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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定州；北宋前期；佛教邑社
【摘 要】北宋前期，佛教邑社遍布定州城乡、军队，出土于静志寺、净众院两座塔基地宫的文物铭刻、题记等资料，以及现存开元寺塔内的建塔时期的碑刻文字，含有大量相关信息。对这些文物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当时定州的佛邑种类、规模、领导设置、人员身份以及与寺院的关系等。
由佛教信徒组成的邑，也称邑社、邑义，出现于东汉时期，盛行于东晋末、南北朝时。“邑义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一般按村邑或宗族组成，在僧人参加或指导下，结集人众，聚敛财物，从事造象、修寺、建塔、营斋、诵经等活动。其主事者名目繁多，主要有邑主、邑长、邑维那、邑师等，参加者称邑子、邑人。规模一般为十余人到数十人，有的达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1]关于南北朝到五代时期的佛邑情况，已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但北宋及其以后的佛邑情况很少有专文介绍。
1969年，定州市境内的两座宋代塔基地宫先后被发掘。一为太平兴国二年（977）的静志寺塔基地宫，一为至道元年（995）的净众院塔基地宫。两座地宫墙壁上留有多处墨书题记，出土的金、银、铜器和瓷器中也有多件有刻铭或墨书题记[3]。定州开元寺塔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塔，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建成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现塔上完整保存有31块建塔期间刻写的修塔功德碑。这些文物资料含有大量佛教邑社的信息，本文以此为据，试对北宋前期定州地区佛教邑社的情况进行梳理和探讨。需要说明的是，北宋时的定州为河北西路，包括今天的定州、无极、曲阳、唐县、望都、新乐、满城等市县。为叙述方便，文中所用开元寺塔碑均取碑文第一行为碑名。
一、佛教邑社的种类和规模
佛教邑社种类多样，或以生活空间结邑，或以相同信仰结邑，或以佛事活动结邑，或以职业、行业结邑。规模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百人，甚至千人、万人。其中以生活空间结邑的数量最多，规模也最大。
（一）以生活空间结邑
1. 以家族为单位
这类邑社出现的数量不多，人员也较少，由多个家庭组成。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北宋至道元年石佛真身舍利权隐塔》碑文列举的供养人中，维那李斌组织的家族邑由8个家庭组成，维那王威组织的家族邑由6个家庭组成[4]。家庭成员主要为夫妻、父母、兄弟和儿子。
2.以村为单位
数量最多，在两座塔基地宫题记、铭文和开元寺塔碑文中共计有200多个，参加者为乡村百姓，人员规模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甚至有千人、万人。普通村邑如开元寺塔二层《新乐县吴村维那头周珍等修塔碑》：“新乐县吴村维那头周珍、曹旻、赵均……”；千人村邑一个，为三层《檀下村维那头刘习等修塔碑》中刘希遵乣集的千人邑：“唐县赵母乡诚谏村刘希遵，早为值仕马打虏，老母在蕃中一十八年，尊发重愿，去取慈母，托自□取得慈母回来，有愿烧砖一万口于舍利塔上，结缘已毕，今又乣到邑众一千人，每人逐年各施钱一佰二十足陌，今具邑众姓名如后……”（图一）；万人村邑两个，分别是三层《陉邑县赵家庄维那头强壮指挥使马潜等修塔碑》中的七级（村）万人邑：“七级万人邑维那头刘进、刘宾、陈超……”和陉邑县□卯村万人邑：“陉邑县□卯村万人邑维那头郎再遇、郎金、贾清……”
