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印象：1968年的达斡尔族作家苏莉目前定居通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任全国第九届青联委员，自治区第九届青联常委。1987年小说《红鸟》受到《上海文学》编辑张斤夫的肯定与赞赏，并在这份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让很多读者对这个年轻的达斡尔族女作家并引起关注。1988年参加西北民族学院作家班，1989年转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都让她眼界开阔，为日后的文学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幼受到故乡莫力达瓦浓厚的达斡尔文化滋养，发表了《旧屋》等作品，其中散文集《旧屋》获得2002年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同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索龙嘎文学特别荣誉奖等等。初次见面是在她家里，我们的拘谨在见到苏莉老师后烟消云散。她身着宽大的淡绿色衣裙，气质朴素淡雅，为我们摆上了两杯清新的茶。访谈在她的书房轻松地开始了，听她讲述她的写作思维、文化视野和艺术追求。其实在与苏老师见面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她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在聊天中更加深刻感受到她所经历的苦痛，然而始终洋溢在她脸上的微笑和言语中的从容，显示出的是她内心的强大和饱经风霜后的笃定。她饱满的精神世界提升了我们对文学价值和民族文化传承的看法：文学作品不一定要时髦畅销，但一定要有恒久的价值；民族文化传承也不一定要刻意和狭隘，但一定要宽容，为后世留下独特而有价值的东西。在文学道路上不断探索行进的她，为民族发声，全力以赴，希冀文字化成种子，落到众多读者的心扉，生根发芽。
采访者：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王晓悦、鸿格尔珠拉
受访者：达斡尔族作家苏莉
一、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与确立普世价值
王晓悦：在进行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时，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有怎样的思想历程？
苏莉：我觉得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既需要根植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也需要开阔眼界，到与自身的文化不一样的地方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会改变很多原来的理念与价值观，但是通过这种打碎后的重组，要比一直在原生态的状态更利于创作。如果一直在本民族都认可的价值体系中生存，会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意识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甚至还有点排斥，向往更大一统、更时尚的文化。尤其是年轻人，像1989年时的我，写小说就爱写什么咖啡馆呀，男女感情啦，自己还觉得挺时髦。1991年我从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回来后参加了莫力达瓦旗召开的一次“三少民族”笔会，当时《山西文学》的一位水准很高的编辑祝大同老师看完我的作品后说“你挺有才气，但没有自己”，当时我挺受打击的，又给他看了我去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写童年老家题材的作品，他看了之后说“这个才是你自己”，当时是对我赞不绝口。后来他在写那次笔会的一篇文章里还特意谈到我“……读了妹妹写的那些东西，让我惊诧，满纸散漫而绵密的感受，被她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写出来。后来她寄给我的那些作品，其中洋溢的天分同样被我的同事们赞叹。我想她应该有一个好的文学前程，因为她敏感聪慧还富有表现力。”
后来我一直在反思，我要写什么，要怎么写，往哪条路上走，这个过程挺痛苦的。1992到1993年，我几乎没写东西，磨出一个短篇小说《冬夜》，那时候25岁，像是一个对自己25岁生命的沉郁的总结。因为之前写的东西都是被否定的，整个过程有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991年写散文《旧屋》时我刚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回家，现在来看这部作品已经是我的代表作了，其实当时就是我的反思之作。《旧屋》写了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还有对自己民族和对自己的思考，也没想过最终能否发表，反正是顺着自己的想法就写出来了，长达一万字，也没有地方给我发表。后来就发表在《骏马》1991年第6期，当时的主编刘迁老师给我发了头条，冯苓植老师偶然看到后给予我很高评价，还热情地写了一封长信给《骏马》编辑部，我当时还处在苦闷中，在闭塞的莫力达瓦对此一无所知。后来经常听有些作家说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看起来真的是这样。《旧屋》这个作品开始逐渐发酵，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算是确立了自己在内蒙古文坛的地位吧，也奠定了我今后写作的方向，从此开始我只写莫力达瓦旗，写达斡尔族，回归到自己的民族里。确立了写作方向、写作风格后，写的就越来越顺，以后就开始写散文，一下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种表达方式。
