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将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问题，并贯穿于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和民生公司建设的始终，在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中逐渐深化。卢作孚希望借助教育，进行社会改革，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他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社会论思想：教育目的涵括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教育与社会之间互相依存且彼此促进，以及教育在乡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等。
关键词 卢作孚;乡村建设;民众教育;教育社会论;现代实业家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24-0074-06
作为一位怀抱“教育救国”思想的杰出实业家，卢作孚（1893-1952年）将自己对实业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运用于教育探索之中，并希望借此改造社会。他认为，中国社会问题源于中西方文化冲突下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应对世界融合的大环境。在现代中国军阀统治内忧外患的大动荡背景下，社会形态依然以家庭为核心，以亲故为裙带，并未构成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而导致民众精神萎靡、社会生活封闭沉闷。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在于文化重建及社会组织重构，而完成此项任务的途径或方式必然要落在教育上。卢作孚期盼从乡村建设中探寻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从教育入手构建新型社会组织形式，培养社会现实应用型人才，进而改造整个社会。社会问题复杂艰巨，教育振兴使命急迫，要有效发挥教育改造社会之作用，就必须从理论及认识上正确处理教育与社会互动促进的关系。教育与社会的相关论题，简称教育社会论，是教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卢作孚结合自身教育探索和实业发展实际经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探索。
一、教育目的须兼顾个人与社会
教育作为有意识培养人的活动，必然与人的社会生产及生活紧密联系。卢作孚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及理解：“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建设即生活，生活即教育。”[1]这里的生活蕴意广泛，生产为了生活，因此融于生活之中;生产与生活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共同体现着社会延续发展的本质。同时，生活与生产又都由人来实施，归于人的实践活动需要。因此，生活的教育就是与个人和社会联系的教育，集中反映了教育目的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及价值取向。
卢作孚将人视作教育促进社会的中间环节，主张个人利益与社会需求相协调，以培养个人能力为教育的初始，以服务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作为教育的航向标。这便要求教育的培养目标既要满足人的愿望和利益，更应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他提出，教育“以辅导改善实际生活为主”“以辅导解决社会当前的问题为主”“以促进一般人的优良行为为主”[2]。这就意味着，教育必须兼顾个人和社会，立足社会，授予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培养个人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
基于这一观念，卢作孚以“教育救国”为指導，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开展了“乡村现代化”社会改革实验。他积极投身民众教育实践，为乡村筹措建设了完备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娱乐设施，成立报刊杂志，创办补习学校。为民众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学识、道德水平及谋生技能，增强民众身体素质。他组织教导民众“怎样学会生产技术，怎样加强生产组织”，要求他们具有现代意识，“能认识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更要了解公共事情。”[3]这样的教育不但满足了民众生产、生活需要，而且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和国家建设中去，最终使国家摆脱战乱和穷困，不断富强起来。
卢作孚于1926年6月10日创办的重庆实业民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更是充分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教育目的。他制定了一系列职工教育方案，选取包括文化知识、职业技能、军事训练在内的多项教育内容，实行“德智体全面训练”的举措，并以朝会作为职工交流经验、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平台。一方面，从他们自身需求出发，提高其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使之成为思想、知识、技能、体魄等各方面健全的现代企业高素质职工;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学习知识与增进能力并非满足一己私利，也不是为了企业攫取利润，而是为了社会的繁荣。“要从精神上接受，从我们的工作接受，不求自己的成功，要求社会的成功。”[4]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本身是有利益的，但其终极意义在于社会，“帮助社会，是我们的中心意义。”[5]
卢作孚将教育功能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定位，社会发展为个体成长作保障基石，社会目标及规划的实现以个人素质为支撑。卢作孚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在教育活动中不但满足个体需求，更是将个人置身于社会，培养既适应社会、又能促进社会进步的人才。这是富有辩证思想的深刻见解。
二、教育与社会各要素的互动关系
卢作孚将教育视作立国之本，认为国家建设应以振兴教育为先，教育“关系一国之兴衰”，教育不发达则“百业衰蔽”[6]。教育是富国富民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分析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
（一）教育与政治
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否会对教育产生很大影响。卢作孚说，“如果政治上、社会上的状况非常良好，我们在中间做起事来，可以得到许多帮助，无一点障碍。”[7]这里的“事”既包括实业经济及乡村建设，更突出表现为教育活动与人才培养。卢作孚主张教育活动为改进社会而服务，培养个人处理生存环境、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社会上需要的好人，不但是消极地不妨害社会而已，还须积极地为社会作事——为社会作一桩有益的事体。”[8]他极度盼望训练出能够在不良政治环境中担当责任、发挥榜样作用的国民。
同时，教育与政治是相互沟通和促进的。卢作孚认为，教育对于社会上任何事业都有独立之精神，由此政府不应包揽所有教育工作及事项，如果事事约束教育而不能自立，就会阻碍其有效运转和正常发展进程。因此，行政机关教育管理控制权限应有限度，使教育“不受外界之逼拶，及为其他政潮所牵引，以尽教育之能事”[9]。他还主张优选教育者与教育行政人员，提高教育活动与行政管理之间的联合效应及相互契合度。但在另一方面，教育也绝不可脱离政治而完全独立。“中国需要的建设事业，千端百端，无有一端不需要建设秩序。不但集团行动需要秩序，就是个人行动亦需要秩序。”[10]政治之重要就在于为经济、文化建设和教育的生产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与秩序，通过政策规程把控全局，法律法规保障国民权利，实施教育规划，完善制度，培养人才;规范调控教育的质性内容及思想方式。在此基础上，政治应作为教育辅助力量，为教育发展提供种种方便，以实现促进教育事业改革和进步的愿景。由于军阀长期混战，经济费用分配主要以军费开支为重，导致教育经费匮乏异常。为此，卢作孚提出，筹措经费应“以教育为先着”，倘有不足，还需“自他项移注”[11]。也就是说，通过保证教育经费的保障措施，裁抑其他款项支出，才能使教育实施收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