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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当今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因缺乏标准化的测量工具而难以深入。为此，该研究在参考已有研究基础上，确定了生活满意感、社会压力感、政府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问题感六个方面的测量指标，选取较大样本经过预测和正式施测，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结构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且结构与数据拟合较好，可以作为对中国人社会心态进行量化研究的测量工具。
关键词：社会心态；社会压力感；政府信任感；社会问题感
中图分类号：B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1-0079-05
1.研究背景
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令世人瞩目。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型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周晓虹，2009）。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心态与社会现实交互作用，是社会现实的产物。社会现实作用于人，便形成了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现实；同时，社会心态具有社会性和弥漫性，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心理资源，是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和社会情绪的重要方面（李友发，2009）。因此，关注和研究社会心态，以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研究者对当今中国社会心态问题的关注，非常热切。在中国期刊网中以“社会心态”进行题名检索，论文多达数百篇，可谓研究者众多，学科门类庞杂，涉及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等，但社会心态的研究绝大多数仅限于理论思辨或质性研究，较少实证研究，且为数不多的调查报告并没有充分运用统计分析技术，去挖掘数据背后的意义。究其原因，与缺乏有效的社会心态测量工具有很大关系。因此，迫切需要编制社会心态量表，以便为今后深入开展该领域的量化研究有所帮助。
文献研读中发现，研究者论述社会心态的论域和侧重点各不相同，既涉及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殊心理，也泛指大众的社会心理；既分析社会心态现状，也关注社会心态建设；既有针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也有针对某一特殊区域民众的社会心态。概括已有文献，社会心态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含义：（1）社会主流价值观（徐胜，2009）；（2）认知状况。包括个体、阶层和社会三个层面的认知（王园园，2009）；（3）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精神中介（程家明，1991）；（4）看法与感受（周东滨，2010）；（5）价值取向、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行为意向的总和（马广海，2008；杨宜音，2006）；（6）具体心态，诸如民族心态、政治心态、职业心态、婚恋心态、生活心态、教育心态、人际关系心态和价值观等（潘泽泉，李超锋，2010）。概言之，社会心态主要有三种界定：一是将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认为是社会成员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状态或其层面；二是将社会心态视为社会意识，在此意义上等同于国民心态、民族心态、文化心态或大众心态；三是从哲学层面加以界定，将其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中介环节，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程家明，2009）。
综合上述观点，对社会心态做出如下操作性界定：所谓社会心态，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作用于社会群体，产生的具有弥散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感受与反应。这一操作性界定突出了社会心态的经验性特点，即社会心态是人们对社会现实各个方面的感受与体验。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交叠。
2.中国人社会心态量表维度的经验建构
程家明曾提出社会心态的五层次结构（程家明，1991）：（1）本能——需要：社会非理性层次；（2）性格——态度：社会心理结构层次；（3）认识——评价：社会理性逻辑层次；（4）意志——选择：社会实践观念层次；（5）文化——传统：社会历史沉积层次。这种结构具有明显的思辨色彩，是逻辑建构的结果，跟人们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也难以对相关概念操作化。
还有人依据其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马广海，2008），提出从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四个方面对社会心态的概念进行操作化。然而，这样的构建同样失之宽泛，很明显是比照“知、情、意、行”这一心理现象结构来建构的。若照此操作化，那么社会情绪该如何测量？社会认知的测量指标又怎么去界定？因此，这样的结构实际上也是难以操作化的。
鉴于此，该研究认同社会心态即社会心理这一界定，在此基础上，参照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及王俊秀等人（2007）的研究，确定以生活满意感、社会压力感、政府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问题感六个方面的测量指标对社会心态进行测量。这六个方面的测量指标各自形成分量表，从不同侧面反映人们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状况的感知及情绪，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人们的社会心态，且便于操作化。各分量表构念、指标及计分方式如下：
