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本文梳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成就；未来思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2－0046－12
“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于1958年正式出现，纳入研究视野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相继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迎来了新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民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学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先天的比较文学内质因素。
中国少数民族的比较文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内容丰富多彩、发展潜力深厚的一个领域。但是否应冠名为“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却是一个值得再思考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学术界对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简单划分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二元结构的后果。在以往的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汉族文学中的比较文学研究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而少数民族的比较文学则被称为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研究。实际上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复兴之初、中国文学二元结构思维方式指导下的产物。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文学研究中的这种二元结构逐渐会得到改变。
为了阐述方便，在本文的写作中将依然沿用少数民族比较文学这一说法。
一、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发展成就
1、比较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运用及其成果
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其中以几部代表作的出现和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以及先后在多所高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为标志。孕育其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几乎同步发展。和中国比较文学的悠久起源一样，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很久远，如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具有较长书写传统的民族的非汉语书写有丰富的比较文学内容，如果少数民族这些比较文学的早期成果得到整理和关注，会大大丰富中国比较文学史的书写内容。如唐代维吾尔族诗人僧古萨里将汉语佛经翻译成当时的民族语言即吐火罗语，用艺术的形式使之本土化、民族化，在维吾尔文学史上也被称为第一部小说。在明清之际维吾尔文学又大兴翻译之风，阿拉伯语的《一千零一夜》和波斯语的《王书》等被翻译为维吾尔文，在译者序中阐述了作者的翻译观、翻译中应注意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及其理论探索的早期成就。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之组成部分的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后的大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本文对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讨论范围将限定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
在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研究初期，有两位大家为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思想理论基础起到过重要作用，在此特别提及：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一位是贾植芳先生。
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比较文学都有专门讨论，具有方向性意义。他关于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思想、方法都反映在他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专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理论探讨中并没有对季先生的这部论文集给予应有的关注。
季先生在这部论文集中专门撰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轨道》，阐述自己关于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不仅是要不要把少数民族比较研究划入比较文学的问题，而是如何来确定一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问题。历来的比较文学定义强调它的跨国界性质，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他指出，有这种主张的是欧美人。他们知道的“世界”只有欧美。在那里很少有多民族国家，往往一国之中只有一种主要语言，因此，要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必须跨越国家。但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国内民族林立，在历史上也有可能像欧洲那样分裂成众多的民族国家，可是由于某一些机缘，没有分裂，而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别不下于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因此，在中国和印度，民族文学之间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比较研究的。在这样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其意义，其难度，决不下于欧洲跨国界的比较研究。中国的比较文学应该显示出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比较文学的特色。20年后，我们重温季先生关于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依然感到它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
贾植芳先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关注也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学者中，他是最早开始招收比较文学专业的少数民族研究生的专家之一。他招收的研究生中，有维吾尔族、壮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他鼓励研究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贾先生的中国文学观具有前瞻性和包容性。他认为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学，每一个民族都应为中国文学的整体繁荣发展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各民族要打破封闭和单一的格局，特别是要打破“中国文学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建立一个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学术空间，共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努力。
1991年，笔者将喀什师范学院中文系几位教师翻译的《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著)的维吾尔文译本，交给贾先生。他对此高度关注，指出这是第一本少数民族语比较文学理论书籍，对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很快，《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发布了这个消息，在1993年中国比较文学第四届年会上，维吾尔文译者之一的阿布都热苏鲁教授应邀与会，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会分会成立。贾先生早已洞见到中国的比较文学若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气派，就必须从中国多民族文学这一自身特性中求得突破，构建中国各民族彼此沟通与对话的跨文化文学研究与交流的学术空间。贾先生的这种前瞻性眼光，在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前后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得到验证。中国比较文学原有的研究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中国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证明作为中西相互比较和参照之外新的参照系统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等的存在。这些领域的开拓和建设，将体现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的内在张力，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国气派和风格的特点所在。但是其后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如先生所愿，中国各民族共享的文学研究空间的形成还需要一个心理准备和磨合过程。
