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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评发展看其在清末民初社会发展及转型中的作用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6-10 21:25:10 点击:

    摘 要:自1904年《时报》首先推出“时评”这一新的文体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文体已经深入到各种类型的媒体中。通过对清末及民初两个时期时评这一文体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时评在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发展及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启迪国人理性思考问题、促进批评精神在国人中养成、促进国人救亡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时评;发展;转型;作用

    对于“时评”是什么,众说纷纭,但却没有一种说法在社会中、学术上达成一致。所以,当“时评”一词出现时,或广义或侠义,但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研究者,普遍认为时评即为新闻评论。因此,在梳理与讲述新闻评论的历史时,常以时评为重点讲述,“‘时评’一出现,新闻评论就找到了自己的表达形式。”

    目前认为比较早对时评下定义的是《时报》的狄楚青,他认为“时评者,《时报》之评论也”。在后来的发展中,对时评的界定有“‘时评’在今日为报纸上短评最普通之名称。吾国报纸首设此欄目者为时报。‘时评’之‘时’,盖义取双关也。”后来李良荣教授也有类似的说法,“‘时评’大致相当于现在报纸上的‘短评’或‘编后’,是言论中的轻骑兵。”而甘惜分老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认为,“时评是指以议论时事为主的评论,最初专指时事短评。”总的来说,时评主要是对当下事务的一种直接评判。

    1.时评及其产生

    1904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派人重返上海,创办了新一时期保皇派的报纸《时报》,其中一个板块以“时评”命名,因风格独特,为观众所喜爱。

    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时评这种文体经过很多变化,但是它对社会发展及转型的作用却从未改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互联网时代来临后,时评因能够让更多的人发声,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时评在清末及民初的发展

    时评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共经历了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体现了时评的萌芽、高潮、沉寂与再发展。在时评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观测、对社会变革的反映,承载着一代文化人、读书人、改革家、革命者对当时与未来中国的希冀。

    2.1清末时评的产生

    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文人墨客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与言论、评论等相同的文体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但是这种文体从未出现在古代报纸上。直到清末,漫长的封建统治将要结束的时候,在一批新锐思想家和报刊从业者的推动下,这种文体才被真正的确定下来,并且系统化的运用到报纸日常的运作中,开始发挥它影响社会的作用。

    1815年,在马六甲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该刊的多个版块中,设有“言论”这一版块,虽然其间刊登文章大多为宣传基督教教义,但这份最早的中文报刊为言论专设版块,是为后来报刊言论的发展开先河。这一时期创办的报刊,大多有“言论”栏,包括后来国人办的报刊中也有,但是这一时期报刊上的“言论”栏,并不规范,总的来说影响并不大。

    中国第一部新闻史学著作中提到,“时评”产生于《时报》。这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可以将这种归类看作是一条划分线,可以说,在《时报》之后,这种文体被公称为“时评”,而不能简单地说在《时报》之前,中国是完全没有“时评”的。《遐迩贯珍》及王韬所创办的报纸,都曾有过“言论”。创办《时报》前,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皆有时事短评栏。梁启超重视言论的发表,《时报》上“时评”专栏的开办,很受读者欢迎。

    “时评”的出现,顺应了报纸业务改革的趋势,发展出报人表达情绪的新形势。随后,各报均开设评论版块,这些报纸及其时评版块,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巨变。李良荣教授评价这篇时评说,“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呼唤革命的到来。此文一出,九州震动。清政府封报抓人……对触发武昌起义有直接影响”。

    2.2民国时期时评的大发展

    民国时期由于政权多变动、战争不断,人们对信息和观点的需求量更大,同时,在审查不严密或在勇敢的报人的坚持下,这一时期创办了大量的报刊,有了大量的平台,另外,这一时期愿意利用报纸这一平台发声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时评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辛亥革命开始,报纸上的鸿篇巨制少了,多的是着眼于某一小论题所引出的讨论。《新青年》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大公报》在蒋介石主张“缓抗”的压力之下,依然发出了主张抗战的评论;《申报》和《新闻报》积极主张抗日,发表了大量言论支持抗日。另外,这一时期报纸上还有关于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等专业问题的讨论。此外,“文人论政”的兴起,使得时评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体现了文人参与政治和影响社会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形式,到今天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一时期的时评,让民众了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状态以及未来可能的方向,并通过各种言论的表达让民众对时事作出判断,引导民意并争取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时评,提高了报纸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历史上多次群众运动都是多少受到了时评的影响,了解到自身所处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才举起抗争大旗的。

