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6日，加拿大著名剧作家兼导演布莱德·弗莱泽的新作《现在杀死我吧》在他的故乡——加拿大阳光之城、艺术之城埃德蒙顿进行首演，整个演出过程中笑声不断，叫好声此起彼伏，演出结束谢幕时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该剧在该城又连续进行了5场演出，每一场都是座无虚席，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观众的反应表明布莱德的这出新剧无论从戏剧创作艺术或是演出艺术上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准。2013年10月起，该剧还在加拿大多地进行了巡回演出，更多的人们都一睹了戏剧大师的精妙之作。
《现在杀死我吧》中的疾病叙事
《现在杀死我吧》讲述的是一个病人家庭的故事。鳏夫杰克与患有严重肢体残疾的儿子乔伊相依为命，他一面要照顾儿子，一面要为工作奔忙，生活极其艰辛，同时帮助杰克照顾乔伊的还有他的妹妹特维拉，以及乔伊的朋友罗迪。丧偶多年的杰克有一个情人罗宾，他经常向情人表达他的苦恼，而特维拉在与罗迪的交往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情爱纠葛。不幸的是，在苦难与煎熬之中，杰克自己也患上了不治之症，而且病情日益加重，他整日不得不忍受难以承受之苦。这让一家人陷入了思想情爱的斗争中，最后，在儿子乔伊的坚持下，杰克的亲人及朋友们一起决定帮助杰克进行安乐死，全剧随之结束。这个剧作的看点甚多，如其强烈的幽默感。布莱德曾经说过：“幽默在我的戏剧中是极其重要的，某些事情虽然很严肃，然而我总能发现当中隐藏的幽默，有时这种幽默是黑色的，有时却又是轻松的，我尽力在难过的事件中发现幽默，在滑稽中发现悲伤。”[1]《现在杀死我吧》中对此多有体现，不但人物妙语连珠，剧情发展也是常常充满戏剧性，常常引得满堂喝彩。然而纵观该剧，其表现却又远远不止于滑稽，更重要的是滑稽之内隐藏着的严肃，剧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导演利用疾病提出社会问题、引发观众思考的表达方式。
疾病本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圣经》到《荷马史诗》，再到现代文学作品，疾病几乎从不缺失。通常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疾病是强大自然力的象征，如在《圣经》中，以色列人背逆上帝，不听首领摩西的命令，于是瘟疫便降临于那些不听上帝意旨的人们。在《荷马史诗》中，由于联军统帅阿迦门农拒绝归还一个女俘，而这个女俘是太阳神阿波罗祭司的女儿，阿迦门农的行为惹恼了太阳神阿波罗，他射出了瘟疫之箭，瘟疫于是降临于不尊敬奥林匹斯神的希腊联军中。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疾病的功能逐渐扩散，疾病在文学作品中则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例如，浪漫主义文学时期，肺结核常常出现在济慈、雪莱等人的作品中，由于肺结核缓慢发展的病情，患病之人常常是面容潮红，因而被赋予了浪漫主义色彩，象征着优雅与美丽。在哥特文学中，疾病由于其带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又扮演了令人恐惧的角色；而在荒诞派作家的眼中，疾病作为一种社会扭曲的表征，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形形色色的病人出现，象征着人们精神颓废、空虚无聊的现实世界。古往今来，许多作家书写疾病，或是因为从事与疾病相关的工作，或是自己就是患病之人，他们进行身体写作，以抒发对于疾病的情感，疾病是贯穿文学历史的话题。
《现在杀死我吧》的全剧可谓都围绕着疾病展开，疾病推动着剧情的发展。首先是少年乔伊身患肢体残疾之症，他的残疾不仅给自己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引起了父亲杰克的烦恼。作为父亲，杰克在照顾儿子上不遗余力，显示出伟大的父爱，他不但要照料乔伊的生活起居，甚至还要考虑到儿子的性需要，他甚至在帮儿子洗澡的时候为已有性的需求，却连手淫能力也没有的儿子手淫。乔伊的残疾还对父亲的情感生活造成了影响，引起了他与情人之间的不和，他只有在妹妹或是乔伊的朋友有空照顾乔伊的时候，才忙里偷闲地与情人在一起，获得片刻的偷欢。不幸的是，乔伊的父亲杰克也患上了疾病，并且疾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仅给家庭带来了经济的痛苦、照料两个残疾病人的困难，杰克自己更是难以承受疾病的折磨，自杀的想法时刻出现在他心头，剧目“现在杀死我吧”体现的就是他此时的心情。杰克的疾病使得全家人陷入了深思：杰克的疾病看来是不可能被治好了。