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评述李根源的生平及在苏州的行踪，特别是他与佛教渊源的基础上，研究了他与苏州佛教的关系，主要包括他与苏州佛教界印光法师、大休上人的交往，在上海刊行出版《吴都法乘》，积极参与抗日救国及慈善事业等史实，认为李根源隐居苏州之后醉心佛教，用自己的行动传达佛学要义，为吴地文化的延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李根源;佛教;苏州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45-05
一、李根源与苏州
（一）李根源生平简介
李根源（1879—1965），云南腾冲人，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从明初开始，李氏一族世代为官，李根源在《雪生年录》中相关记载：“明初始封，祖讳德，字裕本，徙西平，候沐公英定滇，以功世袭。云南前卫千户，传三世，讳全，以麓川思机法叛调腾冲卫千户;十世，讳镇雄，字锺英，官至都指挥佥事，封武略将军，扈永历帝。”李根源家学渊源，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七岁，先祖母授以鉴略、孝经，先考授以出师表、正气歌、史可法复睿亲王书、朱柏庐治家格言。”[1]九岁，他在张士容先生的教导下读四子书毕，随后又在张子琨、赵端礼等先生门下学习。二十岁的时候李根源参加了童子试，“列第四名府试，列第九名试毕，留永昌读书住太保山鹤云会馆，游诸葛营、梨花坞、睡佛寺，又至金鸡村访吕凯墓院，岁试列第三名，覆试列第四名，入永昌府学。”[1]由此可见，青少年时期的李根源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在李根源的青少年时期，赵端礼对李根源的影响非常大。据李根源回忆，赵端礼曾云：“读书不能躬行实践，徒腾口说，丁身心性命何与？条示弟子以躬行之要，曰立志，曰敦品，曰谨行，曰习苦，曰尚名节曰不期，曰博学。又示读书大要，曰经史、性理、舆地、掌故、词章，而归本于经。讲席之侧，侧亲书‘躬行刻苦，潜心讨究’八字榜之，俾生徙日警惕焉。”[2]也是在李根源二十岁时，出现在苏州乃至全国各地的“印泉”二字，确定为李根源的字。
在这一时期，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世界的局势早已发生改变，大清再也不是自己眼中的“天朝上国”了，学习与改革之路已成为必然。清政府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从早期的赴欧美留学转变为赴日留学。李根源二十五岁时候考入高等学堂，二十六岁时，远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振武学校，《赴日旅程录二卷》详细记载了自云南出发经湘鄂到长江流域的山川、风土、金石、古迹以及险要的关津要塞。李根源在日本接受了良好的自然科学教育，同时也学习了关于西方国家平等与民主，这对他思想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根源加入在日成立的同盟會，并被推举为云南留学生同乡会的会长。
回国以后，李根源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担任监督并兼步兵科教官、总办，此时他虽然在清政府担任官员，但一心向往革命。武昌起义以后，李根源参加了“二次革命”以及讨伐袁世凯的活动。民国成立后，由于李根源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教育同时又有传统文化的背景，他的为官之路异常通顺，先后被任命为航空督办、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
（二）李根源的苏州行踪
四十一岁的时候，李根源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据他在《雪生年录》中的记载：十月二十七日，国会联合会以改组军府案付审查，提出不信任西林案，余主西林，辞职，即行莫日初林悦卿;诸人不允，西林发出辞电，陆干卿、唐蓂庚、谭组安、刘汝舟、熊锦帆、谭月波、王电轮、卢焘等复电挽留并反对改组案，于是军府与议会成水火议会。不谅余之主张，攻击目标转向余，以余为军府保镖人也。从李根源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他既想保存革命的成果又无法与当时国会的一些人妥协，于是愤然退出政坛。
