园意识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在《秦尼巴克》中特别彰显，可见你人性视角的敏锐和独特，这是一位心怀使命的大作家所必备的，也正是众多读者尊重、喜欢你的原因。那么，在新疆那么一个地域辽阔，多元文化碰撞共生的地方，对你的思考和创作有什么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不利因素呢？
傅查：近代新疆史是非常复杂的，战乱造成边民的苦难，导致他们绝望和忧郁。在清朝末年和军阀混战期间，由于迷信势力十分强大，或者由于边民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十分激烈，因反抗原因患忧郁症的人数成倍增多。在局势恢复稳定后，这种类型的移民情结并没有消失。我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既可爱又可亲，母亲的伟大情怀，人性的高贵一面，可以消除任何邪恶的力量，驱散坏意象，使人安定情绪，返朴归真，接近道德意义上的圣洁。对男人，我弱化了道德因素，而是通过人性细节的反复展示，显现了更大分量的男权特征和意向性。显然，婚姻对女人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防范放荡、通奸和极端的反常习惯，诸如酗酒、偷情、无限制地乱交、冷漠麻木等恶习，都会败坏女性道德品质，最终导致彻底的堕落。由此可见，我对女性的理解，有一个认知过程，从历代女性的缠足陋习，到男权社会的玩世态度，从女性生理上承担的经期，到分娩的阵痛和对生命的哺育，给我的思维定势和趋向，内在的心理情感，赋予了写作良心和责任感。
王琪：你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现状持什么态度？乐观还是悲观？这种文学环境，对你个人以前和现在，甚或将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傅查：从我个人角度而言，你提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作家相当重视审美的感性特征，坚持审美的自然人性原则；另一方面，作家又受到文化体制和市场判断的内在克制，无形中给叙事施加理性态度，终使作家的审美，成为培育顺民、强化政训、修养德性的外在手段。基于此，男女聚会，讴歌相感，已成为当代叙事的主流，其中包括好滥淫志的骚体写作。这足以表征任何层面的文学创作，都能呈现出作家的心灵结构，从直接的功效观点来看，诸多的心理问题，不健康的意象，使有些作家沉溺于狂欢式的写作中。比如，一些作家的窥阴癖和恋乳狂，对外界是陌生的，但对写作者而言，内在的意象世界，绝不是一个道德、审美和直觉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结构的自然外露。所以说，作家的品质很重要，而作家是文学的灵魂。
文学的可变性是无法预测的
王琪：在众多读者眼里，你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甘于寂寞，不随波逐流，为人处事都很谨慎，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你在文坛这么低调，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傅查：其实，我不孤独，一直以跨学科的介入方式，做着利人利己、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对文学批评，我曾经有过理想化的关注，后来被一些损人利己和自夸功德的人，相继利用、暗算、诽谤、伤害、人身攻击之后，我逐渐放弃了谦而又谦的处世态度，甚至连批评的欲望也没有了。我有自己的做人原则：善要近亲，恶要厌恶。我喜欢美德的重感性特征，美德存于内心，表现于行动，发挥于事业，是为极美。古人说，谦虚是一种美德，以此表明谦虚不是消极隐退，而是保持自身的心灵品质。
王琪：文学说到底就是入学，这几乎成了定论。这也是从精神层面上讲的，那么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想听听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傅查：这是高尔基的观点，我不太喜欢这个定论。一切事物要么是清醒的，要么是梦幻的，不是真理就是蒙蔽，不是光明的存在，就是黑暗的虚无。这种法则规定了一种必然的泾渭分明的秩序，从而使真理得以存在并一成不变。文学在消费时代遭遇的尴尬，已成为近些年来一直聒噪不休的议论焦点，同时也是被炒得很滥的话题。我以为这个话题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得让很多作家丧失了天然的天性。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不论在哪个时代，人类都需要一种能帮助了解自身的方法。人类可以用文学的形式，讲述现实人事的复杂性，重新认识生命的存在，接近万事万物的秘密。我所体验过的创作过程和个人经验，能够证明文学没有固定的本质，任何事物只要成为描述的对象，都具有其本身的文学性、文化性和艺术性，或者超越文学研究的审美范畴，决不能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游戏和审美观点，解答什么是文学的本质的问题。文学的可变性是无法预测的，就像手机短信替代电报一样，也许某一天人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好多作家被逐出文学的伊甸园，同时又会出现另一种文学创作方式。所以我认为，对文学的历史性存在，没有必要设计一个无懈可击的定义。
王琪：傅查老师这一点你讲得真好，一些观点我很赞同。你是一位小说家，但你涉猎的体裁不仅仅是小说，同时还有散文和诗歌，要同时写好它们并不简单，在你的创作实践中，是如何平衡这几种文体的写作的呢？
傅查：可以概括地说，是跨学科的、广泛的阅读，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培养了广敬博爱的知识性情。我所理解的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情感活动、想象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作为人类言语符号活动的一个思想领域，显然源于人类的各种生存活动。二十多年来，为了寻找一种表达方法，我一直关注着文学这个大的概念，不论是诗歌、小说和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艺术批评，我都以科学的态度介入过，最近又开始画油画。在中国，文艺批评是何等艰难的事。我既不追随典范去生活，也不奢求使自己成为谁的典范，我只为我自己生活，只为大众社会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而是有太多不可言传的心灵灾难、个人痛苦和美妙的隐私，还有一些隐含于我自身的，在喧闹的生活中越受压抑，越要呼喊出来的欲望。
