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近代著名学者和政治家， 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一生，除在学术上与政治上有重大影响外， 其在家庭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同样不可忽视。梁启超身先示教， 饮冰室英杰辈出， 先后出现三个中科院院士， 新会梁氏成为文化名门， 实在是中国家庭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言传身教， 培养子女爱国奉献的情操
苏联教育家别林斯基在论及道德教育时有一个经典的观点： 在儿童的道德教育中起着决定性的， 不是伟大而远离儿童的人类范例， 而是每天围绕在儿童四周的普通行为范例。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的品行在朝夕相处之中不知不觉被子女接受、效仿。明代陆世仪认为童蒙教育“凡家庭之教最急” ， 以身示教是家教的关键， 若父母道德有缺， 子女人生的第一课上不好， 以后“虽有良师， 教诲亦难” 。因此父母自身的道德品质在家教中至关重要。《学记》曰： “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梁启超也说： “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 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姐妹弟兄（ 指思成、思顺诸人） 的模范。”他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辛亥革命后， 袁世凯妄图称帝， 为确保革命果实维护共和， 梁启超著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声讨窃国巨贼袁世凯。袁尝以二十万元巨款收买这篇檄文并恐吓任公（任公是梁启超的号）： “亡命十年， 此种况味亦既饱尝， 何必更自苦”呢？ 梁任公谈笑自若： “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 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他的弟子蔡锷回忆道： “帝制议兴， 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 直道危言， 大声疾呼， 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 全国人人所欲言， 全国人人所不敢言， 抑非先生言之， 固不足于动天下也。”表现了梁启超高尚的人格和高贵的爱国情操。
梁启超常常教育子女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奉献社会、回报社会。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 才不愧我之爱儿。人生在世， 常要思报社会之恩。”抗战期间， 梁思顺居住在沦陷区北平， 日本人威逼利诱三番五次拉她出来做事， 她坚决不应， 保持了高洁的德操， 并且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捐给防痨协会， 赞助设立在西山的青年肺病疗养院。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反动政府推举她为“国大” 代表， 她拒不接受， 却通过协和医院余汝琪女士向解放区捐赠衣物。“人必有真爱国心， 然后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的子女大多留学国外， 完全可以进人西方上层社会，国外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要远远大于国内， 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归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思成夫妇疾病缠身， 生活清贫， 度日如年。美国有些大学和博物馆想聘用他们， 这无论对于他们研究或治病都大有益处， 梁思成一一婉言谢绝：“我的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的三子思忠秉性更似乃父，对祖国前途命运尤为关心，值日寇侵华之际，思忠不畏凶险毅然回国，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参加了著名的淞沪会战，不幸为国事牺牲于兵火纷飞的战场。
二、启蒙开智，奠定子女智力发展的基础
启蒙教育的重要，使人们极为关注早年智力的开发，“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二程也认为儿童的启蒙教育应早为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人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人，岂有太早者乎？”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是最早关注儿童启蒙的教育家之一。他认为幼学是人生的起点，“春秋万法论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梁氏兄妹入学较早，基础知识打得很扎实。思礼刚三岁，梁启超就令他每天写五个大字，手把手教他给兄姊写信。梁启超以为近代中国科技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在于人才匮乏，毫无创新意识。究其根源，乃幼年所受“蠢陋野悍，迂谬猥贱”的学究教育所致。以此为鉴，梁启超没有让子女进呆板的私塾启蒙。长女思顺出生较早，其时尚无女子学堂，任公便亲自授女，主课经史，副课诗词，造就了思顺深厚的古文功底。梁启超还为爱女的书房取名“艺蘅馆”，传颂一时的《艺蘅馆词选》即源于早年所受的家教。
梁启超在启蒙教育中主张奖赏教育，反对体罚教育。他认为教子应以道导之，以术抚之，而不是以力服之。旧教育中动辄对儿童棍棒相加，“毁齿执业，鞭笞挞，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的残酷做法，梁启超深恶痛绝。他抗议，七岁孩童即使犯罪尚且可以宽免，为何孩童上学却要“受此苦刑”！不因势以导，强迫儿童学习，这种做法违背教育学习的基本规律。梁启超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了解到人的“大脑主悟性”“小脑主记性”，因而强烈反对强令记忆，扼杀儿童的天赋悟性，主张“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夫人李氏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梁思成回忆说：“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极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梁启超得知后，一面狠狠地批评了李夫人，一面教导思成应该怎样学习，怎样做人，既是慈父，又是良师。