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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走出的洋博士
蒋廷黻1895年12月生于湖南邵东黄陂桥金星村一个农家。这里旧时出了不少打铁补锅的匠人，花鼓戏《补锅》就是以当地农家生活为背景的。蒋廷黻的祖父在务农之余，也兼营铁器生意，在长沙城郊的靖港古镇开有铁器铺子。他父亲不仅具有邵东人的“经商天才”，还担任了靖港商会会长，经常为商界同行“排难解纷”。蒋廷黻六岁丧母，所幸继母待他很好。同时，二伯父对他也很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蒋廷黻小时在家里读私塾，学习传统文化。10岁进入长沙明德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次年改入美国基督教徒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在这所由洋人办的学校里，一位对他的人生颇有影响的女教师帮助他学英语，引导他成了一名基督徒，奠定了他人世、用世的人生观。他后来得以赴美国留学深造，也是取得了她的帮助。
辛亥革命爆发时，蒋廷黻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因对西洋古典文学尤感兴趣，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他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最初，他想成为中国报界大亨，左右中国政治，进了新闻学院专攻新闻。但很快他又感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了解无法深入，欲左右政治，必：须懂得政治，乃放弃新闻改修政治。但不久他又改变主意，认为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须从历史下手，便转学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蒋廷黻跟从最露头角的海斯教授搞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四年中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
蒋廷黻是一个喝足了洋墨水的洋博士，从17岁到28岁，他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1年之久，比一般留学生受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不仅学到了西方的文化知识，也带回了做人与治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较长时间的留美经历，使蒋廷黻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而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正是有了这个发现，在他后来主持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时，才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胆发掘、起用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设新课。
名校铸成的“史迁材”
美国《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收录近两百年来世界著名的华裔史学家14名，其中蒋廷黻的家乡邵阳就占了魏源、李剑农、吕振羽等3位，超过了华裔史学家总数的五分之一。邵阳旧称宝庆，是湖湘文化的源头。蒋廷黻的史迁之材，来源于先贤的基因和名校的历练。
1923年，他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着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并身体力行，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搜寻史料线索。为了掌握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氏旧部。他倡导口述历史和社会调查，与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实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客观解释史实。
蒋廷黻在南开的研究，得到了校长张伯苓的支持。校方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肯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支持他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可以说，南开六年奠定了他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1929年5月，以“罗致良好教师”为“第一责任”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自到南开邀请蒋廷黻主持清华的历史系。出于对校长张伯苓的感恩之情，蒋没有答应去清华，罗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终于答应了。
清华大学当时的文史水平在国内大学中是至高无上的。蒋廷黻一到清华，就聘请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的一个问题，“杨教授，你能简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使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
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继续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以他为首，清华大学历史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改变了“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形成了重综合、分析和对历史的整体把握的新学派。他本来是个惜墨如金、不轻易下笔的人，但在清华时期，他写了不少著作。他于1934年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上中两卷共收入1822年到1895年间的重要外交文献799篇。他收购散藏于民间的外交资料，编辑了道光、咸丰至同治五年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他的那些专题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在南开和清华这两所中国顶尖级的名校，蒋廷黻度过了12年的治学生涯。时间虽不长，但他全身心地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1938年，他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写成了奠定他史学地位的《中国近代史》。这部只有5万余字的小书，是一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抗争史，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它字字珠玑，微文大义，被史学界誉为“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史学大家何炳棣感叹：“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而这部经典的面世，跟在两所名校的经历密不可分。
经世之风催生的政治家
蒋廷黻老乡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其邻居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对其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很大。他说过，学习西方的知识、治学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它们来了解中国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研究近代史及外交史就是为了研究中国抵抗侵略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所以，他不埋头书斋，而是要做积极人世，敢于担当的经世之士。
在清华期间，蒋廷黻已展现出行政才干，才于1934年7月，被蒋介石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委托出访苏联、德国、英国。1935年末，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任命非党人士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他正式踏上了文人从政之路。
