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公众生态意识的增强，近年来出现的雾霾天气日益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雾和霾是两种不同的现象。雾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霾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影响到每一个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社会问题。究其根源，它是推崇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就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技术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既是发展主义得以存在的支柱，也被认为是解决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所带来的问题的可靠路径。阿伦特基于其特殊的经历和独特的极权主义分析，认为技术一方面有助于人们构建一个稳定的世界，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技术日益显现出了它的极权性质，即让人变得多余，让人性处于危险之中。
关键词：雾霾；发展主义；技术批判；阿伦特
Abstrac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awareness of the public， fog and haze weather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Fog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but haze is often a social phenomenon which affects peoples health and life quality. It is essentially the product of developmentalism which views economic growth as the premise of social progress. As for the developmentalism，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which is not only the pillar of developmentalism， but also the reliable approach to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developmentalism. However， Hannah Arendt， based on her special experience and unique analysis of totalitarianism， concluded that technology could help to build a stable world for human 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along wit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totalitarian nature of techn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which endangers human nature and makes human superfluous.
Key words： haze； developmentalism； critique of technology； Hannah Arendt
霧霾是众人皆知的问题，也是公众的话题中心，常常在各种媒体上引发大量的争论。遗憾的是，不管是对于雾霾成因的探讨，还是针对雾霾给出的各种分析和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基于发展主义的模式。然而，要从根本上揭示雾霾以及当代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必须对发展主义模式加以分析，指出生态问题背后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而言，在这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背后，技术这一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当下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那里，技术不仅是发展主义得以存在的支柱，也是解决因发展而带来的问题的道路。因此，为了揭示发展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必须对作为其根源的技术加以批判。
一、雾霾问题的社会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城镇化的建设，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生态意识凸显的今天，中国因此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尤其是近几年，全国范围内持续性雾霾的频繁出现，使雾霾问题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甚至成了极具煽动性的社会问题。尽管在气象学上，雾和霾是两种不同的天气现象——“雾，是接近地面的空气因气温下降水蒸气凝结而成的悬浮的小水滴；霾，是大量极细微的干尘颗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的空气普遍浑浊的现象，也称灰霾。”1，但如今公众所谓的雾霾天气则是一种社会现象，至少不完全是自然现象，因为它的出现与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2我们可以这样说，雾霾是一个社会问题。
首先，就雾霾的成因而言，它既有人为的原因，也有气候的因素。但是，从如今通过科学观察确定的雾霾源头来看，它主要与人类活动有关，比如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建筑扬尘、垃圾焚烧等。当然，如果进一步地追溯这些活动的源头，我们还会发现它跟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相关。
其次，针对雾霾采取的相应治理措施和建议也表明，雾霾是一个社会问题。针对雾霾问题更多的是采取一些末端治理的措施，比如控制汽车尾气的排放、提高油品的质量、对劣质煤加以清洁等。也有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给出建议的，比如针对我国重工业比重过高的污染性产业结构，提出增加服务业的比重，进行产业升级；针对我国过重依赖煤炭的污染性能源结构，提出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进行能源升级；针对我国城市过重依赖公路出行的污染性交通运输结构，提出控制私家车的出行，加大地铁在人们出行中的选择比重。
