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体育之舟驶向何方，在于社会之浪如何推涨。集体主义的强势凝聚，铸就了强国体育的辉煌展演；个体思潮的无声润透，带来了健康体育的悄然生长。但保健养身的服务生活，难掩健康体育的手段地位；唯有自由发展的精神价值，方能成就生活体育的终极登场。
关键词：社会观念；体育认知；强国体育；健康体育；生活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2）03—0006—04
Abstract：The destination of the boat of sport depends on the wave of society.Collectivism created an understanding of power sports； individualism shaped a concept of healthy sports. If healthy sports can improve health， it will never get rid of the position of means. Only the spirit value of free development can create a cognition of sports for life.
Key words：social attitude； sports cognition； power sports； healthy sports； life sports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社会转型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观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改变，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知往往受到社会普遍观念的影响，并且随其变化而改变。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地共振于社会变迁。那么，对于社会转型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研究人们对于体育的认知。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观念及其影响下的体育认知是否就一定符合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独有的本质特征，我们也将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加以分辨。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结束，随着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未来中国社会观念将如何演化，人们对体育的认知又将走向何方？下面我们以历史为纵
收稿日期：2011—09—14
作者简介：张波（1981— ），男，山东潍坊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史与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1.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人文学院，上海 200438；2.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体育部，上海 201620
School of Sports Humanism，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Shanghai 201620， China
轴，社会为横轴，剖析人们对体育的认知演变。
1 集体主义观念与体育作为一种国家荣誉——强国体育观
建国以后，体育能够成为社会话题的首推乒乓外交，这是体育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著名事例。尽管这时的体育被工具化了，但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其积极意义无需多言。我们在研究体育时，难免会有某种积极或消极的价值评判。比如，现在我们可以批判体育的工具化，但这种价值判断一定要结合社会历史的背景进行，否则只会得出片面的认识。因此，本研究在分析人们对体育的认知演变时，意在更为客观地理出其真实的发展脉络而非简单的价值评判。
建国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一种星状的向心结构，由国家通过层级的行政权力分支控制社会运转。与这种社会结构对应的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观念，这种社会观念意识形态化为一种“集体主义至上”的力量来保持社会团结。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使用的集体意识的概念，它作为一种维持社会团结的凝聚力量极为重要。另一方面，这种力量也几乎切断了民间社会主要的横向联系，使得作为自发民间社会的各种功能被国家取代。人们的吃穿住用行自不用说，连文化娱乐包括体育在内都很容易带上集体主义的色彩。因此，社会观念往往较为单一，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国家、民族完全压倒个人。在这种社会观念影响之下，如果国家或者民族需要，个体可以也应该牺牲自我，甘做“螺丝钉”的精神就是一种典型的体现。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体育更多由政治主导推进，缺乏相应的社会功能。
首先在体制上，体育成为一种国家行为。举国体制在此背景下诞生，它调动一切资源为夺冠目的所用，同时也遏制了民间社会自发体育的发展。这好比垄断资本遏制民间小资本的市场竞争一样。不过举国体制确实具有国际竞争力，很快便有了突破，大大推进了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像许海峰、李宁、郎平等世界冠军甚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而人们对于体育的了解也因这些“民族英雄”而增多。不管是场外的刻苦训练，还是场上的努力拼搏，都远远超乎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何况，几乎有实力参与竞争的运动员都是国家从小特殊培养的。这种体制在不断创造国家荣誉的同时，使得体育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迅速扎根。如果体育自发于民间社会，要获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力，需要一个更长的周期，而中国体育的飞速发展，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从观念上，体育被认为是一种为民族正名的手段。当时中国的典型社会观念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民族、国家，个人是随时要准备牺牲一切的。在这种社会观念背景下，糟糕的对外战绩，以及过去“东亚病夫”的帽子，严重激发了官方以及民间的民族爱国热情。于是，体育，这个不管你们西方人是用来敬神的，还是用来做游戏的活动，在中国，兹事体大。体育的增强集体凝聚力的功能，完全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层面。例如当时的郎平，“已经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郎平已然超越了普通人的高度，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偶像。[2]”人们可以不关心体育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可以不关心它在西方意味着什么，但人们一定会关注中国人在赛场上能不能战胜外国人，为民族争光。