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保持高等教育的独立性是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难题。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与依附性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他们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赖，并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随着高等教育逐步走向社会生活的中心，在与诸多社会系统进行能量交换中，高等教育的独立空间越来越狭窄。因此，今天高等教育独立空间的拓展必须在深刻领会和把握其独立性内涵的基础上，重建大学文化，把独立性的获得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并寻求法律保障和加强组织制度建设。
关键词：高等教育；独立性；依附性；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Ｇ64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0059（2007）04－0036－05
On the Independency of Higher Education
LI Jun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ST,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It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o keep the independency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runs in clear contradiction to the dependenc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y keep conflicting but meanwhile coexist in the history of high education. The more the higher education involves in social activities, the lower the independence it ha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independ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we must fully understand the notion of independency, reconstruct university culture, seek for law guarantee,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balance the independence with the social accountabilities.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higher education; dependency; independency; social accountability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系统及其机构与外部社会各系统及其机构，如高等教育与早期的教会和世俗政权、民族国家、政府与市场等各个方面发生关系，进行信息、物质、人员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长期存在着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矛盾。这种交织着的矛盾反映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就形成了一种悖论：高等教育是应该按照学术自由、传播真理的内在逻辑而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政治上的干预，以坚守其独立性，还是因为其作为“社会生活的中心”的责任而必须受到国家和政府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依附于国家和政府？哈罗德•珀金（H•Perkin）一针见血地指出，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中心议题是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大学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许多方面的协调需要政府的力量，维持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也越来越依靠政府给予的资助。因此，大学的自主性已经减弱，而政府管理与干预则不断加深。历史证明，大学的自由度与大学拥有的资源往往存在着负相关，这种现象尖锐地展现了高等教育与外部各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之间的矛盾关系。
一、高等教育独立性的内涵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有别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它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这个目标往往和经济、政治发展之间具有超前性或者滞后性，具有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及历史条件下都能存在的“自在”的独立性——总是具有自己的问题域与观念系统及其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因而它是一个独立于社会要素的“单质性存在”，这是高等教育得以存在的根本。[1]然而，它作为一项特殊的社会活动，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了与社会发展的本质联系，其运行规律也必然受制于社会发展规律。一方面，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亚系统，必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亚系统发生双向的联系，即教育制约于和反作用于其他诸系统，因而教育与其他社会亚系统相互联系中也是一种“共存性存在”；另一方面，“高校作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的子系统，越来越直接地依赖于社会母系统提供的资源，依赖于政府在各种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以保证教育资源供应的正常化和丰富性……政府的作用，已成为当代高校正常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2]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不应固守，也不可能超然物外而永久固守于高悬社会之上的“象牙塔”内，各个时代的高等教育，在思想、制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无法回避社会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的独立性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关键是，高等教育如何实现在与其他社会亚系统的联系中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独立性的根基。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对高深学问的探究是一个探求真理的过程，“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3]46；并且，学术研究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对更深更高学问的探索，是人类对未知领域和人类文化的无止境地开拓与创造，是对已有事实的否定与超越，也是对既存社会思想观念的否定、批判乃至革命。因此，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对高深学问进行限制和判断，因而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不但是大学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自主的体现，也是高等教育独立性的“合法性”基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独立性存在。[4]
大学自治是高等教育独立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大学自治与自主指大学应当独立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社会法人机构的控制和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一种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高等教育独立性的具体体现，正如赫钦斯所强调的，大学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高等教育的自主不但有着行文而且还有政治上的意义，它不是一种中立的、抽象的权力，而是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大学自治首先是经济意义上的独立性，它应该具有自主独立的物质边界，如土地资源、资金、产权和设备等，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高等教育的自治就是空话，其独立性就无从谈起。同时，高等教育的自治还体现在它的制度结构上。高等教育自治要求其制度应该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成为高居社会之上的前瞻者和导航船；它应遵循学术研究和教育的规则，尊重学术的权威，不受政府部门和行政机关的直接管制和规约。伴随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的边界日益扩展，而经济、科技、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使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最大限度地寻求其自主运作的空间，而社会也有权控制这种自主性。因此，在社会权力和高等教育权力的相互砥砺与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独立性与依附性之间的一种非稳定性的、动态的平衡。因而，高校的自主、自治问题就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在寻求高校的独立性基础上把握好高校介入社会；如何把握好政府对高校的管与放之间的张力，确立一套运行机制而使高校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保持均衡发展。
