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泽仁达娃的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叙述了康巴地区雪域村庄的生存困境与抗争。在文化层面，泽仁达娃在族群建构与身份认同之中，重构了民族“集体记忆”之一种。在价值层面，小说所蕴涵的对苦难的类宗教体验，是内含在小说人物意识结构之中的精神内核，也是超逸、悬浮在精神上空，成为人物行为指南的可仰望之物。在审美层面，小说把神秘文化作为对世界的一种观照，表达了创作者对外在世界的审美体悟和生命态度。
关键词：民族立场；身份认同；苦难；崇高；神秘主义
泽仁达娃的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叙述了康巴地区雪域村庄的生存困境与抗争。小说诗化和饱含意象的叙述，在展现藏区壮阔美景的同时，呈现出雪域生存的残酷与沧桑，充盈其间的自然生态意象成为小说“神化”色彩的背景，在模糊了历史与年代的史诗建构中，泽仁达娃将自己文学与人学的逻辑起点放在了对苦难的精神认同与文化价值追寻之上。
雪山，是藏族的圣山，是崇高的象征。虽然在连续征战胜利之后，朗吉杰布大土司认为自己发现了群山的秘密：“我们无法超越祖先的原因是把圣人供得太高了。这样后人只能匍匐在圣人的足下。”①这位在战争中不可一世的英雄，企图用自己的思索消解雪山的神圣性，睥睨人之所仰慕的圣山，最终却被厌倦战争的部下合谋劈死。野心和欲望注定了英雄朗吉杰布的悲剧性结局，雪山却以圣洁无瑕之姿昭示着敬畏之心的永恒，它是康巴地区的藏人历经困苦与沧桑之后，最终的灵魂栖居与游牧之处，更是美好家园的归依。
作为一部以族群征战为主线的小说，《雪山的话语》有意重述历史：朗吉杰布和美朗多青的英雄故事，阿绒嘎的家族迁徙经历，土司和喇嘛的情谊，康巴地区族群之间的友爱……这些历史内容在作者诗化的语言中形成了对过往的重新阐释与追述，赋予康巴人物以新的历史生命。被重述的历史是对康巴民族“文化创伤”的一种修复与建构。这种建构，并非纯然客观地面对民族的历史事件，而存在着主体与其对象间的相互作用、现在与过去间相互“询唤”的过程。②如此演绎出的民族故事，有个体鲜活的人生体验、自我意识以及创作者的道德立场和伦理思想等主观因素参与其中，不再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一段单薄记忆。
一 民族立场与身份认同
“康巴，这包含着人种、地理和文化等丰富内涵的响亮的名字，令多少人魂牵梦萦？康巴，青藏高原最后的秘境？！”③著名的横断山脉与三江一河共同酝酿了康巴这片神奇的土地，粗犷的地貌和长年的部落征战造就了康巴人剽悍的性格，康巴人的身上涌流着雪山江河般桀骜不驯的血液。
藏学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嘉铭将康巴文化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康巴文化以藏文化为主体，与卫藏和安多的外来文化，即汉、蒙、羌、纳西等发生了碰撞和融合。纵向上看，至唐代形成藏民以来，康巴地区一条线地从部落制一直到土司制，沿这条历史纵向，古老的文化一直延续并保留了下来。④
作为一名康巴藏族作家，延续“边地写作”的泽仁达娃选择重述“历史”并非要重返历史，重新建构“逼真”的历史拟像，是为了在追溯民族历史、书写民族记忆的过程中，确立当下的民族立场和价值取向。“‘历史’作为‘涉及过去的知识’已不再是简单的、实际的‘过去’，对民族历史的探寻和眷顾、对民族寻根情结的认同与理解，无不含有迫切的民族自省意识和归属情结，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参悟和多维关照，在历史回溯中寻找并重建民族精神家园，塑造民族灵魂，历史就这样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参与到族群建构与身份认同之中，成了重构民族‘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⑤