是让他日益痛苦地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挣扎，苟度余生，还是帮助他早日解脱？继续让他痛苦，在病床上度过余生比较符合法律、宗教和社会道德期待，然而，这对杰克来说却是无比残忍的——他必须终日忍受痛苦，而生命却是了无希望。但如果帮助杰克进行安乐死，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还会引起道德及宗教上的疑问。一方面，很多人会认为是这个家庭抛弃了杰克，不愿意照顾杰克。另一方面，儿子帮助疼爱自己的父亲自杀，在情感上令人难以接受，甚至自己一生也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身处十字路口的一家人该何去何从？乔伊陷入了思想上的挣扎，在行动选择上徘徊良久，最终，同样身患疾病的儿子回想起自己患病过程中的种种难言之痛，他理解了父亲的痛苦，在满眶的泪水中将致命的药物放在了杰克的面前。
在《现在杀死我吧》中，疾病首尾相连，互相呼应，父子两代相继患上疾病，戏剧以疾病作为开始，疾病带来的不稳定性诱发了情节。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疾病又推波助澜，深化丰富了各条主线，推进了情节。然后，戏剧又以疾病的最严重后果——死亡结束。剧中这种父子两代人相继患上疾病的剧情发展是出人意料的，然而这又刚好显示出布莱德的匠心独具。本来，剧情也可以只设置一条发展线索，就是简单地围绕父亲或其他家人对是否帮助儿子乔伊进行安乐死展开，同样也能将疾病引向社会问题，然而由父亲患上的疾病，将安乐死的承受者放置于父亲身上，戏剧的深度增加了，戏剧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戏剧性增强了，同时也使得剧情的发展更加合情合理，因为正是主人公乔伊的亲身经历，才使得他感同身受，能理解父亲的痛苦，也才能对父亲实行安乐死的选择表示充分理解并愿意提供支持。
疾病与爱的真谛
在这部戏剧中，布莱德巧妙地以疾病为介质，将艺术作品与生活相联系，将疾病从个人生活引入社会生活，激起了观众对生活本身的思考。就像曾经身患癌症的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所言：“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具有双重身份，一种属于健康王国，另一种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只喜欢生活在健康王国中，然而总有一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不管我们乐意与不乐意，我们也会成为另外一个王国的公民。”[2]疾病在人类社会广泛存在，患上不治之症而饱受痛苦折磨的病人不在少数。疾病引发了痛苦，也引发了对于疾病的诸多争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与疾病相关的安乐死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所谓的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围绕着安乐死，人们通常分为两大难以调和的阵营，一派支持给无法治愈而又极端痛苦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他们认为病人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而且这无论对于病人而言，还是对于病人的家庭、乃至社会而言都是有利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关爱，是一种家庭之爱，因为随着病人的死亡，病人自身与病人的家庭，甚至是社会都获得了解脱。而另一派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帮助杀死自己的亲人首先在法律上是不容许的，由医生来执行也是不行的，因为这违反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是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安乐死在情感上是不人道的，在宗教上是难以饶恕的行为，并且也会带来许多负面问题，如人们无法准确判断帮助病人安乐死的人的行为动机，甚至会给谋杀创造借口等。1993年，荷兰成为世界上首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自那以后，安乐死在世界各地相继获得了一定的认可，但是也同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例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半年后在强大的反对声中该法案又不得不废止。在全球各地，针对是否应该实现安乐死的口头探讨、学术研究均经久不衰，是一个社会热议的问题。而在剧作家的故乡加拿大，是否实行安乐死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为此，一个病人曾经在听证会上颤抖而有力地责问：“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该如何对待身患不治之症而又极其痛苦的病人，引发了人们的争论与思索。
