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沉钟》利用欧化的语言、多样的时态与丰富的艺术视角，构筑了一个神话与现实共生、交织、互文的艺术空间，表达出对乡土中国命运的历史反思，以及对现代性的独特理解。
关键词：神话叙事 现代性 乡土中国
受惠于漫长的农业文明，注目乡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自“五四”起，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就开始兴起，并在近一个世纪中不断调整、更新、转折、创新。发展到当代，对齐鲁大地乡土社会的书写成为山东作家孜孜不倦的笔耕事业，他们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完成对乡土的表述。陈占敏植根于胶东一隅，以其独特的方式写出了对乡土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理解。《沉钟》讲述了偏僻落后的老店村奇幻诡谲的全部历史。陈占敏被称为“拒绝合唱的人”{1}，然而在《沉钟》中，他用神话叙事建构出一曲乡土社会的宏大交响曲。
一、神话空间的构筑 老店村是小说发生的物理场域，在时间的线条上，老店的兴起与毁灭分别对应创世和末日的神话原型。小说这样描述老店起源：一场抹灭天地界限的大雨中，飘来一口大钟。昏睡的女人在钟里随洪流飘荡，直到大钟搁浅岸边。女人醒来后误食一颗“红葡萄似的太阳”，怀孕并诞下老店的第一代人。
洪水神话是世界性的关于宇宙毁灭和人类再生的神话，从西方的《圣经》到东方的《山海经》，都能看到此类神话的影子。感孕而生的故事同样屡见不鲜，如附宝见大电绕北斗而生黄帝，姜踏巨人迹而生周祖弃……洪水创世和感孕而生是人类初民对世界来源和人类起源问题的回答。老店村的诞生和毁灭也均与洪水有关：小说的末日部分，在一场速降十五天的大雨中，滑坡和泥石流湮没了整个村庄：“一个轮回完成了。老店回到了它最初的样子。”{2}
创世与末日的呼应组成了《沉钟》的神话结构。这一设置构筑了一个高于现实时空的神话空间，一方面使老店历史从诞生之初就具有丰厚的象征意味，另一方面为老店村的奇人轶事提供了得体的出场方式。以此观之，老店村如同蒙昧中的原始部落，冯子明则是“首领之子”，他观天、听字的超能力和海洲老娘的预知能力，都体现出原始巫术的色彩。也由此，整部小说发生的场域超出了地域限制，而进入时间的漫漫历史长河。
神话与现实的互文是小说的一个亮点。紧随创世神话的，是老店村人对神话的现场验证：为推翻何姓人依据先祖神话得出的“何姓男人的膝盖是凉的，女人的屁股是凉的”这个结论，冯程两姓所有夫妇约定采用流行的欢爱姿势，“关键时男女双方同时伸手摸一下对方的臀部与膝盖”，发现“我们的膝盖和屁股都是凉的”{3}，以反向的推导兴致勃勃地打破了何姓先祖神话。细致的解构，正体现了根深蒂固的信奉，这也说明神话思维在村庄生活的现实在场。
小说中末日降临的部分同样如此。金矿开采引起的土地下陷是村庄毁灭的现实动因，大雨则是带有超验色彩的神秘原因。而“沉钟”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体现了神话与现实的杂糅。神话里的器具从来没有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当下生活，然而《沉钟》里的大钟，竟然真的被挖掘出来了。沉钟的出土混淆了神话与现实的界限，制造出历史的恍惚感。
在这种恍惚中，作者给小村的毁灭提供了现实解释之外的神话解释。小说中，沉钟是具有灵性的物件，当女人坐在沙滩上不移不动的时候，“它没有劝说和怂恿，也没有失望和落寞，利落地在水上翻了一个身……慢慢地下沉了”{4}。大钟的沉没是出于对女人的忠诚而做的自主选择，那一刻，大钟成为陷入沉睡的圣物。沉睡前，他发出一段箴言般的叹息：“他（沉钟）要是知道女人彻底忘了大钟原本是人的庇护，他也许会滋生比忠诚更具远大意义的反叛力量，可是他被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阻隔永远地判决了，他注定了只能在野生物漂流的河水里沉落，不能越过物种差异垒成的堤坝到达心智的海岸。”{5}
这是解读“沉钟”意象的关键。大钟因“忠诚”而陷入沉睡，并在沉睡中庇护村人。他像造物的母神一样，给予老店人——他的子女——自由生长的空间，而老店对自然的攫取，以及种种内部矛盾，构成了对圣物的惊扰。大钟的庇佑无法到达村人“心智的海岸”，因此，他决定苏醒，将一切推翻重来，在末日时刻“滋生比忠诚更具远大意义的反叛力量”。
沉钟的苏醒和复现，是老店村灾难降临的信号，意味着神的放弃、种族的再次迁徙，也意味着新的创世的到来。陈占敏在这里表达了带有宗教色彩的历史悲悯。老店的诞生正如大钟里的女人对新生儿来路的思考：“桃树开花的时候自然有风儿把果子送来。”也终有一天，“桃儿正红的桃树枯萎回去，满树红桃啪嗒啪嗒坠地跌烂洒落了满地汁液”{6}。可见，《沉钟》的神话结构并非高蹈于现实之上的华丽外衣，而是构成全书血肉结构的有机组成。
二、神话空间的呈现方式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乡土社会作为丰富的写作资源，在表现出博大深厚的同时，往往也暗藏脆弱的一面，即遭遇误读的危险，以及误读之下曲解和变质的可能。不过曲解和变质在文学创作中并非不可取，在某些情况下，曲解恰是璀璨的折射，变质也可以发酵和酿造成文学虚构。具体到《沉钟》，他在尽可能表现乡土生活的丰富性与保鲜性的同时，亦体现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反省{7}，给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以独特的思考和答案。