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席卷而来的当下，康巴地区并未因其空间和文化上的边缘性而安然处于时代巨浪之外，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急速飞奔的现代化进程中。当现代性以时间消解空间异质性，导致康巴的少数民族空间组织的持续崩溃与不确定时，他们的自我认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与危机感，这种断裂和危机促使他们不断地返回过去，试图在过去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宗教信仰中建构“想象的共同体”⑥，以弥补现在的心灵创伤。⑦当现实家园不再是康巴族群传统意义上的安身立命之处时，泽仁达娃借助神话、象征、风俗、仪式等符号性能指，想象出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从而使小说写作摆脱了身份的混杂性。
相对于中国中部和沿海来说，小说的文化背景既不是农耕文明，也非商业文明，而是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游牧文明。《雪山的话语》因此是一部典型的边地小说。那些在阶级革命、启蒙叙事下受到压抑的“文化体验”，以“前现代”面貌在小说中复活，并在现代性反思意义上，展示出国家民族内部不同空间位所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层次，以此建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体性想象⑧。在小说中，作为“水流下来的西藏和水流下去的汉地之间”最大的土司，被野心驱使的朗吉杰布虽打退了清朝的川陕大兵，却最终敌不过藏军。康巴族群之间的权力洗牌和康藏汉地之间的权力角逐，使《雪山的话语》呈现出不同空间位所的权力关系更迭和等级层次。正是通过内部民族权力关系建构，民族国家主体，可以通过“边地”来诉说乌托邦的“反西方性”。⑨
二 苦难的类宗教体验
作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难以摆脱的痛苦与难以预测的灾难，共同构成了人类苦难的绝对性。现实生存的困境和苦难永远没有尽头，命运的无常和自然的神秘都逼迫诱惑人类寻找终极归宿和救赎之路以达到解脱。苦难与灵魂直接相关，牵涉到对生命的意义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苦难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个人得以有动力尽可能地摆脱生命的庸碌。但这种促进和转化对苦难的承担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即其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雪山的话语》在叙述因族群对领地的争夺而形成的各种苦难时，形影相随着一种对苦难的推崇和膜拜，由此而衍生的特殊认知，成为了一种对苦难的类宗教体验。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上，小说塑造了具有非凡毅力和超人心智的英雄人物朗吉杰布和美朗多青。作者笔下的受难者具有一种狂野的殉道色彩。在受难英雄的精神结构中，民族、活佛、头人、至亲只是他们作为人的存在的血缘载体，而信仰、勇气、尊严和荣誉才是他们作为人的存在的价值立场。小说中的亚曲亚依是英雄美朗多青的爱人，怀孕待产时，她被同住的美朗多青的傻子弟弟热辛寻开心，滑下楼来，不幸流产。深爱妻子的美朗多青发誓要为妻子修座新房子，把旧房子留给傻子弟弟。此事触怒了贡玛土司，他要美朗多青答应他不修大房子，以避免构成对他的威胁。美朗多青拒绝了土司的要求，被土司施以酷刑。哪怕接连失去双眼和左手，美朗多青也坚持要为妻子修一座大房子。贡玛土司最终无计可施，不再阻拦美朗多青。受刑后的美朗多青仰天大笑，悲怆的笑声令人群掩面悲哭。在此处，抽象意义上的苦难漫过个人事件的边界，接通了与圣洁、信仰、种族、世界的联系，披上了神性的光辉。美朗多青对爱情的信仰支撑着他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实践生命之诺，即便在人间过上地狱里的日子也在所不惜，这种对苦难的超越性力量，既是内含在小说人物心智之中的精神内核，也是超逸、悬浮在精神上空的可仰望之物，是文学的超越性品格。
