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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造像以其精湛的工艺技巧、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令人心生景慕。由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西城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古玩城、北京市文物公司联合承办，北京尚仕雅集文化艺术顾问有限公司协办的“佛韵——造像艺术集粹”展，作为“2013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分会场项目，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成功举办。为呈现造像美学的典范，完美再现造像艺术的精髓，主办方召集专家学者对所征得藏品进行论证，优选出99件展品。现选择其中藏传风格的佛像予以介绍。
西藏本土造像的艺术特色
佛像风格是一个时代和地域佛教发展、社会审美情趣、雕塑艺术及工艺水平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西藏本土造像集不同艺术元素于一身，既具鲜明的时代特点，又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展现了西藏古代社会自然与人文发展的综合水平和文明风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教授金申认为，中国早期的佛造像，主要接受的是从丝绸之路而来的带有犍陀罗因素的佛像。此后，中印度马土腊系统的图像源源不断输入中国，这两种佛像形式在中国并行不悖并且互相借鉴融合，有时在某尊佛像上表现出主流倾向。
13世纪红铜鎏金嵌宝石文殊菩萨（图1），高32厘米，西藏丹萨替寺风格。菩萨头戴宝冠，葫芦形的发髻高高隆起，面庞饱满圆润，弯眉细目，浅露慈悲的笑容。菩萨双手于胸前结说法印，游戏坐于莲台上，右足下踏莲花。身体两侧各有一朵开放的莲花，上承经卷、宝剑，这是文殊菩萨身份的标识。头冠、耳珰、项链、璎珞及衣裙上均镶嵌有各种宝石，显得华丽无比。
14世纪红铜鎏金嵌宝石绿度母（图2），高32厘米，西藏风格，台湾辽楼居旧藏。14世纪西藏塑造的绿度母，延续着尼泊尔马拉王朝的艺术烙印。这尊绿度母弯眉细眼，双颊圆润，面容恬静祥和。左手结说法印，右手施与愿印，游戏坐姿，左脚下踩一朵莲花，姿态典雅端庄。度母身上的装饰极为精美，高高耸起的帽冠与众不同。
14世纪合金铜错金银错红铜嵌宝石释迦牟尼成道像（图3），高31厘米，西藏风格，北京翰海2007春拍“拈花微笑”金铜佛像专场拍品。主尊是一佛二菩萨，无铭文。主尊结跏趺坐姿，右手做触地印，身材壮硕浑圆，腹肌明显，眼神深邃，眉线阴刻如弓，袈裟偏袒右肩。主尊莲座上有一横放的金刚杵。背光采用镂空形制，分为瑞兽、八相成道、卷草小像、火焰等四个部分。座子的造型和内容相当复杂，造型和大型的噶当塔基座很相似，形象取自须弥山，代表宇宙构成。
15世纪红铜鎏金银质释迦牟尼（图4），高50厘米，西藏风格。这尊释迦牟尼佛像，额头平正，两颐饱满，鼻梁细直，双眉细长，眼窝深陷，口小，双唇微抿，耳垂较长，略带稚气和清秀的女性美。这是受到尼泊尔艺术影响的结果。佛像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施禅定印，莲座上嵌一柄银质金刚杵，暗示此尊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迦耶的金刚座上成道的场景。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认为，虽然这是西藏释迦牟尼佛的常见形象，却以银杵表现出些许变化，包含工匠的苦心。这种形象也可认为是五方佛中的东方阿閦佛。莲瓣狭窄细长，表现出强烈的张力，如同流动欲滴的水珠，充满动感。这是西藏工匠匠心独运的发明，也是西藏造像艺术本土化成就的最重要表现。
15世纪红铜鎏金错银嵌宝石独雄大威德金刚（图5），高28.5厘米，西藏风格。这尊凶悍的大威德金刚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之一，有伏恶之势，谓之大威，有护善之功，谓之大德。独雄大威德金刚，修法殊胜，事业广大，喻为“事业之王，愤怒之尊”。大威德金刚共有九头、三十四臂、十六足，形象极其复杂，铸造难度极大。
15世纪红铜鎏金嵌宝石财宝天王（图6），高27厘米，西藏风格。财宝天王又称毗沙门天王，四大天王之一。毗沙门为梵语，意为多闻，表示其福德之名闻于四方。财宝天王是世上一切财富的守护者，在雪域高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位天王。财宝天王头戴宝冠，身材魁梧，身着铠甲，脚蹬战靴，一副武将的装束。其左手握鼠鼬，一串串宝珠从鼠口中吐出，象征源源不断的财富。这尊财宝天王以舒相姿坐于狮子背上，狮子匍匐于莲座，作回首张望状，十分生动。
18世纪金银嵌宝石白度母（图7），高14.4厘米，西藏风格。白度母又称增寿救度佛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藏传密教中，绿度母与白度母是流传最广、备受尊崇的度母。白度母、长寿佛及尊胜佛母等三尊合称为“长寿三尊”。这尊度母主尊金造，莲座银造，在造像中极为罕见，甚为珍贵。
