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改革已经提上议程。30年前启动的改革，主要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把激发人们的经济活力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新时期的改革，要在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发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如何像30多年前通过完善市场体制来激发经济发展动力一样，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决策，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是新的改革不能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激发社会活力非常复杂，涉及到社会公平公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等。
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利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改进等，社会福利的模式需要改革和创新；改革和创新社会福利的模式需要人们对以往形成的认识进行反思，随之而来的是观念的创新和在观念创新基础上的决策模式的改变；随着观念的改变和决策模式的创新，社会的组织方式也需要改进。当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 罗斯福签署了国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法》，缓解了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失业和贫困等问题，现在却成为福利国家必须面对的财政压力。发展与创新必须结合。社会组织在20世纪后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兴未艾，基金会在最近几年也蓬勃发展。如何使这些社会组织在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能够自立自强、自力更生，将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中国当前的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建立在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减少社会冲突，需要发挥政府作用，更要发挥社会的作用，这样可以降低经济和社会成本。
基于这些，本期以“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激发社会活力”为论题，集中讨论社会建设问题。本期稿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地方院校。
丁元竹的《当代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提出了三点基本思路：建立在合理利益和公正决策边界下公众参与的，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目标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和创新，建立中国社会体制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制度环境；通过优化利益格局，再造微观主体，创新运行方式，建构中国社会体制运行机制。贡森、钟东波的《境外公共治理经验和推进我国治理创新的建议》，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及多方合作制衡有助于维护公众利益，建议中央政府着力推进公共服务法人治理结构的试点。唐钧的《社会管理：疏浚还是湮堵》，认为社会管理在体制、机制和法制等方面必须与时俱进，要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的“疏通”而非“堙堵”的政治智慧，从计划时代形成的管理习惯中彻底走出来。
另外，丁宪浩的《发达地区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战略思考》，龚建桥的《公务员竞争性选拔制度变迁分析》， 丘志乔的《以法治创新社会管理：规范公权与保障私权相结合》，余友飞的《民营企业构建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问题研究》，聂作坤的《以和谐理念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以及于文俊的《台湾社会福利制度对大陆的启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进行了探讨，对于深入理解这一主题也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