最后，从雾霾及其治理产生的影响而言，它是一个社会问题。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在当下中国，雾霾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它都成了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吊诡的是，这么一个人人都意识到的问题，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里头无疑牵涉到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说，生态意识的增强与雾霾的严重程度竟出奇地呈现了一种正相关。
二、雾霾问题的发展主义根源
雾霾问题有其物理化学因素，也有能源结构、排污管理等社会治理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思想观念层面。究其本质而言，雾霾问题背后的思想观念植根于推崇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进步前提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
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深得人心、备受社会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这是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它将发展等同于进步，等同于改善，而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提高经济水平，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发展的动因来自人们对更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期望，发展的动力则来自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科技水平的进步。3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是人的天性，然而当前的发展主义观念则是将更好的生活简化为物质水平更高的生活，因而也就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使得发展主义最终化约为一种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在这种发展主义观念的统治之下，一切社会生活都围绕经济生活来进行。经济是决定政治、文化、道德、情感的基础，一切问题都可以还原为经济问题，而问题的解决之道似乎就在于谋求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既然经济利益是最高的衡量标准，那么环境的保护自然要排在经济发展的后面。为了经济的需要，环境不仅要持续供应经济发展的资源，还要承载经济发展产生的污染。因此，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下，环境永远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漠视的。我们不禁要追问，难道企业在追求产能和效益增加的时候不知道其排放物会增加污染、破坏环境吗？答案显而易见。环境污染、废物排放的恶果并不需要长时间才显现出来，往往一开始就会有直观的感受，长时期积累显现已经是极端性的恶劣事件了。可是企业还是不计后果地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提高，而置日益严重的环境問题于不顾。当然，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进行解释，然而究其根本，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发展主义，则是这一现象的背后根源。发展主义认为，发展就等于经济发展，社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有限度的环境治理都是作为经济发展的点缀，或是为下一步经济发展做准备。
（一）发展主义的消费表征
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中，发展本身的动因来源于人们改善物质条件的渴求，而发展的目的又以满足人们更高物质生活水平的需要为旨趣。这种追求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以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为特征的消费主义。从最基本和最简单的向度考察，人一般地具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的需要，过于追求物欲的满足，致力于占有、控制更多的消费物，沉迷于物质的享乐势必会挤压人们的精神生活空间。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社会，自然和人生再无神秘的东西，人们对人生的看法越来越实际，人生是短暂的，不再重复的，灵魂是不存在的，因此不再追求崇高、也不在乎不朽的功名，相反只是追求现世的享乐和满足；人生意义变得扁平和单向度。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那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主义的任务就是满足现世的物质生活，并以消费水平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消费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核。因此，消费水平成为人们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社会标准。现在，流行的看法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看的不是这个人的道德水平、精神境界、社会贡献，而是看他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多少，而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最终表现为消费能力的高低。大众媒体热衷于报道某某成功人士购买私人飞机、豪华邮轮，举办天价婚礼宴会，普通人热衷于相互攀比工资高低、住房大小、车的品牌。消费变成自然合理的事情，是满足自然欲求的正当手段，在消费中人们通过攀比获得虚荣心的满足，不仅实现了身体上的满足，而且得到了心理和情感上的满足。这样一来，消费在满足人的欲求和拉动生产、促进经济层面上意义非凡，最终成了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的“善”。