即便如此，我写的也不像别的作家那么多，每年大概五六篇，一点点的、一个一个磨，在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寻找自我。一直这样不温不火的，因为90年代中国文化有那么一段低谷，不像80年代那么热烈，大家都转向了。而且这中间也有许多生活变故，1995年我和我爱人结婚来到通辽，生活一直也不顺利，工作、房子都没有着落，整个生活一团糟。而且我的作品对外界影响力较弱，我也主动追求这样一种像是封闭实则在自我成长的一段时间，读书写东西，我和通辽的文化界十几年里一直若即若离，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客居此地的达斡尔族作家，不想主动地融入，我觉得一个作家可能需要一段自我成长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时间。这期间，在远离故乡又与之保持一定联系的状态里，不像是原來深入其中那样，反而很多东西都豁然开朗了。在通辽，我写出了很多我创作生涯里相对重要的作品，如《牛的故事》《天使降临的夏天》《猎事遗歌》等等。这种状态对创作是有好处的，不被日常生活中的表象干扰，脱离它之后反而会让很多东西清晰起来，人在故乡生活的时候未必想得到的事物，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会受到刺激。比如我在老家吃苏子饼，我从来不会觉得这是个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会觉得它很日常化，不需要去格外述说。但是到通辽以后，这里没有苏子饼，有的时候就会想念，才明白，哦！原来这是我自己民族的东西，就会充满感情地描述它，很多作品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都会历历在目地活过来，写下来的时候就很顺畅。
而且我在写作时一直追求一种恒久价值，一直在寻找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我的价值观不是随着潮流走的。对文学品质中恒久价值的追求是我一直默默坚持和努力的方向。我当年写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读起来还会感动，没有那种过时的感觉。像二十五年前《旧屋》里写的东西现在对后辈们影响还很大，内蒙古民族大学有很多达斡尔族孩子，他们可能也像我当年一样，在本土生活的时候对自己的民族没有太多文化自觉，脱离自己原来的环境后也会有他们的自我寻找，他们之中有的孩子读到我的作品的时候就会流泪，有重新回到自己民族的感觉。因为我们民族没有文字，我的作品就算是给这个民族留下一点脚印吧，所以我想或许我的这点文字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未必是精彩的，也未必是影响力很大的，但是对于我自己的民族来说，它可能起到了一点点启蒙的作用，让自己的后代能反思自己的民族、回到自己的民族，然后为自己的民族发扬光大做出自己的贡献。孟晖也是达斡尔族作家，她曾经给我写书评的时候说“曾是原乡人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不可替代的意义，就在于为今天与未来提供了一个像巴尔加斯·略萨之类所不明白的体系……因此，他们也许写得不如巴尔加斯·略萨们华丽，但却可能在时间中被证实更加具有价值。”这大概就是我存在的价值了。好像是一种使命感，真的是这样，在当今社会，少数民族文化受到的冲击太大了，恐怕谁也无法阻拦这个进程，只能尽力留下些什么，说不定这是一颗小种子，哪一天让哪一个孩子看见了，在他心里忽然发芽了，然后激发他们来回溯自己。
鸿格尔珠拉：您对下一代青年作家，尤其少数民族作家有什么期许吗？
苏莉：我也没有资格期许吧，都是同路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和道路，这都无可厚非。但是说到少数民族作家，我是自动归属在自己的民族里，还是觉得要多为自己的民族考虑。不管走到哪一步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初衷，这样就好了。每个作家会有自己前进的方向与道路。
王晓悦：目前民族同化现象严重，达斡尔族也受到很大冲击，以后您要以什么样的方式保存并传承您自己民族的文化呢？
苏莉：写作的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用文字留住传统，尽量多写一些存留下来，因为我的祖先没有留下文字，那就从我开始，我也不知道文字最终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将来有谁能读到这些文字，并且产生一种民族归属感和亲切感，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小的贡献。所以我很致力于写我民族传统的日常化的东西，比如柳蒿芽、苏子饼、摇篮，但凡我能想到的我都想把它写出来，让它像火种一样留在那里。哪怕只点燃一个人，也算收获。正如孟晖在《消失的身影与坚持的身影》中所说的，“她们（指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不仅关涉个体经验，更为中国大地上百年来激烈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震荡留下了独特的见证……因为正是这些寂寞心灵的注视让人类对于一场巨变的感受趋于完整。”能够起到这样见证的作用在我就是有价值的。