高等教育的依附性与独立性往往是互相交织的，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而非绝对地对立。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完全独立的或绝对依附的高等教育机构，将来也不会有。大学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冲动意味着要按照知识运作的逻辑来管理，而学者在高深知识方面最具有权威性，所以，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事关自身发展的内部事务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宗教组织、政治组织、政府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其他法人机构的影响和干预。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学术行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行会的散漫、保守、迟钝等先天弊端，“当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论哲学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3]32大学需要一个外部力量来加以规范而不至于完全放任、自行其是。同时，社会需求包含着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具有多元性和功利性，高等教育对社会事务的卷入，也就必然集多元需求的矛盾性于一体，而矛盾的本身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赖。
二、高等教育独立性与依附性的历史交锋
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3]13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高等教育产生的真正需求和动机源自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学术和科学的兴趣，12世纪的学校和13世纪的大学从来就没有把为法庭和城市当局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广大志同道合的社会群体对知识的兴趣促使并维持着高等教育的独立，所以，高等教育应该强调“学术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高等教育起源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家的、宗教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需求，所以，高等教育应该强调“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在政治论看来，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归因于当时西欧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出现、新兴贵族和市民阶层的形成、经院哲学的发展、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意外的文化收获。两种不同观点框定了高等教育的依附性与独立性——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主张依附性，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更钟情于独立性。
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与依附性的交锋一直伴随着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也是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与依附性的斗争史。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千年黑暗时期开出的“绚烂之花”，就是因为他们在与教会和地方世俗政权的长期斗争中获得了许多的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特权：如自由颁发教学许可证，罢课和迁徙自由，司法自主权，自己设置学术讲座、控制人员编制等权力，从而确保了大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过程中的自主地位和自由空间。巴黎大学在12世纪晚期被教会势力渗透，教学内容主要是经院哲学，讲座大多由僧侣把持，有自由思想的教师被排挤出校，大学的独立性空间被挤占。因此，巴黎大学与巴黎圣母院主教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到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颁布“大学宪章”（Magna Charta），才暂时结束了教会对大学和教师行会的统治。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创立本身就意味着独立性与依附性之间的交锋。1168年，为了摆脱法国国王的控制，许多英国的教师和学生离开了巴黎大学而建立起牛津大学。后来，牛津大学也经历了与城市当局和市民的长期斗争，甚至发生多次武装冲突。在1209年的一次武装冲突中，逃散的一部分师生来到卡姆河畔的剑桥镇，仿照牛津大学开始组建剑桥大学。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近代科学革命等大事件的发生，大学与外部关系由原来的大学与宗教权威的关系演变为大学与世俗民族国家或政府的关系，世俗政权对高等教育的限制和干预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方式越来越粗暴。在16-17世纪期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断受到政府剧变和侵犯的影响，好几个国会法案竟然禁止给学生颁发学位和取消那些拒绝效忠宣誓的系科，校长约翰•菲舍尔（John Fisher）因对国王的专制训令和好战行为不满而被亨利八世送上了断头台。[5]
自1636年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创办到独立战争，美国的高等教育分为两类：既有以培养有高深学问的牧师、律师、医师及政府官员，依附于政治而获得其合法性的大学，也有霍普金斯大学之类的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探究知识的、独立的大学。1862年《莫雷尔法案》缔造了美国越来越庞大的公立大学，政府以立法、拨款、政策、规划等手段打破了大学象牙塔传统并对大学取得了诸多控制权，高等教育也开始直接为政府社会提供服务，高等教育的政治价值与对政治的依附得到了彰显，其独立性在逐步消退：办学目标逐步世俗化；外部力量成为治校主力，大学自治发展艰难。二战以来，世界经济的变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促动着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化，也迫使政府和社会重新界定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他们不再接受传统的高等教育的自我管理理念，而是希望高等教育能更高效地使用公共生产资源，为国家的人力资本开发和科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高等教育在被赋予期望的同时也被迫自我审查和被他人所审查，其独立性与依附性离开了原来的平衡点，高等教育要么依附于政治，作政治的号角，要么追随经济，作经济的鼓手，而没有自己的根基和本源生长点，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受侵蚀的时代”（the age of disenchantment）。
当代高等教育系统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的子系统。人们接受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探索高深学问或训练心智为目的，而是为了理解和解决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使得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成为必然，高等教育被纳入了为国家发展服务的政治轨道；另外，高等教育越来越直接地依赖于社会母系统，依赖于政府在各种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以保证教育资源供应的正常化和丰富化，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政府的作用已成为当代高等学校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高等教育在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其独立自主的核心也遭到政府的破坏。同时，高等教育机构还受制于政府的理念、指标、规范，其内部的管理决策似乎也逐步由学院民主决策模式趋向于科层制模式。显然，高等教育的独立地位与自主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侵犯，其依附性也自然随之变得越来越强，大学“绝对化”的自治自由在消失，“国家化”倾向在增强。
依附性与独立性矛盾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且反映了认识论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之间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20世纪初以前，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占据着统治地位，高等教育的独立性空间也相对大一些，而20世纪以来，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逐渐占主导地位，高等教育的独立性空间变得越来越窄，而依附性却不断地得到加强，依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
