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近30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文献，发表了很多评介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术成果。应当肯定，中国社会学界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丰富研究，不仅为推进中国社会学吸收和借鉴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改变被禁闭20多年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落后状态做出了成效显著的努力，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学面对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以深入的理论前提研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人们确实有丰富多彩、目不暇接之感。为了改变被禁闭20多年而造成的封闭落后状态，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翻译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文献，试图通过接受西方社会学理论来弥补中国社会学“与世隔绝”20多年形成的理论欠缺。然而，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的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学术倾向，即用表层阅读和简单移植的方式对待西方社会学理论。
翻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文献，不难发现关于西方社会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转述介绍和简单解释层面上，可以借用解释学的话语称之为表层阅读。一个不难理解的判断是，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都只有同它所处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深入明确的认识，这一点对于重视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来说尤其突出。然而，80年代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通常缺乏这种历史意识，相当数量的文献未能把西方社会学理论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似乎许多西方社会学理论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都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而被无条件地移植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构架之中。
20世纪80年代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的学术现象，早在20世纪初也曾经发生，杨雅彬曾考察了中国社会学在这个时期对西方社会学的移植情况。［1］(P65-71)事实上，直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的移植现象一直在持续，虽然20、30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展了大量经验研究，但是那些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大部分是从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移植而来的。而像潘光旦、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那样，能够立足中国社会事实，建构出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理论观点的社会学家实在是屈指可数。
无论是在20世纪早期，还是在80年代，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原因首先在于忽视社会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因为历史条件就是特定时空中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体制模式、社会基本构成和思想文化传统，它既是一种思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这种思想理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限制。脱离了这些历史条件来看待某种思想理论的形成与演化，不仅只能得出关于这种思想理论的表层理解与抽象解释，而且还会产生把丰富而具体的思想理论简单化和普遍化的错误。
时至90年代后期，在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的新形势下，中国社会学迅速成长，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西方社会学简单移植的倾向逐渐得到了改变。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注疏解释，在吸收西方社会学一些优秀成果的同时，努力建构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新观点、新理论。郑杭生关于社会互构论的一系列论述，是中国社会学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简单移植、力图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可贵探索。社会互构论并不排斥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其中包含了同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的丰富对话和理论借鉴，但已不是简单移植，而是在对话中质疑，在批判中借鉴，在评论西方社会学的思想观点中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
中国社会学改变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简单移植，存在很多积极动因，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经验研究越来越不满足于简单接受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某些现成结论，在以中国社会事实为根据的研究中形成了建构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理论的要求，一些学者提出了同西方社会学有直接联系但又有中国本土根据的新观点。例如，旅美学者边燕杰论述的“强关系、强效应”的社会网络理论，就是以中国社会网络关系为根据而形成的新理论观点。它既明确区别于格兰诺维特以美国社会网络关系为根据而建立的“弱关系、强效应”的社会网理论，又同之有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面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文献的研究，在视野不断扩展、程度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时代或不同流派的西方社会学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无论是法国早期实证论社会学，还是美国当代经验论社会学，它们的学术风格、理论观点和理论追求，都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条件紧密联系。尽管大部分西方社会学家往往自以为站在人类普遍性的立场上提出社会问题、阐述社会学理论，但是他们具有强烈个性的社会学理论，却明确地表现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承续和对本民族现实问题的回答。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是一个充满差异性的领域。西方社会学是各个民族的社会学，只有把西方社会学同他们所处于其中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现实联系起来，才能对之形成明确而具体的认识。
孔德和迪尔凯姆等人为代表的法国早期实证论社会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和客观主义追求，只有放到同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相联系的历史链条中才能理解其精神实质；齐美尔和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注重辩证分析和人文理解的社会学传统，只有放到同德国古典哲学和历史主义解释学紧密联系的学术链条中才能得以清楚认识；英国经验主义社会学也只有同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联系起来才能明确理解其理论宗旨和学术追求；而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注重实地调查、量化分析和应用对策的实证社会学，只有同美国实用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才能把握其追求操作实效的本质特点。
即便到了相互联系更加密切的当代西方社会学，人们仍然能够发现法、德、英、美等国社会学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而演化出不同的学术风格或理论特点。从哈贝马斯同德里达、利奥塔关于元话语合法性的论战，可以看到当代德国社会学注重总体普遍性和当代法国社会学注重个体差异性的对立；从哈贝马斯同丹尼尔•贝尔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战中，可以看到德国社会学的理性主义信念同美国新保守主义影响下的社会学思潮的对立。就连视野广阔、力图从当代社会全球化视野阐述自己社会学理论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一再声明社会学具有区域性的限制与特点，认为不应当把某种社会学理论无限制地夸大为普适性的理论模式。
既然西方社会学理论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或区域性，是反映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学，我们为什么要不加辨析地把它们作为普适性的通用理论而移植于本民族？既然在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的西方各民族都能建构有明确个性的社会学，为什么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同西方都有很大差别的中华民族，却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而不努力建构自己的社会学理论？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学在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思考西方社会学复杂理论现象而必然面对的，而这些问题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追求中不仅被人们明确提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回答。
应当肯定的是，当中国社会学不仅认识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差异性和区域性，而且也意识到应当建立植根于本土的本民族社会学理论时，中国社会学展开了一种崭新的思想境界，这是一种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已经在理论上走向自觉的新境界。费孝通晚年曾多次论述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自觉”，他指出，“在文化差异继续导致紧张关系以至矛盾、冲突的同时，技术进步带来的革新，使人求同存异的古老追求重新焕发出它的光辉。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作为一位中国人类学研究者，我已深深感到眼光不仅不应局限于自己研究的小小地方，而且还要从超脱自己的地理疆界，更多地看到文化之间‘美美与共’的方面，在理解自己的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潜在的贡献的同时，展望世界，为创造‘和而不同’的面貌做出应有的贡献”。［2］(P3)费孝通把这种思想境界称之为“文化自觉”，亦即在各民族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中展开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因此，这种“文化自觉”亦即“学术自觉”。
正如费孝通所言，承认文化差异，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非要把面对本土社会生活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同西方学术隔离开来，而是要在差异中承认联系，在联系中肯定个性，只有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中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学应当具有的品质和特点。在过去关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中，中国学者过高地估计了中华民族文化同西方文化“同”的一面，忽视了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异”的一面，进而导致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不加辨别地移植，简单地按照西方社会学建立的概念原则或理论模式去研究具有复杂特殊性的中国社会问题，得出许多贴上西方社会学概念标签但却难以清楚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结论。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坚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或学术自觉，不仅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区域性、差异性和局限性，进而在一个较高的学术水准上借鉴其理论成果，而且还要深入挖掘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学术资源，特别是那些对中国社会的行为方式、制度规范、伦理关系和生活秩序等方面做出了丰富论述的学说理论。其中一定蕴含着在西方社会学中寻觅不到的学术精华，应当超越西方社会学概念系统的限制，努力吸取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为在新形势下重构中国社会学理论获得更丰富的学术支持。
参考文献：
［1］ 杨雅彬. 近代中国社会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 费孝通.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