从现有资料看，村是最主要的结邑单位，也是最多的。未见以乡为单位的佛邑。
3.以街或坊为单位
参加者为居住于城市的坊市户。这类街邑、坊邑与村邑相比，数量要少得多，在两座塔基地宫题记、铭文和开元寺塔碑文中仅见8个。而且每一街邑或坊邑的参加人数也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北宋时期城市相比农村人口数量要少得多。如三层《散员指挥使员进等修塔碑》：“菜市街邑长张演，邑录彭进，李训、刘俊……”三层《定州信利坊邑长张赟等修塔碑》：“定州信利坊邑长张赟，今与邑众弟兄三十七人同于开元寺塔上，斋心修大悲菩萨一龛三事数……”（图二）
4.军邑
北宋时期，定州地处宋辽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时任定州知州宋祁总结当时形势为“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5]。为加强边防，以备辽兵南下，大量禁兵驻扎定州。根据北宋军事编制，禁军有厢、军、指挥、都四级编制，指挥是最重要、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开元寺塔上碑刻铭文中涉及到的军邑，以指挥为单位的最多，如二层《开元寺上生院演法大师门人等修塔碑》：“定州就粮骁武左第四指挥邑长副兵马使王荣，邑正刘训，次正张绪，邑录齐岫……”其次是以都为单位，三层《散员指挥使员进等修塔碑》：“骁武左第六指挥第一都维那头张美，皇乂，十将刘斌，十将刘旻，节级成乂……”
军人崇佛、参加佛事活动，古已有之，定州在隋代时即有“演说军人，契心归善”，与“胡汉士女义邑一千五人并心四方并助”，共同完成复建七帝寺的重任[6]。唐代的军人在幽州房山云居寺刻经活动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7]。而至北宋前期，军人崇佛更是普遍，仁宗时，京师、京东西和河北“僧徒谶戒，里俗经社之类，自州、县、坊、市、至于军营，外及乡村，无不向风而靡”[8]。
大量军人信佛、参加修塔活动，也出现了千人邑，塔上二层《开元寺上生院演法大师门人等修塔碑》：“开元寺上生院演法大师门人□□功德主僧道稠，今召集到檀那信士等去第二级内乣千人之邑，谨具开坐列名于后……”碑中列有725人。
5.女人邑
以生活空间所结佛邑中，有的全部为男性成员，此类以军邑为多；有的男、女皆有，女性多以男邑家属身份出现；有的则主要以女性组成，称为女人邑。资料所见女人邑均集中在开元寺塔碑刻上，人数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村邑中的女人邑有14个，如三层《陉邑县赵家庄维那头强壮指挥使马潜等修塔碑》：“女众维那头杨氏，女五姐、六姐、十姐，新妇彭氏、张氏，孙女大姐、三姐，司谦、魏殷、张氏，副维那成氏、男祝旻、女祝氏（后省略38位女邑）。”坊邑中的女人邑有4个，如二层《东颐供奉官阁门祗候知乾宁军事田思明等修塔碑》：“鲜虞坊女邑郭氏等，何氏、蒋氏……”军邑中的女人邑仅有两处，如二层的《当寺上生阁百法院助缘乣僧道莹等修塔碑》：“骁武左第六指挥女邑都维那头女弟子马氏，指挥使县君王氏，副指挥使小娘子潘氏。第一都女邑邑人李氏，邑人康氏，邑人聂氏，邑人吕氏，石氏。第二都女邑邑人（后省略13位女邑）。第三都女邑邑人（后省略8位女邑）。第四都女邑邑人（后省略27位女邑）。第五都女邑邑人（后省略12位女邑）。”（图三）四层的《骁武第六女众等修塔碑》：“骁武第六女众等梁氏（后省略26位女邑）。”
军邑中的女人邑全部由女性组成，而村邑和坊邑中的女人邑会出现少数男子，一般应是女邑众的儿子，或未成年男子，后者常被称为某某哥。如上文提到的三层马潜等修塔碑女众中仅见4位男性，二层鲜虞坊女邑中只有1位男性，为“七哥”。
女人邑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东魏时期[9]，从东魏至五代，关于女人邑的记载不曾间断，但在北宋之前军中女人邑见诸报道的还没有，这可能和北宋实行募兵制，允许就粮禁军“挈家属以往”有关[10]，所以在北宋的军邑中有许多妇女。女人邑的出现是北宋前期妇女地位较高的反映。
