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北魏时期佛教与书法艺术两者关系入手，希望以多维的视角整合完善以往对“佛教书法”的研究，用一种融通性的研究方法探究佛教与书法艺术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佛教；书法艺术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284-02
一、北魏政权与佛教的发展
（一）佛教在北魏的发展状况。北魏是公元386年由拓跋氏建立起来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国祚148年（386年-534年）。389年在山西大同建都。魏孝文帝（467年—499年）继位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断胡语、通婚姻、改汉姓（改拓跋氏为元氏）等一系列融入汉族的改革措施，并于493年迁都洛阳。而佛教自秦汉传入中国以后，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却快速的发展过程，最终以洛阳、广陵为中心，由北向南，逐渐在下层传播开来，北魏时期已经颇具规模。《魏书·释老志》里记载，北魏孝文皇帝在位时（太和元年，公元477年），有寺庙六千余所，僧尼七万多人，到北魏延昌时期（公元512至515）寺院数量增加到了近一万四千所，可见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已相当繁盛。
（二）北魏时期佛教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北魏时期的佛教主要是以佛教造像记的形式对书法艺术产生影响的。造像和造像记的形式源自于佛教对佛陀的偶像崇拜，这种近似偶像崇拜的方式在早期印度佛教发展过程中是被禁止的，当时佛塔的浮雕之上并没有佛的形象，仅仅只雕刻有动物、菩提树等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如以一头象来寓意佛陀降生等。到了印度阿育王中后期，为了将佛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其开始极力宣传佛教，兴造了大量佛塔，各种拜佛、诵经的仪式已相当普遍，佛陀的生平、神话也广为流传。到了公元前2世纪初，佛教传入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当时位于大夏的犍陀罗是雕塑艺术的中心，也称“犍陀罗艺术”，这种希腊文化中的雕塑造像元素与潜在的佛教偶像崇拜思想相契合，产生了之后佛教造像艺术的独特形式，也成为了以后宣扬佛教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后，这种独特的崇拜思想也直接的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
当时北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需要巩固自身统治，而佛教正是最合适的工具，所以，统治阶级便积极提倡佛教，使其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佛教徒也积极配合统治者，规定“沙门需拜王者”，二者形成了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在魏孝文帝时，实行了一系列融入汉民族的政策，并将国都迁到了汉文化更加繁盛的洛阳①，从而增进了佛教与统治阶级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上层阶层的许多贵族阶层和有道高僧都会倾尽财物建立佛龛②，一方面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为自己祈福避祸，这在当时佛教兴盛、佛教徒众多社会背景下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这里便成为了这一时期佛像造像的聚集地，即龙门石窟，其中的“造像记”碑刻也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独特书法风格。
二、佛教影响下的北魏书法
（一）龙门石窟与造像题记。龙门石窟的开凿时间约在魏孝文皇帝迁都洛阳的前几年，后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规模宏大。石窟中皆是当时贵族或民间的佛教信众筹集善款为祈福平安所造的佛龛，而在造像之后，为了记录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名称、祈愿内容等一系列史实资料，多会刊刻题记，由于北魏时期的墨迹已经不可见，这种佛龛题记时所刊刻的“造像记”便成了研究北魏书法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北魏佛教书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实物材料。将其与北魏同时期的墓志铭书法相比较，能让我们更全面地窥探北魏书法艺术的全貌。
龙门石窟内的造像记约有三千六百余品，品类甚多，但北魏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被人重视，直到清代黄易极力推崇龙门造像记，并从数千碑刻题记中选出四品，即《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后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又列出了“二十品”的篇目，即“龙门二十品”，虽然龙门石窟历经了几个朝代凿刻的，但其所选“二十品”却皆是刻凿于北魏时期，其中十九品藏于古阳洞，刻凿时间最早的在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最晚的在公元520年，主要集中在宣武皇帝时期（公元483-515）。由此，“二十品”成为了魏碑书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二十品”之名也逐渐广为人知。
（二）龙门二十品。龙门佛像造像记的主要目的是铭记功德、传诵佛法，所以为了便于阅读、传播，“龙门二十品”皆用的是正书书写，称“正书”而非楷书，是因为在许多品造像中，其字的用笔并非纯粹的楷书，在捺笔和横笔结尾处，依然残有隶书向楷书发展过渡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当代刘涛先生认为其“体兼隶楷”③，而在清代的书论中，也并未以“楷”、“隶”相称，而是引用宋人“正书”一说，笔者亦同；分析“龙门二十品”各造像记的书作风格可以发现，虽然二十件书作的风格迥异，但是却依旧有其共性的特点：从单字点画的细节来看，横画多是向右上方倾斜，起收笔多为方笔，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二十品”，认为：“《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④。”将其与同时期北魏元氏墓志铭作比较可发现，元氏墓志由于是为皇家墓葬所作，书丹之人皆是毕恭毕敬、谨小慎微，所以其风格自然也就精美新妍；反观“龙门二十品”在行字间却并没有过多的法则作为束缚，风格更显粗犷，率真不做作，没有法则的拘束，初看乱头粗服，细看却拙而不丑，内含骨力。从刻工方面来讲，以元氏墓志为代表的北魏墓志铭，刻工多是择其优者，刀法细致入微，结体斜画紧结。而各造像记中除了《始平公》、《孙秋生》等少数几品记有书者刊款外，其他各品造像记的书者皆无从考据。从几品题记中所刻写的三角点和横竖笔画起笔时方头的痕迹可以看出，这些题记文字显然是由工匠直接凿刻而未经书家书丹产生的，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刊刻之人应该多为当时民间信奉佛教的无名工匠，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其书刻多是从经验中而来，所以才没有规矩约束，但其字却并未因“随性”而无规矩，相反，由于没有过多的拘束，其体式自然多变，结体因势赋形，稚拙返璞的意境内含其中，虽然无法推测其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种意境正契合了佛教“空无圆融”之境。
三、北魏佛教造像书法的影响
在北魏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佛像造像记书法，这一独特的形式不仅反映出北魏市民阶层对佛教信仰的社会状况，也同样反映出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状况。书法艺术不仅充当了宣传佛教思想的重要手段，也为我们记录了十分丰富的民间书法碑刻珍品，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民间书法的实际状况，这些碑刻虽是自然随性而为，却独具匠心，其用笔略带隶意，古朴稚拙，通过对比同时期的皇家墓志，我们可以发现其艺术的独特性。这种独特的风格也使其在书体风格众多的书法艺术宝库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到清代金石考据之风盛行之时，其独特的金石古拙之风气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如康有为、金农等一大批书家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对民国时期乃至近现代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此影响的源头，北魏佛教与书法艺术间的关系也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注释：
①洛阳自西汉末年起就一直是佛教文化的中心。
②“龛”是供奉佛像、或祖先的小阁子，中国古代的石窟雕刻一般是采用“龛”的形式。
③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28.
④[清]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67.
参考文献：
[1][清]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6.
[2]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
[3]杜继文.中国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作者简介：
徐 蒙，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研究方向：美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