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1890-1957）出生在青海省大通县，法名益西多吉，3岁时被认定为转世灵童，7岁出家并举行坐床典礼，此后在朝藏寺学习经典，9岁时被光绪皇帝正式册封为“灌顶普善广慈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驻锡北京嵩祝寺。“章嘉活佛教化的区域，拥有内蒙古四十九旗、青海二十九旗的广大信众。他所管辖的寺庙，在蒙旗内三百余所。此外在西藏、青海、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及北京、五台山等地，各有其主管的寺庙。各寺庙中的喇嘛，多者三、四千人，少者三、四百人，总计有为数约十万喇嘛。章嘉大师每年巡化蒙旗，每次应供，向之顶礼者，日有数万人，他是蒙旗人民信仰的中心”。 历辈章嘉活佛在五台山是管辖镇海寺、普林寺、集福寺、慈福寺、文殊寺、广化寺等的佛教首领。
1928年国民政府新建后，章嘉呼图克图派代表常驻南京，设立章嘉大师驻京办事处，以示拥护中央。1929年，章嘉呼图克图致函行政院，详细阐述藏传佛教在内蒙民众和社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内蒙民众拥护国民政府政策，希望能够组建机构，统一和规范内蒙及河北、山西、热河、察绥等地的佛教管理。“民国十九年国民政府颁给‘宣导宗风’匾额，并赐‘净觉辅教’四字封号”，并在令文中肯定其在宣扬宗教关乎国难中的积极作为：“章嘉呼图克图，宣扬典教，翊赞共和，闻望久著，迭膺殊锡，此次出席国难会议，跋涉不辞，期纾国难，忠诚奋励，振导宗风，殊堪嘉尚！着加给净觉辅教四字名号，用示优异。”1930年，国民政府任命章嘉呼图克图为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行政院根据会议决议请国民政府特派章嘉呼图克图为蒙旗宣化使。5月，褚民谊致电行政院，希望章嘉呼图克图尽快宣化劝导各盟旗，防止蒙旗受到日本诱迫。1934年，章嘉呼图克图任中央监察委员，1937年选为国民政府委员，“颁给大绶一等采玉勋章”。
1932年4月，章嘉呼图克图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被公推为会议名誉主席。 他在会议上呼吁国民政府认识内蒙边防的重要性，关注内蒙各旗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在会议上，章嘉呼图克图表达“中华民国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同组织而成，现在国难当头，希望全国上下不分界域，不分党派，一致精诚团结，共同御侮”。
1932年12月26日，章嘉呼图克图在国府大礼堂就职“蒙旗宣化使”，国民政府林森主席授予其印章，由张继监誓。参加就职仪式的还有于右任、戴传贤等政府高官及各院会代表数百人。张继在训词中首先追溯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渊源，回顾自唐朝以来西藏和中原关系的历史发展，对章嘉呼图克图今后的宣化工作提出期望。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还谈到中央政府对章嘉呼图克图作为宣化使寄予厚望，作为维护蒙旗团结和解除国难之先声，将对中央和蒙旗之间关系的发展大有裨益。章嘉呼图克图在就职仪式上表达了爱国爱民之意：“章嘉世掌蒙古教务，值此国难方殷之际，无补时艰，深滋内愧。中央顾念远民，特令宣化，宏谟厚泽，薄海同钦。本人已遵于本日就宣化使职举行宣誓，恭聆训词，当竭诚秉中央绥辑边疆抚慰边民之至意，……启迪忠忱，务使精诚团结，同心御侮。择期巡行蒙古，宣扬中央德意，并本我佛入地救众之决心，阐彰教化，显扬三宝，俾忠贞爱国之蒙民，益坚内向之忱，而使暴属凶顽之强寇，无所施其伎俩，发扬五族团结之精神，作坚持到底之奋斗，谢拜嘉言，绝对循守。”
12月27日，章嘉呼图克图向林森辞行北上，次日抵达北平驻嵩祝寺，成立宣化使署，定于次年3月抵蒙宣化。章嘉呼图克图先后派员分赴察绥各盟宣慰，发放《告蒙旗同胞书》：“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无论何人都知道这个国家是我们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同组织成的一个大中华民国国民的一个大国家。她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慈母，她的责任要比慈母的责任还大，我们的身家性命、财产等等都是由她保护我们的，一切幸福都是由她造成，所以说，有国家才有幸福。凡是破坏我们的国家者，侵夺我们的幸福也，就是我们的大敌人了，我们总要一致起来反抗敌人，来救国家求幸福，不然国家一之身家不保，哪里还有幸福呢？
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利吾土地，蚕食鲸吞，欲壑难填，不至之吾国家，灭吾种族，不止语云。救国要在未亡之前努力，同胞们苟欲救国，此其时矣！