    3.时评对社会发展及转型的作用

    时评在其诞生前后的一百多年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时评始终以评时事立于众多文体当中,并且保持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其触及社会现实的本质始终未变。未来,在这个走向更加民主繁荣的社会里,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就像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每当社会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出现转型或变动的时候,时评总是以反映社会现实、评论社会现实的方式引导着民众走向更加有前途的方向。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的统治政策将中国人与世界隔开几百年,清末,英国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时候,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完全不知已被世界甩开了距离。紧接着不断地侵略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将整个国家变得更加落后。这个时候,报刊的出现,让中国人开始了解世界的同时也了解自己。时评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1啟迪国人理性思考问题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论报馆有益国事》一文,提出了报刊的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其中“向导国民”,就是要报刊开启民智,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作为实现这种新闻启蒙理想的一个重要手段,时评是从文本构成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完成理性启蒙的。在文本构成上,它是以严谨的逻辑向受众表现着由感性向理性的运动轨迹。在内容方面,它结合着具体的新闻事件和现象,传达了诸多的科学知识。

    《时报》主笔陈景韩认为,时评“首先是一种对事实的理性判断,最需要的是逻辑理性”,而其在回答读者问题时表示,“批评(《时报》最先称“时评”为”批评”)者,举当时之紧要问题,抉其要窍,明其得失,所谓耳提面命,随事以提撕我国民者也……”在这之后,引导国民理性思考,逐渐变成一种趋势。八国联军侵华后,对比满清政府因惧怕和保护帝国主义者连下二三十次鼓旨一事,《新民从报》刊出时评《奴隶与强盗》揭露了慈禧对帝国主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的曲意奉承、恭顺备致的丑态,指出了中国社会己经成为帝国主义和满清封建政权下的两重奴隶。1927年,《大公报》张季鸾脍炙人口的名篇《蒋介石之人生观》一文,批评蒋介石将婚姻与革命工作相提并论是荒谬之举。

    一大批新新知识分子面对日渐残败的社会,以手中笔为剑,于报刊上开辟新战场,这些文人知识分子所发言论,多为时评。由此,这一时期文人论政势头猛劲,他们在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之后所发言论,反映的是当时最紧迫与最基础的社会问题,通常与民生相关,这些时评文章,在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格局构成中,给了国民以启迪作用,引起国民理性思考。

    总的来说,当时的时评多是透过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理智的逻辑、谨严的分析论述和评判促进了现代公民思考精神的觉醒。

    3.2促进批评精神在国人中养成

    批判性是时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的时评对公权力进行批评,从而引导普通民众养成批评精神。1913年9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这一违法行为立即引起了报界强烈抗争,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时评性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逐一批驳“暂行报律”中对新闻界的约法三章,表达不满。

    起初,时评的写作者,多是具有敏锐社会观察力,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问题有着浓烈的批判性,而当时的受众长久地在这样的语言与言论环境中,受其影响,也以批判性看待问题,并逐渐有了表达观点的欲望。民国初期,湖北汉川有位叫向岩的人自称“神州大布衣”,发表了一则《自请为公仆之通告书》,把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品评了一番,认为他们两人都不行,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孙袁高出一筹,要求担任民国大总统。大量时评的发表,提高了时评观点的多样性,反过来又促进了越来越多的积极人士意欲表达。据统计,在1903年5月25日至6月24日一个月内,《苏报》在对南洋公学退学风潮报道中,仅《学界风潮》专栏(这是一个报道各地学潮消息,并就此类新闻发表评论的专栏)就刊出了各种来稿、来函达 60 余件。

    时评以其独特的文体特征,促进国民批评精神养成的同时,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时期的时评帮助了国人摆脱逆来顺受的生活状态和促进国人批评精神的养成,开始对当时的公权力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与监督,对社会问题带来的不便有了表达不满的欲望并付诸行动。

    3.3促进国人救亡意识的觉醒

    时评诞生于动荡的年代,在国家社会混乱不堪的当时,给了国民一剂清醒剂,引导国民理性思考问题、养成批评精神,而更重要的是,在国家面对内忧外患的当时,时评促进了国人救亡意识的觉醒。

    我国著名政论家王韬主张“办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更是直接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革的方案。维新派的各位志士仁人们也不断地提倡通过变法改变被外人欺凌的状况。其后众多的政论家也不断地通过时评文章来呼吁社会改革或支持社会运动,以此来改变当时中国的状况。这些报人的倡导,让国人明白了国家民族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危局,让已经经历多年欺凌的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救亡图存的自救。

    4.结语

    时评从产生、历经沉寂到再发展的百年,同时也是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封建国家向现代化国家飞跃发展的百年,可以说,时评在这百年中,针对中国社会中的重重矛盾,不断发表意见,帮助社会发现问题并促进社会解决问题,而反过来,这百年中国的发展,在为时评提供丰富的评论对象的同时,也为时评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在产生之初,时评为清末民初动荡不安年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言论和看法的空间与园地,它适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它曾是武器,也曾是利器,而当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延伸空间,只要其表达民意、反映普通民众意愿的基础不变,它将会继续存在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的诸多元素中。

    作者简介:

    马峤(1993-),女,新疆伊犁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与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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