在上述大师们的引领和积极倡议的同时，当时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者也为比较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诸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这样的一大批实验性、模仿性的尝试与学习，为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后来的发展迈出了最初的脚步。90年代还出版了关于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专著《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郎樱教授的
《(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对新疆各民族文学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从事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思路和模式。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发展。如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蒙古族文学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扎拉嘎，1984)、《壮族长诗(唱文龙)源流及其变异》(罗汉田，1984)、《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学的主要特征》(邓敏文，1984)、《比较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郎樱，1986)、《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比较研究》(罗汉田，1986)、《民族文学范畴之我见》(朝戈金，1987)、《土族地区<格萨尔)调查报告》(杨恩洪，1987)、《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化合反应》(邓敏文，1988)、《民族迁徙与维吾尔族文学的振兴》(郎樱，1989)、《中国双语文学：现状与前景的理论思考》(朝戈金，1991)、《略论(玛纳斯)与(江格尔)的共性》(仁钦道尔基，1995)、《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汗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姑丽娜尔·吾甫力，系列论文，1994－1995)、《论多民族共同语文学》(邓敏文，1996)、《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仁钦道尔基，2000)。
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催发了少数民族研究者对民族文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关纪新、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1995)，是一部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理论探索性著作。这部探索性很强的理论专著内容涵盖了文艺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内容，以综合视角切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旨在回答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创作实践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涉及了民族文学概念的界定、少数民族双语创作问题，提出了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观点。指出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互动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群的现实生存条件，而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则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本书构建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具有示范性作用。该著作出版后，立即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民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等发表评论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进入世纪之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深刻反思和探索各民族间的交流互动、探索民族间文学关系的时期。2000年以来，《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以及一些地方性期刊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从老舍的创作看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等，又如《草原与后花园——两大家族类型的比较》将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与路翎的《财主家的儿女们》两部家族小说作比较，探索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心路历程。在专著方面，两位少数民族研究者的工作较引人注目。彝族双语诗人兼学者的阿库雾乌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发表了《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2001)、《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2001)等理论专著，探讨少数民族诗人的双语诗歌创作问题，并提出“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概念。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2007)，通过对中国彝族、哈尼族、佤族、普米族和回族当代代表性诗人诗歌创作的文本细读和思想分析，阐释了新世纪少数民族诗人的家园情感、精神品质和文化焦虑，在少数民族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的相关专著也达到了较高学术水平，如《(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郎樱，1992)、《中华文学关系史(南方卷)》(刘亚虎，1997)。汉族研究者如张直心，由于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在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面对母语的焦虑有着切身的感受，其论著《边地寻梦》表达了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在汉文学为主流文学的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少数民族创作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令人瞩目的影响。“但一个悖论是存在的，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还仅仅是那些用汉语言文学来表达的文学作品……但是否因为汉语言并不是他们的民族母语，而影响了他们对自身生命的贴切表达?或者，用汉文学审美传统熏陶培养出来的读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命内涵又是否能做出贴切的理解?我觉得这两种隔膜是存在的……”因此，在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中，汉语书写与非汉语书写问题成为延续至今的话题。
当我们回顾和总结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即在上世纪80－90年代，也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或论著都存在简单比附的模式化痕迹，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也是成长阶段的必经之路。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发展在上世纪确实出现了如季羡林先生所担忧的简单比附“x与y模式”。季先生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存在一个误区，“中国比较文学，在表面繁荣的掩盖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并认为这样的模式绝不是科学，这样的文章读了等于没读，毫无收获。
2、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国内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成为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广泛关注的领域。包括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关系三个层次，以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为主。作为中华文学主体的汉族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学思潮、文学思想、文学样式、题材、主题、艺术手法、作家风格等方面，多层次、多棱面地持续影响少数民族文学，这是已经在众多著作和论文中肯定了的。而近年研究前沿则是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文学的影响，同样是广泛深刻的研究内容。
在近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来以《民族文学研究》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较有分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成果：
专著方面有：《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邓敏文、罗汉田、刘亚虎，2001)、《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扎拉嘎，2002)、《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郎樱、扎拉嘎主编，2005)、《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关纪新主编，2006)等；论文方面有：《蒙古文(西游记)漫谈》(巴雅尔图，2002)、《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扎拉嘎，2002)、《哲学视域中的比较文学问题》(扎拉嘎，2003)、《满汉文化交融的伟大结晶——(红楼梦)》(扎拉嘎，2003)、《回族文学批评家李贽的多元文化背景》(汤晓青，2003)、《蒙古比较文学传统及其现代方法论意义》(扎拉嘎，2005)等。
