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踏入中国就开始了。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主体、内容、途径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内容；途径
收稿日期：2011-06-12
作者简介：文茂琼（1973-），女，四川蓬安人，四川文理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多数人理解掌握的过程”。[1]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的知识精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根据19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与欧洲迥异的20世纪中国的普通群众了解、掌握。它在中国必然有一个先被少数人知道，再被中国大多数人掌握了解，并践行的大众化过程。马克思主大众化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化和通俗化后的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和普及的过程。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限，前期作为西方社会思潮的一种被零星介绍到中国，后期被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作为救国救民的一种武器，有意识地、逐步地在进行普及。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显示出了明显的与其他时期不一样的特征：
一、传播主体主要是以北大为主要阵地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学界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刊登的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和蔡尔康撰文的《今世景象》一文，在中国最早提及马克思其人和马克思主义。
但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始于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圈子里苦闷彷徨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俄国革命和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从此，李大钊等人本着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开始有意识地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可以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人。同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逐渐改变了流向，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近代中国的民族产业不发达，中国工人阶级的极度贫困使得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中国文化素质极低的工人阶级自然而然地结合。中间必须有一座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桥梁——知识分子，那些具有相当外语水平的知识分子充当了这种桥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有西欧、日本、俄罗斯三条。以“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一陈”（陈望道）为代表的留日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东洋的日本为中国带回了马克思主义；以蔡和森为代表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法国为中国输入了马克思主义；瞿秋白、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俄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主义。
五四运动后，俄国成了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因为五四运动之故，北京大学成了国内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重要基地。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最先关注俄国革命的李大钊从1918年7月到1919年4月之间，接连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i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四篇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颂扬俄国十月革命。虽然这四篇文章没有直接提及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当时在北大和知识青年中的影响，他的四篇文章的发表，引起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俄国革命。李大钊满怀激情地希望“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的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的一个小星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3]陈独秀也在1919年4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对十月革命进行高度的评价：“十八世纪的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在当时都是被世人痛骂，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着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4]李达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人物。到1919年，李达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撰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
1919年5月中国遭受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标榜的公平正义的怀疑。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奉行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特别是1919年7月25日《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宣布废除历代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愿意真诚地援助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宣言传到中国后，立即引起了中国人的对俄国革命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更加好奇。李大钊于1919年5月—12月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政治经济学三个部分，作了比较完整的介绍。
总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体，是有一定外文基础的初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并不深厚，他们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大多是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外文翻译成中文。
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具有不完整性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鸦片战争以来侵略中国的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中国人老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学生毕恭毕敬地尊敬先生，而先生老是打学生。中国人寄希望于国联主持的巴黎和会能伸张所谓的公平正义，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竟然遭到了战败国同样的命运，中国继续被列强瓜分宰割，使得一部分主张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国人开始绝望。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处于亡国灭种的关键，中国五四运动的怒潮就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列宁论及理论传播规律时说：“把注意力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历史条件。”[5]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1919年7月对绝望的中国人抛出了橄榄枝，而且还主动吐出吃到嘴里的肥肉——废除历代沙皇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割地、赔款的条约。所以，效法俄国是当时大多数先进中国人的共识。马克思主义一踏入中国大地，就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挽救中国命运的救命稻草，运用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对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来说，效仿俄国社会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所以，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使得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性。
这一时期只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20000字左右），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7000字左右）等极少数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略的介绍。他们都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直到1924年瞿秋白的哲学著作《社会哲学概论》的出版，才弥补了这个遗憾。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作为一种学理来研究，而是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思想武器，用来观察中国的命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大受欢迎，也成为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研究和传播，并开始尝试阶级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构成，并号召阶级斗争。李大钊在用阶级观点分析分中国妇女问题时，指出要打破有产者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对社会组织进行根本改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说，进行阶级斗争。”[6]陈独秀明确提出广大劳动者要扫除少数剥削者压迫的痛苦，只有“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机关把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渴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废除，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3]湖南新民学会核心成员之一的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极力推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并明确提出效法苏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他在信中写道：“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固阶级战争质而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家机器打破国会，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7]从他们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些早期的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搞清楚。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之法，当时却没有搞清在中国该怎样进行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当时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热点。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六三”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所显示的巨大的战斗力，使中国思想界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们认为要完成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仅凭少数先进的杰出人物是行不通的，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使他们觉悟起来，行动起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也开始尝试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李大钊是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典范，他认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民众本身，尤应该自觉其权威而毅然用之。”历史上的一切反动势力,“不遇民众势力则已，遇则必降服拜倒于前；不犯别已，犯则必遭其歼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基础。”[9]陈独秀也明确指出世界上不是皇帝、读书的、做官的最有用、最贵重。世界上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支撑。呼吁做工的人尽快觉悟起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毛泽东也认为，社会改造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民众的大联合。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中国社会，他们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由一群知识分子领衔，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于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工具充满了激情。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工人阶级，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唤醒中国社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采取了各种途径和方式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这些方式最基本的就是一方面通过撰文来向有文化的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演讲活动来向普通民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激发群众的阶级意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演讲高手，又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他们在广大的青年学子中有非凡的影响力。李大钊在周末经常到天安门广场去发表关于时局和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李大钊的文章和演讲影响了中国当时一大批进步青年和学子，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就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15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邓中夏、廖书仓等北大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们深入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演讲革命道理。
此外，从1920年起，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等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五门课程。编写了《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等专著和讲义，开了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堂而皇之地在北大开课向广大学子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创办了各种组织和刊物来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在李大钊主持下，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该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1920年12月，李大钊、谢觉天、郭梦良等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其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曾以“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为题举行辩论会，参加者有北京各院校的教员和学生，李大钊所做的最后总结，引起了很多听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兴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成立了“亢慕义斋”图书室。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影响，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斗争经验丰富的苏俄代表的秘密支持和帮助下，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成了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同时创办了各种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者》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这些刊物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表述习惯，都依照工人阶级文化水平和接受习惯而定。
四、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大众化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过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理论战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迎战，既增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反对空谈一切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列为攻击的对象，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李大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反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用无产阶级的革命论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这次论战，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使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阵营。
1919年5月，无政府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黄凌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挑起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从1920年起，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和通讯，其中《新青年》发表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这次论战使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初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认识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同时也使不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人改变观点和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营。
1920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张冬荪发表了《现在与将来》，梁启超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和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诽谤，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认为中国劳工问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是有业无业问题。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分别在《新青年》、《共产党》和《觉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痛斥张冬荪、梁启超等人的反动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使社会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运用中国社会大量事实，说明张东荪等说中国没有真正劳动阶级，不能进行社会革命，不能组织工人政党是荒谬的。文章在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指出，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改良主义。“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3]这次论战，揭露梁启超、张冬荪等伪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总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主要由一群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并不深厚的知识分子进行。他们没有成熟的政治经验，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激情，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从事艰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工作。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时代烙印，也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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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