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之所以选择“转型期中国文学与边缘区域及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研究”这一题目,与其说是发现了许多实质性的本土多元文化和文学互动的实例,还不如说是因为看到了转型期中国文学①现实中所存在的严重的文化隔膜,看到主流文学②对边缘区域文学尤其是对少数族裔③文学严重的漠视,因而想去仔细地去倾听那些被主流的喧嚷所淹没了的边缘之音,想通过切实的研究来提醒主流文学和文化对边缘区域、少数族裔文学的关注。但是当我一步步地深入那宽广而复杂的转型期中国文学—场域后,就愈来愈深刻地感到,中国多族群、跨地域、多样性的文学,的确是在“寻找”这个共同的主题下,发生着盲动的碰撞和切切实实的命运互动。而对这种互动的多方面、多角度、纵深性的考察,就构成了本研究所欲考察的基本内容。这一考察,不仅是要揭示转型期中国文学本土多元文化、多族群文化间互动关系的表现、特质,更是想从中找寻之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关系建构的启示,从而为中国本土多族群、跨地域文化的良性互动,搭建一个弹性、流动但又符合实际的平台。我知道这启示、这种平台的寻找,不要说不可能由单个人来完成,而且很可能是浪漫、甚至是乌托邦性的。然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共同的,哪怕是浪漫而乌托邦的梦想,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符合实际的、并具有生命力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国家分裂、民族冲突的危险,就将梦魇般地压在我们心头,始终威胁着中华民族。所以,我更愿意把我所从事的这项研究、这个工作,看做是是一种召唤,视为搭建一种民族共识平台的努力。
(一)
就“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互动关系研究”这一主题来说,本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汉族文学、各少数族裔文学、文化中心地区的文学、边缘地区的文学等等。只有通过对各不同文学、文化板块间的深入细致的对照研究,才有可能真正触摸到转型期中国文学多元文化碰撞、互动的脉动。这是进行研究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就我的具体研究来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聚集于不同的少数族裔文学上,对于汉族主流文学则着墨较少。这并不意味着我违反了上述研究原则。之所以将精力和笔墨主要集中于少数族裔文学,是因为汉族主流文学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以“中国文学”的名义,进行过多年深入的研究了,并不需要再去耗费过多的精力。主流文学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中国多族群文化关系视角的缺失,因此我对主流文学的关注,也主要在于对于这一缺陷的克服。但是中华多族群的文学互动,并不是各族群文学、文化自觉的实践,相反,长期以来少数族裔文学一直被主流文学所忽视、抑制,转型期少数族裔文学也主要是按照自身文化认同的方向前行,因此我们难以从主流文学那里发现转型期中国文学的跨地域、多文化的情况,我们必须将研究的重点定位于少数族裔文学,去努力去敞开被主流文学所遮蔽的多样的文学、文化景观。
但是我所进行的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我并不是从简单的“民族身份”出发,去研究某某族的文学或总体的少数族裔文学,而是始终把不同的少数族裔文学及某些边缘区域文学放置在转型期中国这一整体语境下进行讨论。因此,我的研究既是对被遮蔽的少数族裔文学的敞开,更是对它们彼此间、它们与主流文学间的比较研究,从而努力揭示转型期中国文学多元文化碰撞、互动的现状。
(二)
众所周知,任何有意义的工作,都不会是简单容易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而我所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呢?