（二）以职业或行业结邑
这类邑社仅见两个，同见于开元寺塔四层的《在州使院邑众等修塔碑》。一为在州使院胥吏组成的邑：“在州使院邑众等，前都孔目官樊峻、都孔目官郑勋、知勾孔目官周旻……”一为从事商税务工作的胥吏组成的邑：“商税务都维那头崔荣、左教练使勾当商税事□□李屿……”（图四）宋代的胥吏是指官员（品官和未入品官）以外的官府办事人员。
（三）以相同的信仰而结邑
1.开元寺文殊邑：因信仰文殊菩萨而结成的邑。如静志寺塔基地宫题记“开元寺文殊邑众等”[11]。
2.开元寺普贤邑：因信仰普贤菩萨而结成的邑。如静志寺塔基地宫题记“开元寺普贤邑众等共开道场一七日，……太平兴国二年丁丑岁五月廿二日壬午□□”[12]。
3.开元寺涅槃邑：是以涅槃为修行目的而结的邑。如开元寺塔二层的《东颐供奉官阁门祗候知乾宁军事田思明等修塔碑》中有“涅盘（槃）邑”。
4.法花经邑：当是以同念法华经而结的邑。如塔中七层《使院都孔目官薛筠等修塔碑》：“新乐县清化乡累头村法花经邑众刘佺、吴绪……”
5.开元寺土地邑：唐后期以来，尤其是北宋时期，佛教与道教渐趋融合，且更加世俗化，佛邑中出现了道教供奉的神灵，如土地，见塔上二层《东颐供奉官阁门祗候知乾宁军事田思明等修塔碑》中有“土地邑高钦”的记载。
（四）为完成某项佛事活动而结邑
1.为修建开元寺塔而结邑。定州开元寺修塔邑，见开元寺塔二层《佛说金刚寿命修塔陀罗尼经碑》：“定州开元寺僧俗修塔邑众都维那李德泽等记，中山寄释省勤述……”[13]开元寺塔碑刻铭文中出现的众多村邑、街邑、坊邑、军邑、千人邑、万人邑等，均可视为为修开元寺塔而结的邑。
2.开宝九年（976），静志寺发现三处舍利，于太平兴国二年（977）重新葬入地宫。关于此事所结的邑社有静志寺舍利邑和舍利阁邑，前者见于静志寺塔基地宫题记：“静志寺舍利邑众等，邑长康□□……”[14]后者见于地宫南壁题记：“舍利阁邑众王□故记，父王□，母刘氏。”另有北壁题记：“教化盖舍阁，静志寺头陀僧智聪，亲弟比丘僧智谒，亲弟比丘僧智岳故记，□太平兴国二年五月”[15]与之相呼应，可知当时的静志寺头陀僧智聪担负着教化邑人、组建邑社的职责，以使舍利阁顺利完工。
3.菩萨阁邑，出现了三次，其中两处见于静志寺塔基地宫题记：“开元寺菩萨阁邑范□□等……邑人安勋，邑人安，邑人王训”“太平兴国二年……子安守□与菩萨阁邑人等记……”[16]另一处见于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隋铜鎏金舍利函函盖内侧壁题记：“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十五日，菩萨阁邑人起建道场，供养七昼夜，范美、安勋、安、李钦、王训、李千□记。”[17]三处题记中提到的菩萨阁邑，均出现于静志寺重葬舍利的法事过程中。隋铜鎏金舍利函上的菩萨阁邑众成员和开元寺菩萨阁邑众成员基本相同，所以应是开元寺菩萨阁邑，至于出现在静志寺塔基地宫题记中的另一处菩萨阁邑是开元寺菩萨阁邑，还是静志寺菩萨阁邑，因资料所限，尚未可知。
这种为某项佛事活动而结成的邑社一般带有临时性特征，活动结束后也就解散了。
（五）因共同信仰和共同佛事活动而结邑
此类邑社仅见一处，为净众院上生邑。见于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定州西关创修净众院记》碑：“时有城中仕庶，郎外英流，愿结一上生邑，同修此院……”[18]上生即指弥勒上生，上生邑即共同信仰弥勒上生的邑众为修建净众院而组成的邑社。
二、佛教邑社的领导设置
见于两座塔基和开元寺塔碑刻资料中的佛邑首领有都维那、副（都）维那、（乣首）维那头、维那、邑长、次长、邑正（政）、邑录等，邑中成员称邑众或邑人。但许多邑的领导设置比较简单，多数情况下仅有维那头或维那。
1.都维那
是统领众多维那头或维那的佛邑最高领导。资料中出现得较少，大部分邑社并不设置都维那。如上文提到的《佛说金刚寿命修塔陀罗尼经碑》所记修塔邑，有都维那一人，下设副都维那两人，维那十人，副维那一人[19]，可能因为该邑是参加修塔的众多村邑、街邑、坊邑等的联合体，肩负着修塔的重任，事务繁多，需要加强管理和协调[19]。军中女人邑也出现了都维那一职，上文所引骁武左第六指挥女邑中，都维那头为马氏，其下分管着五个都的女邑。