生活满意感分量表。单因素量表，涉及职业满意、收入满意、社会地位满意、人际关系满意、工作单位满意、生活环境满意等指标，从“不赞同”到“非常赞同”5级计分。
社会压力感分量表。两因素量表，由家庭生活压力和社会生活压力两个因子构成。其中家庭生活压力包括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务工就业、看病就医和物价上涨等指标；社会生活压力包括人际关系、人情问题、税费负担、交通问题、社会安全、受人歧视和结婚成家等指标。从“非常小”到“非常大”5级计分。
政府信任感分量表。两因素量表，由中央政府信任度和地方政府信任度构成，包括总体满意、服务百姓、政策评价、领导力、工作宗旨和办事感受等指标。从差到好5级计分。
社会公平感分量表。单因素量表，包括总体公平、分配公平、地位公平、权力公平、机会公平等指标。从“不赞同”到“非常赞同”5级计分。
社会安全感分量表。两因素量表，由社会生活安全感和个人生活安全感组成，包括总体安全感、财产安全、人生安全、劳动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等指标。从“不赞同”到“非常赞同”5级计分。
社会问题感分量表。两因素量表，由生活问题感和安全问题感两因素构成。主要包括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物价上涨、住房问题、就业问题、制假贩假、看病就医、刑事犯罪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老龄化与赡养问题、计划生育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生产安全问题、国际社会威胁等指标。从“一点也不严重”到“很严重”5级计分。
3.量表的编制
3.1初试量表的编制与修订
从已经公布的问卷中挑选一些指标，作为部分项目来源，其余项目则根据量表的理论构想，由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独立编制，然后经集体讨论和专家审查，最终拟定了初试量表。各分量表原始题项数目分别为：生活满意感分量表10个题项，社会压力感分量表16个题项，政府信任感量表13个题项，社会公平感分量表6个题项，社会安全感分量表8个题项，社会问题感分量表14个题项，全量表共66个题项，以Liken五点量表计分。
在重庆市北碚区选取涉及各种职业、各年龄阶段、各学历层次的被试样本270人进行了初测，经过项目分析，删除题项分数与总分相关系数低于0.4的题项，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经转轴后仍然不能确定其因子归属的题项删除。其中生活满意感和社会公平感量表各删除1项，政府信任感量表删除3项，社会压力感删除4项，共删除8项，最后保留57个题项，组成正式量表。
3.2正式测量与因素分析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共抽取样本1694人。第一阶段采用方便取样法，选择重庆、四川、湖南、江苏、广东5省市作为样本点，然后采用方便取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办法，从上述省市中选取若干村组、社区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前对调查员统一进行培训，以住宅为基本调查单元，采用集中填答和分散调查相结合，自行填答与口头问答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最后统一组织数据录入，运用SPSS18.0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调查对象构成情况为：男768人，女731人；年龄从15岁到82岁不等，各个年龄段人数分布较为均衡，以中青年为主；汉族1281人，少数民族201人；市区878人，郊区157人，乡镇277人，农村314人；党员477人，共青团员399人，民主党派16人，无党派756人；企业职工343人，事业单位人员270人，党政机关人员240人，个体经营100人，务农127人，自由职业167人，无业或失业97人，涉及各种学历。
3.2.1项目分析
采用高低分组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按照各分量表总分高低排序，将总人数27%的高分组和另27%的低分组的界值确定出来，然后比较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各个题项上的平均数差异是否显著，以此作为剔除不具备区分度项目的依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和随后采用的项目内部同质性检验（即求项目分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矩阵，以项目分数与总分数相关系数低于0.4为标准，判别该题项具有较低同质性，予以删除）的结果相吻合，表明所有题项均达到鉴别要求，予以保留。
3.2.2因素结构
将全部数据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部分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和最大化直交旋转法，对6个分量表的调查数据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n=800）。根据因素特征值和碎石图陡坡检验，获得各分量表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2、3、4、5、6。各分量表的结构跟理论构想及初测结果一致。
3.3中国人社会心态量表信效度检验
3.3.1信度检验
中国人社会心态量表的同质性信度检验结果见表7。各分量表信度系数值从0.767到0.919，表明具有良好的同质性信度。
3.3.2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的构想效度进行检验。通过前面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了中国社会心态量表各分量表的结构，这与理论假设是一致的。但是理论构想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到底如何，还需要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社会心态是个非常宽泛的构念，研究者对它的结构并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该研究从可操作性出发，初步建构起社会心态的六维度结构。其中，生活满意感和社会公平感为单因素量表。为保持社会心态总量表的构念完整性，并能顺利进行社会心态总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单因素的题项作为该因素的测量指标，与多因素的因子作为该因素的测量指标，同时进入结构方程模型。在模型的数学计算中，前者直接以题项分数进入矩阵参与运算，而后者则是以多个题项的算数平均分进入矩阵参与运算。如此则增加了模型的数据点数目，使其自由度大于待估参数数目（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自由度为矩阵数据点数目（p+q）（p+q+1）/2减去待估参数数目），从而模型能顺利识别。