13世纪合金铜错银错红铜噶当派上师（图8），高17.5厘米，西藏风格。在藏传佛教中，上师的地位极为重要，他们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修为，僧侣信徒最初都要皈依上师进行修行，是藏民族心中的精神导师。
14世纪合金铜错金错银嵌宝石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图9），高33厘米，西藏风格。这尊造像塑造的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一世噶玛巴。在这尊造像铸造的时代，西藏地区佛教发展兴盛而又有新特征，呈现出强调教派的形态。
17世纪黄铜鎏金香巴拉王（图10），高71厘米，汉藏风格。香巴拉为印度梵语音译，意为“和平安宁，真实不变”，是藏传佛教宣称的思想佛国世界，如同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故又被称为“香巴拉净土”。香巴拉法王就是香巴拉国的历代国王，因为这些国王都崇信和扶持佛法，所以被称为“法王”。此尊香巴拉法王像头戴花冠，头顶束高发髻，面相圆润，五官刻画清晰生动。虽然其造型样式源于中原地区，但雕刻和装饰融入了西藏和佛教元素。在西藏佛教艺术中，香巴拉是常见的艺术表现题材，有描绘香巴拉净土的唐卡，有表现香巴拉法王的造像。这尊法王像体量高大，造型大方，铸造精美。
“缺陷美”、“残缺美”是美学时尚。与断臂维纳斯相比，这尊断臂菩萨（图11）虽然在时代、地域和文化背景上都完全不同，但其所体现的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与无限的审美期待，则与断臂维纳斯别无二致。它是10至11世纪合金铜错银错红铜藏西克什米尔风格文殊菩萨，高61厘米。16世纪著名佛学家白玛噶波（1527—1592）在其著作《金铜佛像鉴赏》中说，克什米尔佛像多以略带黄色的白琍玛，尤其是紫琍玛、石和陶瓷般材料及合金为胎制作，面部修长丰润，上身和下身细小，眼扁平，唇肥厚，体态惬意，骨节短小，手足柔软，铜唇银眼者为多见。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表示，藏传佛教崇拜的神灵数以万计，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堪称少有。这些题材反映了藏传佛教在思想追求上的精微与细致，也反映了藏传佛教对芸芸众生的千般关爱。这些不同题材的神灵都有具体形象，他们通过象征性的表现手法，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形成千姿百态的神像大观。
明清宫廷造像览胜
藏传佛教与元明清朝廷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元代帝王和皇室的扶持和崇信下，元大都藏传佛教的发展一直十分兴盛。明代建立后继续笼络西藏，推崇藏传佛教。明代朝廷对于西藏的掌控以怀柔为主。永乐时期，先后有三大法王和其他五位法子等西藏大小教派宗教领袖应诏入觐，以“因其俗，不易其教”为国策，保持西部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为此，宫廷制作的佛像、唐卡、法器等精美法物不断赏赐到西藏，被西藏各寺庙视为珍品，一直保存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在永乐、宣德宫廷造像上分别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铭款，一般刻在莲花座台面的正前方，易于辨识。造像的署款都是从左至右的顺读形式，而不是当时汉地传统的自右至左的倒书格式。这样刻写主要是为迎合藏族人读写藏文的习惯，可见永乐、宣德两位帝王对藏民族的宽广胸怀和极大尊崇。
自2004年至今，明代永宣宫廷造像、清代康雍乾宫廷造像一直是佛教艺术品拍卖的主流。特别是近期宫廷佛像在拍场上屡屡拍出高价，更是吸引了藏家关注的目光。
明永乐黄铜鎏金如意轮观音（图12），高21厘米，铭文为“大明永乐年施”。如意轮观音又称如意轮王菩萨、大梵深远观世音，是密宗六观音之一。其形象多为六臂思惟坐姿。这尊观音头部微微低垂，双眉上扬，双眼微合，嘴唇紧闭，神情娴静而自然。上身向右倾斜，头向左倾，肢体妖娆，动感十足。
明永乐黄铜鎏金四臂观音（图13），高19.8厘米，铭文为“大明永乐年施”。藏传佛教造像中，永宣佛像堪称明代造像的颠峰之作。永乐佛像是在元末明初西藏成熟的艺术风格基础上，大胆吸收汉地审美观念、表现手法和工艺技术，将汉藏艺术整合于一体的新的艺术风格，是汉藏两种艺术的完美结合。永乐佛像慈祥和美，雍容而不失秀逸，浑厚之中又温文娴雅，装饰华丽但自然适度。
清康熙黄铜大成就者嘎巴拉（图14），高72.5厘米，汉藏风格，台湾藏传佛教古文物旧藏。“嘎巴拉”在梵文中是“头盖骨”之意，暗示他手持头盖骨修行得道的故事。
清康熙铜鎏金嵌宝石菩萨（图15），高24厘米，汉藏风格，香港佳士得2012年秋拍拍品。从莲瓣形式看这尊菩萨受到喀尔喀蒙古造像影响，令人联想到康熙时期多伦诺尔和承德一些寺庙明显带有喀尔喀风格的造像。
清乾隆黄铜局部冷金嵌宝石十一面观音（图16），高67厘米，北京市文物公司藏。这尊观音体量巨大，高贵华美，以其非凡的工艺令人震撼。
清乾隆铜鎏金掐丝珐琅（背光和莲座）无量寿佛（图17），高31厘米，原为国外私人旧藏，经过2010年纽约佳士得、2011年香港苏富比两次拍卖。此尊佛像鎏金明亮，打磨细致，宫廷特点明显。专家认为，工艺上，它主要通过掐丝珐琅背光和莲台来寻求变化，受当时技术和成本的限制，不可能制作太多，堪称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