李根源以谨遵母命为由远离北京：“老母时戒之曰：尔罪深矣，孽重矣，宜痛自修省以迓天和，否则横事之来，尚无尽期小，子谨遵慈命，键户懺罪，除读诗书写字外，亦少见客，专温习四子书、易经、五子近思录辑要并参阅正谊堂业书捕房弩之刺客为之，请求宽释票拘之人，并为请求注销。”[3]可以看出，李根源无法改变当时的局势，便只能选择独善其身。在辗转上海、苏州之后，他最终定居苏州十全街。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州与李根源的文人性情不谋而合，在章太炎（炳麟）、张一麐、吴荫培等人的帮助下，李根源与苏州社会各界有着良好的互动。
李根源与章太炎相识于微时，彼时章太炎与邹容因“苏报案”名声大噪，李根源在日本亦是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李根源在《雪生年录.卷一》中记载：“癸卯苏报案余杭章太炎、巴县邹威丹被捕甲辰二月，威丹死于狱，今五月太炎监禁期满至东京主《民报》，余心仪太炎返东京。”李根源对章太炎欣赏已久，在获悉他赴日的第二天，即访问时任《民报》编辑的章太炎，与之“谈甚洽”。1924年两人定下“金兰之契”，从《章太炎致李根源书札七通》中也能看出两人私交甚笃。
章太炎对李根源的悉心照顾使他迅速融入苏州的生活。李根源退出官场之后寄情山水发现苏州的文化古迹众多，但却损坏严重，他联同吴荫培等开启访古之路，整理出《吴郡西山访古记》，此书在当时评价极高。时人称：“这是有史以来对苏州郊区古墓最完整的最详尽的调查记录，纠正了《苏州府志》中很多不实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4]李根源在《吴郡西山访古记》中曾多次提到乡人视盗卖破环古碑“为寻常之事久矣”。李根源将自己的所见记录下来，为后来《吴县志》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吴县志》的编写中，李根源负责“冢墓志”与“金石志”。有学者指出，“正是他的这样一次个人的活动，为苏州保存了永远无法再现的昔日的辉煌”[4]。
在抗战初期，李根源连同张一麐组成“老子军”去上战场抗日杀敌。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掀起新一轮的抗日高潮，不能亲上前线杀敌的李根源为鼓励前线的战士，亲自率领群众将战死沙场的烈士进行安葬，先后将1200余具烈士尸骨安葬在“一.二八”事变时建的“英雄冢”里面。后来由于战况惨烈，“英雄冢”已经无法供英雄们沉睡，李根源又四处奔波选址，终于在灵岩山下找到一块地方重新修建烈士的墓地。国画大师徐悲鸿听闻李根源的事迹之后绘制《国殇》赠与李根源。李根源即使不在政坛身居要职，也一直心系国家安危，以民族利益为重。楚图南曾赋诗一首，表达对李根源的敬仰之情：
万方多难古神州，边陲英豪抗逆流。
辛亥光复树义帜，民初护法运宏谋。
有为有守切时望，亦武亦文胜匹俦。
曲石遗篇传海内，乡贤典范足千秋。
后来在不得不离开苏州的情况下，李根源还曾作《去苏州四首》记录当时的不舍：
其一：大兵一退民逃尽，炸弹朝昏不断投。救难扶伤今已矣，老夫挥泪别苏州。
其二：蹒跚踏月出金门，走向狮山又阙村。队队敌机相伴送，人闻风鹤便惊魂。
其三：湖上风来松有声，茫茫心事对孤檠。恼人犹有萑头鸟，一夜怪鸣到五更。
其四：攘夷大义春秋著，吾辈儒生敢顾私。况有剽姚先我语，匈奴不灭何家为！
李根源与苏州的感情深厚，作为军人、政治家，在政治抱负施展无望的时候，是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治愈了他。1927年，李根源的母亲在苏州病逝。李母素来信佛，李根源走访苏州为母亲寻得位于石湖的一地良处，此处山清水秀，且周围有名刹治平寺。将母亲安葬在石湖之后，李根源在治平寺守母亲五年，其后由于山贼横行，李根源将母亲的墓地迁往小王山，取名“阙茔”。李根源同其妻子在百年之后也是葬在苏州。
二、李根源与佛教渊源
总的来看，李根源与佛教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少年时期的形影不离;留日时期的针锋相对;虚云点化的平缓期以及留在苏州与佛教人士全面交往的时期。
（一）少年时期的形影不离
李根源的祖母是虔诚的佛教徒，平日里喜欢诵经念佛，也多去寺庙中祈福，由于李根源自小便是由祖母抚养，也是从小就与佛结缘。李根源刚出生不久，“中惊风舌卷牙闭不乳，四日无啼声，仅一息存，戚里咸谓无生理，先祖母日夜虔诵观世音经，第五日忽两目转动，微汗，啼声大作，未服药愈。”[1]类似这样的事件在李根源的童年时期多有出现。李根源十一岁的时候，他的妹妹根祥、根儒、根润相继沾染上水痘，最后根源也未能幸免，他们都出现昏睡不醒的症状，情况不甚乐观，医生也束手无策。先祖母虔诵观世音经三日，他们兄妹几人的面色都由黑转红，相继痊愈。在李根源十五岁的时候，“遇峨眉山僧善恒教以读书作文法并讲佛学大意”。由此可见，李根源的青少年时期与佛教及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留日时期的针锋相对