对于子女的学习，梁启超每令他们理解后再记忆，他甚至还在家中设一实验室，孩子们遇到理化问题一时想不通，可以动手做实验，增强理解。梁启超的儿女们完全是在一个高于同时代的良好环境中学习的，既学得轻松又学得扎实。他们的智商在早年就得到了很好的开发，这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无惧忧患，培养子女不怕挫折的精神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载提倡“困辱非忧”，人可以在逆境中焕发智慧，磨炼意志，升华情操。梁启超亦常常告诫子女：“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使汝辈再处如前数年之境遇者，更阅数年，几何不变为纨绔子哉。”优逸的环境容易使人慵懒丧失斗志，反之逆境则能让人奋起斗志昂扬。梁启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继承了中国儒家传统的忧患意识，并巧妙地将它移植到家庭教育中来。梁思成回国择业时，曾打算直接进清华做教授，一则清华待遇高，二则清华环境舒逸。梁启超极力反对，“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其时张学良创办东北大学，急需大批人才开恳处女地。梁启超闻讯非常高兴，忙代儿子接下聘书，“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于是思成去了条件待遇大大低于清华的东北，创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不但培养了众多现代建筑人才，也在低劣的环境中锻炼了意志、能耐，为以后成为斐声中外的建筑学家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同世间寻常人父一样，任公并非圣人般能够太上忘情，他也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女，但是绝不纵容溺爱他们，以免长大后庸庸碌碌一事无成。他希望子女能够较早地独立生活不依赖父母，让他们在困境中磨炼出独立的人格。梁启超曾对儿女们说：“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磨炼出来。”16岁的思庄本拟去美国念书，思成、思忠、思永等人都在美国，兄妹间可以相互照应。梁启超怕爱女过分依赖兄长，养成娇气，断然将“小宝贝”送往加拿大读书。对那些在海外的子女梁启超一再叮嘱他们要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地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者”。为子女掌舵导行，可谓煞费苦心。
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生活难免有跌跌绊绊的挫折，有时打击还来得很大甚至无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少先进的仁人志士对国家社会丧失希望，有的专心学问终身不问政治，有的干脆遁入空门伴守古佛青灯。偌大的中国竟无梁启超安身之处，迫使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日本，还不时躲避清廷鹰犬的搜捕，如此遭遇让人心灰意冷打鼓退堂亦在常理之中。然而任公并不悲观失望，继续为国事东奔西走。他教导子女：“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1923年思成出国前夕不幸遇车祸，伤势甚重，非但耽误了深造之机，而且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走路微跛。梁启超得知情况后，最担心的不是思成身体落残，而是怕他精神低落，丧失生活前进的勇气。梁启超疾书劝慰：“人生之旅历途甚长……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炼德性之好机会。”他鼓励儿子战胜心理上的阴魇，把挫折当成磨炼的机会。梁思成后来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被指为右派，正是在父亲谆谆教导的感知下，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四、注重实际，培养子女经世致用的学风
古代著名家庭教育家颜之推曾批评世上的读书人，“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棁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军国经纶，略无施也。”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学人常有的一种毛病。梁启超把学问分为“纸的学问”和“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人们常提的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他主张两者结合，知行并进，认为如果学习不得要领，如学医学、矿学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把它的教科书、课本背得滚瓜烂熟，而不能应用到实践中去，就像把文章烧成灰吞食掉一般，“无论文学之纸灰，矿学之纸灰，其为无用一也”。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这是一门与实践联系极紧密的学科，梁启超写信要求他回国实习，收集一些中国野外的资料。于是思永回国整理了清华所藏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于1926年发掘的山西省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部分陶片，并写成了英文专刊，收获颇丰。宋代教育家胡瑗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梁启超的思想与之不谋而合。思成夫妇在美国学成建筑学预备回国之时，梁启超说：“我总想你们回国之前，先在欧洲住一年或数月，因为你们学此一科，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是要不得的。”而且一再关照：“你脚踏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的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下印象（凡注意的东西都留它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思成夫妇一路欧游，观赏了北欧严整的市政，德国莱茵河畔的著名堡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人文装饰，土耳其回教的建筑美术。这次游历对日后梁思成建筑艺术的成功着实功不可没。