首先是现有相关研究基础相当薄弱。具体而言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汉语主流文学界的傲慢与自大;少数民族文学界本身研究的不足;文化批评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
汉语主流文学界对于边缘文化的漠视,为时久矣。这虽然有汉族人口比例极高、汉文化过于强势的客观原因,使得具体的研究者往往难以穿越主流文化和文学的遮蔽,去接近、倾听兄弟族群和边缘地区的声音。但更重要的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傲慢心态,它往往都不被自觉意识。在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学时期,虽然文学受到严重的政治束缚,虽然少数族裔文学也被严格地束缚于国家社会主义文学的框架之中,但文学掌控者至少还是非常重视、关心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注重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建设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不仅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和研究期刊,会专门辟出版面发表相关的作品和研究文章,而且像茅盾、冯牧等文学界的高级领导,还身体力行地亲自关心少数族裔作家的成长,甚至系统地追踪研读一些少数族裔作家作品④。也就是说,那时国家文学中的多族群、跨地域之间的互动,相对还是较为自觉、直接的。
然而再来看看当下的情况。以当今文学界比较重要的体制或半体制的研究类杂志来说,如《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天涯》等,还有多少文章是关于少数族裔文学或边疆地区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几乎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壁垒,少数族裔文学的文章,似乎基本就只能在《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及其他民族院校或民族地区的刊物上刊载,若想发表在其他类型杂志上,尤其是主流期刊上则相当困难;而除了少数族裔文学的研究者,其他的人又很少去阅读这类刊物,对于他们来说它们似乎也就不存在。当然,有人会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一定说明主流文坛真的就比“十七年”时期傲慢,而恰恰说明现在政治对文学管制的放松,人们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是文学自由和自动分层的表现。这样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联想到90年代以来,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大陆的发热,联想到已成为时尚了的边缘自居的态度,显然主流文学界就无法逃脱傲慢之嫌。许许多多先锋或前沿批评家,一方面可以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什么边缘、民间,另一方面又可以视而不见那些横在自己面前的少数族裔作家和作品。当他们以中国的名义去总结、发言时,将一些本来无法绕开的族裔文学现象统统pass到一边时,竟然可以不加以任何说明,仿佛那些都是无法看见的透明物。如果实在绕不开,他们也可能不由自主地进行曲解性的解读。即便是非曲解性的解读,也往往是附缀性且相当不准确的;这种附缀性在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和文学领域,早在50年代起就开始建构,而且近三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可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仍然没有找到如何将她有机地纳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途径,基本还是在原地踏步⑤。这与女性文学、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等在主流文学领域中的走红相对照,显得尤其突出。所以说,主流文坛对待少数族裔文学,不仅忽略、盲视,而且是傲慢的。
与主流文坛的傲慢与忽视不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对于“自己作家”的创作,自然是非常重视的,正是由于有了他们长期不懈的努力,才使得丰富的转型期少数族裔的文学创作,得到了较全面的介绍与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⑥。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基础,还相当薄弱,至少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前,整个当代少数族裔文学研究,无论是宏观理论的研究和整体把握,还是微观的具体批评,除个别的研究成果外,总体来说都是相当薄弱的,还难给后来者提供足够的支撑⑦。
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相关研究,出现得很早⑧也不时受到关注,表面上看去,甚至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⑨。但是各种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还没有提高到对本土文学的多族群、跨地域、跨文化内在关系的揭示上,不少研究还没有摆脱地域文化与文学表现之间循环互证研究的模式。因此,若想将本土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引向新的境界,就必须突破上述研究的束缚。
但是这种突破,首先要面对一个重大的理论困境,即与现实文化场域复杂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文化双重性”的问题。