在去日本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教育之后，李根源对佛教的态度骤然转变，认为佛学既不能实现人的自我救赎，对唤醒国家与人民的意识也无多大作用，他认为佛教中的思想很多是教给人隐忍，对待万事万物保持着一种比较和善的状态，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在李根源看来，也严重影响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对当时所处的环境的反思与改变。佛教经典对“因果报应”也有相应的解读：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①这在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李根源看来实为无稽之谈，在西方的生物学家看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人死精神即灭，意志也不复存在。李根源在日本自然也学习了这些理论，面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法自然是无法认同，他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只对当时存在的一些事件有影响，且不说人有没有下一世，就算有的话肉体都已随风而逝，精神又怎么继续保存并影响人的下一世呢？在李根源看来，这个理论有着种种漏洞。李根源对佛教认识的改变，对他以后的一些行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虚云法师点化
思想上的转变，改变了李根源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佛教也不例外。李根源一改对佛教优容优待的态度，认为佛教不过是麻木人心的“封建迷信”，同晚清一样，是社会的毒瘤。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李根源与蔡锷、李烈钧等发起了“重九起义”。当时在全国迅速掀起革命的热潮，展开了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当时担任云南总政军长兼参议院院长的李根源，便以“清肅社会”为名，亲率部队前往全省各地没收寺产，逐僧毁寺。[5]当时云南有虚云这样的得道高僧主持佛教事务，以图减少当时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逐僧毁寺事件对云南佛教的影响。虚云在鸡足山开设佛学堂，重振僧纲，重拾农禅，但是当时社会动荡，再加上一些平时放纵惯了的僧人一时之间难以将旧的不好的习气全部改正，所以僧人的质量还是良莠不齐的。李根源就见到了两个不守清规，因为嫖妓争风打架的和尚，当场即要将两人处死。由于李根源早有毁寺之心，便以此为开端，借口鸡足山有僧人过万，且有武装反抗的可能性，于是亲率精兵并带着新式武器，浩浩荡荡地前往鸡公山。两个和尚一看情况如此便连连求饶，并希望请当时正在祝圣寺讲经的虚云出面。李根源早对虚云有所耳闻，认为此人在当时的如此乱世能深得民心必然有蹊跷，于是便同意了两个和尚的提议。正在讲经的虚云听闻此消息之后，果断下山去见李根源，于是便有了流传已久的“虚云和尚教化李根源将军”的美谈。
后来的学者在对《非常道》进行重新整理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虚云见李根源与前四川布政使赵藩同坐殿内。公前致礼，李不顾。赵与公有旧，劳之，问公从来？公陈述惟谨。时李怒形于色，厉声问曰：“佛教何用，有何益？”公曰：“圣人设教，总以济世利民，语其初基，则为善去恶……从古政教并行，政以齐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万物得以宁，而天下太平！”李色稍霁。又问曰：“要这泥塑木雕作么？空费钱财！”公曰：“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于法不张：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无敬畏，将无恶不作，无作不恶，祸乱以成。