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贵州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为12BZW136。
摘 要：贵州毕节大屯彝族余氏土司家族作家群的形成及衰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其诗文创作及其相关背景、价值与意义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窥见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潮与文学嬗变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刻影响，可为地域文学史建构提供视角和方法，亦可拓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彝族；土司；作家群；价值与意义
作者简介：周凌玉，女，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2-0-02
一、彝族余氏土司家族作家群的研究现状
从十九世纪初到20世纪初，百余年间，贵州毕节大屯彝族余氏土司家族各代一共出了七、八位文人、诗人，分别是：余人瑞、余家驹、余珍、余昭、安履贞、余象仪、余若瑔，诗文著述多达近百卷。其中以余昭、安履贞和余若瑔成就最高。余昭著有《大山诗草》三卷， 还编著了《叙永万志稿》和《土司源流考》；其妻安氏系盐仓土府后裔，时人称为乌撒奇女，诗文亦不在余昭之下，诗集《园灵阁遗草》曾为史家所关注；余若瑔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又做过民国初年贵州的地方官员，通晓彝、汉、日三种文字，著有《罂石精舍文集》四卷、《蠖盦拾尘录》两卷、《且兰考》四卷、《㥞雅堂诗集》十四卷等，是近代著名诗人，又是彝族第一个法学家。余氏文人全都出自毕节大屯彝族土司庄园，这里是黔、滇、川三省交界的乌蒙腹地，又是历史上彝族土司统治的核心区域，明朝曾在这里建地方政权“贵州宣慰司”，史称“水西安氏”，著名的奢香夫人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大屯彝族余氏土司庄园距毕节市东北方向约100公里，因交通不便而鲜为人知（90年代才通乡村公路）。1988 年，余氏庄园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贵州毕节大屯彝族余氏土司家族作家群，最早见于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的简括记载。国内外对这个作家群的相关研究，实际肇始于上一世纪20、30年代，由于民国初期余氏家族中的余若瑔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又曾被选为贵州省立法院议员和临时副议长，加之通晓彝、汉、日三种文字，能赋诗作文，在近代贵州文人中有较高知名度。最早对余氏文人的关注即是由余若瑔而引起的。但当时的所谓研究，其实是三多三少：介绍多，研究少，关注个别成员多（主要是余若瑔），关注整体家族少，从余若瑔个人经历（主要从政治与法律方面）及其家庭历史着眼多，从文化与文学研究角度着眼少。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由于余氏家族的土司背景，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连介绍性的文字都几乎没有了。对余氏作家的真正的研究，重新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此时的研究，又一度集中在历史方面，文化与文学方面的研究至为薄弱，九十年代以后，情况才稍有改变。
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西南少数民族素以口传文学发达著称，而作家文学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彝族虽然有自己的文字，并有大量的古籍文献留存，包括丰富的史论、诗论、文论及天文、地理、医学、谱牒、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工艺技术、哲学伦理、医学病理、巫术卜咒等论著，但就文学而言，也主要还是毕摩经籍文学，而对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以土司家族为中心而形成的作家群及其创作，则向来研究不够。近十余年来，受多元文化理论的诸多影响，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关注日渐增多，但也仅可算作开端，对少数民族土司家族的作家集团乃至所谓土司文学的研究，更是鲜有进展，其中又尤以彝族作家文学为甚。左余堂、李力主编的两种彝族文学史专著对大屯余氏作家要么没有介绍，要么就是介绍得非常简略。郎樱等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基本不涉及这一块。刘亚虎、罗汉田、邓敏文分头撰著的三卷本《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在元明清卷（罗汉田著）终于有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文学的交代，认为在明清两代，在诗文创作上较有成就的是少数民族土司，但著者所开列的名单，仅见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云南姚州彝族高氏土司、云南宁州彝族禄氏土司、湖北容美土家族田氏土司、四川酉阳土家族冉氏土司，完全没有留意贵州毕节大屯的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与前几种著作大体一样，也将各个历史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列为单章或单节论述，难得的是，这部著作提到了毕节大屯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在第五卷，用数百字对余氏土司作家群几位成员的创作有所介绍。