“隐退”是为了某种暗示
王琪：在你骨子里，你觉得自己是一位天才的作家，还是后天的勤奋努力使然？
傅查：我不是天才，是通过后天的勤奋努力获得智慧的，但在这短短的访谈时间里，全面陈述我的思想，我自感力不从心。我想起孔子把人类分为三个阶层：最高的是君子，最低的是小人，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是一般人。我既不是君子，又不想做小人，我是很一般的人，也是很普通的作家。我今天接受你的访谈，也在于互相交流，彼此得着智慧。纵观古今中外，名人的治学之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珍惜时间，甚至把时间看得比生命还宝贵。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结婚时，家里只有两把椅子，她的先生多次建议再添置几把新椅子，作为接待客人之用。而居里夫人却认为，如果家里有了多余的椅子，客人坐下来就不走了。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搞科研，居里夫人一把椅子也不增添，她以实验室相依为命，为人类社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人的一生最多能活到一百岁。我们可以盘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一百年三万六千五百天，如果我们有幸活到八、九十岁，我们的一生也只有两万多天。所以我们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
王琪：比喻这么形象，让我再次对你有了新的认识。那能否提前透露一下，你目前构思的或已经动笔的作品概况，近期会有大部头作品问世吗？
傅查：你也许不知道，我已经好几年没写小说了。目前，我在北京主要在做独立策展人，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种流派的女艺术家进行考察，选择优秀的女艺术家进行个案研究，确证创作与良知，知识与艺术的关系。解读艺术语言的奥秘，研究艺术家的心灵结构，对作品蕴藏的思想意义，进行简明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诠释。从跨学科的多元化审美视角，对她们进行学术访谈，界定她们的创作成果、艺术追求和精神超越。举办各种展览与公益活动，力求共享文化资源，做利人利己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通过举办学术交流展，让国内观者在女艺术家提供的真挚、朴实和感人的审美理想中，获得对人类文化艺术的温情和敬意。好多人很好奇地问我，为何专门研究女艺术家？我这样回答说，倘若一个男人丧失了研究女性的冲动，那么他可以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一切，但决不能成为一个审美者。
王琪：对于未来的创作之路，你是如何规划的？
傅查：我已经步入中年了，逐渐放弃了强韧的渴求，也没有太多奢望了，对文学也如此。对此，你也许认为真正的作家在困惑面前不是放弃文化批判和哲学思考，而是期待转折的发现。对我个人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一些人眼里成了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庞大储运基地，这为人们心中蛰伏或诱发出来的各种欲望的实现与满足，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证。但欲望征逐的复杂性，呈现出散发着一股呛人的血腥味的精神图像，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心绪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与物质的分离，从物我转向纯精神状态，是没法活下去的。我的“隐退”，或许对这个物质时代做了某种暗示，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任何实际的品德、勇敢、节制、豪爽、谨慎、友谊都不足以定义“善”，如果离开了本义的“善”，其它品德也可以转化为“恶”。在一个充满物欲、情欲和私欲的时代，我重视发挥知识的社会作用，倡导综合性文化批评，努力调解过渡时期的思想冲突，以承受现代生活巨变中的压力，维护文明的秩序与统一。
没有幻想就没有行动
王琪：《延河·绿色文学》（下半月刊）是面向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创办的一份综合性文学刊物，我们所倡导的“绿色”理念，目的是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绿色意识，你在西部生活工作过多年，就“绿色”这个字眼，结合文学这个大概念，请谈一下自己的切身体会？
傅查：这个问题问得好，让我想起1997年，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这篇论文激起中国学者的讨论和争鸣。希利斯·米勒多次来中国讲过学，在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中，最引人注目而引起争鸣的，是他所阐述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希利斯·米勒认为，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当今的文学逐渐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新的技术正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会对文学创造和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电影，或者再转向电脑和网络等，关注书本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希利斯·米勒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在旧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这个观点，早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明信片》里就阐述过，德里达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哲学和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