这是当时人们对体育的普遍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到今天随着社会观念的丰富而逐步减弱，但仍以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No.3 2012就体育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其中找到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但若非有这种“集体主义至上”的普遍观念，很少有国家会如此看重体育的凝聚、向心作用。当然，当时的体育认识还表现为毛主席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但这种以增强体质为核心的认识除在学校体育中较为盛行外，并未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根本影响，就社会层面而言，无法撼动夺金争光的认识地位。不过增强体质的认识为日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以健康为核心的体育认识打下了基础。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就社会层面而言，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一种为民族、国家争光的活动。直到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的巨大成功，这种认识才慢慢淡化。这种淡化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民族、国家荣耀被满足了，笔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观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2 个体独立思潮与体育服务于人的生活——健康体育观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民族、集体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单位，这与西方社会以独立的个体组织成为社会有所不同。“私人”在集体主义至上的时代是一个贬义词，“公家”才是合法的单位。改革开放结束了“大锅饭”的时代，这种进步与其说表现在调动了个体的工作积极性上，不如说意味着个体的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了解放。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也是个体解放，寻求自由发展的基础。伴随着经济的改革，个体的地位上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转变。集体主义正在被物质层面的个体解放所解构，这种解构首先发生在经济层面，进而必然波及制度以及观念层面。中国正在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模式，变为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架构。国家在退位，社会在个体逐步独立中慢慢发展，个人的需求被重视，个体的权利在制度层面逐步得到保障。这一系列的社会转型内在地孕育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观念。
当人们的个体意识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如何理解和看待“人”的概念，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对“人”的理解也将决定着我们对体育的认知。西方是以自由、独立的个体来定义“人”，而中国文化则把个体的“人”理解为“身”，“中国人是用‘身’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的，例如说‘本身’或‘自身’，如果译成英文，就变成了this body of mine，亦即不包括灵魂或精神的人之肉体部分。中文除了用‘身’来指称自己，来指称‘生命’之外，还用‘身’来形容一些在其他文化中不属于‘身’的场合。像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这一类‘修身’之举，原本应该是属于道德范围之事，也被中国人归于‘身’的范畴中。如果一个‘个体’只被当做是一个‘身’的话，那么，他就是没有一点精神性的。”对于个体生活意义与价值的非功利性思考，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也不会成为中国人首先思索的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制约着人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之后是更好的生活。对于那个属我的，生命维系于其上的，我们借之以创造和享受美好生活的身体才是关注的重点，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养生观念。
改革开放带来的个体解放遇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观，使得身体首先成为个体经济独立后的关注对象，健康保健也就很容易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在这种大的社会观念背景下，西方的舶来品体育，就被本土化为“体育为健康”而深入到每个人的社会生活中。可以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个体经济越发达，健康意识越流行。近年这种趋势尤为明显，像《求医不如求己》、《不生病的智慧》、《人体使用手册》等健康类书籍已然稳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各类健康保健的电视节目更是层出不穷。个体经济水平越高，对健康的需求与消费也越高。另一方面，当上一代人尚未忘记童年的物质贫乏时，三十年的迅猛发展已经让他们的经济水平足以满足下一代的任何物质需求。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人们来不及积累如何适应富足物质生活的经验，于是，“富贵病”、“亚健康”等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肥胖”已成为威胁儿童健康成长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这严重影响着人们刚刚开始享受的富足物质生活。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在排列幸福生活的构成要素时，将健康放在了前面。身体的健康进入生活层面时，能够为身体健康服务的体育，自然获得了大众的关注与认可。于是，体育的健身功能被不断地强化和突出。不但在学校教育中，“健康第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体育的地位大大改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工具。体育被健康的浪潮卷入了人们的生活，以健康为核心的体育观已在社会层面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500年来罕有的。巨大的经济创造力和活力被调动起来，个体对利益的正当追求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共识。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很多像俞敏洪、李开复等青年创业家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创造财富成为一种价值或者追求在普遍的社会观念中确立。虽然不会像清教徒那样将创造财富作为一种天命（calling），但创造财富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已然成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并获得社会认可。当然，利用财富充分享受生活也作为一种价值观进入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了更好地利用身体创造财富，或者不让身体成为享受财富的障碍，人们愈加重视身体健康，并将体育视为对身体的积极修复，或提高身体性能的有效手段，就像定期对机车的保养一样，保养好才能更有效率地工作与生活。健康体育观确实是一种进步，“体育为健康”也为大众和学者所认可，但笔者认为，健康不是体育的终极价值体现，只是将体育作为手段进入生活。