赛义德⑩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开篇不久就区分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一是指“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等等活动。这些活动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它们通常以美学的形式存在,主要目的之一是娱乐。当然,其中既有关于遥远的世界的传说,也有人种学、历史编纂学、哲学、社会学和文学史等等深奥学科的知识”。二是指“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带有排外性的”、作为“身份来源”的文化。“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11)赛义德是从第二个方面进行讨论的。这种取向,固然与其解构西方文化霸权、追求解放的立场直接相关,但却也有着西方文学经典化的历史基础。也就是说在赛义德操起文化批评的解剖刀之前,西方文学已经得到了充分艺术性的接受,它不仅是西方的经典,而且实际也成为世界的经典。而转型期少数族裔文学则既被汉语主流文化圈长期漠视,在少数族文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艺术阐释,因此,如果我们将研究的重心首先放在文化批评性的解读上,就可能继续压抑、遮蔽远未真正展现的转型期少数族裔文学的艺术品性,其情形很可能会类似于以政治解读取代或抑制艺术解读。
这不仅是解读客观效果上的文化批评性压倒艺术性的问题,而且很可能在一开始,就落入了现实中存在的“民族文化特性”的误区。就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看,现有的对于边缘区域、少数族裔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一种文化性质上。但是众多的解读者往往将少数族裔作家视为“民族文化”的再现者、代言人,而忽视了他们首先是一个个的具体的作家、诗人、小说家,他们是通过个人的文学努力,来达到与本族群文化传统对话的目的。尤其是考虑到转型期少数族裔写作与汉族主流写作起步之初的共同前提(即告别、反叛传统的当代政治化文学),也可以肯定少数族裔作家自然会将文学艺术性的追求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因此,过多地去关注少数族裔写作的文化特征,就很可能既取消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个体性,而且很容易会以所谓“某某族”文化的名义,将具体作家的写作肢解得七零八碎,重组为一些似是而非的形式。由此,少数族裔写作所具有的艺术性、丰富性、多样性,也就会被遮蔽(12)。
至于文化的第二重意识形态视野的分析,由于其特有的敏感性,一般人不愿去碰它,这方面的缺陷甚至比相关作品艺术研究的不足更严重。但是自中华多民族共存格局形成的那天起,不同族群文化之间、国家主导族群文化与少数族群文化之间的冲突、互动就存在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们有着不同的表现。尤其是转型期少数族群“民族意识”的复苏、少数族群文学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位认同”方向的发展,都带有着对于主流汉族文学和文化的明显冲击。因此第二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视野的分析,就是无法回避的。然而,虽然汉族主流文学(文化)与少数族裔文学(文化)的相互情况,与后殖民主义性质的东方/西方的文学(文化)关系,有着一定程度的类似性,但两者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能够、也没有理由简单地进行照搬。所以,从什么立场出发、在什么程度上、在何种具体的操作上如何援引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就是非常复杂的。
(三)
鉴于上述情况,开展转型期文学本土多元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就必须破除简单化的思维习惯。一是要破除二元对立思维。虽然我们的考察,大致划分出来了汉族主流文学和少数族裔边缘文学两块,但是这样的划分是相对的,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少数族裔文学,都非铁板一块,无论是两个文学板块内部的构成还是两个板块之间,都具存在相当的混杂、交错。因此,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我们不仅要关注两个板块之间的较为整体性的关系,也要关注整体中的个别性、差异性、分散性。比如说,转型期少数族裔诗歌,表现出了重构“民族-文化地理空间”的一致性,但是在彝族诗派那里,神圣的民族-文化地理空间的文化排斥性,远没有藏族诗歌那样强烈,而藏族诗歌所建构的民族朝圣之旅的民族-文化地理空间,就带有很强的族裔文化冲击性。不同族群的文学存在差异,就是同一族群、同一文学群体中,也是同中有异的。比如彝族诗派中,诗人阿彝与其同辈诗人对于彝文化态度的差别。再如“民族意识”在扎西达娃、阿来那里与伊丹才让、唯色等人之间的差异。只有充分关注到了里里外外、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的考察才有可能是较准确、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才有可能拆解(或松动)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避免走向促进各族群文学和文化更好互动之目的的反面。
二是要注意克服对少数族裔文学文化比附性的解读习惯,真正着眼于具体写作与文化的建构性关系。熟悉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很多人在解读某一作家的文本时,经常喜欢在这个作家的族属与文本内容之间寻找对应性,不是说某某民族的文化反映在某某作家的作品中,就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表现了某某民族的文化。这种按图索骥式的解读,不仅简单地在族裔作家的写作与族裔文化之间画上了等号,犯了文化本质主义和反映论的毛病,而且这种解读往往是想当然的,往往挖掘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民族文化的特色”,但却放逐了真正富有意味的文本结构意义的挖掘,反倒是割断了具体文本与现实的联系。