我曾对德里达的预言提出过质疑，认为这个观点过于极端，还认为只要人类不灭亡，历史未曾终结，文学就不会终结。我看到了写情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甚至连电报也被手机短信和微信替代。但是我认为，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文学，因为与文学“终结论”密切相关的，还有人类历史文化“精神圈”。所谓的文化“精神圈”，是法国思想家夏尔丹曾经使用过的概念，他说地球上除了生物圈，还有一个通过综合产生意识的精神圈。系统论之父贝塔朗菲，把人类独自拥有的语言一符号系统，看着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一个高踞于生物圈之上的精神层面。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写过一部关于《生态与人类精神》的书，他在书中高声疾呼：“我们似乎日益沉溺于文化、社会、技术、媒体和生产消费仪典的形式中，但付出的代价是丧失自己的精神生活。”遗憾的是，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戈尔败给了小布什，这意味着较为温和的生态主义，败给了极端霸权的单边主义，从此美国民众失去了一次调整自己国家民主策略的机会，也使美国和地球上的许多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激烈的震荡之中。关于绿色，我也是一个倡导者，直到现在还没买私家车，号召身边的人，能骑自行车就不开车，能走路就不要骑自行车，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王琪：《延河·绿色文学》（下半月刊）的作者和读者都是相对年轻的群体，都非常喜欢文学，在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你对青年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忠告？
傅查：我希望青年人学得真本事，早日建业立名，就像周杰伦一样，发挥自己的个人优势和精神资源。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大诗人在十几岁，甚至在不足十几岁的儿童时期，便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名篇和名句，他们被世人称为“早慧诗人”。屈原写《桔颂》时才十九岁；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佳句；白居易八九岁就依照复杂的韵律，能写出格律诗，刚满十六岁就写出了千古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代杰出诗人骆宾王的《咏鹅》，是一首千古流传的好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写这首诗的时候，骆宾王才七岁，他七岁就名贵天下。这说明年轻就是资本，我希望青年人敢于挑战，不要按部就班地过日子，要有好的幻想，有了幻想就有挑战意识，有了挑战意识才会有创造力，有了创造力才会有生命的魅力。在《圣经》里，一开头就说：“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多么伟大的幻想啊！如果没有幻想，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成果。
我想啊，写作是雅事，具有自由性和自律性，但如果你没有韩寒那样的好运气，不想涉足复杂的人情世态，就不要进入文坛，争当虎战英雄。文学之外还有很多的人生之路，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只要你以学为基，学得知识和智慧，照样可以富有四海，为人类做贡献。如果你不想成为孤独的人，也不想借助文学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你最好主宰自己的命运，先去解决好生存问题，等有车有房之后，再去实现自己的文学梦。美国作家斯坦培克曾经说：“文学和语言同样古老，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会廷续。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战胜自己的过程中，必将远离懦弱和愚蠢，臻于成熟和完美。”与此相反，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全方位兴起，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面临着新的困惑与挑战。这只是我的建议，若言不雅驯，请你谅解。
访谈是在愉快中进行的，我们全然忘记了时光的流转。窗外，有蝉鸣不止的聒噪，我知道，这个夏天就要随风悄然远去。而时间对于我们多么宝贵，对于百事缠身的傅查新昌尤其如此。
我忽然看到一扇天窗正在上空缓缓打开，仰头望去，一切都那么静美、安详，从天边暗涌过来的星辰正闪烁不熄。仿佛与傅查新昌经过一席谈话，我已经不自觉的进入到他内心，探寻到他对文学那份虔诚与敬畏的精神家园。他的低调、谦和、一丝不苟，再次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由于文学，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令人百般品尝，反复回味，应该就是文学的无穷魅力所致吧！
栏目责编 阎安 马慧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