在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之后，疾病文化研究专家亨利·西格里斯特认为：“人们进行疾病写作的原因通常有两个，一是从事与疾病相关的工作，在观察之余进行疾病写作，因为这样的工作为疾病描述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二是目睹病人或是亲身经历疾病，深感疾病的痛苦从而进行身体写作。”[3]其实，布莱德的疾病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身体写作，他的家庭中便存在着身患重症的病人。他哥哥的儿子——他的侄儿便是如同剧中乔伊似的严重残疾病人，自己的哥哥在照顾侄儿的过程中的种种艰辛以及侄儿本身所不得不极力忍受的疾病带来的痛苦引起了布莱德的深思，使得他早就有要写一部关于“一个有着连手淫都没有能力进行的儿子的父亲”的戏剧的想法。虽然，生病的是侄儿，不是自己的儿子，但耳闻目睹亲戚的痛苦，布莱德也可以称得上是亲身经历疾病，这可能就是他最初的创作动机吧。
当然，乔伊与他父亲杰克的疾病故事带给观众的绝不仅仅是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的争论，它同时指向于更多相类似的社会问题，就像布莱德所言：“我们常常会想到爱，我们寻找爱、保护爱，然而爱到底是什么呢？在媒体和娱乐团体中，人们的爱是浪漫的，然而我发现爱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爱。”[4]的确，爱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很多时候，人们发现，他们难以分辨爱，他们往往要面对艰难的抉择，是以大众的观点、按照世俗的眼光表达虚伪的情爱，还是从人的本性出发，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作出选择？哪一种爱才是真正的爱？而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在两种爱之间作出选择，如当我们面对家国之爱与个人之爱时，我们选择哪一种爱？是为家国作出牺牲，还是为了个人之爱获取欢愉？这一冲突拷问着人们的心灵。从疾病出发，到引发人们对待病人态度的争论，再由人们对疾病的态度演绎出各种社会问题，戏剧层层推进，步步深入。
结 语
加拿大当代著名的剧作家、导演布莱德·弗莱泽的戏剧《现在杀死我吧》以疾病作为剧情生发原点，以疾病作为叙事视角，以父与子两代人的疾病作为情节主线，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疾病与疾病环环相扣，推进了剧情的发展，体现了布莱德巧妙的戏剧设计艺术。更重要的是，布莱德将疾病作为介质，借助于一个家庭中的疾病，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于疾病本身的热烈探讨以及充分展示了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何谓爱的真谛、如何进行爱的抉择的深深思索。即使戏剧终局，观众的思绪也仍然停留在戏剧带来的问题上，他们将为此进行长期甚至终生的思索。通过疾病，布莱德极大地拓宽了爱的概念，加深了人们对于爱的理解，引发了人们对于爱的思索。
参考文献：
[1]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疾病的文化史[M].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3.
[2]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
[3]Staff， Gateway. “Brad Fraser Uses Humor to Open a Disability Discourse.”[EB/ OL].http：//the gateway online.ca/article/view/theatre_brad_frasers_kill_me_now. 2013-10-10.
[4]Paul， Blinov.“Love against the Edges： Kill Me Now Poses Complex Questions through Comedy and Tragedy.”[N]Vueweekly. 2013-9-5.
作者简介：
黄艺平（1969— ），女，广西平南人，广西艺术学院外语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