三是要既克服研究中的政治怯懦性,同时又要高度审慎,尽量避免文化误会和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在这一方面,需要有坚持客观性的勇气。具体而言就是,无论是面对主流文化还是面对少数族裔文化,都要尽力去追求真实性,勇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既不为主流一方涂脂抹粉,掩饰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回避非主流一方所存在的问题。这样说似乎是很容易,但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它既需要勇气,也需要审慎、见识和智慧。
四是“文化中介者位置”的选择。对于汉族研究者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随时提醒自己注意汉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在没有认真倾听少数族裔的声音之前,决不轻易去发言,应该时刻牢记倾听与敞开的重要性。在进行分析、判断时,要注意尽量避免特殊标准普遍化的问题。特殊标准普遍化的问题,既主要表现为以汉族主流文学、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少数族裔的文学、文化现象,也表现为以所谓普遍的族裔文化、文学标准,去套生动、复杂、具体的文学现象。但这样说,并非是主张标准的彻底相对性和不承认任何普遍标准的存在。我们姑且不去说什么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抽象道理,每个作家,作为人、作家、某一族群的人、中国人,转型期中国语境的共同性、国家安定族群和谐的共同目标等等,都决定了普遍性的存在与必要。所以我们在进行相关问题、相关现象的分析、判断时,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相对性的关系,不要掉入任何绝对的一方。既要警惕汉族中心主义,还要警惕不自觉的与汉族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对少数族裔的同情心。一方面,这种同情心往往可能带有不自觉的强势文化的优越性,而不是真正平等的文化关系体之间的理解与被理解、体谅与同情;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要以少数族裔利益的代言者的身份发言,(这通常发生在那些从事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汉族研究者那里)这种发言,表面上看去似乎很公正,具有开阔的文化胸怀,但实际上却是很可疑的。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谁让我们代言,谁允许我们代言,我们是否有权利、有能力、有资格代言?当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代言人的立场发言时,是否已经就陷入了整体化、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中?其实一个真正的文学、文化研究者,无论其文化身份如何,他/她都不应该至少不能只是作为某一方的代言人,他/她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中间人、中介者、桥梁、信使。
这里的文化中介者位置,也意味着学科中介者的位置。前面已经交代过,我的考察的对象多选自少数族裔文学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长期以来都被主流文学严重漠视、抑制,所以,如果不首先下功夫考察少数族裔文学,弄不清它们的具体情况,那么把握转型期中国文学多元文化互动状况的目的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我所进行的研究,不同于传统汉族主流文化的当代文学研究,也不同于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这种不同既来自方法论的差异,更深层地根基于位置的选择。文化现实中严重存在的主流文学的傲慢,固然主要原因来自主流文学那里,但也与少数族裔文学自身不无关系。比如,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都与主流文学批评处于壑深壁垒的状态,但究竟有多少具体的文学研究者,真正脚踏实地努力去尝试冲破这壁垒的封锁?当然有这样的尝试者存在,但不能不遗憾地说,从绝大多数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大家都是在原有的圈子里打转,满足于按既有的套路去思考、撰文。这样做的结果,实质上就是承认了文化壁垒的合法性,并以自己的行为维护、巩固着这一文化壁垒。因此,如果我们要取中介者的文化身份,那么相应也要同时摆脱传统“当代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划分,打破两者的学科分界,努力开拓中国文学的“第三空间”(13)。
五是要慎重地看待研究对象“代表性”的问题。我的研究是指向整个中国大陆转型期的跨族群、跨文化的关系,就理想而言,研究所要涵盖的应该是整个大陆的各相关方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加以选择,找出有代表性的现象,进行个案研究。但是我不是从纯粹的原点开始进行个案的选择与研究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进行的,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展开的,而这个基础又是相当薄弱、不可靠的。这就要求我对现存公认的代表性的现象持审慎的态度,不要轻易地根据已有的评论,就将它们作为代表现象来看待。但是审慎的态度还远远不够,为了突破现有薄弱研究基础的束缚,我就要尽可能地扩大观察面。比如尽可能多地阅读不同族群的材料,不轻易用某一个族群的情况,来替代整个少数族裔文学和文化。另外,也要尽可能广泛地阅读某一族群内部的材料,从而更加准确、全面地把握某一族群文学、文化的复杂情况。这也就要求我们去做许多挖掘原始材料的工作,让自己尽可能地贴近丰富繁杂的现象域。而这一点,正是转型期文学多元文化互动关系研究得以真正展开的前提。换言之就是,要通过这一工作来重建或强化研究基础。