可是，若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社会，情形则大为不同。早期中国文化的一大显著特点即对德的重视。在西周时期，中国文化就已形成“德感”的基因，格外重视对事物的道德评价，表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一的存在信仰等。中华文明富含推崇德性、造就人格、提升境界的思想传统。在西方，古代的城邦或者社会的“善”并不以消费水平和经济水平的高低来衡量，而是把政治或者道德作为最高的追求，“从品性、识见、有所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有所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1。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对何为良好生活的态度的反转。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这样塑造的一种高消耗、高浪费、高排放的生活方式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消费主义的物本主义是观念上的 “雾霾”，工业污染、扬尘污染、机动车排气污染是产生雾霾的三大成因，这都是高消费的结果。2
（二）发展主义的利己本性
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利己的主体主义，一旦把发展确定为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把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同于物质水平的提高，那么环境保护就不可能得到真正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生态文明对于企业来说难免就沦为了一种点缀，变成了一种负担、一种任务，对于个人来说，只要不涉及眼前的切身利益就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发展主义模式的这一根本内涵，就把自我利益作为本体放在一切关系的核心位置。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过是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从微观上看，一家企业发展不过是争取本公司的利益；而具体到一个人的发展则不过是为了自己与家人的利益。发展实际上是将他物作为手段的实利主义，被发展主义主导的社会也可能会关注环境问题，但是他们却不肯放弃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相信发展的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一切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和绿色经济来解决，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人们一边全力扩大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一边忙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但扩大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一手”远比保护环境和节能减排的“一手”硬，即发展的“一手”远比保护环境的 “一手”硬，建设物质文明的“一手”远比建设生态文明的“一手”硬。3
三、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技术根源
发展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古典时期，人们并不普遍持有发展主义的看法。只有当技术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起了主导作用之后，发展主义才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技术发明所带来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整个社会的物质产品在短时期急剧丰富。由于技术可以不断更新改善，那么技术主导下的生产力也就能得到不断提高，这让人们看到物质财富持续大量地增长是可能的。物质财富为一切社会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贫困和疾病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土地、资源和人口纷争冲突也能有效避免，人类社会也会因此而不断进步。基于这种对未来的热情和信心，人们普遍认为发展就是进步，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而一种乐观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由此形成。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得益于工业技术革命之后的经济增长，而发展主义的维持也需要技术改善所注入的动力。当发展出现危机的时候，更需要新的技术革命来解决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解决都依赖于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反过来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社会生活变迁的决定要素。
技术的主导性不仅仅体现在作为发展主义形成和维持的动因上面。就其本质而言，技术与发展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甚至可以说，正是技术的逻辑结构决定了发展主义本身的逻辑结构。技术本质上是奠基于一种目的—手段的结构中，技术的运用总是基于某个目的，然后反过来根据目的制造或者改善手段，手段可能是工具器械、生产流程、组织结构、信息渠道等非实体化的形式。
同样，发展是为了某个目标，并围绕目标组织和利用资源，设计实施方案，排除干扰因素，最终以计划的形式完成目标。在技术中，目的正当性可以为手段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种辩护同样体现在发展中，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就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可以大量浪费资源，可以不顾环境安全，或者选择“暂时”牺牲、先污染后治理。“追求实际效用的工具理性，导致人类对技术的发展只考虑技术主体的需要，而没有考虑环境成本。”2技术和发展因为把手段—目的作为内在结构，就不可避免带有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的结构特征，技术根据目的采取手段，并要求手段执行的高效和路径选择的最优，并以目的是否达成来评价手段。发展则要求具有看得见的实质性效果，从这个意味而言，发展总是短期的，人们总是基于短期的效果来衡量发展的有效性以及实施发展活动的主体决断的正确性和实施方案的合理性。