况且我们的国家已有了悠久的历史，是一个礼仪之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就是我们民族国有的好精神。先总理中山先生曾经谆谆告诫，要我们恢复固有之民族的精神，才能恢复了民族的地位，恢复了民族的地位，才能恢复了国家的地位，真是至理名言，请大家务要身体力行才是。
现在国难危急，生死存亡，就在目前，救国家无异于自救……凡我同胞，务须一致团结起来，为政府后盾，抵抗外侮，保卫国家，最后胜利，还在我们，则我们的前途必有无限量了。”
章嘉呼图克图采用平实的语言，宣讲由于外国武力对中国的觊觎引发战事，呼吁民众团结御侮。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和平局面与治理国家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消除因日本侵略导致的民族失落感及悲观情绪，及蒙旗内部对国民政府政策的疑虑。
在第一次宣言的基础上，章嘉呼图克图于1933年4月拟就《告蒙旗同胞书》，援引朝鲜和外蒙古现状比照受到日本侵略沦为亡国奴的命运，“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被暴日强夺了东北四省许多的土地，再进一步还要想侵吞了察绥，然后再来完全亡了中国，使我们作他的奴隶”。 他呼吁“大家既然都是佛教信徒，就应该起来护教，必须起来奋斗救国”。
1933年9月，章嘉呼图克图由五台山抵达太原。他认为“宣化实为当前急务，不容稍缓”。他认为，“此次宣化使赴蒙古宣化，不惟要去宣化导，并且要把中国的现状，世界的现状，以及各帝国主义侵略蒙古的种种阴谋，完全向蒙古同胞宣示，使蒙古同胞自动的去拒绝外部势力，服从中央。”
1933年10月5日，章嘉呼图克图及随行人员抵达北平，何应钦等代表国民政府迎接，受到哲里木盟、北平喇嘛寺庙、佛教会、蒙古王公等各界人士的欢迎，待行政院颁发宣化大纲后启程赴蒙宣化。章嘉呼图克图致电张家口省政府，译转各盟正副札萨克，“本人奉命宣化蒙旗，现已出发在途，风闻内蒙曾经召集王公大会，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此种情形，恐系奸人造谣，欲陷我内蒙同胞于火坑里。我各蒙长各旗札萨克，深明大义，素且拥戴中央之支承，爱护人民之热心，若以一念错误，操之过急，误入歧途，则于国为有罪过，而于民必有灾害，释为智者所不取。本使不日赴蒙，周行宣慰，无论有何事件，必须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国民两利”。章嘉呼图克图在北平积极部署宣化使署事务，召见各职员训谈，并应黄绍竑委员长邀请晤谈内蒙古问题，谈及自己负有宣化之责，赴蒙宣化事关重大，必须努力工作等。10月17日，因内蒙古形势日趋紧张，章嘉呼图克图派总务处长李寿山、宣传处长宫书士及随员十余人分赴察哈尔和绥远宣慰。
1934年，章嘉呼图克图“赴伊克昭盟巡视。日寇在蒙古活动，对活佛之行动时加骚扰，大师乃折返五台山。日寇复以武力时来威胁，大师不为所动。二十四年（1935年），日寇更欲赠以厚礼，大师毅然拒绝。是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二十六年（1937年）复受任国民政府委员。是年日寇对华发动武装侵略战争，抗倭战争爆发，章嘉大师时在五台山，日寇曾多方以暴力诱逼，大师终不摇动，毅然冒险南迁，追随政府共赴国难。旋受命宣化蒙旗，于成都设宣化使署”。
1935年（民国24年）至1937年10月初，这段时间里，由于他到内蒙宣化，成效显著，各蒙旗王公、喇嘛、各旗人民依附了中央，抵制了德王投日、搞分裂，掀起抗日爱国活动，章嘉不仅为蒙藏宣化使，还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等重要职务。
1937年9月下旬，朱德、聂荣臻率领八路军到五台山寺院时，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共产党、八路军与章嘉活佛开始有过接触。晋察冀军区在镇海寺等处成立起军政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干部深入到镇海寺，向喇嘛僧人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9月30日，阎锡山从太和岭口撤退下来，回到五台山后，让章嘉活佛星夜到显通寺相见，密谈时局变化。双方谈及因国难当头，情同手足，需同甘共苦。章嘉活佛为了不落入日寇之手，最终离开五台山。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章嘉呼图克图没有能够实现原定的宣化计划，但是他作为国民政府委员，利用自己在蒙古地方的宗教影响，从蒙旗民众的宗教心理出发，积极发表主张，防止因内部分离而导致民众心理的疏离，在“九·一八事变”后为稳定内蒙古民众团结抗日具有重要意义。
此后，他也一直支持抗日战争，呼吁抗战，为防止边疆出现分裂和政治上依附于日本的势力集团，对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