鸿格尔珠拉：您在《没有文字的人生》中说对于达斡尔民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感到苦闷，那您对您民族文化问题怎么看？
苏莉：这个真的特别遗憾，对民族的情怀被激发后，自然想去寻找自己的根，但是发现没有可以依傍的典籍可做参照。比如蒙古族有《蒙古秘史》，想寻根的人随时可以进入，从中寻找自我并建构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我们达族就没有，七拼八凑的只能追溯到三百年前清朝的时候，甚至是在俄罗斯侵略咱们的史料中才能若隐若现地找到自己祖先的影子，很可悲。当时就想如果我的祖先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的记录一下，回溯的时候就能有一个根据了，这真是很遗憾的事。
二、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学意象
鸿格尔珠拉：您的处女作《红鸟》的意象代表的是一種美好的希望吗？还是什么呢？它的最深层的意义是怎样的？
苏莉：其实真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吧。当时我写这个作品时我父亲还活着，他是个酒鬼，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制造混乱，带来绝望感。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我同学的一段经历，我就写出来了。因为在我父亲的那个时代达斡尔族，尤其是“文革”时期受到很大冲击，所以他们特别苦闷。可因为没有那么高的文化，没有什么可排解的方法，不能把他们的那种郁闷抒发出来，最后就选择酗酒，变成了酒鬼，折磨家里人，让生活变得一团糟。写《红鸟》的时候我才19岁，高中刚毕业，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时代的问题，只是简单地想到父辈和少一辈的矛盾，当然也表达了一点和解的意思，其实还是挺局限的。
王晓悦：所以，在文中体现的是您对父辈委屈式生活方式的一种批判吗？
苏莉：嗯，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写我自己父亲不会被别人是说在污蔑自己的民族，否则如果我说达族大部分都是酒鬼，其他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只有写自己的父亲，完全是个人化的角度，别人无可指责。其实他们每个人读到后都会看到自己父亲的影子。中央民族大学的巴特宝音看了《旧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这部作品对他震动很大，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家丑不可外扬，总会把自己有缺陷的父亲描绘成勤劳善良的形象，他们都很忌讳这个，但是我写出来了。他就觉得很震撼。
王晓悦：在《尽善的勇气》中，您笔下的女性形象，宽容忍让，逆来顺受，这种形象是不是达族女性的专有特质，和民族文化有什么关系吗？
苏莉：可能真的和达族女性特点有关系，达族女性特别有担当。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她就是那样的人，虽然个子非常小，但是特别有主见特别宽容，我们小时候都觉得爸爸带给我们很多痛苦，就想着不要他了，但是我妈妈不会这样，在我有了十几年婚姻生活后才能理解她当时的伟大。哪怕现在我生活到这种地步，我爱人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这些年里，我一直都默默地扛着，我也是后来发现我身上就有我们民族的这种内在力量，在遇到事情之后一点点地被激发出来了。所以是在很感慨的情况下写出了这部作品。
三、追求恒久价值的“喃喃自语”
王晓悦：您在《旧屋》的后记中曾写到自己的写作“是在喃喃自语，并不特别渴望其他人都喜欢和静下心来倾听我的诉说……”您的写作只关乎心灵，和潮流无关，这点难能可贵，在当下文学商业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您能保持如此实属不易，可以结合这点谈一下您的文学观念吗？
苏莉：我能说出那段话也经历过一段痛苦的过程，人最开始都是有梦想的，都会想写出一篇作品能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得到一定的荣耀。但是从我自己的写作道路出发，实际上未必如此。我的作品大多会被《草原》《民族文学》等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杂志接纳、发表，而其他杂志并不一定会理解，甚至会退稿。这种打击其实挺多，就是无法理解你的作品，我当时苦闷于要不要为了迎合一些杂志的取向去写，比如猎奇的，要把民族奇特的一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民族并非如此，我的民族也很正常，只不过有性格独特的一面，生活方式不太一样，我不想用迎合他们的方式来诋毁自己的民族。后来我思考了很久，也就是我为什么有两年时间没写东西，我纠结的是，要坚持我自己最真实的写作，还是要改变自己迎合他们。最后我决定哪怕是喃喃自语，也不去迎合，保持自己。坚持自己这个过程很艰难、很不容易的，因为自己的感受是别人无法代替的，是只发生在我自己生命中的东西，整个心路历程完全是自发的，不受他人影响。