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杨义先生的新著《论语还原》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他继四种“先秦诸子还原”系列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为此，澳门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在5月22日联合举行一次作品研讨会。
开会的前一晚，杨义的学生冷川打电话来，叮嘱我明天一定要到会，并且一定要发言。我说，我对孔子之学所知甚少，千万不敢班门弄斧。但对方说，对于杨义，恐怕很少有人比你了解更多呀！你不妨少谈些孔子，多谈些杨义。他这样一讲，我便推辞不得。
第二天，在研讨会上，我重点介绍了杨义四十年来的学术道路。我说他差不多每十年要转移一个学术领域，从鲁迅研究开始，到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然后是古代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诗学和古典文学的“大文学史”研究，进而到“还原”先秦诸子，最后直抵孔子之学。这一条路径，令人颇有些眼花缭乱。我说，一般人做学问，切忌四处刨坑，却浅尝辄止，坑坑不见水。但杨义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他每刨一个坑，都打成一口深井。这足以令人称奇。
几天以后，我的这番话，被多家媒体引用，作为对杨义治学的概括。但是事后，我发现自己总结得远远不够。
一
在我看来，杨义先生作为当代学人，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他的学问显露出的大家气象，在同一代学者中十分罕见。
不错，他现在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曾长期担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近年来被澳门大学聘为讲座教授。名衔不算少了。但是，虚衔并不能说明问题。学者毕竟是要以著作说话的。
他从“文革”后开始进入学术领域，不到四十年，编著不算，个人原创的研究性著作已达52种之多，一千多万字。有人开玩笑说，“著作等身”这个词最不适合杨义，因为他的个子不高，而著作每一本都很厚。
著作高产原本就不易，更为难得的是高质量。
他的成名作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150万字的皇皇巨著，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著名学者王瑶认为该书“体大思精，多有创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认为该书是“近几十年来最有突破性、最有见解的文学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称作者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须知当时杨义只是刚满四十岁的年轻学者，以一人之力治一部大型史书，用褒义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用贬义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因为那时，同类的著作，通常是由老教授领着一批年轻学者，分工合作集体著书。他们是在“编写”文学史，而非“独著”。所以，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看到这部著作以后，才会感慨地说，“杨义一个人做了一个研究所的工作”。随着这部著作一再获得各种大奖，杨义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
如果说，杨义的学术研究到此为止，他已不失为当代的杰出学者。但是，他此后二十多年，不断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拓展，所取得的成果，一次次令人刮目相看。
1990年以后，杨义开始贯通古今的学术研究，先是致力于古典小说理论，继而又进入诗学领域。大约用了十年时间，他写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李杜诗学》、《楚辞诗学》等著作，深受好评。令大家诧异的是，杨义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古典文学专家？要知道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是两个相距遥远的领域，隔行如隔山呢。所以不知情的海外学者甚而怀疑，中国是不是有两个杨义，一个搞古典，一个搞现代？
在追述了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之后，杨义出版了《中国叙事学》，这是他以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为本，参照西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这样的著作，既是填补了中国文艺理论的空白，同时又建立起中国和西方文艺理论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难怪他将此书的核心内容拿到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做交流，结果他的演讲十分轰动，引起当地学者极大兴趣，被称之为有关中国文学的“经典演讲”。的确，这样的“走出去”，过去不曾有人做到。
下一个十年，杨义显示出了更大的气魄。因为担任了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研究所的所长，使他的眼界进一步放开。他大胆提出了一个“大文学”概念，并身体力行。所谓“大文学”，便是在文学史纵向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根横轴，使研究时空立体化。
在杨义看来，我国的文学研究，需要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概念下整合。虽然百多年来，这张地图不断有人在“绘”，但“绘”出的图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汉民族的书面文学史。这张地图忽略了多民族、多地域、多形态的历史实际。所以要“重绘”。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已经从“杂文学观”发展为“纯文学观”，但现在应该向“大文学观”过渡。
“重绘”，就是要写出超越民族、地域局限，同时超越雅俗、包含对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研究的文学史，同时，这部文学史要用“图志”的形式表现，因为图文互动互证，将进一步丰富著作的内涵。于是，他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五卷本列入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
五卷本中，他首先出版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元代卷》。明眼人一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和以往的文学史写法有多大的不同。这真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研究模式。为什么要先出版这一卷？显然是因为这一卷的内容特别能体现“大文学观”。
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突破自然很多。不仅过去无人问津的问题受到关注，譬如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被放到聚光灯下，前者的“胡化”和后者的“汉化”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且，这样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掘了中国文学的宝库。
例如，西方学者常以他们拥有荷马史诗等古代大型文学史诗为骄傲，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史诗创作，黑格尔的《美学》第三卷里，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仅仅考察汉民族的古代文学，结果的确是这样。但是一旦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视野，杨义发现，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这三大史诗，足以证明，中国并不缺乏史诗创作的文学实绩和传统。这便是登高远眺的效果了。如果没有更上一层楼的视野，那么无论你怎样横看成岭侧成峰，也是看不到全局的。杨义的高度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