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中国化之彻底和成功，对分析和借鉴如何更好的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启示。本文尝试以时势和地利优势解析佛教成功中国化的外因，以实用主义贯彻下的入世精神和儒学化以及完成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转换，达到辩证统一的脱胎换骨印证佛教成功中国化的内因，并在此基础上浅谈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禅宗；儒学化；否定之否定；战略机遇期
在精神世界默认“不宗教”的传统中国社会[1]，佛教能立稳脚跟，并且最终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占据一席之地，形成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格局，佛教成功中国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同为外来文化的代表，佛教和马克思主义从初期流入中国开始，都不断的进行自我革新，不断的实践中国化，诚然，因为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差异，两者背负的历史使命、政治地位、思想作用都不尽相同，但两者在其中国化的方向和趋势上依然表现出不同层面的相似性和可借鉴性，尤其佛教作为成功中国化的典型，内化和另辟出禅宗、净土宗等多支宗派，进而对理学、社会风气、文学意境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中国化的路径导向价值深远。本文着重以禅宗为例，试究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是如何于历史洪流中在华夏文明内裂土封侯，开花结果，并浅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有何参考意义。
一、外因：战略机遇期的把握
（一）天时
佛教传入中国早在三国魏晋时期，而等到禅宗之流的集大成者发扬光大则要推后到隋唐和宋朝。
历史学界对佛教中国化的观点大多不离“三段论”。以时间为轴划分，传入到三国魏晋，为第一段；从三国到南北朝，为第二段；从南北朝至隋唐宋，为第三段[2]；以教义援引和阐述方式为据划分，佛教中国化的开端为格义佛教时期，表现为引用大量中国固有理论和儒道词汇来翻译解释佛教义理；中期为宗派佛教时期，表现为佛经译者和信徒在解释或援引佛教思想时开始侧重独立性，凸显出差异化的特征；后期为禅宗时期，表现为禅宗在更好的融合大众化趋势后独秀一枝[3]；以中国化内容为界划分，从东汉到五胡十六国，主要表现为巫术化的浮屠道；从西晋到东晋，主要表现为玄学化的般若学；从南北朝到隋唐宋，则主要表现为儒学化的禅宗[4]。而不管基于哪个角度来划界，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三段论的划分区间都是相近的，也就说明在特定历史时期，佛教的中国化的确是被历史推动的，也就是“天时”的作用是成立的。
在佛教流入时期，汉文化正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高潮，两汉继承了秦朝帝制的基本原则并付诸实践和贯彻到位：重农抑商、中央集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一方面是国力鼎盛，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给了佛教扎根的土壤；另一方面是独尊儒术后思想的沉寂，倒使得“外来和尚好念经”，天然的思想断层给了佛教生存的空间。
从魏晋南北朝到五胡十六国，战火纷飞，群雄割据，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自上而下推动汉化，同时华夏文明的实用主义再一次迸发出惊人的包容性，使得这一阶段华夷不辨，胡汉混杂，民族混血大交融，佛教思想也在这种宽松包容的时代氛围中不断蜕变，先是与魏晋玄学眉目传情，后在南朝梁武帝时代以达摩东渡为标志破题禅宗中国化的启蒙，以“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姿态使佛教风光一时无两。
在盛唐及宋，本是胡汉混血的杨隋和李唐长时期不拘一格，兼收并蓄。尤其在唐朝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尊重多元多样的形态，秉持海纳百川的雅量，使得禅宗的丰富，佛教的中国化最终形成兴盛的大势。有学者在阐述这段历史时倾向于主张领导阶层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唐太宗、武则天在支持编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开经偈》上的主导作用，可如果将李唐王朝对佛教的支持简单理解为如南朝梁武帝一般的信徒，则有失客观。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曾下诏对当时社会上佛道之争表态：“殊俗之典，誉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表示了崇道抑佛的取向；复又下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将天下大定归功于“无为”，并且将自己血脉攀上道家始祖李聃，称之为“朕之本系”，可见佛教的大势也不尽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广，而更多是水到渠成的时势使然。
（二）地利
现阶段研究的热点大多集中在突破传统意义上中国是陆地文明的固有观念桎梏，而旨在强调海洋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主导作用，在万方数据库中搜索标题关键词为“陆地文明”的文章仅有1篇，而搜索标题关键词为“海洋文明”的则有62篇，这样的学术论点固然在显示创新视角和立意，却未免不切实际，没有足够尊重史實。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演变，使中国成为陆地文明主导的封建小农社会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强行扣上海洋文明对中原的几多影响的高帽不仅牵强而且缺乏充分的客观条件和有说服力的可信史实。
佛教传入中国实则得益于汉朝丝绸之路的开辟，沿着西域少数民族国家一路传教至中原土地并最终生根发芽。从印度到中国，若没有丝绸之路和沿线西域文明的推送，在时间空间上很难如此契合的适时的传入中国。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固然悠久，但并没有成为思想传播的来源，明清后推行海禁，之前的海上文明停留在对外宣扬华夏国威，是主动地对外投放，而不是借鉴吸收。因此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得益于“地利”的借势。
二、内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一）实用主义
从两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到盛唐中叶，佛教经过中国社会四五百年的打磨蜕变，中国化的转变在潜移默化的被实现。而佛教能够成功中国化，期间必然产生的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交织融合的过程，即所谓文化交融，彼此内化，则又必然要发扬实用主义的精神。
实用主义首先体现在佛教入世上。相较于原始印度佛教的诸般戒律规范和乞食自修的修行方法，中国社会民风勤俭的农耕文明显然更易接受百丈怀海的丛林制度。据《释门正统》载：“元和九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5]马祖百丈师徒建立的丛林制度主张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禅宗的丛林制度，脱胎于佛教戒律的演变，却又综合考虑了中国社会的民情民意，同时，禅本身的理念也由“静思”演变为身体力行的顿悟，在内涵上更接近生活劳动。元末临济宗僧人昙噩曾在书中记载前朝五代后梁布袋和尚的法偈：“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自力更生的禅宗，由此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地位又先前推进了一步。