在民族文学所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发展中，由郎樱教授和扎拉嘎教授担任主编，会同全国近20位专家学者撰写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
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书分“先秦至唐宋”和“元明清”两卷，总计110万字，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方面，包纳民族最多、涉及作家和作品最多、理论探索最为广泛的一部研究专著。《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不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涉及数十个中国当代民族的文学关系，而且涉及夏、商、周等中国古代部族文学关系，匈奴、鲜卑、羯、氐、羌、胡、蛮、百越、西南夷、濮、僚、突厥、乌孙、柔然、契丹等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关系。
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主要脉络。沿着这个主要脉络，该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少数民族如何影响汉族文学给予较大关注。以往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常常会很自然地首先注意到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但是，如果只谈汉族文学影响少数民族文学，不谈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那就无法确立中国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并且也不符合汉族文学发展史的本来面目。现在，经过学者们的多年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也日渐展现出来。该书涵括了关于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关于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关于魏晋南北朝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关于唐宋时代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关于元代中国文学变迁和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的研究，关于回族文人李贽的文化背景和文学贡献研究，关于清代满族作家的汉文创作和《红楼梦》的研究，以及关于汉族作家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风的研究等等。当这些研究作为整体出现的时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汉族文学是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不仅少数民族文学受到过汉族文学的影响，汉族文学同样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对比较文学认识的简单化和模式化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但在少数民族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确存在像季羡林先生严肃指出的简单比附，只要冠以“比较”，都被视作比较文学研究。这种对比较文学认识上的简单化模式化理解，是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理解的简单化和模式化而没能处理好整体与个别的关系，不同民族的研究者过于强调自己的族别身份而忽略了对中国文学整体的发展肩负的责任，强调自我言说而忽视了彼此的对话与交流，甚至自我封闭，使自己的研究限制在较为狭小的学术圈里。这无论对自身的学术进步抑或是中国比较文学整体的提高和进步都没有好处。而相对客观的态度是，像贾植芳先生所追求的那样，构建各民族共享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空间，就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如何创建自己的本土特色、如何从各民族传统中挖掘学理依据，使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形成凝聚56个民族精华的比较文学风格。作为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可能都有双重身份，即国家身份和族别身份，因此，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不能忽略“多元一体格局”的存在，即一些学者说的“中国的在场”。在这个大的格局之内用各民族不同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这不仅不会消融差异性，反而能使个性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彰显。我们应该避免狭隘保守的自我保护主义，冲破单一文化视野的限制，为中国比较文学整体水平的提高进行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探索和研究，而探索的过程和方式完全可以是民族化、本土化的。
2、翻译文学的迅猛发展与翻译研究的严重滞后
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文学是一个重要内容。比较文学视野下少数民族翻译文学，特别是母语文学较为发达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翻译文学是这些民族文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代少数民族翻译文学的状况是翻译文学的迅猛发展和翻译文学研究的滞后。以笔者所熟悉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为例，在近千年的维吾尔翻译文学史中，双语人或多语人创作中隐含的翻译文学因素引人关注。由于西域民族众多，文化多样，西域本身就成为翻译文学的沃土和翻译人才的摇篮，翻译文学是维吾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维吾尔族翻译文学实践经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实质性问题如译者、版本、翻译风格以及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等，都是尚待研究的空白点。更重要的问题是要让中国学术研究界关注非汉语书写的存在及其意义。对那些从事母语创作的作家来说，也许某一个民族的作家创作上已经达到全国最高水平，因文学翻译工作的严重滞后，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无法推向全国。目前翻译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向全国推荐的翻译人员极为短缺，严重断代，使少数民族文学走出新疆、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受到了影响。这是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今后应该承担的一个重任。
3、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探索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理论探索是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探索的重要内容。在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探索中，一批汉族学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恰好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一些理论探索者，出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热爱和忧患，呼唤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如陈思和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七章《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运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了新的阐释，其研究方法和视角是非常值得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者揣摩、学习的。又如姚新勇长期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并写出了多篇有分量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论文，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体现了他个人对少数民族文学深深的热爱和关注。另外还有一批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由于从事中国民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们能相对全面地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状况，运用各种学科的成果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的最新成果，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但是，这些学者的思考、研究成果，大多数少数民族研究者是看不到的，特别是非汉语书写的一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之间没有交流与对话。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如果没有民族文学的主体参与发言，这些主流学者的发言同样会流于自言自语。