但这部书显然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所谓西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其实就是以南中大姓、大家族或者直接就是以世袭的土司家族为基础而形成的，这样的忽略，必然导致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有所不见。以上几种是近十余年国内比较权威的文学史著述，除此而外，近一二十年还有一些专著或论文，但这些研究对毕节大屯彝族余氏一门同样所涉甚少。贵州学者的研究，如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史继忠的《毕节大屯土司庄园》、戴明贤的《彝族杰士余达父》、吴正光的《大屯彝族土司庄园》、邹芝桦的《走进大屯土司庄园》等，对余氏土司家族作家都有关注，但不仅相当简括，并且只涉及余若瑔一人。近两年来毕节学院母进炎等，对余氏作家的诗歌创作特色有所关注，但所论也不够深入，尤其缺少对家族群体特征的系统研究和总体把握。因此，对彝族余氏土司家族作家群的研究存在着极大的空间，有待学术界的深入探讨，具体表现为：其一，通过对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其诗文创作的价值取向、成就和特色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有助于窥见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潮与文学嬗变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刻影响，有助于探析少数民族家族作家群在民族地区现代性诉求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所具有的特点；其二，对贵州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的深入研究可为地域文学史、中华民族文学史建构提供视角和方法，可为贵州文化发展建设提供有代表性的个案分析；其三，围绕余氏家族作家群的诗文创作研究，向彝族文学史和土司文学方面的展开，可拓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从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意义。
二、历史蕴含与亟待拓展的研究空间
余氏家族作家群的形成，涉及明清两代羁縻政治、改土归流等背景，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屯土司的兴衰。关于这个家族的命运，据笔者粗略考查，历史上曾有过两次重大转折，首次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永宁宣抚使奢效忠病故，因承袭之事引发家族内部相互仇杀，家族的内乱又招致灾祸，总兵郭成、参将马呈文觊觎奢氏财物，乘机率兵深入，将奢氏九世所积财物，扫掠一空，事后朝廷却只略加惩戒，从此造成了奢氏与朝廷的积怨。天启元年，朝廷下诏征调永宁土兵援辽，抗击后金，但又扣发粮饷、汰其老弱，激起兵变，终于在明末天启至崇祯年间，爆发了以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和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为首的联合反明战争，奢安战死，反明斗争被镇压下去，永宁宣抚使司管辖下的十八“则溪”之地，全部改土归流。奢崇明死后，其长子奢寅被刺军中，次子奢辰改姓为余，取名保寿，隐迹今贵州毕节、金沙接界处卧泥河，其后裔即今毕节大屯余氏一门，此为余氏家族第一次命运之变。余氏家族命运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发生在清朝末年，光绪甲辰、乙已（1904至1905）年间，赵尔丰任永宁道，出兵镇压古蔺苗沟等地无辜群众，调余若煌（余若瑔之兄）为襄办员，赵尔丰生性残暴，余若煌不愿与之共事，以母病辞委，后被寻隙陷之永宁狱中，判处永远监禁，抄没家产，这对余氏家族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为避祸端，家族成员的活动更为低调，由此甚至远赴日本，1906年余若瑔因救兄无策，带着余若煌的两个儿子余祥辉、余祥炘以及自己的儿子余祥桐背井离乡，去往日本，“壮年负笈走倭京，法政钻研想治平”[1]，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漂泊与求学。
可见，余氏作家群的形成历经几代，不仅关联着大屯土司的兴衰，而且曲折地反映着明清中央政权与贵州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余氏几代文人的命运，不仅有与中原文化亲近、龃龉的原因，也有历经劫难、无心做官而沉迷诗文的避祸动机。对大屯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历史的追溯，不仅可以勾勒贵州乃至四川、云南少数民族文人的心灵史、命运史、精神史、性格史，而且可以探询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某些特征和规律。尤其重要的是，从改土归流后西南土司文化衰落的角度，去描述彝族土司世家文人集团和作家群的命运沉浮，还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其中蕴含着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嬗变得丰富信息。
从十九世纪初余家驹到二十世纪初余若瑔，余氏一门有各类著述近百卷传世，其中各体诗词数千首，散文数十卷，对余氏作家群及其作品，不仅从未有过系统的研究评价，而且缺乏细致的归纳整理。因此在对余氏一门的诗文创作进行全面归纳整理的基础上，我认为可从四方面展开对余氏文人创作的评价和研究。