使用统计分析软件AMOS18.0进行统计检验，模型检验结果整理成表8。
表8中尽管绝对适配度指数X2值与卡方自由度比值偏大，但是考虑到该研究中样本量较大，卡方值易受样本量的影响（n=800为大样本），容易拒绝假设，故需结合其他主要的适配度指数，综合加以判断。由于其余适配度指数均达到良好标准，因此最终判断社会心态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
社会心态量表验证性因素模型图如下：
4.讨论
4.1社会心态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在对社会心态量这一概念进行建构的时候，曾有研究者试图按照单一逻辑标准进行分类，但是这种努力证明是徒劳的。从社会心态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实际上作为社会心理感受和反应的社会心态各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它们之间存在较高相关（见表9）。其中，生活满意感与社会压力感、社会公平感与社会问题感、生活满意感与社会问题感、社会压力感与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与社会压力感、政府信任感和社会问题感、社会压力感和政府信任感，以及社会安全感与社会问题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其余因素之间则存在显著正相关。上述相关性与前述理论构想和人们的日常经验吻合。
另外，考虑到不同因素之间相关复杂，且没有任何理论支持六个维度之间具有同质性的假设，因此没有对六个维度做进一步的因素分析，以探求二阶因素。
4.2包含单因素结构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问题
该研究之所以将单因素分量表和多因素分量表，一并作为总量表的因素进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原因如下。
首先，结构方式模型对自由参数的估计，必须满足自由参数的数目小于矩阵数据点数目这一条件。若将两个单因素分量表题项指标的算数平均数作为外显变量进入运算，则会大大减少矩阵数据点数量（数据点为指标变量的方差和协方差之和），从而使得自由度少于待估参数数目，导致参数无法估计，结构方程模型无法识别。因此，只能将单因素的题项指标分别作为外显变量进入模型，从而才能完成模型参数的估计。
其次，单因素分量表的题项指标直接作为显变量，与多因素分量表的因子作为显变量相比较，在反映各自的因素时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因为，前者仅是以一个题项变量去反映一个测量指标，而后者则是以多个题项去反映一个测量指标。按照测量理论，反映性指标数量上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其因素结构上的实质性差别。在模型的数学计算中，前者是直接以该题项的分数进入矩阵参与运算的，而后者则是以多个题项的算数平均分进入矩阵参与运算的。
为解决单因素分量表和多因素分量表同时在社会心态总量表结构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这一难题，可取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在社会心态总量表的结构中，直接去掉两个单因素分量表，将其余多因素分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因为单因素量表并不成为“构念”，严格说来是无需进行验证的。方法之二，是改变“社会心态”结构的理论假设，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构念体系，从而将社会心态量表视为一个组合量表，而非总量表，再对具有多维度结构的分量表分别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该研究权衡上述两种处理方法，认为与研究的初衷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理论出发点不契合，因为去掉单因素分量表，或分别对多因素分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心态”的完整构念了。
4.3社会心态测量指标的文化差异性
如前所述，社会心态是社会历史现实在人们心理上的投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已经有不少研究者专门探讨过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历史变迁问题（徐胜，2009；周晓虹，2009）；同时，社会心态还具有区域差异性，即不同国家、民族乃至地区的社会心态，会因为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以及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比如，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和美国人的社会心态，由于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发展、国家制度、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其各自社会心态的测量指标便迥然相异。因此，研究者无意构建和编制一个跨文化的社会心态测量工具出来，而是强调指标选择宜与不同社会现实相吻合，应体现文化差异性和适切性。另外，由于中国和西方国情迥异，社会心理截然不同，两者没有可比性，因此研究中没有参考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结论，在此特作说明。
5.结论
中国人社会心态的结构具有多维相关性，包括6个维度：生活满意感、社会压力感、政府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问题感；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在中国单独或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