这种功效主义的最好的范本体现在现代经济学中，现代经济学有两个基本思想：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任何一个人做出某项行为总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和比较，最后作出最优的决策，二是资源稀缺性假设，面对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要，可利用的总体资源肯定是稀缺的。当然第二个假设不仅是一个假设，更是一个事实。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古代人并不会有这样一个假设或者事实上的认知，因为古代人并不把资源和环境看作为人类所利用的潜在对象。这里蕴含着一个绝对性的区分，正是这个区分，决定了在古代社会中绝不会出现现代社会所流行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
理性经济人的设定要求人们作出选择时以最大实利效果为标准，排除情感和其他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理性。资源稀缺性的设定和描述则恰恰反映了人们把环境视为利用的对象，并以最大化利用环境、攫取资源为目标。理性决策和资源稀缺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第三个经济学概念：效率。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行为又是有理性的，自然就会选择最大化利用资源以求得最佳效果。所谓效率就是指“最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1。效率的概念暗示，人类的欲求是无穷的，发展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这种需要。由理性经济人、稀缺、效率等概念作为基本出发点，经济实践就是寻求所谓帕累托最优的过程，由这种严格功效主义的观点主导经济学的思想，在发展的内核就是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又称为社会的主要活动情况下，功效主义的结构成为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显性结构，而这一切都是由技术结构所主导。
四、技术的创建性与毁灭性
虽然技术主导了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诸多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思想根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技术一开始就是消极的。实际上，技术在人类文明的初期曾经是一种解放力量。通过技术工具，人类获取食物和防御其他动物攻击的能力大大提高，改造自然环境使其更适应人的居住，为文明社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阿伦特甚至认为，正是技术的力量将人从自然界区别出来，通过技术的使用，人类为自身创造了一个真正属于人的世界，“劳动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命，满足消费和生殖的生理需要，工作则是建立和维持一个人们居于其间的世界。”2这个建立世界的活动主要由掌握制作技术的技艺人来完成。
在阿伦特的语境下，人类活动可以分为劳动、工作、行动。劳动是最基本的维持生理生命的活动，人类通过劳动获取生命必需的产品和繁衍下一代，但是劳动与自然本身的进程是一致的，处在一种与自然无区分的统一新陈代谢之中，不能形成独立有形的稳固的结构。行动是人的最高级的能力，在行动中，彼此不同而又联系在一起的人在言行中呈现自己，并致力于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但是行动具有一种过程性质，即只存在于行动进行的时候。在行动结束后，如果没有物化工作将其保存下来，就什么都不会留下。
工作则是介于劳动和行动之间的活动，其主要作用就在于生产物以建立世界。它是一种技术化的活动，通过对自然材料的加工，形成新的人造物品。这些人造物不會像劳动的产物那样被快速消耗掉，而是具有一种持久长存的特征，这些持存的物由于恰当地使用而具有了一种坚实稳固性，从而能参与到世界的构造中去，在时间的流逝中，为其中的人们搭建一个稳定的空间结构。“世界的人造之物让人的生存与一切纯粹的动物环境区分开来”1，人才能够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客观世界，否则就没有一个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世界，而只剩下一个与动物生存的环境没有任何差别的自然。
与技术的原始解放力量不同，现代技术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桎梏人类的特征。技术不再是一种人类面对自然时的应对方式，而是成为了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独立架构。这种独立的技术形态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渐渐表明与人性相对立的性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当一个时代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转化为掌握社会生活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文明危机的到来。2在技术对社会的全面统治下，人的精神力量和思想不断被简化为单一的智力，也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这是技术统治得以完成和加强的思想条件。人放弃了自己反思的能力，一切都遵照技术的逻辑行事，受技术的操纵。
技术全面统治社会生活主要通过机器大工业完成。与手工器具相比，机器大工业作为技术统治社会完成的手段有其鲜明的特征。手工器具无论怎样精密终究不过是人手功能的延伸，器具的运用必须服从于人手的操作和指向的任务。而机器一开始就摆脱人手的控制而具有某种独立于人的特性。机器将生产过程分解为彼此独立和可以替代的独立单元，这种分解进一步成为固定的作业标准而不能随意更改，在机器的操作过程中，人手被迫服务于机器的某个操作环节并从事固定重复的动作。“与手工艺品的制作工具在工作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是人手的奴仆不一样，机器要求劳动者为它们服务，劳动者被迫改变他身体的自然节律来适应机器的运动”。3机器大工业不仅让劳动者束缚于技术机器本身，还通过生产制度和源源不断出产的廉价消费品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现代生活的整体计划和生活节奏都是按照技术工业来安排的，人们主要的活动就是上班和下班后的消费，生活本身不再是充满意义的独立的状态，而成为一种服务于技术工业要求的奇怪活动。