三、现代高等教育独立性空间的拓展
高等教育独立性的本质是文化独立，即每所大学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它的独特性并不在于种种外在的条件和因素，诸如校园面积、物质条件、仪器设备等，尽管也是高等学校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它们决不能构成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形成高等教育独立性的根本性因素，只有文化的差别才能是高等学校的本质规定性。文化性使高等学校具有自身的创造性，也使高等学校得以与其他机构相区别。高等学校的文化性表现在它独特的办学理念、具有自身特点的课程与教学制度、学术制度、管理方式等。为了确保高等学校的独立性，在制度建设上就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考虑。
1．从实质自主到程序自主
拓展高等教育的空间对高等教育而言，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表现在高等教育永远属于社会，具有强烈的社会制约性，因此，它不能不与一定时代、社会相适应。这个适应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与此同时，社会在快速变化，特别是人类知识在急剧增长，高等教育一味地适应外界的要求是做不到的，甚至对自己的发展而言是有害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是程序性自主——高等学校是文化的场所，它不同于政府部门，它对自己的知识创新、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的展现有发言权，特别是在法制的社会中，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通过立法逐步确定高校的法人地位，在招生、专业调整、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经费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和合作交流等方面赋予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政府的管理应致力于在政府和高校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应着眼于大学系统内外部的宏观关系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质量标准和发展方向，而不应停留在大学内部的运作和管理上，更不应在高校内部的日常事务上，而应运用规划、拨款、评估等手段，给高等教育以“程序性自主”。
2．重建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是对现代社会文化反复选择、提炼后加以吸收和统整，并融合了大学科学人文精神和个性特色的一种特殊的现代文化结构，只有独特的大学文化才能使得大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与其他社会机构进行交换的“能量”与“资本”，因此，大学文化是大学精神的综合体现，也是高等教育独立性的核心与生命所在。
课程是大学文化的主要载体，校本课程是学校文化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为大学文化重建提供了契机。“校本”理念的确立，凸显了大学的独立性和文化性，大学通过开发校本课程，可以重新审视自身特有的教育资源与环境，根据本校师生特色，确立自己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理念，明确学校的发展方向，实现有特色的个性化教育，促进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使大学的个性得以充分张扬，其文化力得以充分释放，最终使大学丰富了自身与其他社会系统机构进行交换的文化资源。好的大学课程与教学本身就是“校本课程”，因此，大学要着力加强课程建设，强化自身特色的教学方法与模式。
高等学校作为一个组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组织特性，高等教育的独立性的维护还必须通过加强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制度文化建设。现代大学是以知识为操作材料，从事高深专门知识的传播、创造、应用、整合的复杂的学术性组织，这决定了其组织机构的制度建设要体现“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不同的学科文化和学术本身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学科的交流互补与整合，形成推动大学发展的核心观念。因此，遵循高等教育自身规律和大学本身的组织特性，是促进大学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
总体来说，大学文化建设主要是依靠内生而不是外烁。决策的科学化与管理的民主化是大学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重要保障，大学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等学术权力机构及教代会、工会等群众性组织的建设，既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业务的过多干预，保证教师在学术活动中的学术自由和主体地位，又加强学术权力及其他群众性组织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确保教师在学校决策中的参与地位，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6]
3．从社会责任中拓展独立性
大学不是一个能够置身于现实社会之外的独立、封闭的系统，固守“象牙塔”虽然能使大学保留其内在特质与独立，但也会制约它的发展，甚至危及其生存。现代大学已经无法回避世俗化的冲击，更不可能退回到“象牙塔”中，它正在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心，广泛地与社会生活“一体化”，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引领着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它为社会培养着优秀人才；它创造着新文化；等等。基于此，大学和社会的“一体化”不是抛弃自我的规定性而与整个社会“同体同构”，而是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广泛地为社会生活服务，通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在社会系统中拓展“安身立命”的空间。当代大学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所在，承担着作为一个专业化的和从根本上就有文化批判性的学术机构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是必须在社会发展中展现自己的独特作用，体现自身的价值。回溯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发现，大学的命运始终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休戚相关。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高等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其独到价值之时，它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也在随之增强，显然，大学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改造其自身；高等教育在展现自身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各类的社会要求使其也在不断地对自身作出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其结果是其独立性得以增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要有它的独特性，否则它肯定会被淹没。而且，一个事物如果试图更好地展现它的存在，它就必须有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高等学校是专业机构，它既表现在各个专业门类上，更表现在它独特的功能上，即它要服务社会、培养人才和知识创新。因此，大学社会责任的核心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而不是个人或某个群体利益为目标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具有时代意义的大学精神的指引下，培养适应未来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既立足现实又有批判和超越精神的人才，如哈贝马斯所表达的，在现代性取代传统文化的今天，专业机构要承担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要引领社会的发展。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独立性。为此，高等教育必须培育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以自身独特的文化引领社会创造新型的文化。
参考文献
[1]白明亮. 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J]. 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4）：9-12.
[2]周川.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几点思考[J]. 高等教育研究,1995(1)：73.
[3][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4]王建华.从理念到制度：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再思考[J].青岛化工学院学报，2001(1)：5-10．
[5]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6]赵文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加快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2)：87-90．
（责任编辑：赵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