2. （乣首）维那头、维那
维那头是出现最多、最主要的佛邑首领。一般由具有一定身份、地位或在该邑组建过程中出力最多的人担任。如位于开元寺塔三层的《无极县西高村维那头将仕郎摄祁州助教李中一等修塔碑》和《陉邑县赵家庄维那头强壮指挥使马潜等修塔碑》，李中一为将仕郎摄祁州助教，马潜为强壮指挥使，均为小官吏；同样位于三层的《檀下村维那刘习等修塔碑》中所记维那头刘希遵，不但为建塔“有愿烧砖一万口”，而且还“又乣到邑众一千人，每人逐年各施钱一佰二十足陌”（见图一）。
有的邑中有两个维那头，《曲阳县归善乡西诸侯村乣首维那石厚昌等修塔碑》：“曲阳县西大王村维那头尚书崔嗣、妻维那头女弟子王氏……”崔嗣和王氏为夫妻，而且同为维那头，可能是崔嗣负责管理组织村中男邑，而王氏负责女邑。
维那在邑中的地位低于维那头，有时一个邑中会有多个维那。
3.邑长
在邑中，邑长是唯一的，有时设次长，为邑长的副手。在有维那头、维那的邑中，邑长排名常在其后，说明邑长在邑中的地位低于维那头、维那。如位于塔上二层的《光峻、光弼等修塔碑》：“维那头西南葛村成琳、成荣，男成显，维那李均，邑长李斌，邑录王斌，邑正孙祚……”
4.邑正（政）
职能不详，其在邑中地位低于邑长。如前引《光峻、光弼等修塔碑》，“邑正孙祚”名列“邑长李斌”之后。
5.邑录
邑录当源于官府的录事，其职能可能为掌管文书，举弹善恶。有的邑中有多名邑录。和邑正一样，地位低于邑长。
邑正（政）和邑录在邑中或单独出现，或同时出现。同时出现时，有时邑正（政）在前，有时邑录在前，这可能是由邑正（政）和邑录在该邑中所起作用而决定。
三、佛教邑社的人员身份
佛邑成员多为普通百姓。不仅众多村邑、坊邑的成员绝大多数为普通百姓，军邑中的邑众也多为普通士兵，即使在邑中担任领导职位的也仅为职位较低的军吏。如塔上二层的《散员指挥使李荣等修塔碑》：“散员指挥邑长十将赵美、邑录赵金、邑政孙旻……”邑长赵美官居十将；塔上三层的《檀下村维那刘习等修塔碑》：“本城招收第一指挥邑人都维那承局吕召、次维那承局任赞……”都维那吕召、次维那任赞均为承局。十将、承局都是军队中的低级军官：“北宋在指挥之下设都的编制，显然也是沿袭用五代旧制。都一级统兵官，马兵是军使和副兵马使，步兵是都头和副都头。在副兵马使和副都头之下，尚有军头、十将、将虞候、承局和押官。”[20]现所见在军邑中担任领导的职位最高的是指挥使，仅出现了一次，见塔上三层的《云翼左第六指挥等修塔碑》：“厅子马第一指挥使维那头刘通正，妻长氏，邑长贾斌，妻张氏，邑正王训，妻刘氏，邑录牛遂，张氏……”其次是副兵马使，也仅出现一次，见塔上二层的《开元寺上生院演法大师门人等修塔碑》：“定州就粮骁武左第四指挥邑长副兵马使王荣、邑正刘训、次正张绪、邑录齐岫……”而大部分人员没有职位，只是普通士兵。宋朝实行募兵制，被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饥民或破产农民，所以说“士兵是穿上军装的农民”[21]。
塔上四层的《在州使院邑众等修塔碑》和二层的《佛说金刚寿命修塔陀罗尼经碑》所列邑众，可见孔目官、勾押官、前行、押衙、节级、知客等没有品级的胥吏。“宋代胥吏作为各级官府内的具体办事人员，大多来自社会的底层，主要有市井平民、农民、地主等”[22]，所以胥吏和军人一样，其出身大部分为平民百姓。
四、佛教邑社与寺院的关系
佛教邑社常被冠以某某寺之名，说明了它与寺院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
1.佛教邑社对寺院的依赖
佛邑的组建依靠僧尼的教化、指导。僧尼在佛邑中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起着组织领导的作用。上引静志寺地宫题记中提到的静志寺头陀僧智聪即担负着教化舍利阁邑人的职责，深泽县万人邑则由僧人直接担任维那头，对邑众进行组织管理，军队中的千人之邑则是开元寺僧道稠号召组织的结果。
佛邑在寺院僧尼的指导下开展佛事活动，如上文所引《定州信利坊邑长张赟等修塔碑》，碑文后面列有开元寺演法大师和他的弟子的名字：“修塔都功德主演法大师赐紫沙门希古，镌字人王承润，赐紫沙门道隆，赐紫沙门宗……”（见图二），说明此信利坊邑众修建佛龛是在演法大师及其弟子的指导下完成的。