怀着报国之志，蒋廷黻一进官场，便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他深感政府机构臃肿，功能交叉，互相摩擦。他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呈报蒋介石，却遭到权贵的激烈反对。他仿照西方的做法，提出官员必须申报财产，竟无人响应。为了公务，他时常尖锐地向同僚和朋友发难。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宝古佬脾气又发作了！”后来，他因不习惯政务繁琐，请求外派，已定为湖南省教育厅长。将赴任时，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又推荐他出使苏联。使苏两年，经过他的努力，使斯大林释放了扣押12年之久的蒋经国。苏联大使卸任后又回行政院任政务处长。
几乎“无人不骂”的李敖，对蒋延黻却大唱赞歌：“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因为他的民胞物与，在抗战即将结束时，蒋介石让他做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救济总署规模之大、物资之多，实属罕见，蒋廷黻曾因此受到他人妒嫉和弹劾。好在也有人为他说公道话：“救总”工作甚为繁剧，外则须与“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折冲合作，内则上必随时报告行政院，旁应与有关部会联络，下宜考虑地方政府之请求。蒋廷黻在这个职位上折冲周旋，为饱受战争之苦的同胞做了不少好事。如利用二战剩余物资，在他的家乡建立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聘请史德沛等10余名美国专家任技术指导，在邵阳城内兴建机械厂、硫酸厂、水泥厂、肥料厂、自来水厂和大米加工厂等。
1947年6月初，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郭泰祺突染重疾，不能履职，蒋廷黻又走马上任，临时代理此职，后来他担任这个职务长达15年之久，1961年调任驻美大使，仍兼常任代表，至1962年7月才停止兼任。他刚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便因与前妻的矛盾提出辞职，但辞职信被外交部长王世杰当面给他退了回去。
婚姻官司打进联合国
蒋廷黻是杰出的史学家、成功的外交家，却是一个失败的丈夫与父亲。在俄亥俄州留学时，他为解除五岁时与贺小姐订的婚约与家父闹得不可开交。父亲认为他“荒谬绝伦”，发动所有的亲戚，信函雪片般飞来做他的工作。但最终有幸解除了婚约。
蒋廷黻的原配唐玉瑞，是与作家陈衡哲同年由清华学校首次考取赴美留学的十名女生之一。唐玉瑞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社会学，认识了与她同年的蒋廷黻，并资助过他。1923年，两人在回国的船上请船长证婚，举行了婚礼。
回国后，唐玉瑞在南开中学教数学和钢琴。这对同学同道、自由恋爱的夫妇，生育了二女二子：长女智仁、次女寿仁、长子怀仁和幼子居仁，本应有共同生活的基础，但后来却出现了感情裂痕。蒋廷黻喜欢玩桥牌，他的第二个女人沈恩钦，就因为同桌玩牌、同席饮宴，眉来眼去，日久生情，撞入了他的后半生。
后来，唐玉瑞带居仁去美国治病，蒋廷黻将沈恩钦和其丈夫沈维泰调到“救总”任职，不久又将沈维泰调往国外。蒋廷黻的侄儿蒋济南于1950年1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蒋廷黻的《公开信》中说：“李卓敏想拿实权……将沈的妻子介绍与你打牌，跳舞，进一步便同居……沈维泰则被你调‘升’到美国去！李卓敏得了实权，便与端木恺、赵敏恒等合伙，强迫你的妻子唐玉瑞与你离婚……到了美国，你又利用你的美国汽车夫来欺压唐玉瑞，以后到巴黎开会，或纽约开会，你便与沈小姐双双出现在外交场合之下！”赵济南所说之事不是空穴来风。《外交秘闻：1960年代台北华府外交秘辛》一书说：“1948年蒋廷黻委托律师，为他在墨西哥法庭单独办妥与元配唐玉瑞离婚手续，沈女士也早与其夫离婚。因之，蒋、沈于1948年7月21日结婚。其夫人唐玉瑞不同意这种离婚手续，乃向纽约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因其夫蒋廷黻在美具有外交豁免权身份，不予受理。蒋夫人唐玉瑞为此甚至把这件事情，闹到众说纷纭的联合国去了。”联合国考虑到此事纯属私人家事，就不了了之。
唐玉瑞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开始“闹场”。此后大凡蒋廷黻去演说、开会，她总不请自来，且坐前排，设法与蒋靠近。原来，唐在“代表处”、“大使馆”都有内线提供情报。尽管蒋廷黻也有应对办法，如派人“清场”或托人“安抚”，但唐的出现仍是对蒋的社会活动带来莫大烦扰，当年在美国知识界外交圈传为笑话奇闻。
蒋廷黻晚年再三请求退休，一是为了撰著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再就是回避婚姻闹剧的困扰。然而，他终因两个女人弄得身心交瘁，患了不治之症，在1965年刚刚获准退休时，就因病去世。元配由两个女儿搀扶，继配由蒋、唐的幼子居仁搀扶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按照蒋的遗嘱，两个夫人各分到了一半遗产。1979年11月4日，唐玉瑞病逝于纽约，1982年8月27日，沈恩钦寿终于台北。他们三人的恩恩怨怨，都已随风而逝了。
流连学政两不厌
正如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邵东老乡袁国平挽孙中山联“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样，蒋廷黻是治学不忘从政，从政不忘治学，一生在做学问与做官之间流连。有人问他：“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回答说：“现代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蒋廷黻治学勤奋且注重实用，不仅有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重视自然科学修养。身为书生时，不忘察政论政，有史迁之才而怀张骞之志。在清华这座象牙塔中，他发表过《革命与专制》一文，赞成以一人的大专制取消数十人的小专制，并与胡适围绕独裁与民主争论了一年多时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常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英美留学归来的文人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在他的推动下，1932年5月他们创办了著名的《独立评论》周刊。几年间，他一共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发表了60余篇政论。这些理深情炽的政论，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先后三次约见他，使他从此走上政坛。
他自己治学务求实用，也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他带他们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热心赞助和支持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课余翻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
蒋廷黻从政后，仍乐于探讨学术，出任外交大使阶段，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雄心重理旧业。常常利用职务之便，扶持学术事业。如在教育方面，他倡导通才教育，重视体育锻炼，批评中国旧文人脱离民众、脱离社会，提出“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
蒋廷黻治学时热衷书生论政，指点江山，从政后又放不下学问研究。他的性格中也脱离不了书生意气，与人争辩，单刀直入，挥斥方遒。不像一般从政者那样善于韬光养晦，绵里藏针。他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国民党政要陈诚说他“不易合作”。正由于这种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品格，他至死都不加入国民党，还不断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
经历过内忧外患，沐浴过“五四”新风，蒋廷黻心里总有一团匡扶社稷的圣火。他说过，“救中国的念头一直潜伏在我的意识中”。留美时期，闻听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他兴奋异常，“心焉向往”；回国任教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之所以挚爱学政两不厌，终身在其二者之间流连，是他始终不改的书生意气与一直潜伏在意识中的救国念头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