“席勒在谈及人们借助理性方式获得‘内在的或道德的安全感’时曾说：‘我们之所以毫不害怕地观看可怕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不是由于意识到我们无罪，而是想到我们本质的坚不可摧，我们感到自己摆脱了超过作为自然本质的我们的它的威力。因此这种道德的安全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要求宗教的理念，因为只有宗教但不是道德，才为我们的感性提供安心的基础。’”⑩在席勒的论述中，宗教理念的超越性为人世构建了一条意义通道，帮助世人超越感性世界，舒缓此岸世界的绝望与哭泣，使人们获得望向彼岸世界的勇气、力量与自信，并由此而带来崇高的感觉和体验，获得此在的终极价值。在具体的叙事层面，小说中重要的两个英雄式人物美朗多青和朗吉杰布的重大命运转折之处，云登喇嘛和邓登喇嘛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救活了奄奄一息似乎必死无疑的美朗多青，后者以自己的圆寂昭示了朗吉杰布后来的悲剧性毁灭。宗教人物在类宗教的苦难体验之后出现，无疑是一种象征的圆满，在企图超越人的自然本质的英雄人物走投无路之时，宗教再次救赎地承载了崇高的最终意象，为未能顺利实现崇高目的的英雄注入终极的力量。
宗教的救赎背景同时让小说将死亡纳入积极、高尚和人类理想相勾连的价值体系进行评判，让它指向光明、渴望、永生等价值符号，死亡因此不局限于消极的身体的消失，而是通过消解肉身实现生命的超越，进入无限和永恒。B11在小说中，负“罪”的人因为对死亡的超脱，实现生命善与美的感性呈现，而再次获得崇高的意义，灵魂获得重生的尊严，其实质也是一种以雪山隐喻的崇高在进行价值的评判。无论是叛徒多军最后被动用古老的刑法沉入江水之际的含笑，还是匪首亚松迪果和情人央美在火光包围中迎着火焰歌舞的骄傲和愉悦，都令他们的“罪”瞬间减弱或消失于无形，从而令死亡变得圣洁和光明。所以曾经代表着正义的英雄朗吉杰布评价多军是“用含笑来点缀死亡的人，他的灵魂飞走时会像鸟儿展开双翅一样”，而感慨亚松迪果和央美时吼道：“这样的匪首和他的情人，真应该还活在世上。”
三 审美的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和文学具有同源性关系，两者都指涉到人类原初的心理经验和隐秘的情感体验。B12因此小说对神秘主义的引入，为小说建立起一种深度模式。《雪山的话语》在具体实践神秘主义时，并未令读者感受到粗鄙化的倾向，而是真正地将神秘主义融入了作者自身的精神骨血与灵魂之中，其对宿命、死亡、转世、暴力、性等主题的自然书写，其实是对生命神秘的文学注解。
《雪山的话语》祛除了传统神秘文化的实用主义色彩和精神上的沉迷状态，把神秘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表达了自身对外在世界和生命现象的情感体悟与哲理运思。B13《雪山的话语》里运用的审美化的神秘主义，在成为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同时，拓展了小说的审美视阈。
小说中，人的世界并非如平静的湖水一般清澈见底，而是在各种光线的折射中呈现出各种超出常规、奇异、迷蒙的神秘元素；人不再背负着简单的共时态命运，不再单纯地被性格冲突、社会悲剧等片面的悲剧元素所挟裹，而是被源自生命深层的，由人无法触碰的永恒异化力量所胁迫。这种融入作家世界观和生命观的神秘主义，为小说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和理性层面的表现视角，使小说的审美意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B14
《雪山的话语》在叙事上非常注重营造具有个性色彩的神秘意象体系，由此产生了一种空灵的美学风格。比如：在雪域高原的古柏上盘旋的鹰、摇晃树枝的乌鸦所象征的死亡，雪山象征的崇高与宗教秩序的威严，铺满云霞的天空和云层所寓意的美好和幸福，火对光明和毁灭的双重象征意味，黑缎子一样的骏马江朗所寓意的欲望与野心，神秘的桦木皮寓意的灾祸，邓登喇嘛看到的婴童朗吉杰布后脑勺呈现出的深重罪孽堆积对英雄朗吉杰布命运的隐喻等。小说的意象体系并非一般感官经验的提取，而是用来传达“只有圣人才能看到的、隐藏于变动的世界中的、那种幽深难见的最高道理”B15的心理图式。