实用主义其次体现在佛教的儒学化上。禅宗六祖惠能提出“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到百丈怀海禅师创立丛林清规时主张“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如此这般主张的忠孝节悌，温良恭俭让，已彻底同类了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佛家子弟，已无异于儒家弟子。作为占据中华民族统治思想高地的儒家文化与禅宗的融合，自然凸显出禅宗中国化的彻底与有效。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6]；而在同时期，禅宗也依次出现了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这三件使禅宗得以大行其道的关键性事件。这里可以互为因果的一段逻辑是：当士族凭借九品中正制垄断为官的渠道，寒门子弟与中央集权的联合就应运而生。科举作为皇权笼络天下民心的手段，相对公平的为所有读书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通道，实现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而这恰恰与禅宗当时立地成佛、普度众生的观点交相呼应。
（二）辩证统一
佛教能够成功中国化，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内涵在实用主义的方向下完成了一个哲学性的转换。根据上文阐述的佛教中国化三段论的节奏，结合其在不同阶段蜕变的不同成果，我们可以分明的看到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在儒学化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实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批判路径，完成了其内涵上的脱胎换骨。
代表为临济义玄和德山宣鉴，他们主张修行破执的法门被人们称作“临济喝，德山棒”。《五灯会元》中记载了一段临济宗创始人义玄法师的公案：师与王常侍到僧堂。王问：这一日堂僧还看经么？师曰：不看经。曰：还习禅吗？师曰：不习禅。曰：既不看经，又不习禅，毕竟作个甚么？师曰：总教伊成佛作祖去！而德山宣鉴的棒喝更直白：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如此嬉笑怒骂，一味棒喝，将佛祖清规都抛开去。[7]易中天先生对此点评道：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无话可说，什么都已否定，也就什么都不必否定。吃饭睡觉可以有，娶妻生子可以有，建功立业可以有，升官发财可以有，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等等当然更可以有。与世俗生活不矛盾，与皇权政治不矛盾。一切问题，通通解决。是为“否定之否定”。
简单来说，两汉的格义佛教是第一阶段的“肯定”，魏晋风气盛行时玄学大兴，此时佛教的蜕变为第二阶段的“否定”，而到盛唐以后，禅宗逆袭一枝独秀，标志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和巅峰，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蜕变升华。
三、借鉴：战略机遇期与辩证否定的统一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的划分尚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一般采用的方式是以理论成果为标志来区分。基本没有疑义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理论成果的诞生，第二阶段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
（一）立足当代，借势腾飞
马克思主義能够在中国生根壮大是马克思主义天然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决定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也是我们要坚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来源。在此基础上，在明确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阶段的前提下，对比佛教中国化三段论，我们如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也到了关键转折时期。佛教中国化在盛唐海纳百川的灿烂文明中华丽转身，脱胎换骨，而我们当今的时势一如盛唐景象，物质丰富，思想开放，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新时期新形势的时代因素，把握战略机遇期的充分优势，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赢得党心民心，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高地。
在国际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各路思想交锋，大数据多渠道宽流量的时代背景给了各路思想展示的平台和发展的空间。隋唐盛世中禅宗率先完成自我革新，从此便在中国传统社会牢牢扎根，融入中华文明。对比可知，马克思主义若在此时创新性的再度实践中国化必然事半功倍。
（二）坚持理论创新
从佛教成功中国化的经验可知，佛教思想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顺应时代背景社会需求而创新转变，逐步完成从肯定到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同样需要通过不断结合实践来丰富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综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阶段要牢牢把握实践方向，不断在实践中探索中国化的路径；要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升到战略高度来对待。通过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来助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樊浩.伦理道德的西方哲学精神范式[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18（1）：7-11
[2]姚洪越.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5（15）：37-41
[3]王伟.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与借鉴[J].河北学刊.2012. 163-166
[4]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第14卷：禅宗兴起[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5]宗鉴. 释门正统[O]
[6]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7]普济.五灯会元[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