梁启超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求知的目的有二：一是求智，二是致用。二者缺一不可，即所谓知行合一，二者兼备方称得上是学问。”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他以自己晚年讲得最多的史学为例，不仅仅满足于“求真”，而且主张“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这与胡适从美国搬来大力提倡的实用主义很有几分相似。但是梁启超的“致用”是“致用于国家”，致用于国计民生，社会进步，而不是为个人私利所“用”，他反对子女将学问当成做官、谋求私利的手段。国富民强需要人尽其才，发挥个性和特长。他多次反思青年为仕而学，拥挤于政界的危害：不仅成为政治腐败的温床，而且埋没人才，危害自身。“虽以志节之士，一人乎其中，则不得不丧其未来，而人格既日趋卑微，则此后自树立之途乃愈隘”。他痛述自汉而后，朝廷以利禄引诱士人，人们都为官而学，“为官而学，学自此湮矣。”所以他极力反对“为官而学”，教育子女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曾告诫思顺夫妇：“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任公的九个子女每个人在学术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我国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与梁启超的悉心教育是分不开的。
五、趣味与渐进，培养子女学会学习的方法
梁启超自称信仰趣味主义，拿趣味作人生观的根底。梁启超一生所作极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每天除睡觉外，没有一分种一秒钟不是积极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他把学问上事业上的成功归结为趣味的导引，没有趣味的人就像机器没有燃料一样不能运转，这种人勉强留在世上也不过是行尸走肉。梁启超时刻注意子女的兴趣，他怕思成在美国学得太专门，把生活弄得近于单调、厌倦乃至苦闷。他要求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学之某部门，多用点工夫”，只有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学习、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不可否认，有人凭苦学而非趣味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样付出的劳动较之有趣味的学习不知要艰辛多少。鉴于19世纪以来生物学进步造成的社会许多巨大变化，梁启超本希望思庄学生物，可是麦基尔大学的生物教授教得不好，思庄学了很长时间都不能对生物产生兴趣，更谈不上好成绩。梁启超了解到女儿的状况后，特地写信劝导：“凡学问最是在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思庄此后改学有浓厚兴趣的文献学和图书馆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趣味是人生前进的要素，趣味丧失掉生活则变得无意义。但趣味是有高尚和低贱之分的，梁启超指出，趣味的性质未必都是好的，如赌嫖也是某些人的人生趣味。作为家长、老师、教育者要积极引导子女、学生走正途，激发他们好的兴趣，不跌人下流行列。
有趣味学习就有了动力。但是，学习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应该遵循“由浅而深、由粗而精”“由繁反约”“因势以导、引譬为喻”等原则、规律。孟子以“揠苗助长”的故事来比喻接受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应是尽力耕耘，反对放任自流，另一方面也反对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知识只能靠点滴积累，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南宋朱熹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提出“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也是对学习应循序渐进的一种阐述。学习无终南捷径可走，梁启超痛感幼儿教育”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辩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他很推重我国古代先哲的“优游涵泳，使自得之”的学习方法。“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特别强调只有“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庄初至北美因语言不通等原因，学习跟不上进度，于是拼命用功以免落于人后，梁启超并不欣赏她的学习方法，对她说：“做学问不必太求猛进，像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尽管思庄奋力苦读，可是收获甚微，没能进大学。此后思庄聆听了父亲的教诲，一年下来便轻松考进了加拿大著名的高等学府麦基尔大学。梁启超科学的学习方法又一次在女儿身上得到了证明。
梁启超的育子之道绝非上述五个方面所能概述，而梁思成众兄妹的成就是梁家良好家庭教育的结果则是有目共睹的。并非所有学者名人的后代都能成才，就以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为例，南海先生的儿女多数平庸无能，梁启超对此也很痛心，他分析是康南海“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得此教训，梁启超百忙之中不忘家庭教育。子女在身边时，任公以自己为榜样，对他们言传身教；子女远离自己时，就以两地书为工具时刻了解他们的状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梁启超的书信中，没有居高临下，没有道德说教，没有随意指斥，只有平等交流，循循善诱，关心呵护溢于言表，让挚爱的温情流淌在每一个儿女的心田。正因为如此，梁启超造就了梁思成等新中国解放后尤其是建设中的一批梁氏功臣，书写了中外教育史上一个传奇佳话。
参考资料：
1.傅任敢《学记译述》，上海教育出版社。
2.梁启超《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社。
3.陶菊隐《筹安六君子传》，中华书局。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5.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6.《二程集》，中华书局。
7.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技出版社。
8.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黄延复《梁启超治学杂拾》，《人物》1985年第1期。
10.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1.《荀子新注》，中华书局。
12.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
（选自《南通师范学院学报》）