神秘主义对未知世界的关注，令其注重描写感性世界和主体心理体验。作者在叙事中非常擅长运用各种物象词语来表达人物自我的内心独白和对超现实世界的体验与感知，以此形成了作品独特的艺术张力，即独具韵味的审美表现力和穿透力。这种依靠物象词语构建的独特审美力量，也为小说建构起一种具有深刻隐喻和奇诡象征的诗意。在小说的语言上，作者突出运用了通感、转喻、象征等手法，来增强作品的灵魂感应力和现实感应力，多层面地融合了自然、宇宙、历史、社会、人生的充沛意蕴，打通了在此世界与原始神秘世界的深层沟通。B16当美朗多青要离开贡玛土司时，土司说：“你把生命当做一碗清水来与我道别，我的挽留只好变成冰块放在肚子里了。”而当美朗多青因为母亲的决绝留下侍奉贡玛土司时，受伤后被包上草药的土司说：“我的伤口穿上了新衣裳。”最后，当美朗多青愿意担当土司的护卫队队长时，土司舒畅地说：“我心里的痛飞到云里去了。”还有匪首亚松迪果在大火中闻到同伴已被火焚烧的气味时，情人央美说：“你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他俩像石头一样把痛苦爆裂在体中。”小说中人物的这一类言说方式，被作者熟练地通过通感、转喻和象征表达出来，不仅充斥着叙述的灵性，在神秘主义的贯穿中，更突显出小说人物的非凡智慧。
泽仁达娃借助神秘的意象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感觉。他擅长调动各种知觉意象，搭配色彩、触觉和运动感以及诗意神奇的表述，发现普通事物所蕴含的生命力和爆发力。在小说表述中，听觉被“通感化”为立体性的视觉，如巫婆康珠神灵附体时，“任登喇嘛的讲解突然被巫婆飞速旋转起来的长发泼出的呼啸驱散”；视觉元素又累积在电影构图般的镜头语言之中，如美朗多青和阿朗的队伍在翻越折多山时，草坝、火蛇、帐篷、酥油灯、高僧、活佛喇嘛、扎巴、寺庙加持的护身符和护身盒、糖果、酥油、糌粑、烟草、奶酪、奶渣等祭祀品、《六字经》、蟒洞鼓号钹和唢呐等草原物象构建了一个神奇的隐喻性康巴世界，这些物象铺垫了小说发生的边地背景，也勾勒出浓郁的异域风情。
《雪山的话语》沉潜于康巴生活的征途，敏锐地触及了当下康巴藏族人精神生活的深处，实现了乡土主题与生命主题的对应同构、浑然一体，完成了一曲多声部的审美交响，审视并回答了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张扬、再造与重生。
注释：
①泽仁达娃：《雪山的话语》，《芳草》2012年第545期。
②⑤⑦李长中：《“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③王怀林：《寻找康巴来自香格里拉故乡的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④贺志富：《康巴民族文学的多元性》，《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
⑥斯大林对民族的界定倾向于把民族视为先天形成并且固定不变的人民共同体。这种观点在后现代语境中受到质疑，后现代视点使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民族是后天建构的产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把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
⑧⑨赵林云：《一部民族志式的〈边地奇书〉评江洋才让小说〈康巴方式〉》，《小说评论》2010年第12期。
⑩B11见浙江大学周保欣2004年学位论文《境遇与策略“文革”后中国当代小说苦难叙述研究》。
B12B13B14B16周保欣：《当代审美思潮中的神秘叙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B15马明奎：《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性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9期。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