首先，从语言的使用上来看，方言是种群的文化基因，在表现乡土时，诸多作家喜欢使用方音土语进行创作，包括直接使用地方语言和改造后的地方语言，以求鲜活、有效地完成对乡土地域文化的素描，形成浓重鲜活的乡土气息。《沉钟》作为村史记录，先天具有反映乡村社会风貌的需要，然而作者并没有使用大量胶东方言，整部小说反而表现出欧化的语言特点。
“欧化句法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定语越变越长。”{8}《沉钟》的长定语非常多，如：“他是党支部书记冯振东的弟弟冯子明的亲叔冯振平。”从语法的角度来分析，以夸张的欧化句式来表达乡土经验，是一种靠近但不介入的方法，巧妙地避免了对乡土气氛的破坏。这些句子一方面让人感受到乡土社会中复杂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作家在方言使用时的谨慎。不仅如此，欧化句法还常常指涉多变的时态状况。以“此时老大哥向我们讨债还没成为公开的新闻只是内部消息”为例，“此时”是故事的叙事时间，具体指冯立斌的课堂时间，“老大哥向我们讨债”发生在未来，是将来时态。而“还没成为公开的新闻”又表明讨债事件在未来某个点将进入完成时态。在叙述者眼中，既有现在进行时的课堂时间，也有将来完成时。而在作者的写作时间中，这一切又都以完成时的方式呈现，因为老店村的历史有完整的开端和结束，创世与末日间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已经完成了的。
小说在标明时间时，大量使用“已经”“还没有”，同样表明事情处在已经完成的时序中，拓展和延长了小说叙事的空间和时间。时态的复杂变化把读者带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审美效果中。而且，在两句时态复杂的句子相连时，读者依然可以流畅地进行阅读，如“此时老大哥向我们讨债还没成为公开的新闻，而海洲姥娘骑着苞米叶上天倒是小村人人皆知的故事”{9}，随后就是海洲姥娘的故事。在这里，时态变化又具有了过渡情节的结构功能。进而言之，当欧化句式与时态变化发生重叠时，小说情节中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叙事结构：“正担任着小村青年队长还没有当上党支部书记的冯振东为自己不能念下书上的文章气恼万分。”{10}这种欧化句式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较为成功地营造出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审美效果，这也成为贯穿陈占敏整部小说的特色。
其次，从叙事视角的丰富性来看，小说结尾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三个不同的视角。从冯子明的拯救者视角，看到了灾难到来前书记、会计、画家在研究艺术问题，饭店主人正在打瞌睡……这是一派闲适的气氛。从麻木村民的垂死者视角，可以看到冯子明一家在雨中怪异地奔走。从叙述者的旁观视角，则看到了土地正在塌陷，泥石流正在形成，灾难已经来临。这三个视角奇异地混合在一起，表明村人身处垂死边缘而麻木不觉，提前觉察的人却无能为力。而当泥石流灾难到来时，读者既看到老店村的毁灭，又看到冯子明一家逃出生天带来的新生希望。一半是末日，一半是新生，直到“一个轮回的完成”。
这样的叙事视角有着强烈的镜头感，仿佛作家手提摄像机挨个扫描末日的断面，又慢速地放映出来。在一个刻不容缓的末日时刻，用极其缓慢、耐心的镜头语言展现末日降临前一秒的老店众生相，使得老店的活物都有了雕像般的凝滞感——在此后的全部历史中，饭店主人永远在打瞌睡，对艺术的讨论成为悬案；泥石流以彻底湮没的方式，完成了历史的定格和复原，又带有神话叙事的魔幻色彩。作家借此指出乡土中国历史的循环性，在历史观上显然与推崇社会进化论的现代性相悖。
① 王月鹏：《拒绝合唱的人——记著名作家陈占敏》，《时代文学》2012年第10期。
②③④⑤⑥⑨⑩ 陈占敏：《沉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版，第572页，第89页，第85页，第85页，第87页，第5页，第3页。
⑦ 可参考张清芳、陈爱强在《柏杨的文学思想综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中对现代性的相关表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和发展其实也就有了两种可能性，一是从精神层面来建构起现代性的主体——现代市民——的主体性……二是建构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往往通过分离现代性系统来完成，经过先政治后经济再到阶层主体性的建构路径。这一道路体现的是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其核心是社会形态的更改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所建构的就是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就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⑧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见《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