即以世俗言，尼山塑圣，丁兰刻木，中国各宗族祠堂，以及东西各国之铜像等，亦不过令人心有所归，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议。语其极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李略现悦容，呼左右具茶点来。李又曰：“奚如和尚勿能作好事，反作许多怪事，成为国家废物。”公曰：“和尚是通称，有圣凡之别。不能见一二不肖僧，而弃全僧。岂因一二不肖秀才，而骂孔子。即今先生统领兵弁，虽军纪严明，其亦——皆如先生之聪明正直乎？海不弃鱼虾，所以为大，佛法以性为海，无所不容，僧秉佛化，护持三宝，潜移默化，其用弥彰，非全废物也！”李色喜。[6]余世初编的《非常道》中认为虚云法师与李根源的这番精彩的对话也为他以后提出“以教治心”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和虚云和尚谈话的第二天，李根源又来到鸡公山与寺僧一起诵经、参禅、吃斋。他恳请虚云老和尚为他证授三皈依，成为在家学佛的俗家弟子，自此李根源由单纯的革命党人变成居士，之后精心研读佛教经典，为虚云会晤蔡锷、组建云南佛教分会、开办佛学院、施医布教等周旋赞助，1923年还呈请黎元洪为梁河县珠涌寺题书“太平寺”，可谓“法门外护，用力至多”。李根源与虚云情谊深厚，《虚云和尚年谱》中记载李根源离开之时，曾以诗赠虚公：
芦飞清昼雨，石响夜藤风;
残书千万卷，古迹墨潆潆。
虚云法师也给予回赠，诗云：
三界无安是火宅，更于何处可安居？
如来示我真实义，魔也如如佛也如。
此外，李根源在所著的《曲石诗录》也有诗提到此次上山毁寺，却与虚云法师结缘最终皈依佛教的记载：
曾侍樾师鸡足游，担当大错杳难求。
老僧导我登金顶，竞做山中十日游。
在《雪生年录》也有相关的记载：登金顶寺，游石钟、华严、寂光、传衣、大觉、九莲诸寺，尊胜塔院、大士阁、八角、牟尼、钵盂、慧灯等庵。请虚云和尚监理山中一切。[7]这种种记载都表明虚云法师对李根源关于如何看待佛教这个问题上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的李根源对佛教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他在苏州的生活。
三、李根源与苏州佛教
江南地区的佛教自东吴以来一直发展得比较繁盛，特别是苏州地区名寺众多，寒山寺是禅宗临济宗的名刹，西园寺乃律宗庙宇，灵岩山寺在印光法师重修正殿之后一直为净土宗的代表。在虚云大师的点化下，李根源以居士自居，面对苏州如此丰富的佛教资源，他如获至宝，积极地了解江南佛教，与印光法师、大休上人都有良好的互动。
（一）李根源与印光法师
印光（1861—1940），俗姓赵，陕西郃阳人，法名圣量，字印光，近代净土宗的集大成者。印光幼时即幼随胞兄习儒经，涉猎释教经典，矢志参佛，一生辗转各个寺庙，1937年移驻灵岩山寺。居士佛教的兴盛是近代佛教的一大特点，[8]苏州文化底蕴深厚，居士众多，有些僧人认为居士和佛教本不相同，无根本联系，印光却认为居士佛教与僧伽佛教同为佛教的发展形态。于是在苏州时期，印光经常鼓励居士参加佛教活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六册中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记载的印光和各个居士的书信往来。晚年时期的印光，与之交往的苏州居士有李根源、高鹤年、徐蔚如等。1926年在苏州成立上海佛化教育社苏州办事处，王薇伯为负责人，章太炎、李根源等也是其中一员。净土宗在印光的带领下，逐渐地发展壮大且与居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35年，民国政府决定将全国的庙产作为教育基金，将寺庙全部改组为学校。面对这种紧急的情况，时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圆瑛法师连同明道法師等人奔往苏州请印光指点一二。此时，印光正在报恩寺闭关，听闻此消息也是无可奈何。李根源等居士也是恳请印光法师出面，《印光法师年谱》中记载：1935年，四月初七，大师闭关将届期满。苏州报国寺住持明道、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寿量寺住持德性，偕同苏州士绅代表张一麐、李根源及皈依弟子关谷宜、曹菘乔等齐往关房前吁请，要求大师出关后苏垣弘化。大师辞以年老力衰。旋经诸公沥陈大师驻苏以来地方种种瑞象，再三祈请，大师慈悲为怀，遂慨然俯允。印光看到了居士对近代佛教发展的推动作用，苏州居士一起积极的参与佛教组织的建立以及弘扬佛法思想的工作，同时印光也明白如李根源等政界中的居士支持佛教，是佛教更好发展的外部力量，使得这一时期的净土宗发展迅速，成为近代江南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