六还要明确认识观察视角或出发点的问题。我的研究,无论多么强调客观、公正、全面,都不得不从特定的角度切入,从特定的视野出发,站在特定的位置观察,这很可能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我会看到什么,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说明我所追求的客观性,是相对的。同理,虽然我的目的是想拨开主流文化之罩,敞开宽广的文学、文化互动之场域,但是我的具体研究、甚至于问题的发现与设置,往往都是从主流文学或文化现象开始的,它们既是我所欲质疑、冲破、解构的对象,同时又是我考察的出发点、对照物。但是,我的工作重心,并不聚焦于主流文学、文化现象上,而是更多地聚焦于少数族裔文学现象上。因此,我的研究可以说是:穿过主流文学中的主潮现象,去倾听、去观察那些被遮蔽了的复杂多样的少数族裔的声音、现象,通过对它们的明晰的敞亮,从而敞开被遮蔽了的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样性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这一切穿越、倾听、观察、敞开,都不是单纯地批判、解构,而是朝向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有机多元一体关系的建构。这是我的最根本的立场、出发点和目标。正是这一目标,让我同各种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分裂主义划清了界线,将我们置身于危险而又宽广的多元文化和谐建构者的位置。■
【注释】
①“转型期”指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历史。“中国文学”应该包括所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文学,但是由于语言的限制,本书中所谓的“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基本只包括汉语写作,而且考察的范围,也只局限于中国大陆文学。
② 本文大多数情况下,“主流”与“边缘”是相对于汉族文学(化)与少数族裔文学(化)而言;但有时,也指汉族文学范围中的中心区域文学与边缘区域文学之分。
③ 按习惯,一般是用“少数民族”的说法,但为避免“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民族”与 “文化族群”意义上的“民族”含意的混淆,本文将尽量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族裔”或“族群”的说法。
④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上卷,第六章,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在这一方面,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有所突破,它从“民间”视角切入将少数民族文学整合到当代文学史中。这一整合实际依赖的是“民间”与“现代性”视角的关系,但是由于过于强调“民间”视角的非体制的反叛性,就抑制了更为有整合力的“现代性”视角,“少数民族文学”也就成了“非体制民间”视角的附庸,而没有给予“民族性”应有的地位。因此这本文学史没能揭示,甚至没有真正意识到“民族文学”的建构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重要的“现代性”关系。所以仍然没有真正的突破。
⑥ 对于我这样的非民族文学研究专业的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
⑦ 姚新勇:《委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载《西南(11)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8期。不过近几年来,以“多民族文学论坛”为核心的一批学者的研究,对于这种薄弱情况,有了较大的突破。
⑧ 仅以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像“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的研究,就是其先声。
⑨ 现已存在的种族文学地域文化视角的研究,所涉地域文化相当广泛,如巴渝、湖湘、西部、岭南、西藏、彝族、三晋、黑土地、丰都鬼城、上海、四川等等。
⑩ 按照伊斯兰文化的汉语表达习惯,“Said”应译作赛义德,而不是现在流行的萨义德,所以本文正文中均作“赛义德”。
(11)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2) 耿占春先生的《藏族诗人如是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个著名的诗歌研究者,耿先生对少数族裔诗歌,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虽断续却较为长期的关注,而且他诗性与哲理相糅合的文笔,也相当漂亮。但是阅读《藏族诗人如是说》不难发现,作者是以某些文化元素的诗歌表征为根据来进行解读的,其中几乎没有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较为自足性的分析,他(她/它)们都被解读者所选取的那些基本文化元素肢解开来、对号入座。所以,虽然耿先生说是在倾听藏族诗歌的声音,但其结果却是很令人怀疑的。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汉族批评家那里,同样也大量地表现在少数族裔文坛上。
(13) 这里借用的是霍米·巴巴的术语。
(姚新勇,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本文为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转型期‘民族文学’与‘文化民族主义’”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BZW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