所以十多万字的那本散文集《旧屋》都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出来的，当时都不能上流行杂志，也不能被流行语境认可，但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我最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放到《旧屋》这本小册子里时，大家就看到了它的价值，所以才能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说明自己曾经的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坚持的过程很无助很寂寞，但是最后还是很欣慰。只有真诚的表达才能被族人接纳。我哪怕走得很孤独，但是始终很笃定，总有一天会有人认可我的价值。现在我还是希望自己能保持初心，不受外界干扰，等待合适的契机付出自己全部的真诚写出一个东西。我不想乱写，一来怕糟蹋了题材，二来是对自己的写作有品质要求。
有时候写作不需要太急切，有的人急于往前赶，急于成名，急于被承认，也无可厚非，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他能马上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而我追求更恒久的价值，想让作品活得更长久。至于现世里我觉得活的过去就可以了，不一定获得多少荣耀，但是作品能够传世，大概是每个有野心的作家最深切的愿望吧。
鸿格尔珠拉：看您的作品《牛的故事》《火的样子》，觉得语言风格像少女一样可爱，您是怎么保持少女思维的，一个成年人做到这样挺不容易。
苏莉：是的，很不容易，真的需要自我保护，防止世俗生活对自己的影响，一定要保持孩童思维的内核，并时时把它激发出来，有的时候也会被遮蔽，尤其是在生活不顺利的时候会想妥协，想去从众，想媚俗讨好大家，一旦这样，这个东西就会像小火种一样熄灭了，那种独特就会被完全淹没。所以我觉得，要是想做一个有质感的作家就一定要保护好童年那种好奇心以及万物初开的感觉。这样日常生活中才经常会有神奇的力量被发现。
四、捕捉生活日常的女性写作
鸿格尔珠拉：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创作会有什么不同呢？
苏莉：我觉得女性角度可能会比男性作家更贴近地气，更贴近生活，对生活的质感了解得很细致，表达得更细腻。男性作家可能比較宏阔一些，很多生活细节，未必会像女性作家感受得那么深，所以女性作家表达的是看起来琐碎实则生机盎然的东西，是人间的气象。所以我也致力于表达充满人间气象的东西，我写火、面粉，这些都是最日常的，容易被人忽略的视而不见的东西，但是你如果真的发现它的与众不同，表达出来也是会令人震惊的。“人人心里有，人人笔下无”，司空见惯的东西最难写，化腐朽为神奇，能把非常日常的东西写出彩来是一个作家写作功力到达一定境界的体现。我现在正在承担的一个写作的项目叫“万物的样子”，是把比如篦子、毽子之类的容易被忽略的最日常的东西赋予一个新的发现，还会写咸菜、酱油等等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作家是否与他人不同，就看这个作家的笔下有没有或者能不能表达出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完整世界。
五、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与可能的创作转向
鸿格尔珠拉：您写过生活艰难，如《买房记》，但是又在好多作品中流露着乐观的态度，您是怎么在生活的困境下保持这种状态并将其带入创作中的？
苏莉：是一种创作规律吧，不适合在文章里抱怨，我也不想给人负能量，生活坎坷谁都能遇到，就看自己怎么面对，其实一开始在莫旗的时候，作为家里的老小，我不需要面对多少困难，一切都有我强大的姐姐们替我搞定。但是到通辽后，除了我爱人我举目无亲，没有任何依靠，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结果反倒锻炼了自己。经历了各种磨难没有被打垮，倒是更强大了。我现在不断反思生活，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样才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有情调。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王晓悦：以后您还会继续书写自己民族的题材吗，创作上会有什么转向吗？
苏莉：大概我的写作更包容一些了，也不完全写自己民族的，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久了，发现民族间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过程也很有趣，这个现象是不能被忽视的。我认识到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比如我写的《柳蒿芽》就是这种融合的过程，不能说它只是达族的，因为它现在已经被好多民族接受了，而且每个民族都在给它一些改变，这可能是每个民族自己文化的一个体现，柳蒿芽追根溯源对我们民族曾经并一直都很重要，是我们很深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乡愁对象。但是不能说只是我们民族人才吃的，如果只强调自己的民族就太狭隘了。我现在越来越看重这种包容性，我把自己的民族镶嵌到里面而不是独立出来。人真的需要经常生活在一个异质文化中，这样才会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反观，不会一直在自己的角落里看世界，那样是不准确的、狭隘的，我反对那样狭隘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