（二）李根源与大休上人
大休（1879—1932），临济宗徒，俗姓鄢，四川仁寿县人，法名演章，大休是他的号。大休是近代一位精通琴棋书画的高僧，他并不是从小开始接触佛法的，而是少年转投。大休在他的《自述》中写道：“生四川仁寿鄢氏，幼好仙道，喜读丹书，年十三上峨眉皈佛，十七岁受戒于新都宝光寺，锡法名曰演章，临济第二十四世演子派。”[9]大休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离开蜀地四处云游，足迹遍布全国著名的寺院。1923年，大休因杭州“环湖马路成，避嚣吴中，主持寒山寺”。[9]大休在寒山寺任主持三年，在这期间修缮寒山寺遗留下来的古迹，弘扬佛法，多行慈善之举，深得苏州人的爱戴。也是在这一时期，大休与李根源相识，李根源敬佩大休，尊称他为“休公”“休师”。大休在完成寒山寺中兴的事业之后，便又辞去主持之职，重启遍访寺庙之行。1926年，在南社诗人金松岑的推荐和李根源的极力相邀之下，大休住持包山寺的修建工作，大休在包山寺任住持期间，曾写诗一首，记录他的生活：
包山驻足，琴诗之外仍事种植，聊勤四体，成诗以告居士，幸赐教焉。瓶钵随缘带笑看，洞庭却似两螺鬟。包山包住萧间寺，容我安居学懒残。
大休在包山寺时期也完成了他的传世绘画的杰作——《百怪图》，其共有画作102幅，这画中所画的102块奇石皆有特色，引得当时的社会名流如李根源、张一麐、李希白等惊叹不已，纷纷为这本画册题辞。1932年，大休在天马山麓无隐庵圆寂。据1932年的《大光明》记载：大休在圆寂之前的半个月特地到小王山去拜访李根源，请李根源为自己的墓书写铭文，文曰：止矣休哉！时至今日在天马山的摩崖上，仍能看到李根源为大休所书写的铭文。铭文为：
大休和尚，前于包山寺营生圹，特题“大休息处”四字，今和尚爱无隐庵之胜，移锡来住，重治圹基于寺之右，嘱余题之。大休，四川仁寿人，披剃峨眉，能诗善画工琴。腾冲李根源识。
（三）李根源与《吴都法乘》
《吴都法乘》是江南古吴地区佛教发展的记事类著作，共三十篇，作者是明代的周永年。周永年是吴县人，恭肃公的曾孙，佛教居士，少年时期便因才学出众扬名在外，晚年时期遭遇突变，在吴中西山隐居。周永年虽然生长在官宦之家，却不喜官场上的污浊风气，潜心著书，研究佛学，著有《吴都法乘》《邓尉圣恩寺志》等。由于周永年生活在明末，战事不断，所以即便《吴都法乘》是研究江南佛教的重要资料，也在战火纷争的年代无法妥善保存，在周永年辞世之后，便不知所踪。
《吴都法乘》能够再次面世，和李根源有很大的关系。李根源在潜心佛学研究之后，一直想求得《吴都法乘》这套书却未果，偶然在清怡亲王府见到这套书的旧抄本，便与主僧商量借去誊抄。因为此套书在世上流传甚少，价值珍贵，主僧只答应借给李根源十天。李根源拿到抄本之后便请人连夜誊抄，他当时很想将这本书刻印出版使之广为流传，但由于“兹事体大独力难任”又不能失信于人，为了如期归还，李根源只誊抄了一份。民国25年（1936年），由“裕甫”等人出资在上海刊印《吴都法乘》，在这个版本中，李根源为《吴都法乘》作序，序文如下：
吳都法乘三十卷，盖有明吳江周永年安期先生之所纂輯也。先生為恭肅公用之曾孫，忠毅公宗建之兄，當崇禎之季世。以清節力學聞於時，自邦君大夫以至湖海士人，多知其名而爭相延佇。先生泊然不顧，惟以著述為務，俾後之覽者，知千載浮提，儼然華藏世界，大事因緣，宛若龍象長流，方之聲塵煊赫於當世，轉瞬隨逝水以唐捐者，其胸次識力，顧可同日而語哉。
先生著述甚多，其幸免於劫火者，有鄧尉山聖恩寺志。余於徃歲。既為寺僧校讎而梓行之矣，獨於是書。數數求之而未得。歲丙寅，搜采虎阜金石於清怡親王祠，見此舊抄本，於是欣然以喜，商之主僧，得旬日期，亟假歸，斥資倩鈔胥二十人，秉燭兼書，如期而竣，欲付之剞劂，以廣流傳，顧茲事體大獨力難任，又以人事蹉跎，卒卒未遑。
今裕甫諸公，舉以印行，書且成。走筆以相告，曰：此書與君有甚深因緣，是不可以不序，余既喜覺士波光，歷塵劫以烺耀，珠林法苑，晦百世而重昭，將見樂郊樂土。頓還南朝四百之舊觀，梵行梵天，本為有情一生之補處，仰彼前修，欽此達識，業海不波，功德無量矣。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寒食節騰衝李根源書於吳門曲石精廬。
在上海刊行出版之后，《吴都法乘》的数量才逐渐地多了起来。这本书使得后来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江南地区的佛教发展史。同时宗教也是社会发展、国家政权演变的缩影，综观我国历史，经济发达时期封建政权通常对佛教采取扶持的态度，使得人们安居乐业，当佛教经历巨变的时候往往是政权的变更时期，所以《吴都法乘》不仅是佛教著作也是社会经济的变迁史，它的重新问世，对研究江南地区社会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李根源与慈善事业