其一，对余氏作家群创作共性和个性的研究。余氏土司有自己的兴衰历史，余氏文人大都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因而解读其作品是走近其心灵的必要前提，这种解读的重点和难点是：既要注重个体差异，也要立足于家族盛衰的情感共性。例如，在余氏作家群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余若瑔，有着和余家驹、余珍、余昭一样深厚的民族情怀、一样跌宕的家族盛衰之感，但他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历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亲历了清朝末年家族中的重大变故，并因此而远走异国他乡，留日归来却又报国无门，流落京沪……凡此种种，使余若瑔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真挚的爱国情怀，同时又处处不能忘怀彝家的亲情故土，所以其诗作呈现出与余氏其他诗人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那就是沉郁、含蓄、忧愤、深邃。再譬如安履珍，她是毕节大屯余氏作家群中最早的女诗人，其先世为彝族德布氏乌撒盐仓土府后裔，系乌撒八大部首目总几家支的阿克土目。表面看来，她自幼生长在官宦富贵之家，19岁嫁与余昭，婚后夫妻情趣相投，琴瑟和鸣，余昭又受钦赐花翎直隶州知州，为后补知府，生活境遇似乎一直不错，其实，“自改土归流以来，土目辖境的封建领主经济日趋没落崩溃。地方流官与外族豪民相互勾结，挑衅仇杀，兴讼冤狱，侵吞土目家产，兼并土地。”[2]安履珍实际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乱、动荡，且政治经济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年代，她曾在其诗歌中描述过其家庭屡遭磨难的境况：“十七樱家难，兄弟遭冤奇，十八家被毁，兄逃母受羁。时复愤欲绝，谋欲诉丹墀”[3]。看似富裕悠闲的生活，隐藏着巨大的痛与伤，所以安履珍的诗作既有女性笔下特有的温柔、清新之感，更有土司之女的感伤、悲愤之情，她的诗作直抒胸臆，感情真挚，在余氏作家群中独具个性魅力。
其二，对余氏作家群诗文的解读，不仅要联系近现代主流文学发展的历史，而且还需要联系贵州地域文学的背景，即在贵州这样一个地处边远的省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之形成，与其诗文创作的审美追求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认为：通过对彝族余氏作家群作品的解读，可把握贵州地域文学的某些内涵和特质，同时还可对贵州文学的历史传统加深了解。例如，清末贵州出过几位有影响的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郑珍和莫友芝。著名学者汪辟疆等甚至将郑、莫视为“宋诗体”的代表人物，有过清季诗歌“王气在夜郎”的较高评价。余若瑔对郑珍的诗歌创作极其推崇，曾有过极高的评价。他的沉郁、含蓄、忧愤、深邃，明显可看到贵州诗人那种一以贯之的精神联系。
其三，余氏作家群诗文创作在彝族文学史上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在西南诸民族中，彝族不仅有自己的文字，而且经籍和诗学极为发达。大屯余氏作家群的诗文虽属非母语创作，但其中的民族文化浸润也是有迹可寻的，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由于缺乏积累而具有相当难度，但联系彝族古代典籍所论述的三段诗、五言诗形式，以及彝族的毕摩文化来进行解读，也是亟待拓展的研究空间。
最后，余氏作家群与西南土司文学的关联性亦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土司文学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其特点表现在文人身份的世家性（或家族性）、诗文题材的特殊性，以及汉化程度较高等方面。目前，西南土司文化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土司学”在学界已呈呼之欲出之势，土司文学也日益引起关注。其实土司文学的基础乃是土司文人的集团化、民族化与区域化，应联系有代表性的土司作家群，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尤其需要在不同土司文化间展开比较，才能将土司文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是典型个案的解读。所谓余氏作家群与西南土司文学的关联性即是：第一，拓宽视野，联系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制度与土司文化，西方庄园和领主制度的兴衰，考察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第二，发掘和扩大史料来源，将余氏土司作家群的诗文创作，置于西南土司文化的大背景上，在彝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土司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展开比较，以探讨不同民族土司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规律、特点和影响。
参考文献：
[1] 余达父：㥞雅堂诗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 余宏模：大山诗草.前言[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3] 余昭 安履珍：大山诗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