2.佛教邑社对寺院的帮助和影响
寺院的佛事活动要依靠佛邑来完成。寺院钱财、僧尼有限，在完成大型佛事活动时需要佛邑的大力帮助。在开元寺塔碑刻铭文中出现的大量佛邑都是为修开元寺塔而组建的，邑众们或施钱，或施物，或出力，在修塔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静志寺塔基地宫题记中出现的静志寺舍利邑、舍利阁邑，开元寺文殊邑、普贤邑等，邑众们供养舍利，举办道场等，与静志寺僧众共同完成了重葬舍利的法事活动。
寺院依靠邑众扩大影响。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的一贯措施是“给予佛教一个适度发展的条件，但决不许其过度膨胀或走向惑众邪途，以危害国家集权的实力，这是从宋人开国以来就定下的基本原则。历代帝王在掌握的尺度上虽有宽严之分，但这个原则没有变更”[23]，所以寺院僧尼人数受到限制。静志寺塔基地宫题记中有“诵维摩经沙门”[24]，开元寺塔上二层的《东颐供奉官阁门祗候知乾宁军事田思明等修塔碑》中有“讲经沙门福密、表白沙门文朗……霸州大城县宣善寺主讲法华经沙门惠超”等记载，说明寺院僧侣通过向邑众或信徒诵、讲经文，度化众生，达到宣传佛教的目的。
北宋前期定州的佛教邑社，数量多，人员众，规模大。参加佛邑的人员多为普通百姓，体现了平民性特征。出现了多个主要由女性组成的女人邑，反映了妇女在信仰上的独立性和较高的地位。总之，佛邑的大量出现，是北宋时期定州区域佛教文化繁荣和佛教信仰深入民心的表现。
[1]宁可：《述“社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1期。
[2]a.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b.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
[3]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4][18]倪毅：《定州静志寺塔地宫文物铭文初步整理》，载《中国古代佛塔地宫文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店，2015年。
[5]元·脱脱等：《宋史》卷284《宋庠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596页。
[6]《定县志》卷18《金石篇上》，1934年，第14页。
[7]刘琴丽：《唐代幽州军人与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6期。
[8] 张方平：《乐全集》卷21，转引自谭景玉：《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初探》，《民俗研究》2014年4期。
[9]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5期。
[10]《文献通考》卷152。
[11][12][14][15][16][17][24]贾敏峰：《定州静志寺、净众院塔基地宫题记考释》，载同[4]。
[13][19]王晓薇，孙斌：《定州塔〈李德泽等修塔记〉碑考析》，《文物春秋》2013年4期。
[20]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42页。
[21]杨国宜：《庆历新政时期保州兵变的评价问题》，《安微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3期。
[22] 梁金贵：《宋代胥吏制度探微》，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http：///
shuku/zhongguofojiaoshi/14444_SR.htm。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