近代佛教发生改变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居士群体的活跃。苏州的居士群体在印光的倡导之下，也是佛教思想宣扬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积极投入慈善救济事业，在社会民众中具体实践菩萨济世利人的精神[10]。民国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影响，社会弱势群体激增，而此时的社会救济制度几乎不存在，彼时的佛教复兴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他们将社会救济视为重要任务，各种佛教群体都积极的投身进去并大声呼吁佛教对慈善的作用。《佛教月报》1913年第1期刊登了仁山法师的文章《论慈善为合群之要旨》，他认为：“全球万国不能解干戈之备而合成一群者，都由失于慈善之心也。”“孔以仁爱普济天下，佛以慈悲广度众生。要之无不为达此合群之一目的也。合群之要旨，舍慈善其谁与归？”
李根源在小王山居住的十多年间与邻里之间关系和善，以“好客”闻名，素有“山中宰相”的美名。看到小王山的人民生活艰苦、经济文化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李根源联系苏州名士张一麐成立“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首先，为了解决孩子们读书难的问题，建成阙茔小学招收一到四年级的学生。李根源还亲自对孩子们进行分班，使得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都能学到知识，阙茔小学被当地的人们称为“洋学堂”。李根源也很关心孩子们的健康问题，由于村民们没有关于饮用水的概念，所以李根源在学校内挖掘了名为“罔极泉”的水井，供居民和孩子们饮用。同时他注意到村民们冬季没有洗澡的习惯，李根源回想起在日求学时群体生活中的澡堂，于是又主持修建了一所仿日式的澡堂。李根源从日常的小事着手改变村民的生活习惯。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佛教各界秉持着止恶扬善的菩萨精神，积极倡导“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上马杀敌，下马念佛”，在救国济世的善举中完善自身菩萨行为，改变了自晚清以来中国佛教积弊已久的负面形象。[11]李根源积极响应，连同张一麐一起创建“老子军”并两次建“英雄冢”，真如寄禅法师所说“予虽学佛者，但爱君报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12]
四、结语
综上可知，李根源是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称为“天下第一大老”。综观李根源的一生，作为政治家，他是同盟会的骨干力量;作为军事家，他参与领导云南起义;作为文人，他爱好诗文碑刻，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吴郡西山访古记》，积极参与吴中保墓会保护墓葬碑刻的活动，为吴地文化的延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李根源也是近代居士佛教崛起的骨干力量，潘桂明先生在《中国居士佛教史》中简述了近代传统佛教的衰落以及近代佛教发展的新特点，认为居士佛教在这一时间的发展达到高峰。李根源隐居苏州之后醉心佛教，他参与宣传章太炎关于佛学国学的讲座，同时实地考察苏州佛教并在《吴郡西山访古记》中详细记录;再者，李根源本身知名度极高，他又与诸位高僧之间往来密切，李根源投身苏州慈善事业，用自己的行动传达佛学要义。
注 释：
①《涅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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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梓絮（1992—），女，汉族，河南商丘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近代苏州佛教与社会变迁。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