这样就形成了实际上两个互不交流的学者群并存：主流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呼唤和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即这个文明的主体自我言说的声音彼此隔绝，两者因为语言不同而不能进行全面有效的沟通交流。关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汉族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是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整合；应该是在统一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下的整齐划一的批评话语和批评理念指导下的批评；应该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视角下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重新审视以及战略性的重组，而不再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游击式的；应该是以整体的姿态与外部异质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但是，这些主流学者并不能体会一个民族的文学研究者将母语思维转化为汉语思维、母语文化转化为汉语文化所要面临的困境及其焦虑。同样，即使主流学界的学者们衷心希望中国各民族都能发出共同响亮的声音，但是，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个多元文化的载体，不可能完全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母语传统丰厚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等，都有着各自的文学批评话语和学术传统。在全球化时代，她
们虽然处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化地带，但仍旧恪守着民族文化的传统，以母语言说的方式，确立自己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与意义，为建构中国多元一体的当代文学增添新鲜血液和斑斓色彩。因此，必须正视汉语书写之外，少数民族文学中还存在着非汉语书写这样一个现实。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只有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无奈时，才能做到平等的对话和沟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同样应该在这方面有所担当。
三、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瞻望
乐黛云先生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研究予以高度关注，对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前景充满希望。她指出，在目前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挑战和传承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组成部分，拥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地位。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文学的互相交流才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将为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文学，及其与世界文化文学的关系提供最真实的视角。
首先，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要进一步确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地位，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部分。这一点中国的汉族知识分子要做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应该做到，要在思想上确立“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概念。“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而是包括了56个民族的共同体，各民族要平等和相互尊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不等于汉族文化，它不仅仅是56个群体各自传统文化的总合，也是所有群体在历史的长期交流融合中发展出来的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文化，即把各种不同的因素调和为一而又不失各自的特征。中国文学也不等于汉族文学，而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统称。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要尽量消除久已有之的中国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二元结构，打破汉族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观念。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也要加强中国文学的自觉认同、自觉参与的意识，不抱怨自己被边缘化、不被关注和理解，而是将本民族的文学自觉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加以研究，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对话。不论是汉族学者还是少数民族学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多么大、学识水平相差多么远，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命运已紧紧连在一起。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建设中国学派的根本。
其次，进一步加强各民族文学研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互相包容，相互欣赏，彰显各自特色。一体化格局不是整合少数民族文学，使之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而是用各自的方式来共同阐释中国比较文学，丰富其内涵，增加异质因素，使中国比较文学彰显中国风格和气质。每一个民族都应为中国文学的整体繁荣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具体到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则体现为各民族要打破封闭和单一的格局，特别是要打破“中国文学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建立一个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学术空间，共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努力。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56个民族就已经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共同的民族精神，每一个民族不仅认同国家，而且相互认同、相互负责。单一的少数族群对应的不是汉族而是中华民族；而汉族对应的也不是哪一个少数族群而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因为各民族的共存而显得熠熠生辉，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个整体都会黯然失色，中国比较文学未来的发展也恰好如此。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所长所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实现，从理想的层面讲，应当是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并按照自身的意愿行使文化自主权。一个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不能理解为只是针对特定群体而施与优惠，它也应当为该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享有文化选择权的机会。多样性因此不能理解为多数人或者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群对少数人或者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群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或赠与。这样一种认识，对于多民族国家中的政策制定和操作尤为重要。
第三，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有目标、有规划地开展工作。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高校都在加大对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人才的培养。但相对于学科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还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加强学科建设意识，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要有具体的目标和措施。
四、结语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丰富多彩，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正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才促成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今天我们重写中国文学史，不仅要补上少数民族文学，还应补上各民族文学的影响交流史，真正将中华各民族的文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这个大背景为中国比较文学提出了“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的要求，并且需要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强调历史经验的多元化，最终达到文化平等、种族平等和宗教宽容的目的。
21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文化高潮的冲击之下，面临着对民族文化体和自身文化身份的肯定与变更的矛盾。我们坚信，在各民族共同的努力下，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也必将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