技术全面统治社会生活后就意味着一种技术极权主义的形成。在阿伦特看来，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个性以及思想和展开行动的能力，而所谓极权主义就是剥夺掉人的行动、思想和选择的能力，消除人的自由。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她指出极权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的残忍，而在于企图通过建立一种全面统治的手段，来消解一切使人性成为可能的东西，即消灭人的复多性和交往空间。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阿伦特将这种“使人变得多余”的时代特征，判断为一种 “根本的邪恶”（radical evil）1。总之，极权主义就是将人性变得多余。将人性变得多余的意思不是不需要人了，在最极端的例子上——起码技术生产的物质产品还需要人去消费——人都是被需要的。人变得多余的意思是不再需要作为个体的人的决断，不再需要人行动的能力。工作遵循的是手段—目的的模式，目的使得一切手段都可以成为合理的。“人如同制作产品所使用的材料，可以被取代，也可以被破坏和改造，而且在最终的目的中失去其本身的价值。”2
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社会，普通人由于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就只好听从专家的建议和安排。专家意见和制定政策的官员相结合构成了技术统治的外在形态，然而这种由技术专家和少数官员决策的社会体制并不能保证符合大多数的利益诉求和建立符合人性的良好生活。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业时代的技术极权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3。既得利益者的操纵不仅可能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公，更严重的是，由于缺乏全体公众的参与，技术主导的社会走向将误入歧途。雾霾问题的出现就是这种单极化的技术统治的后果，每个社会个体或者社群都可能是制造雾霾的源头，但是由于没有进入公共政治的视野，个体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和选择对整体环境的影响。技术极权剥夺了人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和反对主流的权利，将个人绑定在消费和物质欲望的满足上，不需要对公共问题负有积极的责任。
不必讳言，科学技术带给了人类太多的便利，贡献了太多成就，为我们这个世界增添了大量的人造物，使人类更为显然地与自然以及仅仅限于自然的动物区分开来。然而，科学技术的这种进取没有了节制，以至于想要让“生命”也变成“人造的”（artificial），由此来彻底地切断人与自然母亲的关联。从科学技术的意义上来说，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自由地制造任何东西，换取人身上的任何部分。幸好，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了，“它是首要的政治问题”4，它决不能留给那些科学家和政客来决定。人类必须要给科学技术划定界限，人类必须要对科学进行反思，而不是迫不及待地追随科学的轨迹，毫无选择地走上科学为人类规定的道路。
这就涉及科学技术带来的第二个危险：断绝思想和拒绝言说。阿伦特认为，“制作遵循的是手段—目的的模式。目的使得一切手段都可以成为合理的。我们知道，在制作的过程中，难免要带进暴力。比如，制作一张桌子，不可避免地要对树木进行暴力，而桌子这一目的论证了这一暴力的合理性。”5暴力是无须言说的。现代科学给我们所揭示的“真理”，可以说完全是一系列数学公式或一连串的概念符号来表达，它们虽然最初是对口头陈述的简洁表达，最后却无法还原为口头言说。如果说现代早期的科学家还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那些现象来进行科学实验的话，那么如今的科学家大显身手的地方，那可是无关人员不得入内的禁地了。而对于科学家们为我们所贡献的成果，我们只能乐享其成，只能照着使用手册做，而不再能够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思考和谈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知道—如何）与思想已然永远分道扬镳，我们确实成了无助的奴隶，不只是知识的奴隶，而且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机器的奴隶，我们这些无法思想的生命成了一切技术上可能的玩意的摆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消失殆尽”1。
这就是现代技术的危险所在，它让人变得多余，尽管是以与人方便的形式。如此说法，并不是要取消科学技术，也不是要否认科学所追寻的那种无需言说的真理。但是，对于人而言，科学技术并不是一切，而且也不是至关重要的方面。或者就政治而言，一切超越了言说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人必须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如果人必须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存在，如果人要成为人，就必须寻回并保持一种让思想和言说变得必要、变得有意义的方式。
五、结语
雾霾本质上不是一个治理上、操作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设想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来加以解决。社会问题涉及所有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要想解决雾霾这样的社会问题必须依赖于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反思与对技术的辩证思考。按照阿伦特的观点，这就需要重新树立人的行动的能力，即一种“开端启新”的能力。需要对技术的作用范围进行限定，对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我们需要谨记的一点是，环境治理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它更是关涉到对人类自由实现途径的现实抉择；它也不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大众、企业、政府的共同责任，要求所有社会主体的积极政治参与，建立良好的对话机制和协同商议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濟发展方式问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2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将公共参与视为个人与社会的德性，摒弃技术规制下的惯性思维，反思发展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时，雾霾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作者简介：梅岚，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陈高华，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