飞速的经济发展也积聚了更多问题，来不及逐步消解。当前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价值观单一，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侵蚀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得生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没有精神价值的单纯享受。正是这种社会观念使得享受生活的“本钱”——健康，以及保养健康的绝佳手段——体育被人们重视。缺少精神价值的物质享受，使人们很容易沦为生活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借用马克思·韦伯评论资本主义时的比喻，创造财富的工作本应是保护人们幸福生活的斗篷，却反而成为囚禁人们的牢笼。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欲膨胀正在异化人们的生活。在被工作与财富囚禁的生活面前，体育虽能有幸接近生活，却也只能是阶下之囚。只有当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步成熟而丰富的时候，生活才会冲破财富的枷锁，自由多元的发展，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可能生活”。也只有生活的枷锁被打破，体育才会使更多的人出于喜爱，为了满足纯粹的精神需求——而不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保养手段，在人们的生活中得以进一步提升。因此，笔者认为健康不是体育的终极价值体现，因喜爱而创造的精神价值才是体育的终极价值。也只有精神层面的价值被发现，体育才超越手段的地位，而成为生活本身的方式之一。
如果我们认可体育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话，那就必然要追寻它的精神意义。普通人、运动员，或者说每一个人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通过体育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将是未来社会发展与体育认知的必解之题。
3 人的自由发展与体育成为一种精神生活之可能——生活体育观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走完了第二个三十年，下一个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走向成为当前热点。这也体现在了“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温家宝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时也提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归根结底，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将表现为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激发改革动力。经济的发展也不再只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更加注重民生。逐步的，普遍的社会观念将以人的价值存在作为基础，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将成为人们追寻的最高目标。创造财富本身不再是一种精神追求，而是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手段。多元化的自我实现手段将大大丰富我们的生活，甚至很多人会为了发展自己的兴趣，将创造财富放在很低的位置。正如苏格拉底或者马克思一样，物质生活可能贫乏，但精神生活却极为丰富。我们可以像哲学家那样将思考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也可以像艺术家那样将艺术创作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同样，也可以像运动员那样将超越体能的极限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
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分化也将在自我实现的层面趋向统一，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普通人，在向自身体能极限发起挑战的时候，或者在以超越自我的形式战胜对手的时候，都可以获得自我实现的精神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最高级心理需求。它可以表现为刘翔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前的飞身一跳，也可以表现为台湾91岁马先生能推举50公斤杠铃的淡然一笑。按照现在的认识划分，刘翔归于竞技体育，马先生归于大众体育。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刘翔挑战了人类主动能达到的体能极限，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马先生挑战了人类被动下降的体能极限，而不单单停留于健康层面。他通过体育创造着自身生命的价值，他不是为了争金夺银，也不是为了扬名立万。他在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并从中获取属于他的生命乐趣。在普通大众层面，体育不会再停留于健康保养阶段，它将因满足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而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融为一体。尤其在年青人身上，体育作为一种积极的教育力量，以融入年青人生活的方式催动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体育不仅仅是人们保养健康的积极手段而在生活中举足轻重，而且将作为一种满足精神需求的自我实现形式进入日常生活。只有具备了精神价值，才能有生活体育观的形成。这时，体育将不因其功能和效用为生活服务，而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或者一种生活的可能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
改革开放到今天，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鼓励利益追求到注重权利保障，充分表明未来的社会发展将以单个的人为核心，以对个体的权利尊重为前提，而这个权利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经济权利，更是精神层面自由发展的权利，人将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的。体育也将不再以其功能和效用为人们重视，而是回归其本质——以追求卓越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求。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对自身体能极限的挑战中，实现自身的卓越不凡。当我们重新发现体育的精神价值时，不仅运动员将从唯金牌论中获得救赎，普通人也将可能视体育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生活体育”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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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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